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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写作需重新整合

文学报2010-04-19 16:47:35

 

    今年《收获》多部作品获影视公司青睐,执行主编程永新回应“变通俗”质疑——未来写作需重新整合

    在许多读者和作家心里,《收获》杂志是中国文学的一块“金字招牌”:没有广告的纯文学杂志,每期发行量稳定在十万左右,读者覆盖各个年龄阶层。而在一些影视从业者的眼中,《收获》则是“弹药库”,多年来,源源不断为国产影视剧提供“弹药”。记者了解到,仅在今年《收获》刊发的长篇中,已有五部作品有影视公司接洽过,正在或将要改编成影视剧:张贤亮的《壹亿陆》,张欣的《对面是何人》,艾伟的《风和日丽》,李森祥、薛荣的《水乡》,龙一的《接头》。就连即将在明年第一期刊登的福建女作家须一瓜的长篇处女作《太阳黑子》,也有影视公司闻风而动,早早与作者取得了联系。

    这现象是喜是忧?作为中国文学创作的“晴雨表”之一,《收获》是否变“通俗”了?“小说‘影视化’”是否将能成为文学重新提振元气的一种尝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关于读者对《收获》刊发部分作品过于“通俗”的质疑,他说,事实上作家现在有意识注重小说的可读性、故事性,“通过通俗的故事表达严肃的主题,这也是一种尝试。”《收获》包容各种不同风格的优秀写作。

    文学渗透生活各个方面,作家写作呈现新特点

    1986年年末,在携电影《红高粱》参加柏林电影节之前,导演张艺谋首先在上海文艺圈内试映这部影片。而坐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的他,手里捧着新一期的《收获》,杂志上格非的小说《迷舟》引起他的注意。尽管最终没有拍成电影,但后来让他名声大噪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活着》,都改编自刊发在《收获》上的小说——苏童的《妻妾成群》和余华的《活着》。

    事实上,中国电影史上很多至今仍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经典作品,都改编自《收获》上的小说:《人到中年》(谌容《人到中年》)、《人生》(路遥《人生》)、《顽主》(王朔《顽主》)、《甲方乙方》(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动物凶猛》)……《收获》编辑部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做过统计,其刊发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达上百部。难怪有人形容《收获》是影视剧创作的“弹药库”。

    张艺谋早在1994年就以《文学驮着电影走》为题表达文学对中国影视剧的贡献,他说:“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见过哪一位导演能真正地自编自导而同文学界彻底‘断交’的,相反,无数出色的影片和电视剧莫不是从小说改编而来。我们干导演和演员的,常常站在金字塔的顶端面对掌声和欢呼,那是命好。其实谁都清楚,塔顶底下是多么大而宽的一个坚实整体。而铺在最底部也是最阔大厚实的一层,依我看,那就是我们的文学了。文学驮着电影走,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我们中国。”

    接受记者采访时,程永新也表示,上世纪陈凯歌、张艺谋这一批导演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带来很大声誉,文学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丰厚的生活底蕴,为中国电影走出国门提供了很大帮助。近年来,国产电视剧的进步非常快,质量大幅提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批文学界人士介入其中,很多优秀的电视剧改编自文学作品。“一方面进入新世纪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但另一方面,文学通过另外一种渠道像水一样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界一些优秀的作家,像邹静之、刘恒、朱苏进等,都直接参与到影视的创作中,为国产影视剧水准的提升立下功劳。

    而那些易于被影视导演相中的小说,显然有规律可循。作品中饱含的丰厚生活底蕴是较为明显的特点。在这个因素之外,程永新说,新时期以来,文学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和实验,小说的写法也越来越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新世纪以后,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注重小说的可读性、故事性,这点恰好与影视剧需要的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矛盾冲突是相一致的。以浙江作家艾伟今年发表在《收获》上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为例,他说,艾伟要求自己的小说在一定长度的文字里,要有吸引读者的情感因素存在,这种对文本可读性的注意,在他以往的创作中很少见。“以往我们讨论文学写作时,对结构、人物命运、行为逻辑等研究得比较多。但像艾伟这样的年轻作家,他会考虑,如果连着几页一直进行漫长的毫无感情因素的叙事,读者阅读的耐心就会被卡断,所以,他在写作时,已经开始研究,如何让小说一上来就能抓住读者,只有让人读下去才会去思考更深层次的东西。这是文学写作出现的新情况。艾伟把这个归结为情感叙事,要求在每一章节都要有打动读者的地方,一个突出的场景也好,人物关系也好、矛盾也好,情感叙事为影视剧的改编提供了很好的文学基础。”

    文学仍处相对困难时期,未来写作需要重新整合

    与此同时,在近年涌现的电视剧中,诸如《大明王朝》《走向共和》《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一批优秀作品,在面对生活面对现实时,完全是宏大叙事,从思想力度和艺术表现手法来看,文学作品反而落后了,“没有像张黎他们那样驾驭时代、驾驭历史的气魄”。“电视剧水准上去了,文学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了不起的作品出现。文学近年来出现了一些问题。”程永新说。

    1983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收获》编辑部至今,程永新在文学“第一现场”一待就是27年。他与《收获》一起发掘了如今已是文坛中坚力量的苏童、余华、马原、格非等人,当初他们还只是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他也与《收获》一起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风云际会,并积极参与到推动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中,以策划和推动“先锋小说”最为引人注目。

    有人说,当下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最好时期,而对此问题,程永新却毫不迟疑地回答:我觉得最好的时期过去了。在他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留下了一批经典性的作品,包括莫言、苏童、余华和韩少功的一些小说。“这可能是历史原因,经过了历史的禁锢,新时期中国作家的创作一下子喷发出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特别是小说,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是叙事学领域发生了一场革命。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文学的黄金期渐行渐远,对急剧变幻的时代,我们的文学确实有点无所适从。每年也有一些好的作品,但是真正让人震撼的、触及人灵魂的,有深厚文化传统,又有民族独特创造力的作品还是很少。

    记者发现,程永新在评价作品时,总是特别关注作品的幻想性,关注其是否能够刺激人的想象。他对去年吉林女作家金仁顺的长篇《春香》给予了比较高的肯定,原因就在于符合他称之为“幻想性叙事”的审美理想:倡导原创力和想象力,鼓励大胆同时又契合时代的幻想,让人精神产生升华和飞翔的一种写作方法。在他看来,当下的很多文学作品写得太“实”,贴着地面行走,“我不反对表现底层和苦难,每个有良知的作家都应该去表现,但采取照相式、记录式的方法,没有艺术想象力,这样的写作不可取。阅读这样的作品,是想象力被遏制被封闭的过程。既然是文学艺术作品,就应该有艺术性的表现手段,有幻想性的叙事。”

    对于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所受到的冲击,很多人都会谈到网络文学。在程永新看来,网络文学的自由书写带来的问题是价值标准的混乱和难以确立。不仅网络文学,类型小说、手机短信等都使传统写作面临挑战。此外,他也认为新世纪以来,文化断层对传统文学的影响也特别“厉害”,“年纪轻的觉得传统文学过时了,传统作家又没有把韩寒、郭敬明等人的作品看作真正的文学作品,这种断层和对立也非常明显。”

    而以上提及的传统文学面临的所有挑战,事实上又为文学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性。“我们现在确实无法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无法达到那种辉煌的程度,我认为我们处在相对困难时期。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若需提振元气走出困境,就面临重新整合的必要。网络文学、类型小说、民间传说、手机信息等,都可以成为整合的对象。精神来源、艺术样式甚至是表现手法,都应该整合。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就套用侦探小说的外壳,讲的却是东西文明冲突的大主题。”“只有这样,文学才会往前走,才有未来写作腾挪的空间,这是势在必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