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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守护历史记忆：是文明的灯塔 还是时代的遗孤？
作者：王瀚林
暮色漫过窗棂，翻开泛黄的线装书，甲骨上的刻痕似在幽光中浮动，恍惚窥见三千年前先民灼龟问卜的身影。文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历史记忆血脉相连，成为人类文明的守夜人。然今时今日，快餐文化盛行，短视频与碎片化阅读蚕食着人们的注意力，质疑之声渐起：文学执着于打捞历史记忆，究竟是固执的坚守，还是不合时宜的痴妄？它究竟是文明的灯塔，还是已被时代抛下的遗孤？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文学守护的“历史记忆”，究竟是什么。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曾断言，记忆只存在于当下的社会框架之中，纯粹“过去的历史”一旦脱离活人的记忆，便成了博物馆里的标本。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进一步区分了两种传承：史学家对过去的“重构”，与文化对过去的“记忆”——前者是学究的考订，后者是活着的、被一代代人重新讲述的过去。文学所守护的，正是这后一种。先民将狩猎的惊险、对自然的敬畏凿刻于龟甲兽骨，这些最早的文字符号既是生存的记录，更是情感的凝固。《诗经》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戍卒悲歌，《楚辞》中“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浩叹，凝结的不是史料，而是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又在纪传中注入个人的爱憎血泪，使得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年表，而化作跳动着生命热度的经典。文学从不甘做历史的附庸——它以独特的感性笔触，为记忆注入灵魂。
这种注入，有时能达到史学无法企及的深处。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借一块玛德莱娜小蛋糕的味觉，复活了整个十九世纪末的法国贵族生活。这个细节的深意常被忽略：唤醒记忆的不是文献，不是档案，而是感官与身体的颤栗。文学保存的历史记忆，不是史料的复制，而是身体化、感官化的记忆——那些精致的沙龙、微妙的情感、复杂的人际关系，唯有化入茶点与黄昏的光线，才能在百年后的读者血脉中重新流淌。这正是文学不可替代之处：史学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文学让我们仿佛亲身经历了它。《红楼梦》亦然，曹雪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喟叹，将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象熔铸于大观园的兴衰，个人身世之泪，终成一代文明的挽歌。
然而，“遗孤论”者并不否认文学之美，他们质疑的恰是文学与历史之间那道裂缝：文学以虚构为骨，历史以真实为命，用虚构守护真实，岂非缘木求鱼？更进一步，文学记忆的选择性——谁被书写、谁被遗忘、以何种立场书写——是否会将“守护”变成“篡改”？《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叙事立场，深刻塑造了后世对三国历史的认知：曹操在正史中的雄略，到了戏文小说里成了奸诈的白脸。这种文学塑造的“历史”，究竟是对真实的补充，还是对真相的遮蔽？
这个质问必须正面作答，因为答案里藏着文学守护历史的真正原理。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揭示：历史书写本身就依赖情节化与修辞化的叙事策略——同样的史料，可以写成悲剧，也可以写成讽刺剧。所谓纯然客观、不着一丝文学性的历史，从来就不存在。换言之，文学性不是对历史的污染，而是历史书写与生俱来的禀赋。《三国演义》的问题不在“虚构”，而在虚构背后的单一立场；解药也不是退回所谓“零度书写”，而是让更多的文学讲述彼此对峙、互相校正。格拉斯的《铁皮鼓》以侏儒奥斯卡的荒诞视角解构二战神话，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将抗战的宏大叙事拆解为高密东北乡的民间传奇——这些作品恰恰是对“一种声音垄断记忆”的反叛。文学对历史的关注，从来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带着当下的思考与追问，在历史的褶皱里寻找照亮现实的微光。历史的真相或许恒在远方，但文学的众声喧哗，正是通往它的必经之路。
当然，这层守护自有其边界与戒律。有些历史小说为求戏剧张力，将严肃史事编排为市井奇谈；有些标榜“纪实”的写作，则打着真实的旗号行猎奇之实。这种对历史的轻慢，不仅是对读者的欺瞒，更是对记忆本身的亵渎。文学守护历史，既不能沦为史料的注脚，也不可在虚构中迷失自我——它需要的是一种平衡的智慧。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以奇幻的想象重构马可·波罗与忽必烈的对话，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在一位英国管家的隐忍回忆中，悄然展开大英帝国衰落的宏大叙事。这些作品证明：在敬畏历史的前提下，文学完全可以用独特的艺术手法，赋予记忆新的生命。
至于时代本身的质疑——当短视频的即时快感消解了深度阅读的耐心，当历史记忆被切割成碎片化的知识点、沦为流量至上的娱乐素材，文学的守望是否已成绝响？这或许是“遗孤论”最锋利的一刃。但请看余华的《活着》：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只以福贵一个人的命运沉浮，便让千万读者触摸到中国近现代史的体温；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嘉轩挺直的脊梁、鹿子霖狡黠的眼神，让教科书上的抽象年代化作关中平原上具体的人间。真正的文学从不与短视频争夺三分钟的注意力，它争夺的是更根本的东西——人是否还需要记得自己从何处来。只要这份需要仍在，文学的读者纵然不再万头攒动，也绝不会绝迹。
站在文明的长河畔，文学始终是那个执着的拾贝人。它捡拾历史的碎片，以情感的丝线将其缀连成串。当我们在《荷马史诗》中感受特洛伊战争的悲壮，在《源氏物语》中品味平安时代的风雅，在《战争与和平》中见证拿破仑战争的波澜壮阔，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遥远的过去，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份守望，不仅是对过去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承诺——承诺不让记忆在时光中湮灭，承诺为文明保留一份最真实的底色。
暮色渐深，合上书页，窗外的世界正被屏幕的微光点亮。文学是否已成为时代的遗孤？我想，这并不取决于还有多少人在深夜读书，而取决于一个文明是否还需要记得自己的来路。灯塔从不追逐过往的船只，它只是立在原地，等那些终将想起方向的航程。遗孤是被时代抛弃的孩子，而文学的守望者更像是逆流而上的人——纵然独行，掌中却分明有灯。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