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塑”与“自塑”的互文性建构 ——新世纪初诗歌中“广西形象

“他塑”与“自塑”的互文性建构
——新世纪初诗歌中“广西形象”的建构方式
 
 
                            罗小凤/文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基金项目] 广西教育厅2011年度科研立项项目（201106LX572）；广西“十二五”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ZW005）
[作者简介]罗小凤（1980-），女，湖南武冈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摘  要]新世纪初诗歌中诗人们对“广西形象”的建构主要通过“他塑”、“自塑”、“他塑”与“自塑”相结合三种范式展开。“他塑”是指广西以外的其他地区的诗人带着“他者”的眼光对广西形象进行想象与言说，“自塑”是指广西诗人对广西形象的勾勒与塑造，“他塑”与“自塑”相结合则是指“移民诗人”对广西形象的多维度审视与建构。正是在这三种范式的互文性建构中，新世纪初诗歌中呈现出丰富的广西形象。
[关键词]广西形象 他塑 自塑 世纪初诗歌
 
The intertextual constructing between “constructing by others” and  “personal cultivation”
——The constructing paradigm of  “Guangxi Image”  in the new century poetry
             Luo Xiao-feng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启动后，广西的发展呈“风生水起”之势，诗人们笔下呈现了一个美丽的、生态的、人文的、闲适的和现代化的“广西形象”。这是诗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所摄取的广西信息、对广西的认知程度、主体的体验、情感等对广西的诗意想象与言说。那么，诗人们是如何对“广西形象”进行建构的？
新世纪初诗歌中诗人们对“广西形象”的建构主要通过“他塑”、“自塑”、“他塑”与“自塑”相结合三种范式展开。所谓“他塑”，是指广西以外的其他地区的诗人带着“他者”的眼光对广西的想象与言说，“自塑”是广西诗人对广西形象的勾勒与塑造，“他塑”与“自塑”相结合则是指“移民诗人”对广西形象的多维度审视与建构。这三种范式在“广西形象”的建构过程中常常相互辉映或相互补充地进行互文性建构，于多维度多视角多重眼光中建构出一个丰富的“广西形象”。
 
一、“他塑”：外省诗人的想象
 
    “他塑”是他者对广西的想象与言说，而“他者”是相对于广西诗人而言的，主要指一些来过广西的纯粹的外地诗人，他们在诗中记录、书写他们对广西的印象与想象。
对于纯粹的外地诗人，他们主要以游客的身份游览广西。游客对于地域文化和地方形象的“他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学者基亚曾指出：“旅游故事是激情的产物”，也是“一再被重复的故事”，对其进行研究，“能帮助我们懂得一些民族的声望是怎样被树立起来或被毁灭掉的了”。[1]基亚所关涉的是小说、散文中的“旅游故事”对于了解一个民族或地方的声望、形象塑造的作用，其实不惟“旅游故事”，旅游中的情感、感觉、见闻等都对所旅游之地的形象极为重要。旅行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文化遭遇，在旅行中，游客所携带的外来文化同被游览之地的本土文化纠葛、冲撞、互动，而诗人们在这种冲撞的文化之旅中以诗书写自己的见闻、内心的感觉、情绪等，从而形成对被游览之地的印象，完成“他塑”。因而，基亚认为要“依靠旅游者设法了解在某个时期，某个民族是怎样理解另一民族的”，就应该同时“研究某个旅行者，他的成见、他的单纯幼稚和他的一些发现”。[2]每位游客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并拥有不同的年龄、心智、知识、审美情趣、经验、情感、想象力等个人背景，当他们携带“他者”的眼光观看被旅游之地时，他们都采取一种“选择性聚焦”的方式。“选择性聚焦”是新加坡学者南治国在分析中国作家笔下的“南洋”图像时使用的一个概念，他挪用了摄影或电影中的术语“聚焦”，突出的是作家们在凝视异域文化时的“聚焦”对象是有选择性的，因为“聚焦”主体不可能面面俱到，全盘纳入眼底，都只能是有选择性地择取自己感兴趣的或是具有震撼力、新鲜性的对象进行“聚焦”性地近
距离观察、感受，在这过程中，游客的文化背景与个人背景决定了他所摄取的信息。作家们如此摄取的信息显然是被游览之地的某个或某些部分、片断，他们根据这些信息在文字中所塑造的“形象”也显然是“部分”、“片断”。游览广西的诗人们显然也是如此，他们所游历的只是广西的部分地段、风景、名胜，因而只能“选择性聚焦”广西。
游客“选择性聚焦”最多的显然是桂林。桂林作为文化名城和山水甲天下的风景胜地，一直是文人骚客向往的地方，不少国内外著名诗人如洛夫、痖弦、贺敬之、舒婷、西川、叶延滨、犁青、野蔓、梁平、林染等都曾造访桂林，一些诗人留下了咏叹桂林山水和文化的诗篇。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现代化带来的生态危机的自觉与清醒，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广西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和亚热带风情吸引了人们，不仅桂林每年接纳成千上万的游客，北海的亚热带气候吸引不少人到海边过冬。旅游狂潮掀起了“三亚热”，但三亚度假消费高，而北海则相对比较实惠，因而近年来许多人选择了北海。同时，北部湾经济区的变化也吸引了不少人。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北海、南宁及其他北部湾地区的美，许多诗人亦造访北部湾。这些造访广西的诗人们展开了他们对广西的想象。
外省诗人对广西的“选择性聚焦”主要不是广西的现代建筑或人工景观，而是甲天下的自然山水、历史久远的文化空间、原生态的田园风光、亚热带的滨海情调、悠闲宁静的城市氛围、琳琅满目的小吃、颇有广西少数民族特色的独弦琴、天琴等。而“选择性聚焦”的结果是诗人们纷纷为广西美丽的自然山水而震撼，为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城市风光迷醉，为广西所保持的生态原味而感叹，为历史文化而感怀，为广西人的生活状态而羡慕、向往。洪烛为漓江的美而沉醉，他将漓江奉为“唯一的女神”，他在《漓江女神》中他反复地深情呼唤“美啊请为我停留”，在美中“忘掉了哪一边是上游/哪一边是下游”。娜仁琪琪格、潇潇、颜艾琳等诗人则陶醉于北海如画如童话的美景中，娜仁琪琪格的《海边落日》《鳄鱼岛，水与火的缠绵》《涠洲岛之夜》《在金海湾》、潇潇的《在涠洲岛》、颜艾琳的《另一种放浪》等诗都书写了诗人们对北海的美丽想象。朦胧诗人严力和美国诗人梅丹理则对广西北海的生态美进行了赞叹与反观，如严力的《火山》，诗中抒发了他对北海涠洲岛注重生态保护而存留一种原生态之美的感叹，并由此对其他“人文地貌”进行“修改”而“面目全非”的状况进行深刻反思，发出痛心的呼吁；梅丹理的《跟环保卫士在银滩上走》、《花语的召唤》都书写了诗人对拥有生态美的世界的渴望与想象。马萧萧的《但是兴安》、杨炳麟的《站在烈士纪念碑下》等诗在广西桂林兴安对历史、文化进行了回顾、追忆与感叹。
总体而言，在外省诗人笔下，广西形象透出一股阴柔之气，因为广西的山与其他地域的山不一样，以阴柔见长，尤其是桂林的山，是由于石灰岩层受到水的溶蚀切割而形成的石峰，千姿百态，不如华山、峨嵋雄深，同时，水亦没有长江黄河的浩浩荡荡，而以柔美为长。整个广西的美丽图景以这类山和水构成，因而在诗人笔下透着浓郁的女性气质。诗人们常将其想象成一位女性，如马萧萧《桂林粉丝》：“广东也就是个/在外忙着挣大钱的/不修边幅的/汉子，而广西/是那梳梳洗洗/盼着他归来的/妻！”“相比而言，这广西的西/是西子的西！”在《桂林山水》中马萧萧则看到了“漓江性感的花边”；颜艾琳《另一种放浪》中“绵长的海岸线，/比夏日少女的肩膀/诱人；/比贵妇裸露的脖子/性感”呈现了北海的阴柔之美。这些诗都呈现了广西山水阴柔、清纯的自然魅影，是外省诗人们对广西的独特想象与书写。
 
二、“自塑”：本土经验与普世诉求的叠合
 
   “自塑”主要指一直生活在广西本土的诗人对广西形象的塑造。新世纪以来广西本土诗人的诗歌主体不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杨克等诗人那样倡导“百越境界”“走向花山”，进行文化寻根，挖掘本土文化，从而创作出一批本土色彩鲜明的诗歌。随着多元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诗人们大多隐匿了本土身份，广西本土诗人的诗歌其实大多并没有地域性、本土性或民族性，即使偶有少数诗歌涉笔“广西”，书写对广西山水之美的感受或追述历史，也大多为应景之作，都不是广西本土诗人的代表作品。对此，陈代云曾在一篇文章中追问：“‘民族的’到底在哪里？”“诗歌是不是真的就不需要地域性特色了呢？”[3]。安石榴也指出：“广西现代诗歌从崛起、沉寂到复苏，这漫长的十年多时间，都没有出现过真正明确的广西特色写作”[4]。对于广西诗歌的这种状貌，张清华曾细致分析道：“传统的地域性在今天的广西诗人身上似乎并不明显，他们试图要呈现给世人的，恰恰不是其地域文化标记，相反而是他们在时代文化格局中的‘现代’身份，或者至少，是共融其间的‘时代’特征与气息。”“这也许反证了今天广西诗人的一种集体性的心态、一种立场，或另一意义上的‘文化地理’特点，它呈现为一种‘身份焦虑的反向呈现’：它必须与地域传统之间保持审慎的界限，以确立其‘现代性’特质，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属性恰恰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必须要通过时间意义上的先锋性来呈现其地域意义上的合法性，否则这种地域性就没有意义。”[5]他犀利地洞见了广西诗人对传统的地域性的“审慎”和普遍的“身份焦虑”，但他将其归结为“现代性”与“时间意义上的先锋性”诉求，则是有失准确的，广西诗人身上地域性的隐退，恰恰是张清华提及的“另一意义上的‘文化地理’特点”，即“中国的”、“世界的”指向。笔者在搜集有关“广西形象”的诗歌资料时不少广西本土诗人略带嘲笑而又自豪地回答：“我可没有写广西的，我的诗都是中国的，世界的！”这是广西诗人“集体性的心态”、立场，所指向的是“中国的”“世界的”，而非“广西的”、“本土的”、“民族的”，这便是“另一意义上的‘文化地理’特点”，显然是一种普世诉求。然而，广西本土诗人由于生活在广西这片土地上，他们无论如何追求“中国的”、“世界的”诗歌指向，其文化、情感、经验的本土印记却永远无可逃脱。
于是，诗人们将本土经验与“中国性”、“世界性”的普世诉求相叠合，他们大多并不将地域文化作为书写的主要对象或素材，而是将本土经验作为一个基点或底座，所托起的是诗人“中国的”、“世界的”诗歌理想与实践。
本土诗人们不露声色地将本土经验与普世诉求糅进诗歌，最明显的表现一方面是对“慢”和“细”的广西生活状态的呈现。而这种“慢”和“细”的生活状态的主要承载体便是日常生活，他们在诗中将任何细碎、微小的日常生活细节、情感、体验都呈现于诗中，有些诗人笔下或许出现“广西”字样或广西区域中的一些河流、院落、街道等广西信息，但这都只是“慢”和“细”的生活状态的依托与支点，并非“聚焦对象”，焦点在于“慢”和“细”的生活节奏与生活状态。这其实是一种地域气质，但诗人们大多隐匿地域信息，而将其指向“中国的”、“世界的”，是本土经验与普世诉求的叠合。
在地理意义上，广西偏居西南边地，长期以来其各方面的发展都滞后于其他地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习惯一种缓慢、悠闲的生活节奏，诗人们在诗中呈现了这种“慢”。黄芳的《慢》《如果要说别离》《某一个秋天》、盘妙彬的《日不落》《他的慢，约等于空或者白》《小镇慢》、刘春在《草坪乡的油菜花》、庞白《我愿意走路去涠洲岛》《别和我说幸福》、陆辉艳在《麻村的时光》、朱山坡的《粤桂边城》、江玉郎的《早晨，打江滨公园经过》、琬琦的《十月，在山中》、黄土路《慢了零点一秒的春天》等诗中都淋漓尽致地描画了“慢”、悠闲的广西生活状态。这种生活节奏、状态与当下紧张、仓促的时代节奏显然迥然相异，以至于外省诗人们感觉到了广西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种让外地诗人艳羡的生活状态，姚江平便对这种悠闲、宁静、慢条斯理、平和、从容的状态表示了向往，他写道：“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放下尘世的喧嚣/做一回自在的神仙”（《乐满地》）。同样，正如黄晓娟指出的，广西的边地环境与氛围铸就了广西诗人“纤细敏感的气质”，因而“诗人们关注更多的是那些日常的、零碎的、细小的场景与事物，这些场景与事物与诗人们的个人生活经验息息相关”[6]。虽然她敏锐地抓住了地域性特征与广西诗人对“细”的日常生活书写之间的关联。由于广西地处边远，生活节奏“慢”，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与心情细致观察与体验生活，关注各种生活细节和微的感觉，体现在诗中则为大量地铺陈日常生活场景与细节。黄芳、琬琦、非亚等诗人都是典型代表。黄芳可以“从早到晚”地“坐在窗前”，发现“对面的矮墙上，/青苔暗暗地又厚了一层”，而“院子里，花椒树暗黄的叶片铺满了一地。/被沙沙的风翻卷、打转、抛起再落下。”（《某一个秋天》）由此可窥见其生活的细腻、细致与细碎。她的《如果幸福是一种沉下来的哀伤》《今晚，这瓶中的花开得正好》《3月5日中午，蓝》等诗都如此。琬琦则在理发店听到老板娘的皮肤“劈啪作响”，同时在“反反复复的解释里”听到里面“藏着一种可怕的风暴”（《理发店》），观察与体验都细入毫发，她《家里的女子》《暗河中的睡莲》《玉米》等诗都将“细”书写到了极致。非亚的诗则大多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但这只是他呈现其日常生活状态的“现场”，主角是生活的细碎常态本身，他的《2月24日，在民族大道园湖路口》《江南路，我看见一个长发青年在单杠上抽烟》《你实在也没必要》等都极尽铺陈、细碎之能事，将生活的细碎本貌呈现出来。颇有意思的是北流的“漆”诗群在《漆》诗刊创刊词中写道：“我们无法为生活镀金，但可以给生活上漆！”以一种“给生活上漆”的姿态贴近日常生活，以诗本身的诗意给日常生活增加色彩，陈琦、方为、吉小吉等“漆”成员的诗都在诗细致地呈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碎片段、场景、语言、情感、细节。此外，盘妙彬的《问一问未开桃花之私生活》、铂斯的《珍珠米》以及黄土路、林虹、高瞻、韦佐、牛依河、丘清泉、侯珏、黄尚宁等诗人笔下基于广西生活经验与生存状态而书写日常生活细节、体现的诗都呈现出广西生活之“细”。需要注意的是，广西诗人笔下所呈现的“慢”与“细”的生活状态，已不仅仅是“广西的”生活，而已成为一种本真生活的标本形态。这种生存状态与气质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刚刚开始涌动之时或许被视为落后，而在新世纪以来，人们对经济发展所裹携的弊病、现代化建设所携带的危机愈益清醒与自觉之时，面对当下这个繁忙、急躁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向往、追求这种“慢”和“细”的生活状态。因而，从这种意义上，广西诗人对“慢”与“细”的日常生活的书写与呈现，已经不能停留于简单的日常生活书写层面加以理解，而带有“普世价值”趋向。当下许多人的生活急躁、匆忙、“粗糙”，每天“奔命”式地为工作与生活奔忙，而广西生活如此“慢”如此“细”，与紧张、眩晕、喧哗、纷扰的现代或后现代生活相比是一种更人性的生存状态，因而具有“普世价值”。
诗人将本土经验与普世诉求相叠合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本土诗人们对广西本土发展状况的反思。这种反思有对城市文明的反思，有对生态的反思，有乌托邦建构形成的反思。刘春是对城市文明进行反思的代表诗人，他有些诗中出现了广西地理的“标记”，如《歧路》《中山路》《榕湖北路一号》等，有些则没有任何地理痕迹，如《风尘》《城里的月光》《盗版之累》《吸烟的女人》等，但其实性质都一样，地名不过是其所要呈现的诗歌内容的支点，他批判、反思现代城市文明中的各种现象、弊病。刘频《眩晕的郊外春天》《橘子园，在规划红线里睡熟》《最后的渔民》《有多少东西在一条繁华大街上遗落》《土豆，土豆》、非亚《暮色中的城市》《在南宁航空港……》、庞白《进入》、牛依河的《乡间描述》、钟世华的《我的诗歌里流着村民的眼泪》、大朵的《家园的碎片划过他们的眼》等诗都是对城市文明的反思。吉小吉则展开了对广西生态的反思，他的《刀痕》《鬼门关》《歌声即将被人枪杀》《触摸疼痛》《一只小鸟是不是在路边安睡？》等都是对人类破坏生态所带来的危机的反思。水古则反思北海的海洋现代化建设，如《北海的空气》等诗。盘妙彬在诗中建构了一个富有乌托邦色彩的田园世界，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思，以一种已经不存在的生态乌托邦警示世人，如《至此》《福中之人》《半日之有》《远在远方》《乡村晚》《乌云过不了河》《最后一个孩子在消失》《它有它的钟》《不在诗经的时候》《其中一棵白桉树在小镇》《一直在闪现，那白，那黄金》《山楂树开花》《木叶落》《推窗见江头》等诗都构筑了一个风景美丽、怡人、安宁、闲适的“世外桃源”。诗人们所反思的问题不仅仅是“广西的”，而是全国、全世界、全人类的，因而诗人们其实是以广西本土经验为支点，呈现具有“普世价值”的问题。
无论诗中是否出现广西及其下属相关地域的地理标记，诗人们都将本土经验与普世诉求叠合，将广西经验、广西情感、广西地域扩大为国家、世界、人类的普世层面，呈现了广西诗歌开阔的诗歌视野和普世的诗歌诉求，同时呈现了“广西形象”更深远广阔的内涵。
 
三、 “他塑”与“自塑”相结合：“移民”诗人的发现
 
在“广西形象”的建构中，还有一批诗人是比较特殊的，一部分是从广西本地去外地的诗人，一部分是从外地来广西长期工作与生活的诗人，都是“跨区域”的诗人，笔者暂且将其称为“移民”诗人，他们既不像纯粹的外省诗人那样为广西的山水、文化吸引而来，亦不像本土诗人对本土的山水、文化已经熟视无睹，他们都拥有广西和异地的双重文化背景与经验，因而他们常将“他塑”与“自塑”相结合，参与进“广西形象”的建构中。安石榴对这种“移民”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发现，他指出：“诗写者在经过彼此游历之后的会聚，在很大程度上都打破了原生的惯有模式，焕发出另一重写作的魅力。”“一个诗人可以在某个地方因为某种聚集而获得写作的超越，同样还可以在另一个地方的另一场聚集获得再次超越。”[7]在他看来，诗人只有在经过“游历”之后将本土经验与异域文化“会聚”或“聚集”才能获得“写作的超越”，因为这种“会聚”能“打破原生的惯有模式”，而“焕发出另一重写作的魅力”，他认为这才是“诗歌传统中的区域特性”。安石榴敏锐地意识到诗人只有在不同文化的冲撞下才更能意识到区域特性，确实，文化冲撞下的诗人们在写作中常常使用比较视野，如此更容易厘清“区域特性”，塑造更清晰的“广西形象”。
   从本地出去的诗人，由于在外已被其他地域文化、观念浸润“异化”而混
杂“他者”的眼光回望广西，在他们笔下，广西常常以“故乡”的面目出现，他们受异域文化的冲击而更易发现故乡的美，更意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杨克、安石榴等诗人便是代表。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倡导“百越境界”“走向花山”的诗人杨克后来“移民”广州，广西便成为其漂泊异乡时的“故乡”，他在比较中呈现了他对广西生活之“慢”的体验与把握，他发觉“几乎全世界的海都是快节奏的”而“只有北部湾是个典型的老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慢吞吞按时出工、收工”（《北海》）。安石榴移居过上十座城市，但“故乡”、“石榴村”一直是他心里最美的，他的组诗《献给石榴村的歌谣》中将故乡与异乡进行对比：“狼藉的异乡。我所到之处/在石榴村的对比之下/像最大的石榴树被钝器砍倒”。他抓住了故乡最典型的两种意象：“榴花”和“雨水”。他反复写到“榴花”，《五月榴花》便是直接写榴花的，诗人在榴花开之前便离开了家乡，并非他不喜欢榴花，而是过于喜欢榴花而担心自己禁不住榴花之美的诱惑，“我不能面对榴花/我不能守着美丽过活”，一种想见而不敢见，欲留而不敢留的矛盾心情都出于他对榴花的深情，呈现了石榴花的美。或许是诗人对于石榴花的钟爱，因而他将自己取名为“安石榴”，他在《我为什么叫做石榴》中明知故问地反问自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为什么叫石榴”，对石榴的情有独钟使他“把榴花开放的时节定为节日”，可见其对石榴花的至情，《一截树桩》中“年年败落的榴花”、《村庄》中“榴花覆盖的村庄”等诗句都呈现了他对石榴花的深情，也呈现了广西形象中美丽的石榴花形象。美丽的榴花成为安石榴对故乡形象的鲜活塑造。安石榴也反复写到“雨水”，“石榴村的雨水像泪水一样多”（《我为什么叫做石榴》）、“雨水下了多年”（《车辙（或成长）》）、“把果实归还雨水富足的村庄”（《五月榴花》）、“石榴村雨水未歇”（《祈祷（或心愿之乡）》）、“雨水把谣言赶出村庄”（《二月（或出生）》）等诗句都呈现了广西的“雨水”之多，这是对广西地域风貌的呈现。安石榴还在《还乡》组诗中通过《西江水道》《梧州》《藤县（兼致戈鱼）》《石榴村（致父亲）》等诗对故乡的河流（西江）、特产（龟苓膏和凉茶）、文化（龙母、巨藤）等进行了呈现。此外，他还通过对桂林与深圳的比较呈现了桂林生活节奏的“慢”、悠闲，如《桂林与深圳：两张椅子》中将桂林生活节奏之慢与深圳之快进行对比：“桂林是一张竹制的躺椅/深圳是一张带轮子的转椅/躺椅躺着桂林/转椅转着深圳”，呈现了桂林“睡躺椅”的悠闲状态与心情，是对广西形象的内在气质的把捉与发掘。
    从外地移居广西的诗人，本身携带“他者”的目光，而后渐渐被“归化”，因而他们对“广西形象”的构建也是“他塑”与“自塑”的结合。谭延桐、汤松波、田湘、黄跃平、罗雨、斯如、董迎春等诗人都来自外地而定居广西，他们对广西的山水、环境、文化、风俗、习性、特色风物等都比较敏感，因而他们的诗常涉笔一些广西本土诗人不大愿意书写的素材，  并对广西的地域气质进行追寻与发现。曾自称为“新移民”、从山东“移民”来广西的谭延桐曾提出一种“诗歌地理”，安石榴概括为：“由广西植物繁多、四季常青而及诗歌的绿色元素；由广西山的独立而及诗歌的独立意识；由广西水的秀澈而及诗歌的禅性与意境；由广西是歌海而及诗歌的语感、节奏、音乐性；由广西是壮乡而及诗歌的风物、风俗、风格、风情、风韵；由广西的边陲地理而及诗歌的边缘性。”[8]这是谭延桐对广西地域特性的个人发现，虽然实践的诗人并不多，却是谭延桐对“广西特色”的独特思考与发现。
“移民”诗人们对广西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是发现广西的山水美、生态美，    一方面是对广西文化的发掘。汤松波的《南宁，南宁》抓住“绿”、“朱槿花”、“木棉花”、“棕榈树”等特点呈现了南宁的美丽；《国画漓江》中他将漓江与国画相比：“比国画还典雅的漓江/每夜都生出点亮繁星的渔火”，突出了漓江的典雅之美。罗雨的《夕阳下的北海》《北海月夜》呈现了北海在夕阳与月夜中的美；  黄跃平在《假使桂花不在桂林落下》中抓住了桂林的“桂花清香”所形成的独特情韵。田湘、董迎春、斯如等“移民”诗人也都书写了广西的山水美。在发掘广西文化与风俗风情方面的主要代表是汤松波。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聚居着      等12个民族，汤松波《东方星座》中对56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进行了呈现，其中便包含了广西聚居的这十多个民族，在每一首诗前他都对这些民族的居住地、环境、语种、信仰、风俗等特点进行简单介绍，在诗中再展开诗意的想象与言说，如《壮》中对壮族的“壮乡美”、“壮人甜、”壮歌美、壮戏、壮锦等风俗、特色进行了呈现；《仫佬》中对仫佬族的历史、风俗、风情等进行了追忆与展露；《京》中呈现了居住于海岛上的京族所拥有的海洋特产如珍珠、珊瑚与京族独具魅力的民族音乐“独弦琴”等民族风情；《瑶》《毛南》《苗》《侗》《回》《彝》《水》《仡佬》等诗都展现了其他散居于广西的其他民族的民族风情、人文地理、历史文化等，呈现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图景。
在“他塑”、“自塑”、“‘他塑’与‘自塑’结合”三种方式的多维建构中的“广西形象”彼此形成“互文性”，互相补充，混杂交叠在一起，呈现了“广西形象”丰富多样的多重镜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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