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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与黄金: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两个极端

羊城晚报2010-04-19 16:42:14

 

 作家王蒙的一句“中国文学处于它最好的时候”,引起争议未息(见《羊城晚报》10月24日、31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又于11月7日在《羊城晚报》发表特约文章,提出“中国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说,这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评价完全牛头不对马嘴,到底谁是谁非?请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的意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我们要允许汉学家(顾彬)的误读,同时要保持差异性。

  我以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实唱衰中国当代文学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主流的媒体和中国的批评界就存在的。

  我今天要壮着胆子为当代汉语小说说点肯定性的话……

  张 柠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差异说”是取消价值判断最省事的一招。

  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断语。

  这种句式,透出一种我们熟悉的杀气。

  所谓“斗胆”,是弱者向强者进言时的卑词。说出一种与主流价值观念高度一致的观点,不需要“斗胆”。

  两种貌似对立的评价

  短短的两年之内,对中国当代文学(1949-2009)的评价,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个由著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提出,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简称“垃圾说”);另一个由著名批评家、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提出,说中国当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简称“高度说”或者“黄金说”)。由于事涉当代,与每一位活着的人多少都有点瓜葛,关注的人自然会很多。所以观点一出,立刻引来了大量的围观者。

  面对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人们难以取舍。两位学者都自称研究中国文学三四十年,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独特的情感,恨不得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自己的儿女。但他们俩用截然相反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一个像严父,恨铁不成钢,面对缺点,厉声责斥;一个如慈母,越看越喜爱,只看长处,袒护有加。“垃圾说”和“黄金说”,两种观点表面上南辕北辙,但深层逻辑却是同一的。它们就像生长在同一胎盘中的孪生兄弟。在精神分析的视野中,黄金是粪便(垃圾)的升级形式,所以人们常常会视黄金为粪土;粪便(垃圾)是黄金的堕落形式,所以人们面对它总是会哈哈大笑。“垃圾说”和“黄金说”,就这样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中两个既互相拆台,又相互依赖的奇怪景观。

  顾彬“垃圾说”的遭遇

  顾彬的“垃圾说”,因其明快和粗暴的双重属性,给公众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和乐趣,也为公众释放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满情绪,提供了机会。报纸和网络等大众媒介的大肆报道,暗含着公众对顾彬的支持,但反对者也不少。根据不同的动机,可将反对者分成两类,一类是心态上的不接受,一类是事实上的不接受。心态上的不接受,就是死要面子,活不认账,但内心还是有点发虚。事实上的不接受,则是要找理论上的借口,用理性思维做工具,把死的说成活的。

  先说心态上的不接受:敢于公开说出真相的为什么不是我们而是你洋人?连垃圾都不认识,我们的思维、视觉、嗅觉是不是真的有毛病?为了回避自身的问题,我们转而向汉学家发起进攻:你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垃圾的组成元素和生产环境吗?其实这是一种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的自然心理反应。近代以来,面对洋人,中国人的“义和团情结”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经常摆出一副刀枪不入的样子。中国当代文学是不怎么的,但你顾彬先生说它是“垃圾”,我们偏偏不爱听,就好比自己家人有缺陷而不接受外人斥责一样。其实我们一直很讨厌那种腰里缠着红布,光着膀子嗷嗷叫的义和团,更喜欢五四先辈引进的文学“洋枪洋炮”。面对“文学义和团”时,我们摆弄着“洋枪洋炮”;面对洋人的批评,我们情不自禁地脱*上衣,将红布往腰里一缠,摆开架势哇哇地冲了上去。这是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情结在个体人格中的可悲投影。

  再说事实上的不接受。这是“心态上不接受”的变异形式,或者说是它的升级版。这种思维认为,顾彬先生对当代文学事实的判断有问题,或者说他的西方“知识谱系”不适应中国语境。当我们用“中国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突然发现它很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晓明先生持这种观点,参见2009年11月7日的《羊城晚报》B05版和他的“网易博客”文章。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断语。据我所知,陈晓明先生不是心血来潮的偶尔一说,而是通过多年的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可是他一直在瞒着我们,直到今天才“斗胆”说了出来,说完之后把自己吓了一跳。所谓“斗胆”,是弱者向强者进言时的卑词。说出一种与主流价值观念高度一致的观点,不需要“斗胆”。需要“斗胆”说出来的,是那些与强权不吻合的观点。

  陈晓明“高度说”的逻辑

  陈晓明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新评价,源于他对自己多年来所操持的西方“知识谱系”的疑问。他深感歉疚的是,自己至今还没有创造一种全新的、综合古今中外的知识谱系,来与西方知识谱系相抗衡,以致让“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中国当代文学“蒙冤”多年。他认为:“如果没有我们自己对自身文学的认识及其建构美学准则,我们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西方给我们施加的美学的标准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用那样的标准看自己的小说永远是差了一大截”。为了迅速摆脱外来标准“施加”给中国当代文学的“二流货”、“差一截”的不公正待遇,陈晓明先生在来不及建立新的知识谱系和评价标准的前提下,直接将“前所未有高度”的结论端了出来。通过放弃个人趣味和迁就权力的趣味,通过为宏观决策提供资讯的“专家身份”这一中介,知识谱系的逻辑,顿时转变为权利秩序的逻辑;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说”,顿时转变成了“黄金说”。

  在推出“黄金说”的过程中,陈晓明先生一方面在努力寻找一种与国际知识谱系接轨的言谈方式,为中国当代文学辩护,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全新的判断。比如:在“反抗现代性”的理论前提下,重新肯定1949年至1965年的文学的价值;通过学生的阅读反应,来肯定《创业史》、《红旗谱》等作品的传播意义;将最前沿的理论资源,用于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去政治化”服务;用“再解读”的方法,为当代文学寻找新的“美学标准”;最后推出“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结论。另一方面,他有意无意地用了一种暗含威胁的口气———“有人要唱衰中国文学”,仿佛当代文学的读者和批评者中有敌对势力似的。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但这种句式,透出一种我们熟悉的杀气。当他遭到国内“文学买办”骚扰的时候,他还使出了一招太极推手:“保持文学的差异性”。如果将文学和非文学的“差异”合法化,那么“差异说”是取消价值判断最省事的一招。这种说法,近几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都很流行,我们在主流媒体中每天都能听到。

  当代文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无论用国际视野中的文学标准,还是用咱们老祖宗的文学标准衡量,它都疑问重重。白话文文学诞生才九十多年,在文学史长河中好像一个新生儿,其成长过程历尽磨难,身体中既有来自母体的“胎毒”,也有交叉感染的“病菌”。面对这样一个发育尚不完全的对象,唯一可做的就是要设法让它自身的机能健全起来,而不是像溺爱的母亲一样找各种借口盲目夸耀。

  王蒙先生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环境处于“前所未有的宽松”时期,在当代中国60年的历史之中,并按照有中国特色的标准衡量,这个说法没有疑问。如今配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个“前所未有”加在一起,我们于是产生前所未有的困惑。表面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形式和构件,包括语言和叙事技巧,似乎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肌肉”很发达似的,仔细检查,发现它缺心眼儿,也就是缺少作为文学基因的“自由心境”。

  机能健全的两个条件,一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个体内在的生长能力,或者说造血功能。尤其是对文学而言,作家的内在生长能力特别重要。自由心境的丧失,是不宽松和禁锢的结果。禁锢的解除,可以让行动的自由立刻得到恢复,但不一定能让自由心境立刻恢复。因此,在恢复自由心境的过程中,有一种症候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对解禁和自由的不习惯,迷上了先前的禁锢,甚至对宽松和自由产生逆反心理。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文学中的反应。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这一心理现象或许古已有之,但这个心理学术语,则源于1973年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劫持人质事件。心理学家发现,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强烈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控制在劫持者手里:要么合作而活着,要么反抗而死去,没有别的选择。劫持者让人质活下来,人质便产生感恩之心。渐渐地,他们与劫持者同呼吸共命运,甚至还会爱上劫持者。最终,他们和劫持者一起,将解救者视为敌人。这种“自我劫持”的心理现象,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越来越明显。他们对宽松自由特别反感,沉浸在当年被劫持之时的禁锢和受虐情境之中不可自拔。因此,在“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里,当务之急是解救那些因“自我劫持”而导致的变态心理,让他们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