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子：和自我对话就是和神对话

  　　作者按
 
　　大约两年多前，文学评论家、内蒙古大学崔荣教授的学生们要做一个内蒙古70后、80后作家系列访谈的课题，由于我个人的缘故未能如愿。最后，他们希望能以书面的形式达成，其时我正躲在呼和浩特的某个宾馆赶稿，遂有这个匆忙而就的回答。出于对“第一现场”的忠实，本文未做任何修饰。
 
　　在诗歌面前，没有谁可以自称权威
 
　　广子
 
　　和自我对话就是和神对话
　　——答内蒙古大学文新学院的一份书面提问
 
　　问：您早期关于内蒙古题材的诗歌并不很多，在您心目中内蒙古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广子：这与我最初对诗歌的认知有关。如果写作一定存在某类影响或滋养，我想我更多的受益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在我初学写作那个年代的生活空间（煤矿）既不可能存在某种师承也难以接触到西方诗歌。除了课本和小报副刊，我几乎无法获得来自诗歌的知识。所以我的写作起点是非常低的。直到九十年代初，一些全国各地的地下诗歌报刊通过某种隐秘的渠道来到我的手上，那真是一个诗的时代。阅读现代诗和外国诗歌，使我认识到诗歌原来可以这样写。所以，我一开始写作进入的就是现代诗，偏执的认为诗就是体验、经验和先锋性的表达，无视诸如地域性之类题材。另外，年轻的时候热衷于向远方看，而忽略了身边的现实。
 
　　内蒙古对我来说就是出生地，户口本上的归属。任何一块地方只对生长于斯的人产生意义。你在某个地方生存、活着，你的生理反应、思维方式、情绪脾性都会打上它的烙印。我没有强烈的族群和地域观念，除了土地自身的伦理、自然和人文，我反对把土地和族群意识形态化。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后就养成了乡愁。一次和诗人叶舟通话，他说一生只喜欢西部。我说我也是，如果再缩小一点我只喜欢内蒙古，继续缩小就是鄂尔多斯、库布其、达拉特。
 
　　问：您的诗歌有一种漂泊之感，您也写到过“故乡犹如异乡”，这与您的生活经历有什么样的联系？
 
　　广子：一个漂泊了半生的人他写下的文字怎么会没有漂泊感，至于“故乡犹如异乡”，反过来讲也同样成立。不是什么联系，而是命运共同体。这一点哈罗德·布鲁姆已经说得很清楚“文学作为生活方式”。
 
　　问：您的诗歌较多运用比拟的手法，这种手法可以大大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但也具有一定的跳跃性思维，是否会对诗文的理解造成影响呢？
 
　　广子：比拟只是修辞惯用的技艺之一。修辞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怎么修辞，何以修辞。一提到修辞，文人们大都热衷于拿“修辞立其诚”来说事儿，我觉得与其图解“修辞立其诚”，还不如去探讨一下修辞的能力问题。其次，现代诗语境下的修辞与古诗修辞的概念已不可同日而语。修辞不再仅仅作为手段，其语义本身已化入文本。
 
　　对诗的理解与修辞无关，如何理解一首诗主要取决于读者的语言敏感度和审美素养，毕竟“诗歌是一门特殊的知识”。我们经常遇到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可以评判诗歌或诗人，却很少有人敢去妄议量子力学，为什么？这个话题已经谈论的太多了。用理解与否来诟责诗歌很可笑，诗歌写作或阅读从不担忧来自理解的障碍。
 
　　问：您的诗歌如何书写真实？
 
　　广子：我不太清楚你们说的这个真实是什么意思。诗的真实源自情绪或情感，源自诗人对事物和世界的观察。我不知道有哪个诗人会书写不真实。如果这个真实指向的是现实，那就是另一回事儿。诗不回避现实，但有它介入、回应现实的特殊方式。换一种说法，诗无需依赖现实生成，但现实永远是诗歌书写领域的一部分。诗与现实之间似乎始终存在一种悖论，无论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还是“诗不能阻挡一辆坦克”。诗的力量无穷而有限。
 
　　真实既不属于诗学定义，也不是衡量诗的必要规条。诗的真实唯一指向的是精神范畴，一个诗人遵循的是我手写我心。
 
　　问：《蒙地诗篇》是您所著有关内蒙古的诗集，被人称作“开一代边塞诗新风”，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广子：这是李悦先生对蒙地诗篇的不吝褒扬，我当然乐于接纳。一般情况下，正面的评价的确能让写作者获得肤浅的生理愉悦，或视为一种动力。但写到我这个年龄，对任何形式的评判已有足够的免疫力。我不能说不在乎来自外部的评价，但一个成熟的诗人理应对批评和赞美都怀有起码的警惕。
 
　　《老人与海》轰动美国后，海明威很感慨，和朋友抱怨说“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评论自己的屁话，不论褒贬，都不好受。”这话其实经不起推敲，试想如果没有那些屁话，他也许会更不好受。
 
　　问：您所参与编选的《70后诗选编》历经5年，您认为怎样的诗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佳作？
 
　　广子：这个我说了不算，需要时间来回答。
 
　　我曾在《小札记》里 说过，在诗歌面前，没有谁可以自称权威；但在好诗面前，一定有不止一个权威。
 
　　问：您曾走遍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种经历是否会使您对草原怀有一种不同的情感（变化）？
 
　　广子：通俗的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个文人的基本修为。修辞立言不是凭空来的，书斋里只能出书呆子，说好听一点儿不过是个书生。闭门造车也还需要出门合辙。
 
　　草原只是一个表征符号，这个草原也可以是荒山野岭、江河大川。行走不仅促进你与生存之境的情感碰撞，更是悲天悯人情怀的生成之道，是与天地、自然融汇的生命吁求。天地合，万物生。人与天地合，生发万物同体之心。
 
　　对我而言，诗就是行走的产物，它始于双腿，终于精神和心灵。但不是肤浅的接地气，而是身心着陆，是双脚像根茎一样扎进大地，是融入与汇合，是天道自然与个体生命的合二为一。
 
　　问：您曾做过记者、编辑、经理，也曾自己创业，但最终又回归了写作，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广子：不是考虑，是召唤，诗的召唤。往大了说就是命运。宿命。表面看人生中许多事情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其实不然，“一切有为法”，不是法度而是因缘际会，是冥冥之召唤。“无为在歧路”，把王勃稍加误读一下会很有意思。周而复始，人生绕了那么多圈子最终还是回到了原地。人的经历过于多变并不是什么好事，往坏处说是消耗，朝好的方向看未必都是财富。
 
　　问：是什么原因使您在漂泊多年后选择半隐居，这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广子：简单说吧。2009年起我已疏于人际交往了。那个时期我游荡在呼和浩特、北京之间，经常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不下楼，基本上不接受纯属应酬、交际的聚会。人性和社会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而我们的精力又如此有限，何必去穷于应付呢。一个内心强大、有所作为的人不会生活在人群中。至于隐居也谈不上，闭门即深山。
 
　　影响是显效的。可以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儿，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和自我对话。和自我对话就是和人生和世界对话，甚而和神对话。还有什么比这更有益于写作呢。
 
　　问：您的诗始终饱含漫游和漂泊，但您却选择了“除了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牵挂”一句诗来概述自己的人生，是为什么呢？
 
　　广子：这句话很矫情，其实不说最好。既然说了，要么自圆其说要么彻底翻供。
 
　　不同于游历，漂泊是一种被动的生活状态。前半生的不稳定让我厌倦了漂泊，所以我一直在寻找归宿。几经周折，终于在现在这个小村子住了下来，拥有自己选择的生活。此消彼长。人的命运机缘、生存场域、成败得失都有定数。没有什么是白来的，有放弃才有所得。
 
　　这句诗是有其自身语境的，这个爱既是狭义的也是广义的。一方面，其时我的女儿即将出生，让我重新开始温习、练习爱这种东西。另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反馈，人就越容易滋生悲悯之心，视万物如亲，斯世同怀。
 
　　问：诗歌对于您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广子：我把这种存在理解为一种互文关系。我曾说过，关于诗与诗人的关系，通常有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或视作一种生活方式，或奉为一种生命（存在）方式。每个人的自我指认都不容冒犯，但对我来说它更像命运与世界的交汇，或如肌肤之于毛发，脉管之于血液。也就是说我和诗歌是一种血缘关系，所谓血缘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可以穷流溯源而不可选择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确立，使我无需追问为何写作。内部的焦虑一经消解外在的纠结就不复存在。首先在情感上，我和诗歌已形同手足，它作为我精神家族的主要成员，属于嫡系亲缘，有着共同的基因。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写作的原初动机，写作本身不再构成负担，只需要认领。实际情形也是如此，这种关系落在生活上像枝叶相生或藕断丝连，人的精神与现实就不至于总是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上升到生命高度也不会蹈空，那种源自命运共同体的觉醒和痛感就不会麻木迟钝。
 
　　血缘关系并不可靠和稳固，也不意味着亲密，但它是先在的，是宿命之契约，是伦理与法则。它也非一劳永逸，更不享有优越感。如果缺乏有效的“书写”维系，就只剩下遗传学意义上的概念。
 
　　问：现代化引发的商业化，连文学也与商业化相连，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广子：人类文明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无可厚非。后现代主义就是商业化的产物。所谓纯文学也不过是一种文人式的清高，很乌托邦。问题不在于文学是否商业化，文学的自我建设和完善能力是我们无法估量的。今天的商业化已无所不在，但文学仍处于精神的高端。我们忧虑的是商业化对文化和文明的破坏，对人性的侵蚀，这已经变成普遍的现实。商业化只能作用于作家而非文学，这是作家要面临的考验。不仅是商业化，在消费、拜金、物化、趋利等更为逼仄的社会背景下，作家如何抵御现实，秉有独立的思考和怀疑精神，持中正之心，怀敬畏之情。文以载道。修辞立其诚。何其之难。
 
　　问：您认为在文坛大背景下内蒙古文学发展的近况如何？有没有什么见解或建议？
 
　　广子：作为内蒙古籍的写作者，我对近年的内蒙古或草原文学持谨慎的批评态度。内蒙古文学资源丰富，实际转化的成果并不乐观。好作家还是有的，但整体尚未满足我们的期待。考察一个文学现象的形成，通常靠个体作家来维系。这个作家的真正价值取决于他文本的有效性，他在一个更大的文学坐标和作家序列中所处的位置。任何功利的、投机的、工具理性的上位都是虚假的。
 
　　问：您是如何看待70、80后的创作风格的？
 
　　广子：很难一言以蔽之，与其图解群体的风格不如分析个体的差异性。以出生年龄划分代际是极不科学、理性的，但从社会现象学层面加以辨认也不是不可以。重要的是风格需要以个体为前提、案例进行甄别，放在群体里只是便于比对。
 
　　现在再来谈论这两个群体比十年前更无必要，因为优异者已经从其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写作者。况且好的诗人作家需要不断的自我更新、颠覆，正如波兰诗人安娜•斯维尔所说“一位作家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创造自己的风格，第二个是摧毁自己的风格。第二个任务更困难，也更耗费时间。”
 
　　很抱歉，我不关心群体，没什么可谈的。
 
　　问：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有哪些？对您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广子：很多，古今中外的都有。但影响主要是认知上的，启发性的。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指导另一个作家的写作。
  　　来源：蒙地客
        作者：广子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gzNTgzOQ==&mid=2651687067&idx=1&sn=1eb044a607b61d2effeb8137f6892851&chksm=bd59190b8a2e901de166fe03f0c61ec4c8a1e644b5e00b4fe7ca0845a35c7d5c16d48bf108e3&mpshare=1&scene=1&srcid=0509Jx6WX7B9aJ8cKZMVsfTm&pass_ticket=XQxOuam0MPCAHvjQjJSPg6oiK7DhbJNHgB02Fo0qRplOKB3hRghZp9ZFtvBxiCEi#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