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教研室的十年长征

教研室的十年长征


童庆炳
　    
我这一生可以说遭遇过三次打击，三次低潮。第一次是小时候家里不让我上学，让我辍学；第二次是1963年，我被当成“白专道路”批判了一个月，就因为我发表了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第三次就是1990年，博导评选落选。当时我已经辞去了研究生院副院长的职务，回到教研室当主任，正准备一心一意把教研室建设起来，博导评选受挫将我个人和教研室都带入了低谷。
　　
这时候，在我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怎么办？对我来说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就是选择自己干，不管教研室了，教研室的主任我也辞掉，这样子自己还可以清净地做一点学问；第二种就是还要继续干，带领着教研室走出低谷，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单独干，而是要跟大家通力合作，把教研室的团结、教学、科研都搞好，让教研室走上一个比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
　　
我自己反复思考，自己一生的追求就是想要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所以选择了克服困难，还是要继续干。当时我的情绪很不安定，有的老师就来鼓励我。比如启功先生鼓励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受这么点打击有什么呀！我还当了22年的右派呢，这才出了头了。不要灰心，要继续干。”然后他写了一幅字给我，是陆游晚年书房的对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意思就是你静下来读书吧。所以我给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消永日斋”，纪念启先生给我的鼓励。
　　
钟敬文先生也把我找去，现身说法，告诉我他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有这些前辈老师的鼓励，又有教研室一批年轻的教师都拿到了博士学位，我也觉得可以再做点事。
我坚定了信心之后，事情很快有了转机。1991年，国务院博导评审组临时增加了一次会议，会议中又通过一些博导。当时我没有申请，结果却在讨论名单中，被拿出来投票，全票通过。这样，我在1991年获得了博导资格。
　　
也就在这个时候，经过几次人事调整，教研室出现了比较和谐的局面。尽管我们只有一个教授，著作也不算很多，力量也不算很强，可以说正处在教研室的低谷时期，但我们就从低谷开始起步。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把罗钢、王一川、李珺平、张海宁，这四个年轻教师，找到东操场的一个双杠旁边，开了一个很简单的会议，核心议题就是“我们怎么办”。我们分析了教研室的利弊，做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思考，大家建立了信心，开始了教研室的十年长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们打了四大战役，之后我们教研室一下子成为全系乃至全国最强的一个教研室。
　　
第一个战役是在九十年代初期，由黄药眠先生和我两个人从教育部领来一个博士点基金课题，课题叫“中西比较诗学”，1990年前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课题。这个课题参加的人数达到二三十人，几乎把所有相关专业的老师学生都组织到一起了。我们按照比较文学的结构和思路，集体撰写出了中国从未有过的一本书，叫做《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在1991年出版的，乐黛云老师———研究比较文学的顶尖专家、北京大学的教授，看到这本书以后就说：“哎呀，我们研究了这么久，就是想写这么一本书，结果我们没写出来，你们比我们先写出来了。”
　　
第二个战役，就是教材编写。1990年，教育部决定高校要编两部文学理论的教材。一部是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合编的综合大学教材。另外一部是师范院校教材，就由北师大、陕西师大、山东师大这些单位编写。师范院校这部教材就由我牵头。在文学活动论观点的统领下，在灵活创造性地运用“古今中外法”的过程中，经过多次会议和漫长细致的统稿，师范院校这本教材于1992年出版了。没想到的是，综合大学的那本教材没编出来。于是我们这一本不仅师范院校用，综合大学也用。那时候中文系你不管是考哪个专业，都要考一门文学理论，指定的用书都是这本书。后来，我又下了比较大的工夫出了第二版，叫修订版。然后是第三版，现在已经修订第四版。这个教材在中国影响很大，直到现在仍然还在使用，已经印了一百多万册。每年我们编写教材的人都可以拿到不少的稿费，像我每年要拿三万多元，这书直到现在还在印刷。我之所以说它是一个战役，不只是针对这一本书而言的。我们从这本教材得到启发，我们发觉学术观点要有影响力，就要编各种各样的书，后来我们就编了好多本书，比如《文艺心理学教程》、《马克思与美学理论》、《西方文论发展史》、《美学》等等。我们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形成了一套教材体系，很有冲击力。这样在各个高校，无论是基础课也好，选修课也好，都是用的我们北师大文学理论教研室编的书。
　　
第三次战役，是把我们八十年代所做的心理学美学发扬光大。我们考虑到，仅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学、美学创作、美学作品，还是有缺陷的。因为文学毕竟跟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学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所以，我们有了教育部的一个课题———“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1999年，我们完成了这一课题。这样，关于文艺心理，我们前后一共有了17本著作，我们认为这17本书超过了朱光潜先生所写的《文艺心理学》。
　　
第四个战役，要从它的背景讲起。
    
1989年，对我们文学理论这个学科来说，是一次转向。当时，中央对意识形态管得比较紧，于是文学理论就出现了一次转向，叫语言论转向。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就专门来研究文学的语言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我读了很多西方关于语言论的著作，又参照了中国古代诗论、小说论，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其实这个观念并不新，就是“文体论”。当时在我的组织下，我们出了一套丛书，叫“文体学丛书”。我关于文体的思考，在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上就有体现，所以后来莫言给我的书《创作美学》写序的时候，他就用了我讲的《轻轻的呼吸》做例子，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讲形式的重要、文体的重要时，他们都觉得这个案例非常好。
　　
所以这四大战役，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出了将近四十本书。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教研室在那十年里出了这么多的书。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给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而这四大战役，涉及了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而且又切合那个时代的需要。比如说，那个时候很需要从国外介绍西方二十世纪的文论流派，我们有《文艺新视角丛书》；我们有新的文学观念编写出来的新教材；我们的文体学研究，这是一种新的开拓，五四以来没有一个人用这样一种方式开拓文体学的研究；文艺心理学研究，我们把朱光潜先生的研究从古典推向现代，他主要是十九世纪的研究，而我们的研究的是二十世纪的东西。我们教研室很团结，开了几次学术会议，在各高校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四大战役打完了，我们教研室又走向了新的高峰，评上了国家重点学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999年，我们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我们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距离1989年正好十年，我把一个陷入低谷的教研室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那时候，我们教研室有七个教授，各有特长，这是别的学校所没有的。而且我们的著作，有国家教学成果奖以及很多其他奖项，这是别的学校无法和我们相比的。
世纪之交，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没想到随着重点基地和重点学科的入选，我只能更加忙碌起来……
 
作者：童庆炳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校报
 
（录音整理：陈爽、王起晨、罗容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