多文本跨界创作讲述中国故事

多文本跨界创作讲述中国故事

——丘树宏、凌逾等访谈录

　　时  间：2021年12月28日上午9：00-11：00

　　地  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美丽湾文学阳台

　　访谈者：丘树宏、凌逾、徐诗颖、张衡、骆江瑜、罗瑶瑶

　　整理人：骆江瑜、罗瑶瑶

　　审阅人：丘树宏、凌逾、徐诗颖、张衡

　　访谈对象简介：

　　丘树宏，1957年7月出生，广东河源连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广东省音乐家协会顾问；先后在珠海、中山市任职，中山市政协原主席。已出版个人诗集《隐河》《以生命的名义》《长歌正酣》等10部，人文社科和经济类著作《思维洼地》《心的看见》《中山传》等10部。

　　2003年，丘树宏凭一首抗击非典的大爱诗歌《以生命的名义》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作家协会以同名大型节目播出后而走进中国诗坛，被誉为“时代歌者”。曾获人民日报年度散文奖、《诗刊》诗歌金奖、《人民文学》《文艺报》和《文学报》等征文金奖、《诗选刊》中国最佳诗集奖、《芒种》年度诗人奖、《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和鄂尔多斯文学奖、广东省“五个一”奖和鲁迅文学艺术奖（两届）；为中央电视台大型史诗电视剧《辛亥革命》《下南洋》等撰写主题歌。

　　近几年来，丘树宏致力于长诗、史诗和大型舞台节目文学台本创作，已完成《30年：变革大交响》《孙中山》《共和国之恋》《海上丝路》《海上丝路•香云纱》《Macau•澳门》《南越王赵佗》《宋庆龄》《伏羲颂》《九连山下》等二十余部；主创并兼总编导的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曾由国家文旅部、国务院台办和侨办等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安排，并分别与广州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香港管弦乐团等合作，在海内外演出十余场；主创的大型音乐舞台作品《孙中山》《英雄珠江》《南越王赵佗》《咸水歌》等在中央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播出。

　　丘树宏首倡“孙中山文化”概念并力推纳入国家战略命题，创设“中山杯”华侨文学奖、孙中山文化节，创建“香山香”沉香区域品牌，策划组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和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一系列国家级活动项目，以及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走进中山、中央电视台“中华长歌行”走进中山、孙中山文化高铁行、孙中山文化粤港澳行等一系列大型人文活动，影响广泛。

　　2021年12月28日上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凌逾教授带着博士后徐诗颖，博士生张衡、骆江瑜和硕士生罗瑶瑶在珠海美丽湾28楼丹田之家的文学阳台对丘树宏主席进行了采访。丘主席首先介绍了自己的业绩经历，凌逾教授介绍了团队成员的研究领域和各自的学术特长，然后彼此提问应答，话题不绝，讨论热烈欢快。前一日丘主席才在佛山参加完“第六届中国长诗公益品鉴暨中国长诗奖颁奖典礼”，便风尘仆仆赶回珠海接受我们的采访。虽然天公不作美，我们在文学阳台只能隐隐约约看到港珠澳跨海大桥和珠海大剧院的轮廓，但凭海临风，围桌而饮，丘主席还带来了河源特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湖柴火炕花生”和我们一起分享，也是一场美丽而务实的文学邂逅。

　　这一场探访，我们看到了一位通过多文本跨界创作来讲述中国故事的文艺家，他丰富而感人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历程。

一、伟人故里：孙中山价值的再发现

　　张衡：丘主席您好！您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孙中山文化”和“香山香”首倡者。请丘主席讲讲中山首部城市传记《中山传》吧？我之前关注过这个系列，然后看到您今年新出的这部书。因自己研究粤港澳文学，也看到广州作家叶曙明出了《广州传》，另有《深圳传》《珠海传》等。但《中山传》好像没有北方城市传记宣传力度大，比如《北京传》是邱华栋写的，《南京传》叶兆言写，国外也有《伦敦传》等。我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写《中山传》的精彩故事。

　　丘树宏：《中山传》是国家外文局向中宣部申报的“丝路百城传”选题项目，范围不仅包括本国的，国外城市也有布局，即在海上和陆上丝路沿线选取一百个城市，每个城市出本城市传，然后翻译成五种语言来发行。《北京传》《广州传》并不是这个系列的。《中山传》最早就指定要我写，开始我没答应，一是觉得个人能力承担不起，二是职务上工作确实很忙。后来他们反复要求，我也觉得，既然工作生活在这个城市，并且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心得体会和素材，就答应下来，将其作为义务、责任甚至是一种使命来做。由于我平时有很多工作，所以就找了一个作者叫黄刚，他的报告文学和散文、诗都很好的，我就给了他差不多一百万字个人的有关书籍、文章等素材和资料，这是我在中山、珠海几十年所积累的文章素材，然后和他聊大纲，聊我的观点等。所以整个思考和主体框架是我确定，内容是他来整合的。《中山传》有意思之处在于，每章节前都有我写的一首诗，提纲挈领，然后每章后有段散文诗是黄刚写的，首尾呼应。其实这些诗歌和散文诗加起来，就是一篇完整的诗文。

　　凌逾：西西198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候鸟》也是如此，每章节前都有首诗，我的《跨媒介叙事》一书将《候鸟》命名为长镜头主导的“兴”影像叙事小说，因为这些诗文就是起兴脚本，据之可以拍成电影。

　　丘树宏：《中山传》写得相对感性，但是站位也比较高，有自己的观点论断。贯穿整部《中山传》的是核心话语是“中山是座山”，这是我写的歌词，跟姚贝娜父亲姚峰合作过一首歌《中山是座山》，由广东第一通俗女歌手常安演唱。

　　中山是座山。首先，中山是五桂山，既是自然之山也是人文之山，写出五桂山的自然和人文，包括为什么叫香山，这里出了什么人物等等。然后，中山是香山，香山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讲到香山历史，承载什么文化，包含什么内容，文化特点、自然特点是什么？以前中山属于东莞，公元1152年，我考证出南宋绍兴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52年10月14号成立香山县，当时香山包括珠海、澳门和中山。第六版《辞海》把香山县建县日推迟了十年，而且说县治是中山。我通过南都给他们提意见，刚刚出的第七版《辞海》改了，但是第二个错误没改，它当时说辖中山市，这是不对的，应还包括中山、珠海、澳门。第三个中山，就是孙中山先生，从孙中山又讲到其他人物。我对中山的简介有四句话：伟人孙中山的家乡，中国近代史的摇篮，咸淡水文化的中心，海陆型经济的典范，还可再加一句：正宗新粤菜的鼻祖。中山（香山）是中国近代史的摇篮，在军事、商业、教育、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出了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郑观应的思想。第四个中山，就是小城大中山，也就是中山市，讲中山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将中山归拢到四个“山”，一线贯穿就很有创意。

　　《中山传》出版后，出版社在今年南国书香节做了重点推介，又在今年深圳文博会组织了《深圳传》与《中山传》的对话，邀请我在文博会谈谈深圳跟中山的关系。我说：一百多年前，珠江西岸出现了中国近代史、近代文化的摇篮，创造了奇迹；一百年后，珠江东岸也就是深圳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也创造了奇迹。建设中的深中通道将连起两地的人文、经济、社会，这更是一个奇迹。这次对话活动，被誉为“文化的深中通道”。

　　凌逾：文化的推动力量确实不容小觑，是撬动国际传播的杠杆支点。

　　丘树宏：讲到《中山传》，“孙中山文化”绕不过去。2007年，我首先提出来“孙中山文化”概念，2008年，市委以一号文件下发当作文化战略来做。2011年成为省政府的文化命题，2011年省政府工作会议中就写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弘扬孙中山文化”。到了2019年2月18号，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有一句“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就这命题，我们中山孜孜不倦地做了十年推进工作，我曾像今天这种座谈会一样向三个国家领导人面对面汇报。十年征程，所以写进《纲要》里委实不容易。我当时提出来的时候，也有领导和专家表示过怀疑，但是我们不争论，我们觉得这是在做好事，只要不谋私就大胆往前走。当然努力的过程还是很艰辛的。“孙中山文化”很重要，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里面讲到一个人就是孙中山，以人命名的文化就是“孙中山文化”。

　　什么是“孙中山文化”？我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核心层就是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主义等等，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等最核心的东西。二，核心的外围是什么？是这些思想、理论、主义背后的文化背景、文化元素。其中最主要有两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明，而且，孙中山文化史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明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崭新的文化，形象地说就是咸淡水文化。第三个层面，孙中山自身就是文化大家，他本身就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甚至是人类世界的重要文化遗产。比如孙中山的著作、文章、演讲、诗词、书法等都是绝佳的，他就是一个文化名家。“孙中山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十一个城市都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因此说“孙中山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共同的重要的纽带。我专门组织过两次“孙中山文化粤港澳行”活动，在发布《孙中山文化交流合作规划纲要》之前，我们在香港跟中联办合作办过一次；发布之后，我们跟香港《大公报》合作，共同派记者和专家到十一个城市走一圈，然后在《大公报》一个个城市整版刊登报道，最后出了书《中山路》，描述十一城与孙中山的关系、史迹、故事，很有意思。孙中山故居举行启动仪式时，广东省许瑞生副省长也来授旗了，当时他正好策划“古驿道”项目，我们这个“孙中山文化粤港澳行”就成为了最重要、最早的“驿道”。

　　张衡：您刚刚提到中山是座山，您自己也是客家人，从另一座山“九连山”走出来的。我发现您写的作品，包括写珠海、中山或者写澳门，都是面向大海的。有位评论家指出：“丘树宏是一位背靠大山、拥抱大海的诗人”。我认为这个评价特别好，包括著名评论家谢冕、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叶延滨等人也这么说。我想问在您的生命中大山跟大海分别给了您怎样的灵感或影响？

　　丘树宏：大山给了我生命，大山让人觉得闭塞同时也给你一种动力，让你想要走出去；大山还给了我很重要的质朴品质——诚实、单纯。大海是我生命的扩张和延伸，打开了我的胸怀。生命不可能延长但是可以扩展，胸怀、眼光都可以拓宽，其实也是给了你第二次生命，使得自己的思想更辽阔、胸怀更宽大，让自己除了质朴、诚实之外又带着一种新的希望和使命感，让你走得更远。在大山里很难有远大的使命感，而大海给你的使命感是不同的。

　　凌逾：海的胸怀滋养了梦想。我觉得大海可能给您一种奋进、冒险的精神，大海、大风、大浪还是更难驾驭的，比山更难驾驭。客家人有一句话，欺山莫欺水……

　　丘树宏：孙中山生在海边，他都说第一次从澳门、香港去夏威夷，始见轮船之大、沧海之阔，从此就有了一种志向。所以我的作品跟其他一般诗人不同在于，他们写诗就写诗，写得再好都在诗歌这个圈子里，我是既在圈里更在圈外，面对的是百姓社会、国家民族，这特点是很浓厚、很自觉的。第二，我会给这个地方带来一些文化发现和思路，做一些文化贡献，这也是一般诗人所没有的。我的许多作品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思想、启迪，开拓地区的文化局面。我个人觉得自己要对广东和中华文化有一种文化贡献，要发现一些东西。所以上海的孙琴安评论家评价我是一个很会发现的人——不仅仅是眼的看见，也是心的看见，我的散文集《心的看见》即是此意。他觉得我不管到哪个岗位、哪个地方都能发现一些新东西。我到了中山，发掘了“孙中山文化”，说了以上那几句话。1999年到珠海的香洲区做区委书记，那时已在珠海奋斗了十几年，自以为很了解珠海，但一去香洲区，我发现自己并不是很了解珠海，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名片后面加了两句话，“香山：一百多年前中国从大陆经济大陆文化走向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缩影，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封闭经济封闭文化走向开放经济开放文化的窗口”。这句话把香山地区的文化特质写出来了。名片上的两字最早是香洲。然后到珠海市里当领导就换成珠海，到了中山就换成香山了，回到“原点”了。香山人文很有特质，过几天我就要开始考虑策划“回到香山”这主题活动，因为2022年是香山建县870周年，历史有时候需要回望，建设大湾区更要回望。回望是为了展望，回看是为了向前看。这个“香”字有意思，我们要做足“香”文化，把香山特质搞清楚，把中山特质搞明白，尔后才能做得更“香”。

　　近百年来，我们大香山地区有“五大著”，第一部是《建国方略》，在世界上，作为一个伟人、一代领袖，有那么完整的建国思想的人很少。《建国方略》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一本书。第二部就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是清代第一部刊印给官员学习的一本书，他的商战思想影响了毛泽东、孙中山乃至更多的人。第三部是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对近代中国影响巨大。第四部是《英译集全》，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是中国最早的四大买办之一唐廷枢写的，当时他用广东话注音，据说当时那些学英语的人都有点广州话的口音。第五部，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他是全世界最早把汉字数字化的人，发明了四句口诀， “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用这口诀可查字典，不用查部首，不用翻书就知道这字在哪一页。你们应该没有听过，我是在高中的时候自学的。我想，若论中国汉字数字化第一人，那就是商务印书馆的香山人王云五。

　　罗瑶瑶：“孙中山文化”作为中山市最重要的文化财富，请问丘主席“孙中山文化”在出版方面的现状如何？

　　丘树宏：有关孙中山的著作非常丰富，但以学术著作为主，关于“孙中山文化”这主题的还是不多，主要是我在做。目前与“孙中山文化”有关的出版物有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国家命题：孙中山文化》，至今刚好出版十年了。还有音乐作品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已在全球演出十几场，都是国家有关部门安排的，在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北京、广州、珠海、中山等地演出，每次演出的团队都不同，到哪个地方就用当地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来表演。在北京是北京交响乐团，在香港是香港管弦乐团，马来西亚也是本地的乐团，且已在央视、广东电视台播出，这些都属于出版。第三方面是“孙中山文化粤港澳行”走遍十一个城市，出了一本书叫《中山路》，香港大公报出版社出。在此之前，还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山路》，那是我在中山当宣传部长时，委托著名作家杨黎光写的。还拍了纪录片《中山路》，拍摄了大陆、台湾各个地方的中山路，出版了光盘，也在上海电视台、中山电视台等播出，成功树立了孙中山的音乐形象。当然还有很丰富的作品，包括各种文学作品、学术论著。尤其是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期间，全球更是出版了大量作品，如由著名演员唐国强等参演的大型史诗电视剧《辛亥革命》，我受邀创作主题歌《世界潮流》，由获得奥斯卡音乐奖的华人作曲家苏聪作曲、著名歌唱家廖昌永演唱。这电视剧获得了中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影响很大。我个人还写了散文《小小翠亨村》，发表在《人民日报》，被列为优秀散文。我们也出版了大中学校的“孙中山文化”课外读本。“孙中山文化”出版注重突显出孙中山文化的人类性、世界性，其不仅仅闻名于中国大陆、港澳台，在海外华人华侨圈里也很出名。作为伟人，跟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联系最紧密的就是孙中山一个人，没有其他人。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地方他都去过，这个话题很有出版的价值。希望接下来能够结合建设“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出版有关“孙中山文化”的各类作品，任重道远。

　　罗瑶瑶：关于未来发展，假如说想要做好“孙中山文化”的特色出版，形成一定的出版规模，您觉得应从哪几个方面入手？比如作者队伍怎样建设？出版社怎样更好地挖掘这一资源？

　　丘树宏：已经制定了《孙中山文化交流合作规划纲要》。这是我跟武汉大学的一个研究生院合作的，在规划纲要里面讲到：第一，希望“孙中山文化”能够成为国家的显学，有一门专门的学术战略部署，因为“孙中山文化”已经是中央、国家的命题了，所以首先要成为一门显学。然后还要成立孙中山国际交流中心，整个“孙中山文化”的未来走向从四方面开展工作：第一是继续按照以前的规格做好政治纪念，政治纪念是核心。孙中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很高规格的政治纪念人物，所以先要做好政治纪念。第二是要做好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是支撑，就是要让大家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重要，其中有什么内涵，有什么精神需要我们去学习、继承、弘扬、发展。第三个，文化活动是动力，这指大文化，即开展各种文化项目、活动，让老百姓参与其中，这样就可以深入人心，用文化名义与国内国外交流合作。第四，经济社会文化和民生发展是目的。所以在出版方面，首先要作为一种显学，其次要有规划纲要，在政治纪念、学术研究、文化活动以及跟现实结合、在现实意义、现实成效这方面的出版都要有安排。而且在出版方面要很丰富，不仅仅是学术著作，还要有一些文艺作品、影视作品、网络作品等，涵盖整个文化产业。总之，传统的出版要做，现当代怎么样融进新技术也很重要，所以这几年都有孙中山的卡通作品、纪念品，比如表情包等等。要跟着新时代、新技术走，推出青少年喜欢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

　　凌逾：2016年春节前，加拿大渥太华国会山广场上展出了许多孔子Q版小塑像，这种有创意的“快闪”活动，吸引了很多华侨华裔和加拿大本地人。这是在加拿大国会山前首次举行庆祝春节的“快闪”活动，能看出孔子在海外的影响力很大。类似这般的孙中山“快闪”活动或可尝试在全球举办。

　　丘树宏：对，类似这样的都可以，期待孙中山的“快闪”活动以及更多的新探索。

　　徐诗颖：所以您如果回到中山，有没有想要建立“中山学”或者说“香山学”这一显学？

　　丘树宏：我刚刚说到要形成一种显学，可以考虑建立孙中山学院，类似孔子学院。还可以办跟传统大学不同的模式，比如网络学院等，借所有新手段来研究、推介广东的名人和中华的文化人物。

二、跨界出海：从“破圈”到“融圈”的再拓展

　　凌逾：我觉得您的为学为文、为官为人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跨界，文学圈里和文学圈外的打通，您不仅做书斋里的学问，更突出和重要的是策划接地气的文化考察、文化发掘、文化思考。

　　丘树宏：我确实是一个比较跨界的人。我历来主张作协和文联两机构要合并，以前分开是对的，现在合并更是对的，但没想到至今还没合并。我本人就是文联和作协的融合体，我跟作协的关系很密切，跟文联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因为我除文学作品还有很多音乐剧、舞台剧作品，作为诗人，有那么多音乐和舞台作品的人不多。在央视除了2003年非典节目《以生命的名义》外，还有两个大型音乐作品整场播出，第一个是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整场播出，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的；第二个是《英雄珠江》，是写珠江纵队的大型电视文艺片，说实话是真不容易的。还为央视的大型电视剧撰写主题歌，央视的“心连心”、《中华长歌行》等也播出了我的歌曲。如果是专业的音乐家倒不奇怪，但我完全是业余的。所以我就是一个作协和文联、社科联的融合体，外界看起来就是跨界。

　　不仅仅是文学和艺术，我还跨到学术圈里去了。因为我是长期做基层工作，做过的岗位很多，肯定要照顾到工作业务的方方面面。比如担任区委书记时，上一个小时谈经济工作，下一小时可能谈计划生育，再下一小时可能要论城市建设工作。做一个基层官员什么都要懂一点。另外我喜欢做研究，当珠海体改委主任时，所负责的体制改革工作在全国很有些地位，珠海的改革在全国是很有名气的。比如论述珠海第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论文是我的，这就是“邓小平理论与珠海可持续发展”；然后是“大城管”理论，我去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时写的论文就是“大城管”理论。我当香洲区委书记时就提出大城管理论，大城管=小城管+社区建设+城市经营。我在珠海出了四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书，还有很丰富的学术论文。我在学术上也有自己的规划和建树，“大城管理论”、珠海可持续发展、社区建设、城中村改造、“孙中山文化”等。不管到哪个岗位我都尽量去研究它、做好它，尽心尽力，绝不偷懒。所以我太太对我有一个评价：丘树宏，你去养猪都会成为先进的。因此，我的跨界不仅跨向文学、艺术、学术领域，而且跨向人文、社科、经济等领域，跨界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也就是走向社会、走向基层、走向老百姓，所以我在文代会说：人民是源泉，人民是动力。我曾出版过《思维洼地——一个文人官员的心路历程》，从中可以看到我跨界人生的缩影。

　　凌逾：您的种种跨界很难得。作为一个文人官员，能同时做到对上层的战略部署、对中层的执行落实、对底层的承接落地都了然于胸，上中下打通、天地人联动，相当了得。我对跨界融界研究感兴趣，出了《融媒介：赛博时代的文学跨媒介传播》《跨界网》《跨媒介香港》《跨媒介叙事》《跨媒介：港台叙事作品选读》《跨界创意访谈录》六部书。您是非常典型的跨界范例，值得深入研究。

　　丘树宏：一个是角色使然，另一个也是责任。作为文人和官员，就有责任去做这些事情，这也是缘分和福分，许多人想做也难得有这种机会。有些人从比较狭窄的诗人、文人角度去谈论一些问题，专业或者纯文人难以顾及其他学科，也不能强求他们，这是他们的优势同时也是不足之处，优势就是他们可以更单纯地考虑文学创作和诗歌写作，不足的就是眼光和胸怀偏窄。我想，这也就是文学的多元吧，也是一种分工，很正常的。

　　罗瑶瑶：通过您的讲述我发现跟地方文化相结合的大型出版项目的产品都并不是以单一纸质出版物的形式，您刚刚也提到如推出音像制品、跟新技术结合，那么对于未来您有什么样的设想？还会推出哪些新型作品呢？

　　丘树宏：对于未来的设想目前还没有很具体。但是刚刚漏讲了“孙中山文化”的物化和活化问题，比如，孙中山28岁在一盏灯下给李鸿章写8000多字的《上李鸿章书》，现在那盏灯还在那，这物件可以物化、活化，使之成为文创产品。而且一盏灯很具象征意义，承载着孙中山思想，可以照亮大家，可以拓展为文化产业的物件。还有孙中山的博爱、天下为公的思想和书法，可以做成各种纪念品，我们中山的红木家具很值钱，原因有几个。第一，红木要几百年才能成材，第二，只用树心，树皮是不要的，我很心疼，我说树皮以前是烧的，现在还可以用啊。他们说怎么用？我说你一小块一小块处理之后刻上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博爱”“敢为天下先”，这不就是文化产品吗？还有中山装，孙中山自己设计的中山装，承载了很多文化元素，如四个口袋——礼、义、廉、耻，三颗扣子——三民主义等。我的《中山装的文化性》发在《人民日报》，记得当年胡锦涛同志国庆阅兵，阅兵车刚出天安门城门，人民日报副刊部主任就打电话给我：丘树宏，你写一篇“中山装”。我说早写好了，就将《中山装的文化性》发过去，文中还提到辛亥革命是从头到脚的革命，头，剪辫子；身，换国服；脚，放裹脚。

　　所以在出版这一块目前只能是方向性的，这个工作我会坚持不断地做下去。现在要做的事太多太多，很多项目都要我出主意，还要具体跟进，包括明年是香山建县870周年。这次中山召开党代会，书记说文化方面一定要请你出主意。我看到他做的报告，把孙中山和“孙中山文化”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孙中山文化”的出版方面，我希望既有小出版又有大出版，大出版的概念，就是说各种类型、各种体裁、各种内容的出版物、海内海外的出版物，新老技术的出版物，以及面对各种群体的出版物都要考虑，一定要有大的跨界与融合。

　　凌逾：最新的就是“大IP出版”。用一流的产品，一流的IP，一流的营销资源，打造立体的“大IP、大产品、大发行”项目。如融合小说、明星、动漫、视频、游戏等品牌产品，资源整合，品牌共振，联动交互，实现“五维度传播”共享垂直渠道矩阵推广，提升综合品牌影响力。

　　丘树宏：对，要的就是这个思路。因为孙中山的伟大性、丰富性决定我们要按照跨界的方法来做。所以说“孙中山文化”的出版真的大有做头，我希望你们能提出个计划来。你们可以扩展跟“孙中山文化”相关的东西，比如跟辛亥革命相关人物的出版也纳入这个系列，各方面一起来做。

　　前些年我一直在想，那么多人崇敬孙中山，我们对他的纪念那么隆重，那么，当年鼎力帮助者后代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我的家乡离中山那么远，从粤北来到珠海，又到了中山，还当了市领导，为什么我跟孙中山缘分那么深？

　　2011年11月，全国文艺“两会”期间，北京交响乐团也在排练我的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那天有空我就去香山看孙中山衣冠冢，他1925年去世后暂时安放在北京香山，1929年才安放到中山陵。那天我看到展览的照片，当年八个抬灵柩的，居然有三个姓丘的，而且都是广东阳山人。原来当年孙中山先生在马来西亚筹钱闹革命，一个阳山丘姓华侨很感动，除了捐钱，还跟孙中山回了广东，并介绍七个丘家兄弟担任孙中山的卫士。我了解到阳山的丘氏后代还比较贫穷，就想着要帮这些人做点事。我就在手机上发了个信息，说要筹十万块钱帮一帮孙中山的卫士丘家，结果不到半小时就筹了十万块钱。201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期间，我们用红木制作了一个近两米高的孙中山雕像，邀请孙中山先生亲属后裔，还有许多媒体的记者，一起送到阳山去，丘氏家族把他们的祖屋拿来做爱国教育基地，把孙中山木雕放在那里，办成了展览馆，影响很大，现在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最近我又去太太老家龙川，发现那里有个李荣，当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时，曾经做了营救工作，孙中山认他做义子，后来也回国当了孙中山的卫士。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也没有什么纪念他的展览馆。我也想找资料做起来，这样才对得起孙中山也对得起李荣，同时也是帮当地发掘文化旅游。我觉得这类材料都可列入出版范畴，如出一本《孙中山卫士传》。因此还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无限的出版空间。因为孙中山丰富的世界性和人类性，我们还可以筹划各种语言的出版物。

　　骆江瑜：我发现您有不少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等综合类大型报刊上整版发表作品……

　　凌逾：嗯，可以称作“整版王”。

　　骆江瑜：我想问一下丘主席，现在国内有没有专门的刊物是讲孙中山的，就是说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刊物。如果没有的话您有这个想法去办吗？

　　丘树宏：广东的中山大学有，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城市都有，中山这边目前还没有，应该可以考虑专门办一个报刊、媒体。但现在很难，刊号管得比较严，但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办网上出版社，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来做“孙中山文化”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凌逾：确实，办专门的孙中山网站或者微信公众号都比较容易。

　　丘树宏：全国的孙中山纪念馆都有网站的，只是可能影响力不够大。

　　凌逾：广州有孙中山基金会，但大家对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好像知道得多些。

　　丘树宏：我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为纪念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继承和发扬她的未竟事业，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宋庆龄基金会于1982年5月成立；2005年9月，经第五届理事大会审议通过，更名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它其中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弘扬孙中山、宋庆龄伟大思想和精神，深入挖掘其学术和人文价值。说回报刊宣传，我觉得做得还是很不够的。我以前设过“孙中山研究生奖”，后来没有坚持做下去，被取消了。你们可以向有关方面提建议，争取继续。另外，现在研究孙中山的队伍已经老龄化了，年轻人参加的少了，这是大问题。

　　凌逾：您的《孙中山》成功走向海外，请问还有哪些作品？

　　丘树宏：其他作品对港澳有些影响，如《中山路》《粤港澳放歌》。还有《孙中山》的文本，在2011年美国的世界诗歌大会作了英文的重点推荐，之后美国华侨又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的网站刊发，影响比较大，日本也有日文版本了。

　　凌逾：您刚刚提到有部书翻译成五种语言，是哪五种语言？

　　丘树宏：《中山传》翻译成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德语，由国家外文局组建队伍，是中国最权威的翻译团队。

　　凌逾：您善于融合媒介开发文化产品，如《孙中山》，请问还有哪些作品是媒介整合出版、开发、发行、传播的？

　　丘树宏：还是孙中山这一块，我觉得一些体现人类题材的作品，如海上丝路等这些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它是世界性的事件。

　　凌逾：您现在有没有跟科技队伍、计算机行业或其他行业进行整合、合作？您是呼唤团队集体创作、集体书写，还是像其他前辈学者那样一个人战斗、一个人写作、一个人的张灯结彩、一个人的奥林匹克？

　　丘树宏：合作很难。一个是本身的运作各方面就难，第二担心有了机构之后，经济、政治上各方面的细节照顾不到，恐怕出问题。所以我一直都是交给第三方运作机构去做。比如我写那个山歌剧总共要筹资30万元，在老乡群里我说我们筹了10万，省里给点、县里给点。这些钱全部直接打到到我们县剧团，我参与监督的账号，但是不经手。我一直做公益文化，在市政协创建了全国政协系统第一个文化公益奖，还有《孙中山》演出十几场，我本人都是公益行为，为项目筹钱，自己从来不拿稿费和补贴。

　　凌逾：很不简单。您做过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然后政协主席、还兼任作家协会等方面的领导，您觉得如何借助社会力量推动文化公益事业发展呢？

　　丘主席：首先自己要有情怀，然后带动大家。有一个著名的华人音乐家住在珠海横琴，他是冰岛华人，说我写了那么多作品，很大气，那你能不能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的，由他把它做成交响曲，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那样。我想了两个月，写出了《天地人和》四个章节，在《大公报》发表了，前段在北京开会时大家评价还不错。但要做成交响曲并演出可不容易，起码要筹资200、300万。做文化公益项目，除了要有情怀外，也要积极想办法筹集资金，但我主要还是看缘分，缘分到了，自然会有机会。

　　凌逾：才聚情聚，水到成渠。您喜欢写长诗、史诗。中国传统汉诗以抒情诗为主，长篇史诗不多，如《长歌行》《孔雀东南飞》、少数民族的《格萨尔王》等。

　　丘树宏：从延安文艺时期长篇史诗开始慢慢涌现出来，新中国之后初期情况还不错。但是现代真正成功的大型史诗还不多。人们读起来往往觉得自己都能写，但是思想性、历史性和现实性，以及叙事性和抒情性，甚至政论性都要照顾到，如何选材、如何分析，怎么去表达，一般的纯文人、纯诗人不长于驾驭。写长诗、史诗的人，要站位高、有情怀、心胸要宽广，对人生宽容，有大爱大善大慈悲，才可能应对那么大的主题和内容。

　　凌逾：您选取的长篇史诗题材，本就少人写，已有开拓性，再跟西方交响乐融合，是绝配组合。

　　丘树宏：最好的作家应是既在文人圈子里面，又要跳出圈子，因为文艺作品最后不是为圈子、不是为个人，最后是为社会的。当然要有纯粹的文人作品在文人圈内交流，而我不仅考虑在圈子里转，而要走向社会，因此我组织大量的文化行活动，组织朗诵会，走向基层、走向老百姓。另外做成舞台作品、创作歌曲，既可以演出，又可以在网上播。我还到处讲演，我说一次讲演能影响一个人足矣。我在海内外讲“孙中山文化”都不知道多少次了，包括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地。这样，作品受众就多了许多，影响面和影响力都更比文学圈大很多。

　　凌逾：您跟交响乐剧团和导演的合作，比如《孙中山》《南越王赵佗》等作品一开始是别人找您还是您找别人？

　　丘树宏：2011年是辛亥百年，我负责中山的整体纪念活动策划，包括与国内外合作的各种策划。我想，这些东西要做，但是我个人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我喜欢诗歌，希望能通过诗歌方式来体现。我查到写孙中山的作品已很丰富，但是孙中山的音乐形象作品还欠缺。当时我已准备了材料，看了有关孙中山的电视剧、电影、学术论文、传记等作品。所以想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种方式来写一个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当时第一首歌词《世界潮流》是在珠海写的，自己感觉很好。那时候刚好央视在拍《辛亥革命》电视剧，编剧是王朝柱老师，我写好歌词大概晚上十点钟，就用手机信息发给他。他在北京回复说：可惜了，电视剧包括主题曲、片尾曲已经做好了。但第二天凌晨五点多，他发信息给我说，就用你这首了，后来就放弃了已做好的主题歌，改用我这首。这首主题歌后来随《辛亥革命》在央视播出，廖昌永演唱，苏聪作曲。苏聪是重要的华人音乐家，当时不知道，后来一查，才知道他是东莞人，祖辈去了天津，后来他去德国留学学音乐，是第一个拿奥斯卡音乐奖的华人，也就是《末代皇帝》的主题曲。所以这首《世界潮流》还是很不错的，这电视剧后来也拿了金鹰奖、飞天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后来我写完了全部组曲，《南方日报》整版发表了《孙中山》。《南方日报》后来还整版发了我的《共和国之恋》《孙中山》《南越王》等，还有改革开放的长诗。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林雄、副部长顾作义看到《孙中山》，就推荐成为省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点项目，要排成交响组歌。所以让我牵头，省里帮我选了六个作曲家，然后就是作曲、编曲、制作小样、排练，后来在广州首演，一炮而红。

　　凌逾：好奇的是您作为写歌词的诗人，跟交响乐团、导演、演员的合作有没有让人难忘的故事？跨界合作有没有难以磨合的地方？

　　丘树宏：难以磨合处基本没有。艺术是相通的，就学吧，边学边干，我现在完全可以做一场交响音乐的编导了。我后来编导了一个大型交响清唱剧《咸水歌》，这是有简单情节的交响作品，当时我没有请市外的导演和歌唱家，专门用中山本土的，只是确实难度很大。因为演员们多数只学过歌唱，没有学过舞台表演，更没有学过跟交响乐团的合作，做到一半我说做不下去了。后来请了一个乐队指挥，是中国爱乐乐团的夏小汤，他很能调动演员，帮了一天就完全顺溜了。这个《咸水歌》，就是把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所谓守正和创新相结合，有广州话、客家话、普通话唱的，有最传统的，也有创新的。

　　凌逾：您跟导演、指挥、作曲家有无数的合作机会，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丘树宏：有时候也有争议，比最初《孙中山》里面以前是没有高胡的，第二次演出的时候我提出那首“翠亨村”是用咸水歌曲调写的，加上高胡应该很妙，有的作曲家不同意，我坚持了。

　　凌逾：《沙湾往事》就加入了高胡，高胡是广东音乐的标志，非常亮眼。

　　丘树宏：有个音乐家不同意，后来我坚持加入高胡，效果极好，他后来也接受了。

　　凌逾：舞台剧加入有代表性的地方元素，地方文化风格立马就能凸显出来。

　　丘树宏：有了这经验后，后来在《南越王赵佗》我加了客家竹板，又成为演出的亮点。

　　凌逾：地方特色文化的跨界融合确实容易出亮点、出特色，我写过三篇评论都谈及这话题：《淬跨界之火，锻红色名片：评音乐剧〈血色三河〉》（《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2期），《〈青天之端〉立包公，风清气正现云端》（《中国文艺评论网》2021/1/18），《过山“谣”妙曲连心》（《羊城晚报》2021/1/24）。

三、广东之魂：区域文化价值的再估定

　　骆江瑜：我注意到2004年您调到中山市任职前，在珠海举办过沙龙，讨论如何把广东建设成文化大省，还在《羊城晚报》刊发了一篇散文《广东离文化大省有多远？》，引发了两个多月的讨论。可见您一直很关注广东文化价值。

　　丘树宏：是的。关注是一回事，建设是一回事，无论如何，重新认识、全面评估广东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这是一个重要的岭南文化命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中华文明命题。可以通过我前面说的那么多文化发现来印证这个命题。在这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我又重提这个问题。很多人说我们广东没文化，广东人很憋屈，但又说不出自己的文化究竟是什么。说广东人没文化，是用最传统的中华文化来去衡量评价广东文化，这对，也有不对。广东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我有三个成果可以佐证这一论断。

　　第一个就是我写的《珠江》史诗，跟其他人写的不同。《珠江》史诗主要是把咸淡水文化结合起来，咸水就是南海、太平洋，淡水就是珠江，珠江代表我们中华最传统的文化，南海、太平洋代表海洋文明、蓝色文明，两种水其实就是两种文化在广东珠三角这一块的交融、碰撞，形成崭新的珠江文明和咸淡水文化。我写《珠江》既有传统文化又有海洋文明，是交融、碰撞的新文化。我还写了篇后记，标题是《珠江：一条与长江、黄河同样伟大的母亲河》。在中华文明中，长江、黄河是母亲河没错，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珠江文明，跟长江、黄河文明有同有异。同是指珠江文明属于中华文明，不同是指珠江文明吸纳了海洋文化，充实了中华文明，而长江、黄河文明没有或者说很少有这种元素。我建议策划组织一个“珠江与长江、黄河的对话”，会很有意思。

　　第二个作品是，我发现毛主席在纪念孔子时讲了一句话：“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在孔子纪念大会上又用了这句话。两个领袖都说过这句话，肯定不简单。我想了三年，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孙中山的文化维度》。这句话的核心在于：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孔子和孙中山。孔子代表最传统的中华文化，孙中山既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又吸纳了海洋文明、世界先进文明，从而形成崭新的中华现代文化。所以只有两个人加起来，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华文化，不能只是强调孔子。这就是我对广东文化的评价，是第二个系列。

　　第三个佐证岭南文化、珠江文化，很重要的就是要研究赵佗。赵佗，公元前214年与任嚣打下岭南，真正统治岭南、在岭南做了大贡献的是赵佗，他将中原制度和文化带到岭南，真正树立了岭南文明。我写赵佗交响史诗，用三句话定位。第一，中华统一英雄，统一岭南，甚至当时连越南北部都是他统治的。第二，岭南人文始祖，岭南文明、岭南文化、岭南文学始于赵佗。第三，海上丝路先驱，为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做具体工作的是赵佗。就在前几天，《南方都市报》整版刊发了我的《赵佗<报文帝书>：“岭南史上第一文”》，另外我还有《你知道南越王赵佗吗》《“双源文化”浅说——兼谈赵佗文化及其发掘利用》《“三大名人”应该成为广州市的文化形象品牌》等文章，希望自己在这些方面能有一些学术贡献。赵佗统治岭南有两大贡献，一是把秦代、汉代的文明带到岭南，充实了岭南文化；二是把海洋文明带到岭南来，甚至影响了内陆，这个至关重要，人们重视不够。中华文明里面岭南文明是很特殊的，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把广东文明的定位、元素、内核搞清楚，这样我们自己看自己、内地人看广东、海外人看广东，评价都会不同。广东许多文艺作品在改革开放方面对全国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引领、文化引领作用，内地的文艺作品是难以做到的。人们对广东的经济贡献看得很重、评价很高，却忽略了经济成就后面重要的岭南文化及作用。一定要尽快改变这种现状。这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也是中华文明的大事。

　　骆江瑜：珠江文明吸纳了海洋文化。请问丘主席您还有哪些海洋文化作品吗？

　　丘树宏：目前拥有两部海上丝绸之路大型史诗的人，全国可能只有我。《海上丝路》是2012年写的，全国第一部海上丝路全景式史诗，从古代写到现代。这是在秦皇岛写的，秦皇岛也是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秦始皇派徐福出海求仙药。第二部《海上丝路•香云纱》，用香云纱作媒介，讲郑和从岭南下西洋的过程，这是大型舞台节目。我还写了很多论文如《中国梦呼唤海上丝路复兴》，在国家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之后，全国最早写海上丝路论文的也应该是我。

　　骆江瑜：现在国家战略层面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说明国家对广东及区域文化还是很重视的。

　　丘树宏：是的，我也有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作品。如大型组歌《粤港澳放歌》、大型交响清唱剧《咸水歌》；还有很多歌曲，如《我爱大珠江，我爱粤港澳》创作灵感来源于刘长安老师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他是广东音协原主席，我仿照这歌写了《我爱大珠江，我爱粤港澳》，演唱者是金钟奖获得者、广东省青年男高音张学樑，师从星海音乐学院的杨岩教授。还有歌曲《粤港澳放歌》，由省音协专职副主席金旭庚作曲。描写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型史诗，目前为止可能还是我的《粤港澳放歌》，九个城市和港、澳，每个城市都有一首诗。另外，《海上丝路•香云纱》是舞台戏剧作品。论文主要有两篇：《粤港澳三大湾区要注重人文价值链的发掘和利用》和《孙中山文化是粤港澳人文湾区建设的重要纽带》。大湾区的“人文价值链”这个提法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这里说一个小插曲：关于大湾区“人文价值链”中最核心的三百多字曾经被人“偷”了，有人在广东省正式出版的一本大湾区教材上一字不漏地搬用了，我发现后，让人打电话给他的领导，说：第一，很高兴有人接受我的观点；第二，我心里很难受，这么著名的人“偷”我的东西正式出版，却没有任何注脚，只是照搬，太可悲了。我有两个要求，第一，让他来见见我，道个歉；第二，再版的时候将注释加上去，表明这个观点来自我的文章。还不错，后来这个人专门来到中山，我请他吃饭，他道了歉，再版的书也出来了，不过很可惜，到现在报纸上还有人偷用我提出的“人文价值链”的概念。2000年以来，不断有人盗窃我的知识产权，比如“大城管”模式、海上丝路史诗、赵佗文化方面，都有，很无奈。

　　徐诗颖：我看过您提到一个新的词语：广州学，即要充分利用三大名人去建立广州系列，还写了《“三大名人”应成为广州城市形象品牌》一文。

　　丘树宏：这是我写给广州的一个建议，当时的市委书记也觉得好，作了批示。广州名人太多，其实抓住三个重要人物就行了。第一，2000多年前的南越王赵佗；第二，赵佗1000多年之后的六祖惠能；第三，再1000多年之后的孙中山。以这三个人物为纲，纲举目张，再带动其他名人以及方方面面。后来我又增加了一个人：毛泽东。

　　徐诗颖：我之前做文化认同，尤其是华文文学体现出的“文化认同”研究。我想问关于落地的问题，因为孙中山在每个地方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丘老师主要从整体视角看“孙中山文化”，如果具体到粤港澳大湾区十一个城市，或者去到海外，那当地的人民对“孙中山文化”的认同是怎么样？当中每个城市或地区对“孙中山文化”的建设怎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特色？

　　丘树宏：《孙中山》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和全国不少城市都留下了足迹，很好地扩大了广东的知名度。举例来说，《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演过两场，现场氛围跟我们这里完全不同。我们这里都是静悄悄、很崇敬地去看这场演出，该鼓掌就鼓掌。但在马来西亚，观众是站起来欢呼的，这是一个不同点。第二，有的人很远过来看，有的甚至开四个小时的车来看。第三，让我更感动的，孙中山说华侨是革命之母，当时华侨捐了很多钱，不仅捐钱还捐命，跟着孙中山闹革命。孙中山革命、失败，失败、革命，反复要筹钱，华侨照给，当时孙中山还说革命成功了要还本钱，会给利息，但后来哪有啊。本来照这样想华侨的后代会恨孙中山，说把他们祖宗的钱“骗”走了。但是情况却不是这样。现在他们的后代已经二代三代四代了，却照样对孙中山崇拜有加，这是一种何等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这种民族认同感很可贵。孙中山的革命目标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以前华侨在海外地位很低下，有人觉得华侨很风光，其实人家赚钱很难的，没办法才出海外。以前去海外比如去美国，要乘坐两三个月的船，去南美那就是差不多四个月，上船一百人最后下船的不到五十人，存活率很低。孙中山近代在国外真的是够呛了，他是为国家、民族，为我们后代，他的人格魅力让我很感动。孙中山不仅有内在的人格魅力，而且他爱国家、民族、人民，是这样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就是我去海外，那些孙中山的遗迹、遗物展览做的很好、保存完好。

　　凌逾：我们之前特地去槟城看了一位拿督自己创建的孙中山纪念馆。他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一辈子都在带领子孙后代自办孙中山纪念馆，精神可嘉。

　　丘树宏：孙中山在槟城开“庇能会议”的场馆就是丘家祠堂。最早去槟城的有三家姓，其中一个就是丘家，也是最早的。丘家在当地很有地位。

　　我去槟城听到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当时有一个姓吴的华侨，应该是福建人。当年捐钱给孙中山，不断捐款捐到自己都没钱了，就跟老婆商量还有个五层楼可以卖掉。五层楼在当地很有名气，后来还是被卖掉了。等到这华侨去世后，家里甚至没钱给他收殓，就把尸体放在马来西亚一个山洞里面，山洞很凉，等以后有钱了再去收殓。一年之后，他们凑到钱去收殓，进山洞发现跟他同时放进去的那些人只剩下尸骨，而他的尸首还是完好的。我问他们是不是真的，他们说真的是啊。这个故事太感人了，体现了华侨对孙中山、对国家的认同感，所以华人在国家认同方面一点都没问题，甚至可能比我们还要认识更深切。

　　凌逾：华侨们的认同没有被动乱和时空隔掉。

　　丘树宏：而且华侨们走得越远，中华传统文化保留得越好。

　　凌逾：就跟国外的唐人街一样。

　　丘树宏：是的。比如台湾省、马来西亚把中华文化保存的多好啊，人家还把它们当成宝。我们客家人也比中原人保存的更好嘛。所以前几年河南的书记和省长来广东，说“我们寻祖来了”。客家人保存着最传统的汉人的东西，包括唐代那些皇帝，并不是纯汉人的，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混血的。客家人现在的饮食习惯、语言、戏剧、风俗都保留着传统的汉文化。

孙中山的人类性很强，他在华侨华人心中的位置很高。所以我们要把中山市办成全球华侨华人的精神家园。我们国家、中华民族在海外得到广泛认同的名人不多，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广东最大的一个文化财富。

　　凌逾：丘主席的高见很有意思，听您精彩的发言和回答后受益良多！丘主席确实是一个通过多文本跨界创作来讲述中国故事的典范。他不仅文学成果丰硕、艺术造诣高深，也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大善大爱大慈悲胸怀，给人很多启迪和鼓舞。丘主席今天从香山谈到广东到粤港澳大湾区再到海外，从诗歌谈到文章到交响乐再到舞台表演，深入剖析，畅谈天地，让我们对脚下生活的这片热土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丘主席对每个岗位的业务工作都很投入，不少工作还成为了全国、全省的典型，业务工作与个人兴趣爱好两相结合成为典范，两者互相促进、互为彰显，太不容易了。

　　今天我们也很感谢儒商高志东先生提供了这么雅致的采访环境，很感谢全国作协委员叶延滨诗人、珠海作协卢卫平主席、珠海科技学院刘云德教授对这次采访的支持。

　　（采访过后，丘主席又和其他朋友相约，共同讨论文学与音乐，所谓分秒必争，步履不停，大抵如是。这也是丘主席能保持旺盛不竭的创作力的重要原因吧。）

　　访谈者简介

　　凌  逾：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诗颖：华南师范大学博士后。

　　张  衡：华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骆江瑜：华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罗瑶瑶：华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发稿人：丘树宏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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