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否的言说，或成功的逆袭——叙述中的“中间代”诗歌

互否的言说，或成功的逆袭  （王士强/文）
——叙述中的“中间代”诗歌
 
[关于“中间代”诗歌的叙述多有矛盾、互相龃龉，这反映了“中间代”诗歌概念的不严密、含混与暧昧。但作为一次诗歌命名与运作，它是一次成功的逆袭，实现了其“反抗”与“凸显”的两方面的目的。 “中间代”诗歌概念的生命力仍有赖于“中间代”代表性诗人的继续成长与自我完善。]
 
不管存在怎样的争议与质疑，“中间代”诗歌已然成为了一种事实。如果作为一个诗歌史概念来看待，“中间代”显然不能算是逻辑严密、无懈可击的，但这并不代表其本身就没有价值，相反，历史及历史的书写从来都是偶然的，充满了误打误撞、阴差阳错、生拉硬扯。而作为一次策划、运作和概念的制造来讲，应该说它是成功的，至少它唤起了人们对于某些诗人、某些诗歌存在的关注，尤其是，它是以诗歌为本位和指归的，而不是靠消费诗歌、丑化诗歌来获得关注、窃取声名。关于“中间代”的评价，是一个复杂、暧昧、难以说清的问题，本文希望通过辨析对于“中间代”诗歌的不同叙述，梳理关于这一概念的不同立场、观点，发见这些叙述的内在关切，窥见“中间代”诗歌的一些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一

“中间代”诗歌其发展过程中大致有如下几个重要事件节点：《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黄礼孩、安琪主编，2001年10月；《第三说——中间代诗论》，安琪、康城主编，2002年7月；《中间代诗全集》，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诗歌月刊》下半月刊，老巢、安琪编，“中间代特大号”，2006年10/11合刊、“中间代诗人21家”，2007年5/6合刊等。从出现到现在已达十余年的时间内，“中间代”作为话题一直存在，到目前已有不下百篇的讨论文章，参与讨论的诗人、诗评家也有数十位之多，关于中间代的论述也进入了一些文学史、诗歌史著作，其中包括影响巨大、堪称学界标杆的洪子诚、刘登翰著《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外，已有关于“中间代”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现（邵波：《“中间代”诗歌研究》，南开大学，2012年）。这些，显然都绝非一己的“炒作”所可达到，而是包含了一定的诗学正当性与可讨论性在其中。

在“中间代概念首倡者”安琪的描述中，“中间代诗人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诗写成熟于九十年代，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与第三代诗人几乎是并肩而行的。”[]这差不多成为关于“中间代”的经典描述，其所指称的“中间代”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出生于60年代，其二：未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稍加分析即可看出，“中间代”的内涵颇为复杂，它主要的是一个代际划分（60年代），而同时与流派特征也有一定关联（非第三代）。从诗歌流派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第三代”勉强可以看作流派的话，那么“非第三代”显然不是一个流派。实际上，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第三代”也不是一个流派，它最多是若干个流派的“汇聚”、“集合”。而在“第三代”之外的诗歌存在，显然是更为丰富、多元、难以强求一律的。这种“多元多解”（安琪语）的状况其实是“中间代”诗歌极为重要的特征，正如有的诗人在谈论更为年轻的“70后”诗人时所说的“不团结就是力量”，“中间代”显然也是“不团结”的，当然这并非对于力量的消解，而其实是力量的源泉。“中间代”诗人更重要的是一个个独具特色的诗人的集合，而不是作为一个统一集体的“一员”而存在的。如评论家张桃洲所说：“‘中间代’作为‘代’的真正依据和体现，仍然在于‘个体’的诗人。说到底，一个时代的诗歌成就，不是倚靠某种群团式的展示，而是维系在单个的、独立的诗人个体的创造行为上的。[]在“中间代”诗歌概念的形成中起到过重要推动作用的黄礼孩曾谈到关于这一命名的忧虑，显得十分真实：“我们深知，把这样一群持有不同诗学主张，有着思想交锋的诗人集中起来，用‘中间代’的名词来概括和诠释，显得十分冒险，也难以说清楚。但我们还是愿意勉力在外部诗歌环境不利的情状下有所作为。说到底，在一个时代的天空下，个人写作的气质和风度将更为突出，而不是被消解掉。”[]这里同样强调的是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个人写作的气质和风度”的重要性。可以说，作为一个“后设”的命名，“中间代”诗歌的内在支撑是若干有着重要文本创作实绩的诗人，但他们在“运动频仍”的当代诗歌发展史中受到了忽视、遮蔽（至少是“中间代”提倡者、参与者自认为），这是“中间代”命名存在的基础。

在“中间代”命名的背后，包含了一种强烈的“诗歌史焦虑”和对于既存诗歌史叙述的不信任。当代诗歌史中有着诗人拉帮结派、“占山为王”、圈子化交流的“传统”，似乎不成为某个圈子的一员、不找到“组织”，其诗人的身份便难以确立，其影响力也受到限制。大概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生于60年代，较早的一部分参加了“第三代”诗歌运动，而其后更多的人则无缘参与大规模的诗歌运动，其自身也经常产生“被遗忘”、“被忽视”之感。此外，许多的诗人则“亲自动手”、撰写自己心目中的“诗歌史”，如柏桦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钟鸣的《旁观者》、杨黎的《灿烂》等书，都是诗人通过“自述”、“自撰”而强行进入诗歌史的例子。再如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和刘禾主编的《持灯的使者》，其中的许多材料便是对于诗歌历史的回顾，而整体上看，这些出版物又构成了“另一种的历史叙事”，成为“另一种”诗歌史。如诗歌史家洪子诚所指出的：“将一个时期出现的诗歌艺术特征，通过‘自我叙述’，转化为普遍性的‘范型’概念。……于是，‘意识’与‘事实’，‘可能的方面’与‘历史的方面’混杂、交错，进行中的时期快速固化、‘历史化’。这是诗人参与历史叙述最重要的方式。”[]亦如程光炜所分析指出的，“（既有）由批评所构造的文学史，也有由作家自己构造的文学史——可能，还有一个作家所“希望”的文学史。”[]这样的情况显然都对以安琪等为代表的“中间代”始作俑者构成了“影响的焦虑”，激发了他们“自己动手”的冲动，希望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反对此前的“运动”，或者说，是通过“如法炮制”来“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关于《中间代诗全编》一书，有论者敏锐地发现：“中间代诗人安琪等编辑的《中间代诗全编》的出版, 不是针对读者, 而是针对诗歌评论家和诗歌史家。这样的编辑策略, 凸现出了‘中间代’诗人的焦虑: 诗歌的焦虑和入诗歌史的焦虑。”[]应该说，这道出了“中间代”诗歌行为的内在动力和隐秘冲动，这种“焦虑”或隐或显是一直存在的。

“中间代”诗歌的外延比较确定，但就其内涵来讲，却又是言人人殊、各不相同的。每个人皆有自己心目中对“中间代”的理解，有不少的论述甚至是彼此矛盾、互相否定的。这其实也很正常，“中间代”包括的诗人众多、风格各异，而且每个人的创作也是丰富、复杂的，对这样一个“集合”的论说显然是难以强求统一的，所有的论述恐怕都仅只涉及某一侧面、局部。罗振亚认为“中间代”是“凭文本立足”的，他对之如此进行概括：“凭文本立足的‘中间代’诗歌，有策略的‘及物’与‘深入当代’，恢复了对历史现实和时代语境的处理能力；它注重先锋的艺术实验，语言意识的高度自觉，追求叙述性，致力于多元技巧综合的创造与调试；它在个人化的精神统摄下张扬‘差异性’原则。”[]这里面比较宏观地对“中间代”诗歌进行了观照，有及物性和概括力，当然也只能是“一家之言”，不可能呈现出“中间代”诗歌的全部特征。李心释以“情感退化时代的空心人”对“中间代”诗歌进行观照。关于“中间代诗歌的几种状态”，张苓苓从巩固口语化、深入世俗化、写作自由化、心态本真化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龚奎林则从“青春祭：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现代经验的个体叙述”、“对荒诞与存在的哲理感知”、“走向自由心灵的终极关怀：词与物的抒情”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中间代诗人群的追求姿态与创作立场”。徐江则从四个方面阐释“中间代”的特质：对写作中“个人身份”的明确追求和对“集体身份”、“潮流趣味”的刻意规避、对现代诗人文精神蕴涵的强调、富于自省意识和自我怀疑、将先锋精神由表象和运动口号式呼喊融化为写作中的日常状态和内趋指向。潘友强对“中间代”诗歌的哲学文化背景、创作思想观念进行探究，并总结出了词语崇拜、复调诗歌与多自我写作、自我隐匿与无自我写作、隐性论与对语感论的质疑、语言本体论、多元本体论、语词先行论等的七种“中间代诗人诗学观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互相龃龉，甚至并不搭界的论述一方面表征了人们对“中间代”诗歌的理解和观照重心之不同，同时也象征了“中间代”诗歌内部的驳杂、多元甚至混乱。正如唐欣所指出的：“这一命名的潜在危险, 即它可能掩盖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方面, 甚至是根本的一些方面。在诗歌写作中, 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 也许正是诗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挣脱和超越这种关系”,“中间代的命名取向, 更多的是社会学的而非诗学的, 它忽略了这一概念下巨大的分延和差异”，“不是同质性和普遍性, 而是异质性和特殊性造就和决定了诗和诗人。”[]这种“异质性”与“特殊性”显然只能存在于一个具有包容性而非排斥性的概念中。

二

“中间代”作为一个“命名”，其能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能否在堪称严苛的文学史、诗歌史上真正留下来，当然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就其引起关注的程度、其引发的思考和讨论，以及其对诗人个体写作水准的促进和助推而言，显然可以说它发挥了若干的积极性影响。如张清华所指出的：“‘中间代’作为一个词语并没有特别的惊人和醒目之感，甚至它还是很含混的，但它是一个成功的命名，因为它对当代诗歌的线性轨迹、代际谱系来说，并没有造成混乱，而且还是一个有益的丰富，合理的指称。”[]在这一点上，同样如陈仲义所分析的：“客观的说，中间代是对整个第三代‘漏网之鱼’的一次大捕捞，一次并非晚到的作业。前期捕捞，自然遵循肥者上钓、成熟先收割的规律。而那些出生稍迟、处于边缘的‘慢半拍’，此时却值生长期，正好迎来新一轮潮迅。命名的广角，以及大面积曝光，使先锋的风景，不再局限于前期少数代表人物的特写和局部趣味中心，而是加深彰显，另有丰富层次的其它诗歌景深。”[]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客观基础，“中间代”才可能在如此长的时间之内引起众多的关注和讨论。虽然说存在的并不必然是合理的，但存在的应该说总归有其合理之处，“中间代”诗歌的存在亦至少可从此角度来看待。

联系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发展，张德明如此阐述“中间代”的意义：“‘中间代’在新世纪初期的盛大出场，其突出的诗学价值在于，它将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史具体化和丰富化了，也为21世纪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鲜活而生动的例证。”[]这是对于“中间代”诗歌史地位的一种认知。邵波从诗歌作品的呈现和诗歌史的书写角度分析道：“‘中间代’诗人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 安琪主编的《中间代诗全集》和‘中间代’诗人参与编写的大量民刊, 更是为当代诗歌的研究保留下弥足珍贵的诗歌文本和史料。他们在当代诗歌代际转接中的作用, 反映了蜇居于两代人夹缝中的生存、写作状态, 被诗坛漠视或有意遮蔽的现象, 命名的论争与焦虑等等问题, 都为当代诗歌史的书写提供了独特而鲜活的范本。某种程度上可以断定, 当研究者提出重返1990 年代文学, 重写当代诗歌史口号的时候, ‘中间代’将成为一个绕不开的事实。”[]这里面对于诗歌作品价值的分析已经是一种既定的事实，关于诗歌史书写的描述则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它虽然无法在当前来进行证实或证伪，却指出了一种可能的向度。个体性、独创性、“向未来敞开”是“中间代”诗歌的重要特质，如何平在讨论“谁的中间代”时指出的：“他们之间的趋同远远不如他们之间站在各自诗学经验和诗学立场上差异性的‘思想交锋’，而我倒恰恰以为这是‘中间代’最富有魅力的地方。这样，当我们追问谁的‘中间代’？它应该不是同人意义上的，不是党同伐异意义上的，而是交锋、辩诘、质疑、对话中向汉语诗歌未来敞开意义上的‘中间代’。”

“中间代”从一开始便面临质疑和争议，有的人甚至激烈反对，认为其全无意义，是“一个策划出来的伪命名或者说伪命题”，“把一些本来就被当时的诗歌运动、思潮淘汰出局的诗人，重新汇聚起来，编织成一个‘中间代’，既没有诗歌审美的创新，也没有诗学意义的创造，更没有诗歌艺术形式的新探索，这样的命名在我看来是没有审美价值与诗学意义的。”[]这其中说这些诗人早已被“淘汰出局”并不准确，但对这一命名“审美价值与诗学意义”的怀疑则是普遍性、较具代表性的。这是一种专注于审美与诗学意义的相对比较精英的观点，如果从较宽泛一些的诗歌传播与诗歌影响的角度来看，则观点便有所不同。如赵思运所指出的：“‘中间代’是一个应对性概念，中间代诗人的‘场’也一直处于流动状态（正因此，它才有生机），该群体中的个体很多未成型。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诗人淡出，也会有诗人汇入。所以，将来的‘中间代’群体将会重组，或者，在更远的未来回眸这一段历史时，‘代’的概念也会变得模糊难辨。那么，中间代的研究就会转化为个案研究。”[]也就是说，“中间代”的诗歌概念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或许会逐渐模糊、暗淡，但如果其个案、个体成长为优秀甚至卓越的诗人，那无疑是最有价值的，“中间代”的概念如果在其特点时期和阶段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那就可以称得上已经功德圆满。在这样的情况下，何同彬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中间代’的命名的确面临着某种契机，在这个时刻诗歌努力从牢笼和樊篱中挣扎而出，诗人的诗学自由，每一个主体的自由而独立的创造应该是诗歌的主要内容。‘中间代’命名的模糊性和松散性正是诗歌从潮流、派系制造的历史中解脱的体现，它需要不断强调和诉说的主要理由不是建立新的话语实践、参与新的权力分割，而是阐扬一种多元的、个体的、自由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诗学境界。”“我希望‘中间代’是最后一面旗帜，一面最不像旗帜的旗帜，它标致着旗帜下和旗帜外的人都是自由的，或者都是诗歌自由的鼓吹者和坚守者。”[]自由是诗歌的灵魂，而命名则是一个笼子、一个筐、一种束缚，任何的诗歌命名大概都难逃此种悖论。在这样的张力关系中，诗人诗作与诗歌命名可能相互增益、共同成长，也可能相互消解、终归泯灭，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诗人个体的作用至关重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间代”诗歌概念的未来取决于其代表性诗人的未来，它们甚至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因而，如果说“中间代”诗歌从较早时期的少有关注、备受忽略到现在已经“逆袭”成功的话，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其诗歌文本的创造性和水准，“中间代”的诗歌概念实际上并未完成，仍在进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尚在路上，“革命”尚未成功。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