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文学如何突围？很少被选入纯文学刊物
荣智慧2011-12-23 11:12:14
青春文学：如何突围
12月初的各大图书网站销售排行榜上，有4位“80后”作家的作品位居前十，除了南派三叔的悬疑小说《盗墓笔记》，韩寒的《青春》、郭敬明的《小时代3.0：刺金时代》、鲸鲸鲸的由豆瓣直播帖整理成书的《失恋33天》这三部“青春小说”，新登上了一个市场化的文学销售巅峰。
如果说对“青春文学”普遍定义是“正值青春写青春”，那么“青春文学”可以算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内部的类型文学，巴金、曹禺、茅盾等人早期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划为此类；但实际上，对“青春文学”的命名是从1996年出版的《花季雨季》开始的，随着21世纪的韩寒和郭敬明备受关注，它也常常被用来特指“80后”的文学创作。总体来看，“80后”的创作几乎都不曾偏离“青春写作”的航线，他们因此命名而名声大噪，却也因此命名而受限一隅。
谁需要“青春文学”？
“青春文学”高居排行榜前十证明了它的消费群体极具购买力，同时也表明了它具备特定的、稳固的消费群体——中学生是它最忠诚的读者。显然，那些王子和公主的幸福故事、会说话的小动物、上天入地的大冒险不再能吸引迈入中学教室的孩子们了，虽然他们依然是定义上的“儿童”，但是在心智上，他们已经进入了“后儿童”的青春时代。
即使是熟读世界名著的中学生，也并不一定彻底被这些经典养刁了胃口，他们对同龄人的作品同样怀有巨大的好奇心，更不用说那些只读“青春文学”的孩子了，他们合力将“青春文学”抬至市场的巅峰。评论家白烨指出，当下的青少年普遍对宏大叙事和刻板说教不感兴趣，他们更喜欢阅读和他们自己生活、情绪紧密相关的文学作品。因此，阅读同龄人的“青春文学”是他们极大的心理需求。而且处在青春期的人总是热烈地寻找同盟，虽然他们极度渴望流浪、反叛、与众不同，但是对小圈子内的“知音”的寻觅与归属却愈发重要。他们借由书本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只能借由书本划分圈子的边界，同时，一个身在远方又写出自己心声的同龄人，更容易令人心潮澎湃。据此，白烨说，“青春文学的稳定读者群也为它的商业繁荣带来了保证”。随着青春文学作者的火爆签售和作品热销，作家张抗抗也表示了忧虑：“用商业化的、娱乐化的方式选拔文学新人，对于唤起人们对文学的关注是好的，但新人本身也应该再推敲文学的含义，不要被泡沫推得太远。”
如果单单从青少年的文学素养、知识储备的需求出发，那么“青春文学”确实可有可无，“青春文学”的缺席并不代表人生的必要缺憾，但是我们并不能忽略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他们在混沌纷繁的青春时代，亟需一个安慰的想象世界，而恰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消费主义的时代，他们的心理需求直接转化为了市场需求，因此一个安慰性的想象世界很容易被建造起来，因为他们的心理并不那么复杂；同时这个想象世界总是昙花一现，因为他们求得了安慰之后，理所当然地要抛弃它；而在这个想象世界里，成人世界开始不再遥不可及，这在某种程度也填补了青少年面对社会的“知识性空白”。但对于同样出身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韩寒和郭敬明来说，写作则具有了不同的文化意义，而青春文学在他们面前的分裂也正预示了这一类型文学的两极分化。韩寒在一种批判现实的向度上转向现代文学的传统，而郭敬明则尽情将个人情感释放。
当然不无吊诡的是，韩寒的最大规模的读者群——中学生，实际上并不能完全领会韩寒在个人创作上的调整与努力，更不关心他在“现实”世界里冷眼想象“梦想”，又从“梦想”世界审视“现实”的用心。韩寒小说中讥讽官场政治、资本强权、文化转轨、环境污染，也关注当代中国人的根基丧失、家园失却、归属不定的虚无感，这样痛苦又“别无选择”的挣扎，是韩寒作为一名“作家”的不懈追求，但在他的大多数读者看来，只有无尽的反叛才是他们最想获得的资源。
郭敬明以“一半明媚，一半忧伤”的文笔抚慰了十年来的中学生群体。对于承担着各种家庭与学校压力的中学生来说，一个尘埃落定、繁花似锦的梦幻世界是对现实最好的逃离，即使是一个梦里花落的悲剧，也胜于每天重复的考试与作业。这种对青少年心理的熟稔和对他们恰到好处的抚慰和疏导，是郭敬明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原因。
“青春文学成为产业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文学角度来看是见仁见智的。文学应该直面人生的很多丰富性，但当下的青春文学主要是在为压抑的孩子们提供幻想。”北大教授张颐武说。无论是反叛还是抚慰，中学生这一群体都对其有着强烈且不自觉的需求。不过，大多数青春文学都对“抚慰”做了深程度的开掘，这也证明了中学生对这一类型的青春文学的庞大心理渴望。当然，不少青春文学已经过犹不及，走向了颓败、灰暗的个人情感黑洞。
而且，青春文学虽然在出版上一枝独秀，但在纯文学刊物上几乎没有阵地。《青年文学》杂志执行主编唐朝晖认为：“大部分批评家骨子里依旧看不起青春文学，青春文学中的纯文学令人担忧。”
“快餐文学”还是“严肃文学”
王朔在《动物凶猛》里对青春所做出的出人意料的刻画，使他区别于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同时代的姜文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并成功地获得不只一代人的认可，这足以证明青年人写青春的作品完全可以超越“青春”。但23岁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的巴金、23岁发表《雷雨》的曹禺、25岁成立“文学研究会”的茅盾这些现代文学大家的作品当时未能得到“青春文学”的命名，20岁在《星星》上发表诗作、在《青春》上发表小说的苏童也从来没有被人称为“青春作家”。在这个意义上，“青春文学”明显有别于严肃文学，这一类作品之所以被冠以“青春”的头衔，是因为这个头衔意味着写自己的生活，即使没有严肃的思考；意味着或者带有严肃的思考，但不是自己的思考。这个头衔就是对这一类文学作品的价值的妥协，也是对这一类文学作品创作边界的成功“塑造”。
如果说写作“青春文学”的作家都计划赚到盆满钵满、娱乐读者，不免失之偏颇，而且快餐式作品也的确适应了很多读者的需要；但是对于有志于创作“不朽”的“80后”作者来说，情况依然不那么乐观，而且这样的状况对于严肃文学作者来说，同样也没有什么好转。很多青春写作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作者的生活里充斥着个人情感，所以只有这个小小的世界他们才有经验来描述，他们才有感觉去抒发，他们才有想法要分享，但是这个小小的世界中，无非只有爱和不爱，或者各种爱和各种不爱。
曾担任“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总决赛的评委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