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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嫁接术”失败了吗?

王瀚林2026-10-25 15: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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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嫁接术”失败了吗?

——质问诗教为何在幼苗心中“种”下疏离

 

作者:王瀚林

 

诗教的问题,恐怕不是诗词失去了魅力,而是我们把它嫁错了地方。我们常把诗词当作待考的知识点,硬嵌进应试刷题的模板;它本应接在少年已有的生命经验上——一次离别、一次挫败、一次远行——让古人的句子成为他们解释自己经验的工具。所谓文化“嫁接术”失灵,失的不是文化,而是切口。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讨论文化取舍时,大意是既反对抱残守缺,也反对盲目趋新。这话放到今天仍适用:诗教不能靠守旧,也不能靠照搬。

不妨把“嫁接”说透:诗词经典与审美经验是“接穗”,少年已有的语言和生命经验是“砧木”,课程设计、课堂活动与评价方式是“切口”。旧法的错位在于,我们常把“考点、得分、标准答案”误当砧木,把鲜活的接穗硬插进应试模板,却怪接穗不肯成活。判断成活,不该只看背了多少首,而应看三件事:是否愿意主动读,是否能被某句诗触动,是否能把诗里的经验迁移到自己的表达里。

诗词是文化的骨血,每一首都是一个时代的影子。《诗经》的“关关雎鸠”,是先民的烟火日常;唐诗宋词的万千气象,是唐宋的魂魄所在。教少年读诗,本是让他们隔着千年与古人对坐,摸一摸历史的温度,找到自己的来路。李白的狂、杜甫的沉、苏轼的旷,都是藏在字句里的人格,本可做少年的脊梁,撑住他们的文化自信。但在多元文化环境与注意力碎片化的当下,不少少年觉得诗词晦涩、与当下生活隔着一层。这里不必把责任推给少年:他们被短视频、学业压力分走注意力;教师也未必不懂诗,而是常被课时与评价约束。问题在机制,不在某一方。

诗的美,本是最浅的入门券。王维的“大漠孤烟直”,是塞北的雄浑风骨;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是离别的千回百转。这些字句,本该给少年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看见课本与屏幕之外的辽阔天地。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强调诗歌能唤起精神、激发想象,大意如此。可如今,美有时被拆解成考点,诗意被磨成技法识别:少年读“大漠孤烟”,只当是一句考点;读“晓风残月”,只记是一种艺术手法。这般教学,容易把审美体验压缩成技法识别,与诗教的本意渐远。

诗中的哲理,原是递到少年手里的灯盏。“沉舟侧畔千帆过”的生机,“更上一层楼”的进取,本可照见他们前行的路。诗的比喻与象征,本就是教少年换一双眼睛看世界,于寻常字句里照见不曾察觉的真实。可如今这盏灯有时被蒙了布:教师只念注解,学生只记标准答案,少有人问一句“你懂吗”,少有人说一句“你觉得呢”。这般机械训练,日复一日,少年的感知力便容易变钝。批评不必落在某个教师身上,而要看到课时、评价与考试压力如何挤压了课堂的留白。

困境是明摆着的,像鲁迅笔下的“铁屋子”隐喻:诗词被关在考点里,少年在外面,不愿进,也进不来。一边是少年的疏离,一边是教学的刻板,我们原本期待的文化“嫁接术”,在旧法上确实落了空。但要说“少年不喜欢诗词”,又不尽然。他们疏离的,往往不是诗词本身,而是被考点化、标准化的诗教。

破局,总得有法子。鲁迅的“拿来主义”,或许正是对症的路:不必固守旧法,也不必全盘照搬。选诗不必求多,要选那些能触碰到少年心跳的,古句也罢,今诗也好,能让他们忽然觉得“这诗,说的就是我当下的心情”,便够了。教学不必求全,少些逐字注解,多些留白,让少年自己去读、去想、去悟——哪怕悟得偏了,也比死记硬背强。可以放一段适配的古乐,配一幅意境相合的古画,让少年在情境里遇见诗里的人;可以让他们开口诵读,动手写几句随性的小诗,哪怕只是几句歪诗,也是他们与诗词最真诚的对话。

拓展的路,也不必走得狭窄。互联网从来不是洪水猛兽,大可借它搭个台子,让诗词走出课本,走到少年面前。办一场沉浸式朗诵会,让少年穿起古装不是作秀,是让他们真切感受诗词的韵律;搞一次主题研学,让他们走到杜甫草堂,走到赤壁古战场,不是走马观花的旅游,是让他们站在诗人曾站过的地方,懂那句“安得广厦千万间”里的沉郁,懂那句“大江东去”里的豪迈。评价也要跟上:若课堂只认分数,活动再热闹也难生根。可尝试一学期精读十首、一次诗会、一本诗笺、一份过程性记录,让“愿意读、能共鸣、会表达”进入评价,而不只是背默得分。

这样的尝试已有一些鲜活的样本:《中国诗词大会》里的少年选手能随口背出数百首诗词,提示了兴趣被点燃的可能;但这是有选拔偏差的样本,不能直接证明普通少年的审美共鸣,也不能把背诵量当成教学目标。不少中学办的校园诗会,少年们开口诵读时眼里有光;社区里的青少年创作坊,孩子们落笔写下自己的诗句时,心中满是真诚的触动。这些例子足以提示:不是少年不喜欢诗词,而是我们没找对嫁接的切口;不是文化“嫁接”行不通,而是此前接错了地方,用错了力气。若要让判断更硬,还需要更多普通课堂的前后变化、学生访谈与教师备课困境的案例来支撑。

未来的路还长。教育改革的风吹得正劲,素质教育的旗举得正高,诗教本该借这股东风,重新活过来。科技可以帮衬,虚拟现实能重现诗中的场景,人工智能能辅助少年创作,但切记,科技是工具,不是主角——就像鲁迅面对新思潮始终保持清醒,我们面对科技也该守住初心:诗教的本质,是传文化,是养心灵,不是炫技术,不是走形式。应试也不可能全废,课时也确有限;正因如此,才更要从“小切口”做起,让诗教不被分数完全吞没。

诗教是一场慢功夫,是在少年心里埋下一颗文化的种子。这颗种子不必立刻开花,不必立刻结果,只要埋得深,扎得牢,终有一天会破土而出。我们该做的,是做那个浇水、护苗的人,如鲁迅所言“俯首甘为孺子牛”,不急于求成,不敷衍了事,让少年在诗词里找到自己的根,守住民族的魂。

最后想问,我们的文化“嫁接术”,真的失败了吗?若指把诗词塞进考点、以标准答案验收的旧办法,它确实失败了;若指诗词与少年生命经验相遇的可能,它从未失败。成活的标志,不是背出多少首,而是某个普通的傍晚,一个少年在操场边吹风,忽然想起课本里那句“长风破浪会有时”,那一刻他懂了千年前李白的畅快——这便是嫁接成活的第一片新叶。当这样的瞬间越来越多,当少年愿意主动翻开诗集,当诗教能真正走进少年心里,这“嫁接”才算真正成活。少年有诗意,民族才有更绵长的诗意;而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坚守与努力。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