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忆吴福辉先生

 
　　一，吴老师作为人生伯乐大力举荐我
　　 
敬爱的吴福辉老师于今年1月5日在加拿大仙逝，学界很多他的朋友和晚辈无不痛惋。我一直想写点怀念他老人家的文字，但由于写作翻译任务重，竟然拖了下来。上周，我因为要写论文而去文学馆库房查找茅盾先生收藏的外文书刊资料，意外看到吴老师捐赠给馆里的8000册书就码放在那些书刊旁边的书架上。睹书思人，我决定尽快动笔写作悼文。
 
　　我最早是文学馆的读者。我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做教书匠，业余坚持文学创作研究与翻译，时不时去向博学鸿儒请教。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去紫竹桥逸昌运宫拜访翻译家江枫先生。当我沿着刚刚开通不久的西三环路往回走的时候，发现紫竹桥东北角有一处古建筑群。与昌运宫的高楼相比，这处建筑显得低矮，从桥上望下去，尤其如此。但是，从两侧齐胸高的朱红墙壁，尤其是虎皮底座来看，它尽显不凡气势。我不由自主刹车探头望去，见红漆大门的一侧竖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大牌子，上书“中国现代文学馆”。我进去，碰到工作人员，一位姓孙的先生。他话虽不多，但简要介绍说，这处建筑叫“万寿寺”，建于明万历年间，为明清两代皇家寺院，曾被老佛爷慈禧太后用作行宫，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学馆是暂时寄居在此。他们主要收藏现代文学资料，专业人士可以借阅。
 
　　我在理工大学教的虽然是英文，但我的研究还是以中文为主，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我查阅资料一般是到附近的国家图书馆。但那时候的国图还残留着皇史宬的盛气，不以读者为中心，借阅手续复杂，复印费用畸高。我每去一次都懊恼后悔。而文学馆因为去借阅的人很少，所以基本上是一对一的服务，质量当然很高。记得当时负责借阅服务的是任海登先生，他允许我自己到光线暗淡的库房里找尘封的书刊。因此，从那之后，我时不时去文学馆借阅资料。
 
　　有一次，我在文学馆看到一幅讲座海报，主讲人是吴福辉，讲题是海派小说。万寿寺的后院有万寿阁，阁后的大禅堂，曾为主持讲经说法之地。文学馆继承这一传统，开展周末免费讲座活动，历来都向社会开放，显现了非常强的服务大众的理念。我记好时间，那是一个下午。我早早地去了。会议室很小，人也不多，三教九流。吴老师并没有因此而减低讲学的兴致，相反，他兴高采烈，神采飞扬。他是文学地理学的开山鼻祖，这方面的功夫真是无出其右者。他对于穆时英、刘呐欧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中人物的活动路线和场景娓娓道来，比如，主人公从哪栋建筑出发，经过哪几条马路，到达的是什么样的场所，包括那些建筑、场所、街道原来和现在的名字和样子，他都能说得清清楚楚；而且没有讲稿，没有幻灯片。固然这是因为他生长于上海，熟悉上海；但能如此说全道清的上海本邦学者恐怕寥寥无几，哪怕几十年在上海的也未必能，更何况吴老师其实早年就离开上海，到东北和北京工作生活了。
 
　　吴老师是典型的南北结合体。首先，他南人北相。他高大挺拔，声音洪亮。他讲课甚至讲话，如“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续录》中描写的豪放派词中的苏东坡形象）。同时，他还有南方人的细腻、周到、整洁与文雅。鞋子沾上一丁点泥巴，他会立即用纸擦掉。我不止一次亲眼见过。其次，他的口音南腔北调，既有吴音又有东北腔，既软糯又硬朗，既婉转又铿锵。再次，他的文章风格既大开大合，又细致流丽。最后，他的为人处世既洒脱豁达，又温良恭俭。这是我最心仪的性格和风格。
 
　　那次讲座结束之后，我趋前向吴老师请教。他虽然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但一点都不显疲态，更没有对我这样的无名小卒的一丝厌烦，极为耐心地回答我的提问。尔后，他又兴致勃勃地跟我海聊了一会儿。也许因为我的家乡苏州吴江比邻上海，我呢，对上海及其作为现代文学发生场域的情况还有所了解，我俩聊得比较投机。期间我聊到了一点自己当时的苦恼：教学任务重，读写时间少。
 
　　从此，只要我去文学馆，只要吴老师正好在。我就会跟他聊两句。
 
　　有一次，吴老师把我送到大门口，说想看看我写的文章。他强调说是文章不是诗。我们约定了下次我去拜访他的时间，因为他不是每天都到万寿寺上班。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吴老师的办公室，很小很简朴甚至简陋的一个平房房间，到处都堆着书。我呈上我的学位论文和另一篇新文章。他让我坐在一个简单的沙发上。他说他有别的客人来，不能陪我多聊。我依稀记得，那次那位别的客人是我的另一位恩师吴思敬老师，我之前就认识；但我不好意思打扰两位吴老师谈事；所以，吴思敬老师莅临不多一会儿，我跟他寒暄了一下，就告退了。
 
　　没过多久，吴老师来电话，再次让我去见他。他说，他看了我的文章，感觉不错。接着他又说，文学馆新馆快要建成了，他们要新招一批员工，包括专业人员，问我是否考虑调过去。他们会充分考虑我的专业兴趣，给我相对宽裕的时间做学术和搞创作。我惊喜若狂。惊的是吴老师与我非亲非故，却如此厚待我，如此同情并支持我的志趣，如此为我的前途着想。在任人唯亲的社会里，他的这种义举真有点让我觉得匪夷所思。要知道，像他这样的前辈学者，肯定有很多嫡传或庶出的弟子，其中不乏秀拔者。他怎么会把绣球抛到我头上呢？喜的是：如果我调入文学馆，尽管在物质待遇甚至所谓社会评价上，馆员还不如教师。但我可以从繁重甚至繁琐的教学工作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在更专业的环境里，做我钟爱的文学了；这是我一生所求啊。
 
　　二，吴老师作为单位领导训诲护佑我
 
　　因为吴老师的力荐和协调，我的调动手续在当时的馆领导和作协有关部门那里一路绿灯。
 
　　不过，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吴老师亲自跟我说，他们想锻炼锻炼我，让我担当时任常务副馆长、主持工作的舒乙先生的助手。不过呢，为了照顾我的兴趣和志向，他们决定让我只从事业务方面的工作，可以不参与更加繁杂的行政工作。我当然识好歹——这是吴老师和舒馆长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我自当恭敬不如从命。不过，我对他们说，我只是个单纯的教书匠，从未做过管理工作，怕是不能马上胜任；且让我边学边做，试做一年吧。
 
　　1999年10月，手续基本办完，我奔赴新的岗位。吴老师开始对我在诸多方面关怀备至。他那时也几乎天天上班，经常地不是我到他办公室就是他到我办公室，除了办事，还会聊一点学术。
 
　　那时，跟我同时进馆工作的有几个北大毕业的应届生，其中大部分是文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都是吴老师亲自去北大挑选的，都德才兼备。由于志气相投，都是文学馆的新人，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比如，中午饭后，他们喜欢到我那儿聊天。为了我工作和学习的方便，馆领导给我安排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所以能坐得下多人。另外呢，我比他们年长几岁，所以他们爱找我聊。我们聊的内容其实大部分跟馆里的事务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日久必生人言。馆里有人议论并告发说我们搞小团体，似乎我们成了老同志们眼里的反传统的新势力。这话传到吴老师的耳朵里，他就急了。  
 
　　有一天午饭后，吴老师来到我办公室，我请他坐在新沙发上。他笑着说，咱们唠唠嗑。他唠嗑也是引经据典。他引用胡适的话说，狮子与老虎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你们几个小伙伴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注意外面的风声和影响。我解释说，胡适的这个说法，我在上学时就熟悉并信奉。我是1980年代的大学生，而且我主修的是西方文学和文化。我内心一直不喜欢拉帮结派，任何一个领域的门阀主义我都厌恶。难道我会不景仰狮虎，而曲学狐狗吗？只是为了工作的开展，我才勉为其难应付各色人等。至于几位年轻同事与我相处比较密切，并不像外界所狐疑并传闻的我们在密谋什么。我们聊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日常和学问，不会对文学馆和同事们造成任何的不利。吴老师点点头，其实他是了解我的性格的。不过，他站起来时，再次叮嘱：“人言可畏，小心为是。”
 
　　此后，我们几个故意减少了群聚，在一起时也不像以前那样开怀大声说笑。我们把更多时间精力用于读写。一段时间之后，又传出一种对我们几个的责备，说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心思就不在单位里，只想利用单位的资源成名成家。吴老师有意放话说，文学馆作为一个学术机构，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需要几个在社会上有广泛而良好的声誉的专业人士。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在这方面的努力。舒乙馆长也对我们在学术上的追求和钻研表示肯定。这种论调才暂时偃旗息鼓。
 
　　我们呢，也告诫自己不要去跟老同事们抢用单位的资源，哪怕他们不用，我们也不争。可是，在对我们的工作成果评估时，又有人说我们不好好利用馆藏资源，所做研究与单位资源无关，因此不能算作考核的成绩。
 
　　吴老师干脆跟我说：“做好自己的工作，搞好自己的创作。不用太管张三李四朝三暮四的种种非议。况且这只是极少数人一时之间的情绪性言论。”他还教了我一个具体的办公室办事秘诀：注意藏锋，有些话可以通过他的口讲出来，我们不要自己说。他这是愿意替我们“背锅”啊，目的是以他“老资格”的身份保护我们这些新人。
 
　　三，吴老师作为学界前辈支持指教我
 
　　在我与吴老师的交往和同事过程中，有不少的遗憾。责任都在我。
 
　　其中最大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我没有能成为吴老师的及门弟子。吴老师曾在河南大学招收博士生。照理说，我是近水楼台。我也问过他。他说，河大要求博士生至少有一半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在学校里全职脱产学习。而这一点，无论是从单位的制度还是我个人的生活而言，都办不到。我只好放弃。但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干脆从文学馆辞职，到开封去做吴老师的全日制学生。但我当时畏首畏尾，怕毕业后回京有困难和麻烦（我居然曾做到这样的一个回不了北京的噩梦）。我在学术上又比较懒散——更喜欢搞创作——对于创作者而言，能阅读古今中外的好书并能从中吸收营养就行。吴老师也宽宏地理解我的顾虑。所以，我终竟没有能做吴老师的嫡传弟子。
 
　　第二个是我没有能走吴老师指出的学术道路。我曾帮助我老家苏州吴江区文联策划并举办“费孝通与文学”专题学术研讨会。我请吴老师给我们撑场面，做主宾。他慨然应允，还提前认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费孝通与我”，里面讲到费孝通作为社会学家的文学思维和他自己作为文学专家的社会学旨趣。我陪他南下，会议结束之后，也陪他看了一些当地的名胜，比如大运河、垂虹桥、费孝通纪念馆等。他一路上精神抖擞，跟我们聊了很多。其中有一个学术话题，那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市镇场景（他的原话，与“乡镇背景”有所不同）。他说，许多现代作家，比如茅盾、郁达夫、叶圣陶、艾芜、沙丁、吴组缃等都来自市镇，尤其是江南市镇，那些市镇的历史地理文化风土人情到底对这些作家的思想人格和作品产生哪些影响，值得做综合深入研究。我连连称诺，附和说美国的市镇文学也很发达，从马克•吐温到福克纳，很多作家都出生于市镇，大写市镇社会。吴老师说，你来自江南市镇，就做这方面的研究嘛，可以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我个人的，这方面至今我的研究还是空白。我曾计划做一场市镇文学的专题研讨会，也没成。至于文学地理学，我更没去做。
 
　　总之，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无论是在我进文学馆之前，在我和吴老师共事期间，还是在他退休之后，他都对我栽培、关心、护佑，在许多人面前力挺我，替我美言。吴老师曾在各方面对我寄予厚望，比如希望我又红又专，研究与管理双肩挑；但我能力有限，抱负单一，最多只能从事一点专业工作。比如，他希望我能更多地用工于学术研究，但我至今还是一只文学三脚猫——创作、研究和翻译三方面都乏善可陈。真是愧对吴老师！愧煞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