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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囚”与“矩蠖”
——当文字被规训，我们失去了什么？
作者：王瀚林
黄昏的茶馆里总坐满些“正人君子”，他们啜着龙井，摇着折扇，谈论文学该是怎样的模样。忽有人提起“政治正确”四字，满座皆惊，仿佛店小二失手打碎了唐三彩。茶汤泛起涟漪，倒映着千年文脉里徘徊的幽灵——从孔夫子删诗三百到始皇焚书，自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到今人枝枝节节的文字忌讳，文人的笔杆总在规矩方圆里打转，倒像戏台上的武生，举手投足都得按着锣鼓点。
这让我想起《淮南子》里的典故：子贡见丈人抱瓮汲水，劝其用桔槔省力。丈人怫然曰：“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如今这文字场里的规矩，倒像是新造的桔槔，把些机心都装在仁义礼智的框里。但文字的天地原不该这般局促，春秋笔法尚能寓褒贬于事，太史公写《游侠列传》时何曾顾忌庙堂眼色？倒是后世腐儒捧着四书五经，把活生生的文章制成木乃伊。
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宗教大法官，借魔鬼之口拷问自由的重量。今日我们若把政治正确奉为新的宗教裁判所，用尺规丈量每个字句的尺寸，岂不成了当代的宗教大法官？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讽刺的“第三种人”，今日倒换了新装，举着政治正确的幡旗，要把所有异见收进普罗克鲁斯特斯的铁床。然则但丁写《神曲》时，把教皇打入地狱第八层，薄伽丘《十日谈》满是通奸修女，这些“不正确”之作倒成了文艺复兴的炬火。
想起《红楼梦》里黛玉焚稿的章节。高鹗续书时偏要给大观园安个“兰桂齐芳”的结局，倒像是给凋零的牡丹涂胭脂。这般刻意求全的功夫，与当下某些作家为避嫌忌硬给角色贴标签的行径何其相似？曹雪芹若活到今天，怕是要被批“物化女性”——瞧他笔下十二金钗哪个不是“水做的骨肉”？可这般泛着酸腐气的批评，就像用游标卡尺丈量敦煌飞天，终究是买椟还珠。
不过话分两头，晚明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记载西湖香市，商贾云集却容不得半个乞儿。如今某些作品打着“创作自由”的幌子，把歧视偏见包装成艺术真实，倒是与那香市里的势利眼一脉相承。巴尔扎克写葛朗台时，何曾想过要照顾守财奴的感情？契诃夫描摹套中人，难道还要顾虑保守主义者的玻璃心？文学本应如寒夜里的烛火，照亮人性幽微处，何必学那乡愿德贼，在字缝里绣道德文章？
忽然记起钱钟书《管锥编》里论及“诗可以怨”。古往今来，屈原作《离骚》而投江，杜甫吟《三吏》以哭世，哪个不是用“不正确”的姿势戳破盛世幻象？当下某些作家却像旧时裹脚的老妪，把文章裁成三寸金莲，还要在绣鞋上描龙画凤。这般创作倒像是《镜花缘》里的两面国，正面写着仁义道德，转过脸去全是算计。
但若全然弃了规矩，文字场怕要成了《山海经》里的混沌世界。魏晋名士崇尚自然，可刘伶裸身醉酒终究只是行为艺术。文学的政治正确恰似围棋里的“禁着点”，看似限制，实则是为更精妙的博弈留出空间。法国大革命时罗兰夫人说：“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今日某些标榜“创作自由”的作品，何尝不是新瓶装旧酒，把陈腐偏见灌进后现代的陶罐？
想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洞见：当多数人的暴政取代了君主的专制，自由的处境可能更加危险。今日某些网络文学为讨好大众趣味，把刻板印象熬成一锅廉价的鸡汤，倒像是明清话本里因果报应的滥觞。这般媚俗的姿态，与李渔《十二楼》里那些劝善惩恶的套路有何区别？不过换了件时髦衣裳。
然而真正的创作恰如《庄子》中的庖丁解牛，要在规矩与自由间走出游刃有余的刀路。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时，魔幻现实的外衣下裹着对拉美现实的深刻讽喻；卡夫卡《变形记》用荒诞笔法直指现代人的异化。这些作品何曾拘泥于政治正确与否？它们像创世纪时的光，劈开混沌，照见被规训的眼睛看不见的真相。
茶凉了，跑堂的来续水。看那壶嘴倾泻的水柱，倒像是文脉千年不绝的隐喻。从甲骨文到活字印刷，从竹简到电子屏幕，文字的容器在变，但文心若只想着避坑落井，终会失了金石之声。忽而记起《文心雕龙》里的箴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正在见证前所未有的规范与突破的角力。
临窗的老先生忽然拍案：“诸君可知《世说新语》记载，阮籍能为青白眼？”众人默然。他捋须笑道：“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遇同道中人，方现青眼。今日谈论文理，诸君眼里可还留着半点青白？”满座愕然间，茶烟袅袅升起，恍惚化作太虚仙境里的十二峰峦。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