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歌艺术家，与普通诗歌作者的区别在哪里？过去的作者和评论者似乎没给过一个直观的界定。我设着来给一个——
普通作者，人们可以单独就其某一首或几首诗的成败，来谈论好坏，进而判定它们作者的“成色”；谈论一位诗歌艺术家，则需慎重得多——人们必须把他的所有作品，放置在一种诗歌个体美学形成的宏大背景下予以考量，评判一首诗的好坏不再仅仅取决于它即时的阅读效果，还要考虑到它在对作者诗歌气质的完善过程中，究竟起到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作用。当然，涉及到一组诗、一本诗集或是一个更为宏大的、处于创作进行中的诗歌系列，便更是如此。
与此同时，同样不容忽视的，还有那把同一作者不同代表作、以至不同创作时期隔开的那些“间隔”，那些貌似沉默的时期。这方面，瓦雷里被引用最多的著名例子，二十五年的沉默！但这显然是个极端的例子（虽然类似极端的情形还有哈代和黑塞）：一来在通常情况下，大部分的作者撑不到二十五年，恐怕就会在沉默和寂寞中泯灭掉自己的写作天赋与热情；二来是二十五年过于漫长，诗豪的名字又过于醒目，这往往会使研究者轻视其他作者那些不起眼的沉默。
再短暂的沉默也是沉默。对所有嗜诗的作者而言，它都是难以忍受的。首先，它会导致作者产生“自己创作能力是否突然丧失”的惶恐；其次，它也会使从来热潮不断的外界对相关作者产生出某种漠视，进而反过来影响到作者对自己声名是否如故的担忧。前一种惶恐这些年我都会在自己创作的那些小间歇期不时体验，后一种担忧相对少些，但有时反省自己在诗歌网络上的“多话”（当然它首先是由于发表环境的不自由和不健康而起），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的。一个作者即便再孤傲，内心深处显然还是会不时滋生出一些——他需要不时与之搏斗的世俗向往的。一个作者的成熟与成长的过程，说白了，就是一个人不停地向着心高气傲“挥剑自宫”、回归质朴，同时还要继续葆有原初激情的、自相矛盾的过程。你要在这看似矛盾的时光与人生漩涡中煎熬自己、打捞自己，随时向“思维”与“人性”这两大悬崖边上的自己伸出援救之手。这只“手”，就是你的诗在每一次沉寂之后的再度出发。
好诗人每一回的出发，其足迹深处，都必然带有不久前的惊恐和怀疑，都必然会展示出某种与自我诗歌惯性的决裂和恋恋不舍，革命与承继，抑或革命性的自我承继，对每个作者来说，都需要一个绵长的过程。新风格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人的意识不是可供自由拆装的机器。那么，怎样在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进程中，尽量保证一种速度和决绝，这便需要作者具有一定“天赋”与“努力”之间的平衡。惶然是人直视世界（包括自身）本相的第一步，但深陷惶然、沉湎惶然，却又容易使作者渐渐成为一个变相的纯消费者、一个游魂。由“惶然”到能从容的“写出”，这个诡异的阶段，既可以是一个作者涅磐升华的过程，也可以成为一个作者慌不择路、全盘崩溃的写照。个中差异，只在是否兼具“天分”与“低调的诚恳”。
每个有志向的作者宿命大抵由此而成。
侯马迄今一共推出过四本诗集：《金别针》（1993）、《顺便吻一下》（1999）、《精神病院的花园》（2003）、《他手记》（2008）。如果仅从每本书出版的时距上看，作者大致保持了一个每本书4—6年的出版间隔。后两本诗集之间的间隔，通常容易在汉语约定俗成的环境下被看作是某种创作上的“周期”。我一度犯过这样的误读，以为它是诗人一本“五年的积淀”。后来与作者做题为《真实诗歌：中国的、现代的、批判的……》对谈，才发现《他手记》竟有着长达近七年的积蓄和写作历程，它们也对侯马《他手记》之后的写作起着同样意味深长的功用——
“2001年9月，我去荷兰学习。环境一变，心态也变，不写变得心安理得。直到2004年底，我可以说几乎一字未写。这么长的创作沉寂前所未有，这期间，强大的生活几乎淹没了我挣扎的小舟，但最终成为我心底的潜流。”
“从《他手记》到现在四年，特别是07年和08年，我写了总量接近前十五年的诗歌……”
假如不深究出处和背景，把这两段话分开来读，会很容易以为它们出自不同作者之口。创作就是这样神奇的事——即便在同一作者身上，也照例会演出着矛盾与辩证。2001年到2007年之间的侯马，显然完整经历了我前面所论述的“惶然—写出”过程。这过程把他从过去的“常态诗人”、“诗选诗人”推到了在当代为数甚少的“诗著诗人”的行列。
不再是广种薄收、听天由命的“等候”自己的诗被集成这样或那样的集子，也不是单纯地为展示某个明确的主题，去完成一部组诗或长诗，而是有意识的在设定时间内，致力以诗歌的形式去构建一部专著性的巨型作品，这便是诗著型作者的定义。
巨型诗著的出现，代表着汉语诗歌中一个更复杂分支的诞生。它比过去人们见到过的长诗、组诗、史诗篇幅更庞大，内容更包罗万象，结构也更复杂且富于变幻，在写作上也更加考验作者的专注程度。它承袭和拓展了前述大型诗歌体裁的言说功能，也根据新时代文体阅读的发展，做出了体裁和技法上的创新。《他手记》是自伊沙的《唐》（2002—2003）、我的《杂事诗》（始于2002）之后，汉语中第三部这样的作品，也是第一部以散文体形式为主体、分行体为辅助的汉语诗歌专著。
《他手记》是侯马成功穿越“惶然”丛林之后，所带来的第一个成果。在许多时候，“惶然”把他过去诗中的从容，变形了叹息和怀疑；并时不时把个人的喜悦与自负，从主格推向了宾格，从“肉身之我”提炼成解剖台上的“他/她”。《他手记》，以及之后渐次展开的“手记系列”、“诗章系列”，向读者呈现出了一个与“短诗时期”不同的侯马。照例睿智、讥诮，包裹着温情脉脉，但又悄然长出了一根冷硬的脊骨——
“他们互相瞅一眼，就已经倾心。/再一眼，已恍如云烟。”
“四十不惑，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腰上有一块褐斑，也不知是胎生的，还是新长的。他有点高兴的是，一旦死了，他应该很容易地发现他自己。”
“她日益愚蠢，终于被一条狗引为知己。”
（均引自《他手记》）
“他梦见自已殴打自已，这使他痛苦。/他更加凶恶地自残，以便把自已惊醒。”
“他这个民族的妇女/经常愚弄别人家的孩子/‘你不是爹妈亲生的，是捡来的。’/欣赏
那无助的神情/飘过亚细亚孤儿的脸庞”
“在那曲他们爬出罐子/把下车视为试水/风真好混了点三个车头的烟/阳光温暖而强烈/像打碎了灯罩/空气呀尝不出来异样/那致命的氧气/有谁拿它当回事儿过/高原上的大站/只有几个强健的藏人/穿着国父设计的汉装/当游客试图走出站台/乘务员立即 像藏獒/猛扑过来”
（引自《进藏手记》）
“我去了欧陆一些城市/总是有人强调/这个城市战争时被炸为平地/只有教堂巍然屹立/似乎这是一种神迹/但其中也含有一种冷淡//教堂在漫长的时光中墙壁发黑/也正像战火的浓烟熏烧/可是人类的房屋化为齑粉/难道他们在暗示这是刻意所为”
（均引自《访欧诗章》）
“冬日给了他巨大的财富/一块冰
（均引自《诗章》）
……
这些诗，悉出于作者那颗沉寂中曾长久等待并挣扎过的心灵。无论阅读它们的人持有怎样的诗歌趣味和品位，无论外界是否会认可与喜爱，它们都具有着一种文本上的自足意义。
我在诗江湖论坛上，曾因侯马关于柔软与诗歌的一席话，跟南昌诗人老德讨论过这种“冷硬”对现代诗的必要，尤其是对那些现在还在前沿地带探索现代诗新途的资深作者之必要。在汉语诗歌的百年史里，现代诗大多时候都是作为潜流和暗流，依附于“新诗”的理念之下的。本土教育和文化机制多年来的诸多盲点，又导致习诗者绝大多数都是从新诗开始的，新诗“乏智而滥情”的毒素，从一开始便或多或少潜伏在了一些作者的思维中；而大多数诗歌作者又来自农村，即便是现代诗美学理想的追求者，农业文明的某些审美偏好，也很难断然挥去；再加上汉语作者惯有的“中年锐气蜕化”通病，三者的合力很容易给资深实力诗人的探索，带来这样那样的阻碍。如果没有“冷硬”渗入作者的灵魂，以起到中和作用，一个优秀的现代诗作者，很容易在几首诗之后，快速退回到新诗……
“惶然”激活了侯马诗歌天赋中潜伏已久的“冷硬”，使他过往的风格，在中年之际出现了一个合理化的升华。我希望这种变化能在侯马今后的诗写中继续深入下去，也希望其他的实力作者鼓起勇气，自觉去经历这一“惶然”，及其之后的“写出”。
2009/11/2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