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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笔下的自己，几分真？几分假？
作者：王瀚林
文人墨客向来爱在诗词里描摹自己的“尊容”，如同市井画师在街头摆摊，专画“美化三成”的肖像。那“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白，“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杜甫，哪一个不是把自己的形象粉饰得光彩照人？这般“自画自赞”的勾当，与古时那些“自卖自夸”的江湖郎中何异？
诗坛上的“自画像”，向来真假参半。李太白自称“楚狂人”，却不忘“凤歌笑孔丘”；杜工部满口“忧国忧民”，私下里也写些“穿花蛱蝶深深见”的闲适诗。这般“两面三刀”的做法，倒让我想起《庄子》里那个“朝三暮四”的寓言——只不过耍猴人变成了诗人，看客变成了读者。某教授解析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硬要说这是“对黑暗政治的隐晦反抗”，这般“深文周纳”，倒让我想起《韩非子》里“买椟还珠”的故事——重其说而轻其诗。
那李后主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将自我形象塑造成了“千古伤心人”。亡国之君不思己过，反在词中扮起“情圣”，这般“以泪邀名”的手段，与古时那些“哭庙”的奸臣何其相似？只不过奸臣哭的是先帝，词人哭的是自己。这般“顾影自怜”，倒让我想起《文心雕龙》里那句“为文而造情”——古今文人，如出一辙。
至于苏东坡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则把自我形象包装成了“旷达隐士”。明明是被贬黄州的失意人，偏要装出看破红尘的模样。这般“打肿脸充胖子”的做派，与古时那些“以退为进”的政客何异？某评论家赞其“超然物外”，倒让我想起《孟子》里那句“以五十步笑百步”——都是作伪，何分高下？
更深一层看，这是文人惯用的“形象工程”。人之所以相信诗词中的诗人形象，恰是因为现实生活太过平淡。这使我想起《毛诗序》里那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而今却被文人弄得“形于伪”。
诗词的妙处，本该是直指人心，却成了化妆的舞台。诗人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戴上面具表演。这使我想起《论语》里那句“巧言令色，鲜矣仁”——而今却被诗人奉为圭臬。
出路何在？或许该回到根本。诗之所以为诗，在于它的真性情；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的本来面目。这使我想起王国维说的“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若能明白此理，何必乔装改扮？
读者也该醒醒了。既要诗词“感人”，又要形象“完美”；既要表达“真实”，又要文采“斐然”——天下哪有这等好事？若真想理解诗词，就该识破那些虚饰的面具。这道理，与《沧浪诗话》里“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一般——以真见真，方得诗心。
至于那些打着“形象分析”旗号的学术论文，不如早些收场。研究若沦为粉饰太平，与古时那些“润色鸿业”的御用文人何异？这样的“学问”，不如不学。
诗家皮相，终究要见骨相。这使我想起《周易》里那句“修辞立其诚”——唯有洗尽铅华，方能得见真心。
诗的归诗，人的归人。若将二者混为一谈，终将两败俱伤。这道理，与《庄子》中“鱼相忘于江湖”的寓言一般——各得其所，方得自在。
诗人的笔墨依旧在粉饰，评论家的颜料依旧在涂抹。只是不知这笔墨为谁而饰，这颜料又为谁而涂？这个问题，恐怕要问每一个写诗的人，也要问每一个读诗的人。
笔至此，忽忆起鲁迅先生在《文人无文》中的话：“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的，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今日之诗人形象，若不能以本来面目示人，终究不过是又一场“文字的化妆舞会”罢了。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