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洪流中，文学靠什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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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洪流中，文学靠什么“活”？

——共鸣若亡，文明何依？

王瀚林

夜读《毛诗序》，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一句，忽觉千年文脉暗通今日。短视频与游戏四面围堵，碎片化阅读蚕食鲸吞，有人宣称文学已死；更有人走得更远——主张文学当弃情感共鸣如敝屣，转而追逐概念与形式的新奇。此论并非无据：俄国形式主义者早已指出，惯常化的表达会使感受钝化，唯有“陌生化”方能恢复对世界的知觉。若共鸣真可被替代或废除，文学确乎岌岌可危。然而细察之下，我以为恰恰相反：文学如河，形式是河道，共鸣是活水。河道可以改易，活水一旦断流，留下的不过是干涸的沟壑。

文学与共鸣的羁绊，自文字诞生之初便已铸就。《诗经·黍离》写周大夫过故宗庙宫室，见昔日宫阙尽为禾黍，全诗的力量却不在于描摹宫殿如何坍塌，而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一问——它把具体的亡国之痛，升华为一切“心事无人可诉”者的共同处境。千年后的读者未必有亡国之痛，却都尝过欲言又止的孤独，故千年后仍能被这一问击中。文学正是这样一座桥：作者将一己的生命体验淬炼成语言，读者借语言照见自己。共鸣不是文学的装饰，而是文学发生的场所——没有这一刻的照面，文字只是符号的尸骸。

或问：既然共鸣如此根本，何以现代主义常以艰涩面目出现？卡夫卡的城堡难以进入，乔伊斯的语言密不透风，岂非背弃了读者？恰恰相反。陌生化不是取消感受，而是拓展感受——正因为日常语言已把“孤独”“异化”磨成顺滑的套话，卡夫卡才要写一个人变成甲虫，以惊骇迫使读者重新体验异化本身。形式的险峻，原是为了情感的精确。可见真正的分歧不在“要不要共鸣”，而在“要怎样的共鸣”：廉价的催泪是消费，深刻的震颤才是共鸣。以形式之名拒绝共鸣者，追求的仍是共鸣，只是拒绝它的赝品。真正的危险在另一处——当人们连深刻的震颤也不要了，只余三秒钟一次的即时快感。

这危险正在成为现实。快节奏的生活把人切成碎片，社交媒体的虚拟狂欢背后，是无数孤独的灵魂在游荡。此时文学中的深刻共鸣，恰似穿透浮躁的一线活泉。《红楼梦》里宝玉挨打，众人各异，唯黛玉来时眼睛肿如桃，半日方抽抽噎噎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不劝、不问、不许诺，只有一句近乎劝降、又满是心疼的话——为什么这一句比一百句安慰更动人？因为它先于一切言辞就懂得了对方，也懂得了这份懂得之无用。多少读者在这一句里，认出了自己生命中那个“明知无用仍要说”的瞬间。被现实磨钝的心，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重新苏醒。

近年来人工智能写作突飞猛进，有人断言：AI能生成优美文字，故文学之死近矣。反驳它，不能再简单地说“机器没有真情”——因为读者的共鸣并不依赖作者的血泪：作品一旦完成便是独立的文本，我们至今仍会被千年前无名作者的《古诗十九首》打动。共鸣的判定权，从来在读者手里。但AI之问恰恰逼出了更深一层的追问：当读者明知对面无人，一场感动还成立吗？我以为，人类写作的不可替代之处不在技巧，而在其存在论的真实——它是一个必死的生命对另一个必死的生命的言说。我们读《赤壁赋》，感动的不只是文字之美，更是“哀吾生之须臾”背后那个真实承受过贬谪与死亡恐惧的人。文字可以生成，生命无法生成。

由此便可以回答副题之问了。文明并不只存放在图书馆里，更存放在一代代人的共鸣之中。《诗经》的忧愤、杜甫的沉郁、鲁迅的冷与热，之所以至今活着，是因为每一代读者在阅读中重新经历它们、承接它们。共鸣是文明代际传递的河道：一旦共鸣断绝，经典便沦为博物馆里的标本，文明便只剩被观看的遗物，而失去被继承的可能。“共鸣若亡，文明何依”——并非危言耸听。文明的火种，原是靠一次次具体的心动递过来的。

当然，坚守共鸣并非拒斥变革。河道当随时代蜿蜒，文学尽可探索新的媒介与形式。但判别新变的尺度始终如一：它是否让活水流得更深、更远。敦煌壁画历经千年风沙依然动人，不因颜料独特，而因画师倾注了信仰；同理，凡能存活的文学新形式，必是那些仍能承载真诚情感者，其余的终将随技术迭代而速朽。

站在信息洪流的渡口，文学不必自怜为踽踽独行的旅者。它只需做回那条河：河道随时代蜿蜒，活水自源头奔涌。当读者在文字中与一个遥远的灵魂照面、认出自己，文学便完成了它最神圣的使命——而文明，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照面之间，被郑重地交付给下一个千年。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