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破帷幕、直陈生命的痛感

刺破帷幕、直陈生命的痛感
——序《士人脉象》

    刘晓林

        郭守先将近年撰写的文化随笔及有关青海文学的评论结集为《士人脉象》，发来电子版，嘱我写几句话。他的这类文字，此前我大多拜读过，这次集中阅读，又有了不少新感触。与郭守先结识有年，却对他以往的经历了解不多。因为每次与他在不同的场合相遇，闲谈的内容基本上不涉及私人生活，而散漫的交谈最后都落脚在有关启蒙和现代性的话题上，我们似乎都有就这一话题进行深度交流的愿望——虽然彼此都很清楚，在一个物质至上、娱乐至死的年代，谈论这样的话题不是显得奢侈就是显得迂腐。在交谈中，他不断强调着如下一些看法，启蒙是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一个没有完成的主题，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的真正实现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摆脱传统与现实的束缚获得思想的独立与自由任重道远，这些见解显然根植于上世纪80年代的接续“五四”传统的新启蒙文化场域，根植于强化知识分子主体性及其使命意识和担当责任的时代语境，郭守先对自己青年时期所建立的观念和立场有着确定不移的持守，每每谈及于此，情绪会变得很激动，与他平时持重、温和的神情形成鲜明反差。我们之间对于启蒙与现代性价值功能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这并不影响从他的话语中清晰地指认出与我自己建构在同一时空背景和文化根脉基础之上的精神故居。
        相比当面交流，我对于郭守先的了解更主要来自他的文字。我知道他是由写诗步入文学写作领域的，还知道他有一个笔名叫“残酒”。多年前，他写了一首自抒机杼的诗歌《我是上帝饮剩的那壶残酒》，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太烈。上帝只饮了一杯/就匆匆远去。古城墙下/除了一朵花  一块青砖/就剩下寂静和我/墙垛里吹来的风/无端稀释/积蓄多年的激情和芬芳”，里面弥漫着悒郁不平之气，当然也不乏孤傲自矜之气，我推测这大概与他在现实中遭遇的挫折和伤害有关，是他吟唱的一曲类乎历代那些怀才不遇的士人传达无奈、愤懑心绪的骚歌。在我零星读到的郭守先的诗歌中，出自人生挫败感的苦涩、激愤的情绪十分浓重，对此，我有些许疑虑，担心如果长时间纠结在一己得失的感怀中，有可能因为过重的心理负累折断诗人飞翔的翅膀，遮蔽诗人理应投向更为广阔世界的眼光，但我也于此感觉到，郭守先是一个愿意袒露真性情的人，不愿意欲语还休，故作豁达、超然的姿态来模糊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情感。
        当阅读了更多郭守先的文字后，此前的疑虑消除了，我确定他不是一个自怨自艾、在自我的悲欢中徘徊逡巡的诗人，而是一个企慕精神高地，对于社会和人生有大关切的歌者，这在他《难产的哪吒》、《撒旦的叛辞》、《到草原部落去》等诗作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而且，我留意到，为了更自由、酣畅地表达对于世界、对于生存、对于文学的认识，他渐渐从需要细心考虑意象的选择、节奏的设计和词语的妥帖使用以传达精微精神体验的诗歌写作中脱身，转向了文体殊少格套限制的随笔和评论的写作。在力量尚显薄弱、风格偏于持重温和的青海文学评论界，郭守先的评论一经出现，便以爽利泼辣的文风与鲜明的文化立场显示了别具神采的个性品质。
        《士人脉象》共分《故里风流》、《西海惊鸿》、《高地视野》、《思想吻痕》四辑。其中《故里风流》是对作者故乡乐都县当代文士的素描，所评述的对象既非当下青海文坛显山显水的人物，也非青海文坛最具标志性的文学现象，但这一组文字恰恰体现了作为评论者的郭守先的胆识和操守。在青海，乐都有着崇尚人文、重视教化的传统，喜文弄墨者代不乏人，上世纪80年代以降，生活在这一地域的文学爱好者，组织社团，编印刊物，辛勤笔耕，形成了一支在青海文坛颇具实力的创作队伍，郭守先将这一创作群体命名为“柳湾文学方阵”，他本人也是其中重要的成员。桑梓情深，他始终对这一创作群体的发展流向给予热切的关注，然而，身处一个“熟人社会”，面对的又是自己的文朋故友，要进行客观、剀切的讨论是颇为困难的，很容易陷入温吞客套、言不及义的话语形式之中。而郭守先本着“我爱我友，但我更爱真理”的原则，绝不迁就情面，在泛泛而论中牺牲自己的评判标准，在他看来，恪守法度，秉理而断,不仅体现着作为批评者应有的职业素养，而且也是对评论尊严和批评伦理的维护。由于他对友人写作状况的稔熟，所以并不单纯着眼于所讨论对象写作的现有成绩，而是以知人论世的方式挖掘着他们创作的可能性，经常为他们被遮蔽的潜质以及未完成性扼腕叹息，呈现出某种“苛评”的特点。许常绿是乐都文学写作群体中的长者，身世坎坷却始终没有忘情文学，郭守先却不为尊者讳，他在充分肯定了许常绿的深厚修养之后，也直面其创作的迷失，那就是缺少痛定思痛的批判意识，认为他将20年被错划右派的人生磨砺大度地看做是生活的馈赠，而没有将苦难经验转化为一种可供人们反思的精神资源，轻易抹去创伤记忆与生活和解的写作姿态绝非单纯的艺术选择而是不自觉地对独立思想权利的放弃,这一表现在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不乏典型的意味。在讨论柳湾文学领头人李明华的写作时，郭守先再次显示了别具只眼的见识，他认为，李明华用他始终不移坚守乡土的写作努力地实践着做农民代言人的诺言，但仅用被时间所证明了的观念立场去复现乡土的历史是不够的，为底层草根代言，更需要关注当下，要以一个作家的敏锐、勇气和良心去呈现充满了矛盾焦虑的现实中乡村的生存状态，介入那些被遗忘的缺失话语权力的农人真实的生活场域，这一评述堪称中的、中肯之论。郑板桥有句联语说到了赞弹之间的关系,“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可见最诚挚的关切，不在溢美的褒扬，而在冷静地审视，讨论友人创作的郭守先的确显示了“诤友”的本色，在他尖锐甚至带有几分苛刻的文字背后，流露的是对朋友的期待，以及对文学虔敬、诚实的态度。
        我注意到，郭守先极少从技艺层面评述写作的优劣得失，而更着重于分析作品文本所呈现的精神向度，在他看来，“价值立场比坚持语言形式更重要，价值立场是一个人的气节和风骨，而语言形式只是皮肉和衣帽而已”。在《士人脉象》中有多篇文字涉及讨论“为何写作”的问题，虽然他承认每一个写作者都有权利选择满足自我愿望写作的方式，但显然他更心仪那种能够点燃读者心灵灯盏的写作，那种弘扬和捍卫现代精神，对世间怀有深切关怀的、引领人们走向更富人性尊严生存状态写作，这无疑是人文知识分子观念支配下的写作。事实上，不论是偏于学理分析的评论文字，还是自由率性的文化随笔，郭守先始终坚持的都是一种具有知识分子品质的写作，对知识分子独立、自由、批判精神的认同构成了其文字的根基。从《士人脉象》中的许多文章中可以看到，郭守先对“知识分子”价值功能的理解与中国“五四”时期确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理念密切相关。
        在晚清民初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随着王纲解纽，原有的“士人”阶层失去了体制的庇护，丧失了对迅疾变化的社会进行阐释的能力，一批为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想象，并通过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建构新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生活方式的先觉者走向了历史的前台，他们是历史过渡时期起着先导、启蒙作用的精英人群，稍后有人用“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指代这一类秉承社会使命和具有特殊精神气质的人。从语源学角度而言，“知识分子”这一词语虽用汉语构词法建立，但其基本含义却输自西方，来源颇为芜杂，既有英语中“理解力”、“智力”、“富有教养”的含义，也有源自法语和俄语中“富有道德情怀”、“批判”、“反叛”的意味。在这一词语中国化的过程中， 其中包含的“知识”、“教养”的意思逐渐弱化，而在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中极力张扬的传播文明、对抗现存秩序的精神和19世纪末法国德雷福斯案件中文人学者所彰显的维护人间正义的情怀被视作知识分子本质的体现 ，因此，在中国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就是疏离体制，从事思想创造和文化启蒙，直面现实言说的充当社会的眼睛和良心的人。我以为，郭守先恰是在这一维度确认了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对这种辉耀于五四又在历史的曲折中几经沉浮却绵延不绝的知识分子风骨心向往之，看看他在文章屡屡提及名字：鲁迅、柏杨、李敖、王小波，无一例外是那种争天拒俗、嫉恶如仇，用振聋发聩的文字唤醒理性与良知，揭示民族痼疾努力维护人类普适性价值的批判知识分子。他在《中国人不可不读的一本书》中，动情地回忆少年时代读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时，如受电击般的心灵震颤，由此催生自己的逆向思维和批判意识，自觉承接五四人文精神的心路历程。的确，在他讨论青海文学创作的评论文字中，在他谈古论今涉及诸如民族精神的再造、文化守成主义背景下的“国学热”、传统文化如何阉割人的精神等话题的随笔中，处处可见裹挟着知识分子质疑与批评精神的激越情感，他要在人云亦云中发出独立的声音，要在司空见惯中见出谬误，要在浮华世相中发现苍凉的底子，这既是对独立、自由、理性的启蒙知识分子言说方式的恪守，又是作为诗人的他蓬勃激情的自然流露，使得他的文字具备了一种刺破帷幕，见出真实血肉的力量。
        坚持现代性立场是郭守先的写作最重要的价值尺度。在他的认知中，现代性不仅仅是启蒙时代以来生成的一种时间观念，更是以人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宽容、多元等价值理念的体现。他同时认为，现代性观念不可能在经过了太长被专制体制和愚民术控制历史的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产生，而只能出现在经过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识的觉醒、启蒙时代理性精神的烛照和工业革命时代的科学精神的洗礼的西方，因此，他坚持了现代化即西化这一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不断遭人诟病的认识。从这一观念出发，他认为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中人的主体性意识以及民主与法律的健全制度是救治将人变为非人的传统专制弊端的良药，比如，在他开给流连于传统典雅声韵格律的诗人乌衣的药方中主要就是“原浆未启封的西洋参药酒”，用以主治沉湎过去，缺乏自审意识，面对传统的必然陷落空虚慨叹的腐儒之症。
        由于对现代性价值的高度认同，郭守先的文化选择异常明确，在本土与西方、乡村与都市、民族性与人类性等二元对立的关系结构中，他毫不犹豫倾向于后者。本土与西方代表了旨趣相异的两种文明形态，文化调和主义者老早就祭出了“中体西用”的法子试图沟通中西文明，而五四时期，价值立场迥异的主张全盘西化的陈独秀和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梁漱溟都认为一种文化不能体用二分，否则将不是完整形态的文化。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部为人熟知的电视片，将中国文化称作是大陆性的黄色文明，将西方文化称作海洋性的蓝色文明，认为前者保守封闭，后者开放进取，旗帜鲜明地判定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必是西化的道路。郭守先的观点与此类似，在他看来，本土与西方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同时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西方意味着现代，而本土还停留在前现代时期，二者存在着巨大的时间落差，消弭差距，必须师法西方的经验。乡村和城市，在郭守先看来，实际上表示了传统和现代的两极，他对同样来自乡村的友人面对城市化的强力推进导致乡村陷落表现出的失落感颇为理解，但他坚持认为这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趋势，所以，他在分析雪归的小说创作时，认为作者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近乎本能地书写现代性体验的失败，乃是现代价值理念缺失的体现，继而不无忧患地认为，当下并没有“完成高层次现代价值秩序的移位和重构”，肯定都市并不意味着否定乡土的意义，他只是不能容忍因为恐惧拒绝现代意识的建构，将乡土诗意化，而将都市妖魔化，继而影响到前行的步履。对于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被强化的民族主义意识，郭守先颇为警觉，的确，缺乏世界意识参照的民族性很容易陷入自我循环论证和自恋的泥淖，对民族性的过分强调，无疑会影响到对人类普适价值的自觉遵循。郭守先在《摩罗反戈：对<中国站起来>及其相关言论的批评》 一文中，对摩罗新作将现代性启蒙立场与国家民族主义立场对立起来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二者原本侧重点不同可以并行不悖，而摩罗却将启蒙视作一种“殖民”话语，无视现代启蒙揭示本土文化弊端和“开民智”、“塑新民”，由“立人”而“立国”的思想价值，无视当下中国仍需让跪着的人站起来的事实，一味从民族主义立场对源自西方的文化思想进行裁决，这不仅是摩罗个人的思想变节，而且是过于强大的传统惯性所造就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漫溢，由此郭守先认定人本主义在没有成为一种自觉的价值诉求时，“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正处于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长河之中，国家民族主义还不可能代替现代性启蒙而独立存在”。可以看出，郭守先坚持现代性立场，其归结点在于对人的尊严的维护，是对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须坚守的人性的健全发展和思想自由的呼唤。
        前文说过，郭守先的价值立场建立在承接五四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和现代性思想的基础之上，培植于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文化语境之中。而这些已化为他精神骨骼的价值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勃兴的语境中却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强势介入中国社会的后现代理论以其拆解中心消解意义的主张，对启蒙话语的宏大叙事进行解构，对知识分子充当社会代言人的精英意识表示了某种不信任，而文化保守主义则借助对传统的重新发现对现代性开始了更为深入的反思。在这一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发出了人文精神衰落的悲叹，而郭守先却依然表现出了足够的自信，矢志不移坚持着自己青年时代所建立的信念，并且将这种信念流泻在一篇篇激扬文字中，显示了一种执着而又彻底的态度。当然，我相信，郭守先并不拒绝用后现代的视野去审视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姿态和行为方式，至少以下方面有自我反思的必要，一是人文知识分子何以获得在启蒙关系中“我启你蒙”合法性资格；二是知识分子自身同样需要不断启蒙；三是“现代性”并不是认识和判断事物的惟一尺度，当用这一“批判的武器”挥向所有对象时，难免有误伤的可能。对上述问题，郭守先自然会留意并给予认真思考的。
       古希腊诗人阿寄洛克思有诗云，“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据此将学者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阅读郭守先的文字，总觉得他兼具刺猬型和狐狸型学者二者的特征，他的文字涉猎的领域颇广，确有狐狸的特点，而其价值立场却始终如一，则有刺猬的坚韧，二者结合的郭守先是值得期待的。他的评论及随笔文字，以思想的犀利与文风的爽利明快见长，显示出泼辣、尖锐的风骨，已经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特色，而书籍涉猎的广博和思考问题的广泛，使他显得后劲十足、底气十足，所以，期待郭守先能有更多文采斐然的文字奉献给读者。
 
 
 
 
 
 
 
注：  刘晓林，汉族，1965年10月出生，陕西西安人。现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西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教学、研究及当代文学评论工作，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青海新文学史论》、《寻找意义》，参与主编教材《国文经典读本》等。曾获得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青海省文艺批评奖等奖励。曾出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及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