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少东现代事象诗的五种呈现方式

吴少东现代事象诗的五种呈现方式

——以吴少东诗集《万物的动静》为例

陈泽亮(安徽)

【内容摘要】从呈现方式上来看，现代诗主要有意象、理象、事象三大类型。可以说，事象诗现在已经成为诗歌常用的一种主要呈现方式。诗写者在写作时经常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写得乱；二是写得浅。那么，事象诗在呈现方式上有哪些艺术技巧可供我们学习？著名诗人、安徽省当代诗歌研究会会长吴少东的诗集《万物的动静》为我们提供了范文。归纳起来，该诗集中的现代事象诗共有“总结呈事、举例说事、景变带事、依情推事、以点牵事”五种成熟形态。这五种呈现方式为广大诗写者提供了经典启示。

【关键词】吴少东；现代事象诗；《万物的动静》；五种呈现方式；诗歌批评

一、序论

从呈现方式上来看，现代诗主要有意象、理象、事象三大类型。这一分类并非单纯的技法区分，而是根植于中国诗学从“缘情”到“缘事”的深层传统。中国诗学不仅有以意象为核心的抒情传统，也有以事象为核心的缘事传统。“意象说”是不能含纳所有诗歌特质的。“事象说”是中国缘事诗学的核心概念。此在主义①诗派更明确提出“语言自主化、形象事象化、思想此在化”的三化原则，主张以动态事象替代传统意象，认为事象比意象更能呈示、承载“社会历史或人的社会生活的广阔性、深刻性、复杂性、真实性、多样性、生动性”，这意味着，现代事象诗的兴起不只是诗歌技法的一次翻新，更是诗歌观察世界、观照世界方式的一次根本转变，是从“以象寓情”的间接传达，转向“以事显在”的直接呈现。

可以说，现代事象诗现在已经成为诗歌常用的一种主要呈现方式。

诗写者在写作时经常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写得乱；二是写得浅。所谓“乱”，就是事象铺呈没有内在统摄；所谓“浅”，就是事象没有精神重量。这两个问题的症结，都是因为诗人还没有掌握现代事象诗呈现方式的内在规律。

著名诗人、安徽省当代诗歌研究会会长吴少东的诗集《万物的动静》②为我们提供了范文。《万物的动静》再版于2025年11月，收录了作者创作的168余首作品，诗集共分三辑，分别为“烈日”“孤篇”与“三叠”。著名诗人、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获奖者梁小斌老师说过:“古人写的是向上的诗句，但是吴少东思考的是向下大地上的事情。”③正是这种“向下大地上的事情”真切赋予了其现代事象诗不可替代的精神重量。

归纳起来，该诗集中的现代事象诗共有“总结呈事、举例说事、景变带事、依情推事、以点牵事”五种成熟形态。这五种呈现方式为诗写者提供了经典启示。

二、正论

一是总结呈事。

所谓总结呈事，就是对呈现的事象进行本质归纳。

这种方式细分为两种书写模式:

其一是先以概括性叙述开篇，后以延展性事象印证。

《立夏书》的第一层面就是通过这种书写模式完成的。

诗中的“我必须说清楚/今夏最美的一刻/是它犹豫的瞬间”是概括性的宣告开篇；“这一天的清晨，风穿过青石”“这一天的午后，小麦扬花灌浆，油菜从青变黄”“这一天的夜晚充满/多重的隐喻/从欲望到担当,从水草缠绕的湖底/到裂石而生的桦树”是延展性的事象印证。

其二是先以延展性事象展开，后以概括性叙述收尾。

《立夏书》的第二层面就是通过这种书写模式完成的。

诗中的“这一天的清晨，风穿过青石”“这一天的午后，小麦扬花灌浆，油菜从青变黄”“这一天的夜晚充满/多重的隐喻/从欲望到粗当,从水草缠绕的湖底/到裂石而生的桦树”是延展性的事象展开；“这一日的前行/几乎颠覆我/对农历的看法”是概括性的叙述收尾。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审视，总结呈事之所以能够在总与呈之间形成张力，创造诗意，关键在于其暗符了中国古典诗论中“理、事、情”三者融通的结构原则。

叶燮④在《原诗》中提出，诗歌的构成要素为理、事、情。“理”为本质规律，“事”为具体事件，“情”为情感体验。

总结呈事中的“总结”，就是叶燮所谓“理”的凝炼，而“呈事”就是“事”的展开。三者以“情”贯通，相互交融。

在《立夏书》中，“情”的贯通作用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以犹豫的情状判断统摄开篇。

诗中的“我必须说清楚/今夏最美的一刻/是它犹豫的瞬间”是诗人的情状判断。诗人以这个情状判断为枢纽，统摄理与事两个层面。

以情状统摄理，体现为“这一天/我们宜食蔬果和粗粮，调养渐长的阳气”理趣诗句。“宜食蔬果和粗粮”“调养阳气”是节气养生的规则性认知，属于叶燮所谓“理”的层面：夏的到来有其内在节律，人的起居饮食应顺应这一节律。但诗人不是直述节令规则，而是让规则落在犹豫所统摄的渐长情状之中，理因情状而可感。

以情状统摄事，体现为“这一天的清晨、午后、夜晚”的事象展开。这些事象既不是理的例证，也不是事的堆叠，而是犹豫这一情状判断在不同时段中的具体化。

二是以犹豫的情状推进呈现过程。

犹豫不是静止的判断，而是在时间推移中逐步展开、逐步充实的情状过程。清晨是“惊雷没有响起”的将发未发，午后是“灌浆、变色”的渐次落实，夜晚是从“欲望到担当”的多重收束。三者依次构成犹豫的起始、推进与收束：风穿过青石，是起始的情状形态；扬花灌浆、油菜由青变黄，是推进的情状形态；多重隐喻、从欲望到担当，是收束的情状形态。这些事象既不是理的例证，也不是事的堆叠，而是情状从犹豫这一初始判断中逐步展开、逐步充实的过程。

三是以犹豫的情状收束反观认知。

诗中的“这一日的前行/几乎颠覆我/对农历的看法”是诗人的情状收束。“对农历的看法”是理层面的认知。“几乎颠覆”是情层面的感受。诗人没有说“我理解了夏之理”，而是说这一日的情状体验动摇了他原有的认知框架。这正是叶燮所谓“情”贯通理与事的运作方式：不是情服务于理，而是情对理构成修正与重新生成。《立夏书》中，“情”不是理与事的被动纽带，而是主动的作为。

吴少东在总结与呈事之间保持节制，总结不流于空泛，事象不沦为流水，情感不游离理事。三者互相印证，正是“理、事、情”三者和谐融合的具体实践。

二是举例说事。

所谓举例说事，就是通过具体事例，展开事理言说。

《烈日》就是这一方式的经典文本。

诗中的“礼拜天的下午，我进入丛林/看见一位园林工正在砍伐/一棵枯死的杨树”是砍伐事件；“每一斧子下去，都有/众多的黄叶震落”“许多的光亮漏下”“最后一斧，杨树倾斜倒下/炙烈的阳光轰然砸在地上”是砍伐事象；由遮蔽到敞开的生态转换、由死亡到光照的伦理转换，是砍伐事理。

这种举例说事，以可见的事例为入口，以隐喻的事理为出口。

有“桐城三祖”之称的清代“桐城派”关键人物刘大櫆在其《论文偶记》中有言：“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 ⑤

这句文论的意思是:道理不能平空直说，应该借助具体事物呈现。这正是举例说事的核心要求。

刘大櫆提出的“理不可以直指”与“故即物以明理”，在《烈日》中得到了精确的印证。在表达“由遮蔽到敞开的生态转换、由死亡到光照的伦理转换”的砍伐事理上，诗人没有选择“遮蔽消失，阳光敞开；死亡消解，光照揭开”“直指”式的抽象陈述，而是选择“即物”式的具象呈现:让理暗示在砍伐事态的推进上，让理生长于事物关系的演变中。

三是景变带事。

所谓景变带事，就是以景物或场景的推移变化为线索，在时间流逝或空间转换中带出人事与心绪。景是引线，事是落点。

《向晚过杉林遇吹箫人》呈现了这一方式的完整结构。诗中的“酢浆草的花，连片开了/我才发现中年的徒劳”是第一层景变带事:由花开的景物引出的中年心绪；诗中的“独自在林中走，不理遛狗的人/也不理以背撞树的人和对着河流/大喊的人”是第二层景变带事:由生活的场景引出的中年坚守；诗中的“遇见枯坐如桩的吹箫人/他笑，又笑，他一动不动/像伐去枝干的树桩/忧伤/生出高高的新叶/转身后，想了想，这些年/我背负的诗句与切口/六孔的，八孔的，像一管箫/竹的习性还在”是第三层景变带事:由生活的场景引出的中年笃定。

《向晚过杉林遇吹箫人》既是景物与情绪的统一，更是景变与心变的交融。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过：“情以物迁，辞以情发。”⑥

这句文论的要求是:景的节奏与情的节奏是同一节奏。

《向晚过杉林遇吹箫人》中景的节奏与情的节奏就是同一节奏。景的节奏线是:从外到内、从闹到静；情的节奏线是:从惊到守、从忧到定。景与情两种节奏不是叠加，而是同一条线的两种情节交织。

这种景变带事的落点，正是景物推进与人事推进在同一首诗中的彼此抵达。

四是依情推事。

所谓依情推事，就是从一种情感或心境出发，推衍出与之相匹配的事象或场景。情是事的出发点，事是情的对象化。

《描碑》是这一方式的典范。这首诗就是从诗人的起情、转情、蓄情、安情四个情感出发，推衍出了与其相匹配的事象或场景。

比如，诗中的“每次给父亲上坟，她都要/盯着墓碑说，还是黑色好，红色/扎眼”是闲话预感的起情。情起以黑色埋伏死亡。诗中的“红与黑，是天堂/幕帷的两面，是她与父亲的/界限。生死轮回，正好与我们所见相反/她要越过/这色变的过程，耗尽了她/一生的坚韧”是起情推衍的事象。事象以坚韧越过死亡。

又如，诗中的“清明那一天/我用柔软的黑色覆盖她”是面对事实的转情。转情以描碑确认死亡。诗中的“青石回潮，暗现/条纹，仿佛/母亲曲折的来路与指引/她的姓名/笔画平正，撇捺柔和/没有生硬的横折，像她/七十七年的态度/每一笔都是源头，都是注视，都是一把刀子/将三个简单的汉字，由红/描黑，用尽了我吃奶的力气”是转情推衍的事象。事象以界线体验死亡。

再如，诗中的“我不能饶恕自己/对母亲误解、高声大气说过的每句话”“她已不能听见/膝下，荒草返青，如我的后悔”是悔恨无着的蓄情。蓄情以回忆纠缠死亡。诗中的“我怨过她的软弱。一辈子”“前些年，还在怨她”“救治我濒死的青春”“我一直将左边的文弱，当成/她的全部，而忽视她的右边——坚韧与刚强”是蓄情推衍的事象。事象以悔意追悼死亡。

还如，诗中的“这慈祥的天象/宽慰了我”是空间收容的安情。安情以立碑超越死亡。诗中的“她的墓碑，这刻有她名字的垂直的青石/是救赎之帆，灵魂的/孤峰，高过/我的头顶”“春风正擦拭着墓碑的上空/我看到白云托起湖水/她与父亲的笑脸与昭示”是安情推衍的事象。事象以天象纳入死亡。

艾略特在《哈姆雷特及其问题》中提出：“在艺术中表达情感的唯一途径，是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换言之，一组事物、一个场景、一连串事件，它们将成为那种特定情感的公式；以至于当这些终止于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被给出时，情感便立即被唤起。”⑦

艾略特这段文论的核心意思是：情感不可直述，必须转为可感的外部事象。这与依情推事“情是事的出发点，事是情的对象化”在结构上完全同构。

《描碑》四级情感的每一级别都对应着艾略特意义上的“一组事物、一个场景、一连串事件”：起情的伏对应的是“一组事物”：红与黑； 转情的认对应的是“一个场景”：清明描碑；蓄情的缠对应的是“一连串事件”：庸忙的日常；安情的超对应的是“一组事物/一个场景”的双重事象：孤峰与天象。

五是以点牵事。

所谓以点牵事，就是以一个微小的物象、动作、细节作为点，牵动出一片生活经验、一串生存记忆、一团生命反思。正所谓点小，所牵之事大。

《附着物》是以点牵事的诗例。诗中的“溪流中的游鱼”是微小的观察点。诗中的“此刻，我看着溪流中的游鱼/想着它的一生与我的半辈子”是牵出的生命思。观察点是鱼的单线叙事:由托付的水与最后的刀两个微情节组成；生命思是我的单线叙事:由白色药片、腹部疤痕、左手佛珠三个微情节组成。鱼的叙事与我的叙述并置构成复调叙事，在“想着它的一生与我的半辈子”思绪中交汇，在“摆脱不开的东西与感觉不出的重量”体验中收拢。

吴少东这种以点牵事，其张力就在于点的微末与事的深广的失称。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论“兴”的托喻机制时说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⑧

刘勰原意是就起兴手法的修辞特征而言：所举物名具体微小，所托喻之义则深远广大。

这里借用这一结构逻辑:即小名与大类之间的失称张力，来理解《附着物》以点牵事的事象方式，但需说明的是，二者论域是不同的：刘勰说的是修辞层面的托喻婉转，本文说的是结构层面的经验牵动。

按照小大失称的逻辑来看，首先，《附着物》中的这条鱼只是“称名也小”。它只是一个具体微末的物象，诗人让它停留在鱼的尺度上，不赋予它超越自身经验的寓言重量。其次，《附着物》中的这条鱼又是“取类也大”。这种“取类也大”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鱼的叙事取类。“托付的水”“最后的刀锋”两个微情节，每一个都是“称名也小”的具体事，但取类分别指向一切被交付、一切被终结的生存形态，两者合起来，就是一条鱼的一生。其二是“我”的叙事取类。白色药片、腹部疤痕、左手佛珠三个微情节，每一个都是“称名也小”的具体物，但取类分别指向病痛、创伤、寄托，三者合起来，就是一个人的半辈子。鱼的“一生”与“我”的“半辈子”之间的时间失称，正是点小牵大张力的体现：鱼以一生的短暂，牵动人的半辈子的重量。

三、结论

综上所述，吴少东诗集《万物的动静》中的现代事象诗，以“总结呈事、举例说事、景变带事、依情推事、以点牵事”五种呈现方式，构成了一个由宏观归纳到微观牵动、由事理直陈到情景交融的完整诗学技法谱系。

这五种方式的价值是多维的。

一是五种方式提供了“写得乱”的具体解决策略。 现代事象诗之所以经常写得散乱，原因在于事象推进没有内在统领。吴少东的实践表明，统领事象的技术来自结构本身的设计。总结呈事以理统事，既可先立纲再展目，也可先展目再立纲，让总与呈互相印证；举例说事以例喻理，以可见之事例为入口、以隐喻之事理为出口；景变带事以景为引线、以事为落点，景的节奏与情的节奏同线交织，景物推移就是心绪推移；依情推事以情为出发点，情的每一级推进都对应着可感的外部事象，情到哪里，事到哪里；以点牵事以点为引领，一个微末物象牵动一片经验，点的单一性与事的复调性在“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结构中收拢。五种方式各有其统领机制，广大诗写者如果能够照此实践，事象推进可以有效避免“写得乱”的问题。

二是五种方式提供了“写得浅”的具体解决策略。现代事象诗之所以经常写得浅薄，原因在于事象没有精神重量。吴少东的事象诗之所以具有精神重量，核心在于他有对精神重量如何生成的题材选择标准与事象处理方式。在题材选择标准上，他选择了诸如死亡、病痛、创伤等有重量的事象。在事象处理方式上，他有自己的生成机制。比如，《描碑》写的是母亲之死，这本身就是有重量的事象；但题材的重量不等于诗意的重量。吴少东没有停留在“丧母之痛”的直接抒发上，而是以“起情—转情—蓄情—安情”四级情感为推进线索，让每一级情感都落在可感的外部事象上：起情落在“红与黑”这“一组事物”上，转情落在“清明描碑”这“一个场景”上，蓄情落在“庸忙的日常”这“一连串事件”上，安情落在“孤峰与天象”这双重事象上。正是这种“情—物”对应的处理方式，使死亡这一题材的重量转化成了诗意的重量。又如，《附着物》写的是病痛与创伤，题材本身有重量；但诗人没有直述病痛，而是以“溪流中的游鱼”为微小的观察点，让鱼的“托付的水”与“最后的刀锋”两个微情节，与“我”的白色药片、腹部疤痕、左手佛珠三个微情节并置成复调叙事，在“想着它的一生与我的半辈子”中交汇，在“摆脱不开的东西与感觉不出的重量”中收拢。点的微末与事的深广之间的失称，使病痛与创伤的重量不是被说出，而是被结构出来。再如，《烈日》写的是死亡与光照的伦理转换，诗人没有直指“遮蔽消失、阳光敞开”“死亡消解，光照揭开”的抽象道理，而是让理暗示在“每一斧子下去，众多的黄叶震落”“最后一斧，杨树倾斜倒下，炙烈的阳光轰然砸在地上”的事态推进中，让理生长于事物关系的演变中。可见，吴少东的精神重量不是题材自动赋予的，而是题材选择与事象处理方式共同生成的：有重量的事象提供了重量生成的前提，而五种呈现方式各自的结构支点，即总与呈的张力、例与理的通道、景与情的同奏、情与物的对应、点与类的失称，则是重量真正落地的生成机制。广大诗写者如果能够照此实践，既在题材上不回避有重量的事象，又在处理上让重量从事象结构中生长出来，事象推进就可有效避免“写得浅”的问题。

这五种方式的艺术是先锋的。

吴少东这五种呈现方式的艺术是先锋的。这种先锋性主要体现在每一种呈现方式都有清晰的诗意结构支点。总结呈事的支点在总与呈的张力；举例说事的支点在例与理的转换，景变带事的支点在景与情的同奏，依情推事的支点在情与物的对应，以点牵事的支点在点与类的失称。有了结构支点，生活事象就是有方向、有层次、有重量的诗性呈现。

这五种方式的关系是发展的。

需要指出的是，五种方式的运用是互不排斥，可复合使用。 比如，《立夏书》既使用了先总后呈模式，也使用了先呈后总模式。又如，《描碑》以依情推事为主，以举例说事为辅。

需要强调的是，五种方式的划分只是文学批评的尝试性归纳，不是文学研究的互斥性体系。

因此，诗写者在学习这五种方式时，应当灵活领会其结构精神，避免机械套用其事象格式。

这五种方式的启示是经典的。

这五种方式的经典启示是：现代事象诗写作既要写得出、又要写得整、还要写得深。吴少东现代事象诗的五种呈现方式正是引领广大诗写者走向写得出、写得整、写得深的重要阶梯。

总而言之，吴少东《万物的动静》以五种成熟的现代事象诗呈现方式，既为中国叙述诗学的当代实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文本范例，也为广大诗歌写者的创作困惑提供了结构层面的经典启示。

这正是《万物的动静》留给当代诗坛最值得珍视的写作策略。

注释

① 此在主义：兴起于21世纪初的中国诗歌流派，又称“事象主义”“事象派”，由武靖东创立。该流派提出“语言自主化、形象事象化、思想此在化”的三化原则，主张以动态事象替代传统意象。

② 吴少东. 万物的动静[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5.

③ 梁小斌语，转引自《他在众叶震颤的风中，压弯枝头》[EB/OL]. 中国诗歌网, 2025-11-17.

④ 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己畦，吴江（今属江苏）人，清代诗论家。著有《原诗》。“理、事、情”之说主要见于《原诗·内篇下》。

⑤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桐城三祖”之一。著有《论文偶记》。“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出自该书。

⑥ 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南朝梁文学理论家。著有《文心雕龙》。“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出自《文心雕龙·物色》。

⑦ T.S.艾略特（T.S. Eliot，1888—1965），英美诗人、批评家。“客观对应物”理论出自其论文《哈姆雷特及其问题》（“Hamlet and His Problems”，1920）。

⑧ “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出自《文心雕龙·比兴》。

参考文献

[1] 吴少东. 万物的动静[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5.

[2] 叶燮.原诗[M].霍松林，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 刘大櫆.论文偶记[M].舒芜，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4] 刘勰. 文心雕龙注释[M]. 周振甫, 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诗人简介:

吴少东，安徽合肥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当代诗歌研究会会长，先后获中国优秀青年诗人奖、新世纪中国十大先锋诗人奖、2015年中国实力诗人奖、中国2018年度十佳诗人奖、《现代青年》杂志社2018年度最佳诗人、2019年《延河》杂志最受读者欢迎奖、中国2019—2020年度十佳诗集奖、2021—2023年《安徽文学》奖、安徽省人民政府社科奖（诗歌奖）、第四届金青藤国际诗歌奖年度诗人奖、首届《欧洲诗人》双年奖等多项诗歌奖。

评者简介:

陈泽亮，中共党员，中国先秦史研究会与国语双语研究会理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员,安徽省家庭教育研究会会员，安徽省省级家庭教育名师，安徽省教育厅关工委家庭教育五老报告团入库专家，安徽省教育厅关工委中小学家庭教育指导专家，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会员，安徽省当代诗歌研究会会员。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