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现实下的诗歌审视

时代现实下的诗歌审视
 
 
刘  波
 
 
一
 
        在文学的市场里，政治没有终结。历朝历代的小说，写人叙事，看似与政治无关，实则也是对人世伦理的政治解析。时代、文学和政治，三者之关系，既没有遵循进化论的正反比例，也无此消彼长的演变规则，更多时候，呈现为无解的状态。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认识、参与，乃至最后的彻悟，都可以在时代与文学的范畴中达至一种慢的境界。
        现在，我们的文学反政治意识形态，很多人叫嚣着与政治绝缘，主张写作要回到文学本身，只涉及语言、技艺和安全的归宿，但是，这并非万全之策。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回归人性，是要放弃抵抗，实则是在逃避。回归人性，对一些写作者来说，就是借口；而逃避是因为惧怕，我们惧怕谈论和书写政治。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一生的恐惧主要来自两个向度，一是死亡，二是政治，这是有道理的。当政治仍然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时，那些因政治而遭受过折磨和迫害的人，只好放弃抵抗，缄默不语。如此环境，政治自然就成了禁区，尤其在文学领域，政治的暴力和阴险让很多作家患上了精神病症。正是因为害怕、恐惧，才有遮掩、躲避，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才越发会变形、扭曲，我们才可顺理成章地对政治之事漠不关心，以至混淆视听。一些诗人和作家笔下的良心文字，又何尝不是文学与时代、社会之关系的折射呢？关注个体，书写内心，可以说都是政治写作的一部分；而拒绝谎言、挖掘真相的立场，同样也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隐秘通道。这一条道路所通向的，正是诗人的灵魂与良知，不管他是以何种方式来创造自己的文学王国，他为个体寻求权利的书写，为人生积累价值的行动，都是在拓展真相的边界，让自我发出正义之声。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本来没那么可怕，只是千百年来国人在它们之间人为设置了障碍，为政治的“深水”所吓倒。文学有人性的关照，民主的政治也应该是人性的，一切脱离了人性的政治与文学，那又如何成立并长久持续呢？但凡优秀之作，总是在人性终极问题上有所承担、有所追问的。“在东方诸国，文化的深层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孙郁语）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人为此纠结、不安，甚至作了灵魂的自我放逐。文学与政治在我们的生活现场，被微妙地转换成了模糊的经验、统一的意志。如此一来，写作就变得苍白而平淡，失去了那层思想的光泽。
        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是否就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以失去审美的现代性为代价呢？其实不然，只要处理得好，把握适当，同样会有一种既丰富又不乏尖锐感的情怀。在政治面前，诗歌不是笑话，诗人也非小丑。诗歌就是在时代面前以抒情的方式所呈现的不和谐音，它庄严、真诚、有力；诗人是从一切常识出发，去表达个人的心灵创造和语言可能。由此，真正有现代感的诗人，他在写作中，既有自己的美学追求，又得注重现实担当。他应该有质疑、追问，有必要的反抗和清醒的认知。比如，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有一首写时代与政治之关系的诗，题目叫《时代的孩子们》，我们当可从中见出女诗人思考的宽广度与深邃性：
 
我们都是时代的孩子
这个时代是个政治的时代。
 
所有你、我们、你们
每天和每晚的事
都是政事。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接受了政治的遗传，
你的皮肤带有政治的色调
你的眼睛具有政治的眼光。
 
不管你说什么都会产生共鸣，
不管你隐瞒什么，
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政治影响。
 
你即使走进了树林，
走的也是政治的脚步，
踩的也是政治的地盘。
 
非政治的诗也是政治诗，
虽然上面照着月亮。
 
        中国女诗人少有如此写诗的，当她们都热衷于抖搂那点隐秘的情感或不着边际的呓语时，何尝知道优秀诗作还需在思想的层面有超越感，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小感觉小忧伤的表象上。希姆博尔斯卡的诗歌，既有她作为女性独特的风格，也有对于世界终极的探讨，这两方面的结合，才能让一个诗人非同凡响。中国的女诗人虽不乏想象力，也不缺少睁眼看世界的敏锐，但她们匮乏的就是一种开阔的视野，以及从自身走向更深邃世界的信心。这也是中国当下的女性诗歌虽然一派繁荣，但与1980年代的女诗人相比没有多少思想性突破的原因。“我们必须怀有某种价值信念，否则我们即使拥有某种经验，也依然不能判断散乱经验背后的整体意义。”（徐贲语）这一点放在作家和诗人身上，同样成立。如果作家没有一种持久的理想，没有那种将他散乱的人生经验归拢起来的信念，他就不可能写出大气而有活力的作品。
        大胆地走出自己封闭的语言小屋，从另一种角度打开视野，重新观察周遭的生活和世界，或许会是另一片能够承载力量的天地。现在很多诗人都沉于自己的小情调里，无法从温和的絮叨中走出来，走到一种开阔的气场中去批判和担当。这些人写起诗来，畏首畏尾，讲求中庸、和谐之美，不敢越雷池半步，没有逼视，没有追问，没有质疑，没有伤痛，一切都显得乏力、矫情。美国社会学家马克·科兰斯基在比较1968年美国与俄罗斯诗人的区别时，曾得出了“政治与诗的品位有很大关系”的结论，这是对诗歌在那样一个特殊政治年代之影响的总结。而在当下中国社会，诗歌的成就虽然已被认为高于其他文学体裁，然而，真正富有力量和原创精神的诗人并不多。当那些抵抗者与不合作者在隐喻中写绝望，在压抑中作清醒之呐喊时，自我觉醒也不是没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政治入诗，有人认为，这不免外在。而他们所言及的更内在问题，就是我们的精神处境：活得卑微，缺乏一种明晰的警惕和反省之意。写诗的时候，在政治的边缘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生怕触碰了那片敏感区域。对此，诗人朵渔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现在的诗人普遍惧怕谈政治，怕伤害到他那小小的‘美学’心脏。这其实是把‘政治’读小了。”玩政治需要手腕，很多人的惧怕，还是因为历史让一些诗人没有从噩梦中走出来，对过去那罪恶仍然心有余悸。所以，即便朵渔对于政治入诗有着如此明晰的说法，很多人还是在各种压力面前选择自我消音，以让自己的写作远离政治，干净而纯粹，安全而有分寸。在此，有几个很多人不愿谈及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政治与诗歌之关系中诗人的责任；诗人在讴歌与批判之间的两难挣扎。诗人的责任，肯定不仅仅是写不写政治诗的问题，而是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写诗？你写诗的目的是什么，轻薄的表演还是真正的兴趣？追名逐利的诱惑还是重建正义的梦想？当越过这些基本的理念之后，你的超越感体现在何处，向往光荣还是正视原罪？神秘混沌还是愈发清醒？这些，其实都是关于政治入诗前后所要面对的，只要存良知和诗心，这些问题都无法绕过。为了身体的安全，可以违背良心；为了逃避责任，也可以放弃抵抗、反抗乃至对抗。这不是真诗人的姿态，而是缺少了勇敢、独立和不卑不亢的人生格调。
        在谈到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作品时，杨炼从他身上也延伸出了关于中国新诗的想法，以及更多世界性的观念：“语言不直接谈论现实乃是因为其实没有‘现实’，因此，语言本身即是全部隐喻。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独特性，带来各自文化转型中的复杂性，但这复杂常常被外部世界简单化——在阿拉伯语境中是被巴以冲突、在中文语境中是被意识形态——简单化为拥护或打倒，取消诗歌内在的丰富，迫使它沦为宣传。这是另一种诗歌的商品化。真正的诗人必须对此充满警觉，同时，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自觉，包括通过明晰的批判去更新它。具体地说，既不借流行的政治口号贩卖自己，又坚持自己对现实的明确态度。各种权力体制同样在假文化之名扼杀独立思维，而反抗这种扼杀，是使诗与人本质合一。”什么是诗歌精神？杨炼给出的定义是“以‘诗歌’一词命名的、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在1990年代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显性动力，如今这种精神却在消费社会的挤压下悄然退场。精神的隐匿或丧失，同样需要精神本身来加以激活与重建。诗人的抗争精神，不仅仅是来自对语言的狂热，更多的，还是需要一种文学力量上的持续坚守作为支撑。持守这种诗歌精神的诗人，在当下确属凤毛麟角，但硕果仅存的那几位，他们在继续张扬和丰富这种诗歌精神，同时也在传递与实践这一精神。他们独立、清醒，拒绝蒙昧，不在风雨飘摇中随波逐流；他们还存有一种难得的、纯粹的理想，去要求自己写出同时也活出一个诗人的尊严。
 
 
二
 
        对现实的书写，对历史的打量，最后必定也是以审视的姿态来完成，否则，我们从中得不到对真相的揭示，对尊严的固守，对信念的坚持。即使是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书写，诗人也得以良知的介入，找到通往公共尊严的通道，以此对接个人与历史、时代和世界的精神立场，这更需要诗人以灵魂入诗。
        在非常态下，这个时代秩序的混乱，恰恰成为诗人们把握世界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政治介于个人与时代之间，成为人们无可规避的中间物，除非你完全没有经历一个社会人的环境，而是深居于自然与宫闱的封闭中，没有任何社会属性。但是在现代社会，几乎没有人能再像古人那样，完全脱离社会和区域限制，做一个彻底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必须与政治、伦理打交道，包括我们在社会中所受的终生教育、工作环境、生存目标与世俗欲望等，都在政治与社会的架构中，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我们在诗中书写政治，为苦难、不公，为自由、道义，至少我们可以逼出那份隐于体内的羞耻，那种压抑的疼痛，而不是虚伪地苟活。
        当悲剧成为时代的象征时，诗人对于悲剧的那份敏感，在写作中的渗透就会显得异常精彩。面对苦难，诗人要行动，用手中之笔，以自由之思，对抗那企图灭世的团结感。战争、暴乱、死亡等，这些与悲剧相关的主题，都与人类的尊严相联。尊严一旦丧失，自由一旦破坏，个人的信仰遭到强奸，自省遭到屏蔽时，群体自发地组织起来审判社会将在所难免。当一个群体在权力面前自我矮化时，诗人就有责任以词语来指认政治，他所运用的不仅是感性的呼号，更是理性的思想对抗。他以严肃去面对死亡，以心灵来软化残酷，以终极的价值思考，来促使公众对拯救个人与群体被奴役现状的反思。
        希望能在瞬间变为绝望，而绝望也有可能在瞬间成为希望的转折点。政治与诗歌之间的关系，有时同样在相互牵扯与制肘之间转换。当政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被异化，各种悲剧和惨案接踵而至，带着求真意志的诗人能够凭借本能站出来，以精神的抗争去为政治死亡鸣冤叫屈，乃至以文字的方式为自由和道义殉葬。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
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
我们喝呀喝
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宽敞
那房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降临德国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他写信走出屋星光闪烁他吹口哨召回猎犬
他吹口哨召来他的犹太人掘墓
他命令我们奏舞曲
 
……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喝
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我们傍晚早上喝我们喝呀喝
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眼睛是蓝的
他用铅弹射你他瞄得很准
那房子里的人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他放出猎犬扑向我们许给我们空中的坟墓
他玩蛇做梦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
 
        德国诗人保罗·策兰的这首著名的《死亡赋格》，曾引起了二战之后德语诗坛的轰动。全诗一共四节，前四句每一节都是重复，后面在字词和语气上则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这首诗之所以引起轰动，乃是因为诗中所透出的残酷现实和一种抗争的力量，诗人就是在处理重复的句子时，将其和叠加的苦难记忆作了对接，让生命的现实通过语言的真切表达，定格为一种心灵的震撼。这种震撼，却又深于隐喻、象征以及必要的直白其心，哀而不伤的是让人产生共鸣的情感，是抽象的情绪与具体语言之间的交集和转换。
我们现在来读这样的诗作，可能已感觉不到多么震撼了。因为没有经历二战期间德国人所遭受的苦难，时过境迁，我们无法切身体会到一个特殊时代群体人心灵的痛楚。尤其是当苦难被遗忘时，丧失感受悲剧的能力也已在和平年代悄然成为现实。如果说显性的悲剧能在时代中留下鲜明的投影，那隐性的悲剧，则是在人内心里所留下的创伤痕迹，它持续的时间定会更长久。悲剧的发生，不仅与人心相关，还和意识形态相联。当袁伟时先生说，我们历史的教训应当转化为“历史的智慧”这一说法得以成立，那政治的教训同样也应该转化为一种政治的智慧，它是为人带来生存权利的，而非灾难和悲剧。
        《死亡赋格》这样的诗歌看似与政治无关，但是，透过表象，我们可以洞察到诗中还是暗含着诗人一直都在思考的“死亡政治”，这是死亡、政治与时代的综合象征。诗人在诗中的呐喊与追问，是对刚刚过去的黑暗时代的控诉和抗议，是对人为灾难和浩劫的心灵记录。他承担了诗人作为良知知识分子的批判责任，这对于经受过苦难的人来说，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也是需长久恪守的立场。他替一个苦难民族的人在说话，在怀疑，在寻找被遮蔽的真相，在挖掘被遗忘的记忆：集中营叠加的死亡，目击纳粹对犹太人的残酷屠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这种沮丧的经历对于敏感的诗人来说，是一种视觉和灵魂的双重折磨，也是精神在众多死亡之后的伦理献祭。
        保罗·策兰，这位曾经历过父母双双被杀于集中营之惨痛记忆的诗人，虽然有过不凡的语言艺术创造，但最后也在各种压力下自沉于美丽的塞纳河。死亡与河流的结盟，让诗人完成了在死亡政治中的肉体毁灭，他将灵魂之重与身体之轻作了一场切换，这是精神上不可承受生命之重的悲剧。他能经受住时代的灾难，以及死亡带来的心灵痛苦，然而，内心的情感压抑，则会在瞬间断送掉一个人的性命。坚强与脆弱，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反映出来，最坚强的是人，最脆弱的也是人。而对于诗人来说，脆弱的神经，有时比坚强的个性更容易将人引向自我毁灭之路。一个诗人能承受时代的打击，或许经不住一场因为生活琐事而引起的小争吵。自尊在诗人身上的体现，是最为敏感的佐证，它能让诗人在权力面前奋起反抗，能在利益面前拒绝诱惑，但它也可能让诗人在情感的受伤中自取其辱，自我毁灭。古今中外，在尊严与压抑面前自杀的诗人，太多了，诗人的敏感脆弱，倔强偏执，已经成为诗人在死亡政治中的精神标签，这也是他们在情感和语言交汇之路上的悲剧见证。
        当悲剧历史的全景图被翻过一页之后，我们所能触摸到的，已经不是当时发生的历史现场，而是由历史所延伸出来的悲情记忆，乃至由此形成的思想场域。政治楔入诗歌所产生的诗意，要么是赞歌般的激情昂扬，要么带着质疑和批判的眼光，书写人类对尊严的普遍期待。保罗·策兰，没有像一些过上好日子就忘记苦难岁月的众生，悲剧意识在他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死亡赋格》或许正是他作为诗人在政治意识上自我觉醒的见证。他记录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痛苦记忆，还是一代人的悲剧历程。诗人由此走上的诗歌之路，不再是无病呻吟或豪言壮语，而是将诗歌当作和西方宗教一样的信仰，并恪守终生，最后以再度取消自我，完成身体与死亡之间的转换。对过去的遗忘，就是一种罪，我们需要铭记历史的真相和教训，将其转化为“历史的智慧”，以警示当下。策兰用切入灵魂的诗歌书写做到了，并且做得令世人信服。
 
 
三
 
        新世纪以来，很多诗人一头扎进了小情小调之中，山水之情，儿女之情，这样的写作，可能是出于本心的感喟，那代表你过得幸福，活得滋润；抑或将苦闷和郁结压于心底，不是唱赞歌和当传声筒，但却表现出一种自得其乐的表象欢快，于是那低吟浅唱之风，愈演愈烈。如此做法，是所谓将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示人，而把那丑陋与不堪隐藏起来，这是国人一贯的态度，因此，多数作家也是按这一心理在规训自己的日常思考。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胜利法，在国民身上已根深蒂固，有积重难返之势。一个人在无奈的困境中挣扎，看不到任何希望，这时，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阿Q精神是一种自我拯救疗法，但现在的知识分子也大面积地加入到了阿Q的队伍中，寻求一种没有灵魂冲突的精神胜利写作，既迎合了主流，又获得了利益。只是操守的丧失，已让良心写作成为了浮在生活表层的文字游荡，迷离而浑噩，更多时候还是一种顾左右而言它式的不得要领，轻浅、滥情，甚至无来由地在权力面前跪下去，作顶礼膜拜状，那是中国特殊环境中的集体无意识，很自觉的一种从众参与心理已成主导。
        一些因为参与了零度政治写作的诗人，都暗自庆幸，甚至不乏一种得意之情。他们觉得自己早已越过了政治的那道禁忌防线，而迈向人性的平原了，在那里，诗人们尽可以“政治正确”地驰骋想像，还可以沉于“词语的炼金术”，看透那红尘世事，完成和解的穿越。于是，反讽、批判皆被道德宽恕、犬儒幻象所取代，羞耻之感刚刚被提起，却又被重新颠覆，最后进入遮蔽的晦暗不明。此后，戏谑之风盛行，娱乐意识凸显，失去判断、自我重复、力量匮乏，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时，我们就要看看自己是否掌握了那门平衡艺术与历史、政治的手艺，它决定了一个诗人是停步于浅薄，还是走向深邃。在这方面，诗人或许都有矛盾与分裂的两面，写诗，就是自我审判的过程。诗人一旦没有困惑了，写诗可能就成了一种纯粹的技术活，灵魂的复杂性消失，创造意识相应地变得贫乏，肤浅、油滑接踵而至，这是诗人在诸多依附中自我绑架的结果。
我相信，只要还在坚持，谁都不会轻易否认自己所身处的诗歌现场，但同时，会有相当一批人不敢或不屑于承认自己正在接近文学政治的中心。因为那是一片不知深浅的未知区域，少有人敢去冒这个风险，于是他们只好作自我辩护，并在辩护的过程中最终丧失一个良知者的抗争意识。这就是现在一些成名成家的诗人，或者以道德的名义端着架势，放不下身段，或者以先锋的理由继续无耻到底，总之，要么把诗歌写得越来越精致端庄，不痛不痒，要么就是一幅面目可憎的怪异表情。正是在这样一个被规训的诗歌江湖里，精英诗人们缺少了一种原始、野性的表达，而这种表达，或许就是诗歌力量的源泉。瑞士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他在为法国诗人菲利普·邪各泰的诗集作评时，开篇即提到了他“靠近”雅各泰诗歌时的那种感觉——“一种信任被唤醒”。现在，有多少诗人的诗歌还能让人产生信任？对于很多诗人来说，要么是原地踏步，踟躇不前，要么就是走复古路线，选择放弃冒险意识与现代品格，靠成名作或代表作混迹于诗坛。这个时代，诗歌铺天盖地，但真正能叮住社会与时代之病症的文字牛虻并不多，因为那普遍的惧怕心理，因为那追名逐利的滥俗风潮。
在当下，对先锋精神和现代性要求高的，还是那些具有求真意志和综合素质的诗人，他们大都有将历史、政治与生活、存在等多种元素进行艺术整合的能力，且真正呈现出力量感。而还有些诗人，虽然也不乏才华，但他们没有将自己的实力完全发挥出来，其写作格局还是狭隘了些，思考的气场小了些，他们的写作还是缺乏一种耐性和冒险精神。于坚说：“在汉语中，没有诗，人就无法生活。因为汉语是诗语。文人没落，诗修辞方式依然暗藏在语言中。中国人都善于含沙射影吧？什么是含沙射影，那就是言此意彼。说得知识分子点，就是隐喻。汉语是讲关系的语言，关系，就是要根据语境才能明白上下文，也可以说是空间感，点到为止，其中关系、奥妙要会听。言近旨远，说得好听是诗，说得难听是话中有话。这是普遍的汉语修辞，我说的拒绝隐喻也是要拒绝这种东西，太压抑了。诗是对这种日常语言的升华或叛逆，如果没有诗歌影响汉语，颠覆陈词滥调，这种隐喻模式就是僵化、黑暗，窒息生命。诗歌的力量在于使汉语保持着活力。”在诗歌创作中，你不写到一种极致，不亮出一种绝对，不交出一颗真心，那种美感是出不来的。在写作上，你必须把自己逼入绝境，随意地写出的作品，力度何在？对写作没有困惑、挫败感与敬畏之心，没有难度的创造，那充其量也就只是码字而已，离真正的诗还很远。
        不管是你是惯用隐喻，还是直白其心，在汉语政治面前，优秀诗人总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抒写性灵，自成高格，那是诗歌信仰所带来的福祉。对于诗人来说，诗歌的柔韧度，有时往往就体现在你的用力程度上，用力过猛，越过了那条文学的边界，只有苛求与责难，演变为纯粹的政治抱怨或道德说教，自然无诗味；用力不够，则会显得轻飘飘，绵软如婉约低语，没有痛快淋漓之感，还是导致无诗味。如何去把握好政治与汉语之间的张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度，就显得异常重要，它决定了一个诗人能否走出语言乌托邦，进入时代现场与自我的德性、教养进行对话。同时，这也取决于一个诗人所坚守的立场。
        关于诗人的立场问题，阿多尼斯在一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夏榆的采访中，如此说道：“诗人应该持守一种生命的立场、存在的立场，而不应该仅仅是文化的立场。诗人应该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描述者。在诗人和世界之间，应该保持一道鸿沟，应该被河谷和山峦隔开，诗人就应该被西绪福斯的巨石所包围和困扰。”坚守生命和存在的立场，才是伟大诗人的志向。既然要有所创造，作单纯的记录对于诗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要在记录中渗透自己的独特美学，并要有为这种美学思想的传播和实践赴汤蹈火的勇气与胆识。更重要的是，诗人们还要有自己的本土文化精神，有对传统与当下作有效融合的能力。
        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技术，盲目地照搬西方，而任凭人心荒凉不堪，那么诗歌有感而发的古老法则就终将凋零。写诗，还是要让人心重回诗歌的内部，让思想之花在诗歌中渐次开放，摈弃空洞虚假的情感，端正把玩语言的游戏态度，这样才能重建先锋诗歌在整体表达上的力量平衡。有人说，诗歌没有这么简单，于是出现了各种创作道路：走向形而上，但很可能导致不及物，凌空蹈虚；走向形而下，可能感性有余而知性不足，歇斯底里的矫情频频再现，最后流于碎片化，以及不合时宜的感伤。很多坚持写作的诗人，到一定程度，总愿意将敏感的触角伸向历史和政治，以便在探索中寻求资源，其实，他们的回归又何尝不是在对自我经验作思想加码呢？政治的诗意，就是由那些夹杂着率性、天真的行动所激活的带着独特美学意蕴的历史感，它能打破油滑与空洞的格调，还原我们久违的陌生化和创造性。这或许才是当下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政治面前，诗歌不需要宽恕，诗人身上也没有贴上宽恕这一标签。诗人在政治上的局限，不是没有，有时甚至还是致命的，但这并不代表诗人不用去思考和书写那种荒唐、悖谬和反人性的粗暴。为了摆脱羞耻感，诗人们必须负重前行。你写得轻松，且自我感觉良好，没有思考的困惑，也无信仰的搅扰，你的诗歌何以能脱离平庸？正如朵渔所说：“我们能否过上有德性的生活，最终取决于政治。政治是每个人的政治，诗人也不可能自逃于理想国。”的确，政治是每个人的政治，我们所讨要的有尊严的生活，与其息息相关。如此说来，政治也是每个诗人的政治，你需要去清醒地认知、挖掘、等待和书写，而不是无休止的惧怕。
 
——载《诗与思1》，于坚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作者简介：刘波，男，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