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写作《名人》的理智与情感
作者：一鹤
一
川端康成早就想写《名人》了。
“一九三八年我在《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和大阪的《每日新闻》上，写围棋国手本因坊秀哉的告别赛观战记时，我就想什么时候试着把观战记改写成小说的形式。”在创作随笔集《独影自命》中，写于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的第十四章里，川端康成这样交代了写作小说《名人》的缘起。
从萌生写作念头的一九三八年到定稿本《名人》杀青的一九五四年，跨越了战时和战后岁月，长达十六年之久。期间有过多个原始文本，最终形成两种文本，即四十一节稿与四十七节稿。四十一节稿分三次连载：《名人》载《新潮》一九五一年第八期，《名人生涯》载《世界》一九五二年第一期，《名人祭祀》载《世界》一九五二年第五期。四十七节稿是在删除四十一节稿最后一节的基础上，添加载《世界》一九五四年第五期的《名人余香》，并大幅删减作品中“我”的感情描述，修改成书的。所以，在解读《名人》时，首先面临的是以哪一稿作为最终文本的问题，这在研究者中自然形成了两派。我们在这里探讨川端这部堪与《雪国》比肩的名作时，选择通行的四十一节稿。
历经十余载数易其稿，才最终成书，在川端文学中不算稀罕事，荣膺诺奖的代表作《雪国》就前后历时十三四年。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川端文学的韧性，同时又不能不引人思考：是什么原因让川端对写秀哉名人的告别赛如此执着？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写作《名人》的呢？
首先，应该是川端出于对秀哉名人发自内心的敬仰，纵观整部《名人》，这种感情鲜明地流淌于字里行间。据川端本人说，他当年在《每日新闻》连载的名人告别赛观战记相当成功，并进而说，这关键在于他“对围棋的尊重和对棋手的崇拜”。川端康成自幼痴迷于围棋是广为人知的，而作为围棋史上新旧时代之交的关键人物，秀哉拖着病体下完人生最后一局棋，终因劳累过度而去世的殉道精神，深深震撼了川端，这让他联想到以始终不足四十公斤的瘦弱之躯彻夜伏案写作的自己，因而产生同病相怜的共鸣吧。
然而，作为围棋国手的秀哉，果真如此令人敬仰吗？
这是一个颇为尖锐且复杂的问题。
二
世间最难放下，也最易见人品的，无非名利二字。遗憾的是，秀哉于二者似乎皆未能免俗。
作为“本因坊”末代名人，秀哉晚年将“本因坊”这一头衔卖给了新闻社，其所得款项并未如众人所期望地捐赠给日本棋院或围棋界，而是给自己购买了一块地，一时令人侧目。此外，坊间一直有秀哉爱财的传闻，即便是川端这部饱含对秀哉敬仰之情的《名人》，也有这样的陈述：“在大报社的推动下，名人为了技艺之道，很重视自己出马的意义，而不单是被对局费所吸引。”此言当然是想强调秀哉名人举行告别赛是“为了技艺之道”，但也并没有讳言他“被对局费所吸引”。此外，川端在这部作品中还提到关于秀哉“在金钱问题上不干不净”之类的传言，虽接着指出“这点绝轩（笔者注：即广月绝轩，曾担任秀哉名人著书的助手）是可以马上提出反证的”，但多少有“春秋笔法”的意味吧。就算秀哉强忍着病痛坚持下完“告别赛”，也有人悄悄对作为观战记者的川端说：名人可能担心这盘棋半途而废，庞大的开支怎么办？此中隐情，耐人寻味。
由此可见，秀哉对于“利”颇有“一毫不肯放松”的嫌疑，那么，对于“名”呢？应该说，也堪当一个“贪”字。
秀哉以围棋名世，要审视他的“贪名”，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作为一代国手的他，棋力到底如何。
客观地说，秀哉的棋力相当了得，素有“执黑不败名人”之誉，当初承袭名人的尊位，也是在纷争中凭实力问鼎——所谓名人，即是围棋第一人。然而这一殊荣，也成为他的一大负担。为守住这个名头，秀哉于围棋之外，似乎用心实多。
为何这么说呢？或许我们可以透过与其同时代另一位杰出棋士濑越宪作，来管窥秀哉的人品——在此或可曰棋品。
濑越宪作先后与秀哉对决过十三次，具体表现为：受三子对局两战全胜；受二子对局五胜一和；受先对局四胜一负。也就是说，秀哉仅在一九二五年与濑越宪作的最后一次对局中执白让先时胜出。这样的战绩表明，濑越宪作在面对秀哉时的表现相当出色，尤其是受三子与受二子的对局，战绩更加可观。
要知道，当时的秀哉棋力正值巅峰，授二子对阵七段高手能保持一半胜率。由于日本围棋界长期存在“本因坊名人”制，只有“名人”才是唯一的九段，其余棋手即便棋力再强，也只能屈居职业七段棋手之列，即如《名人》第十二节所述：“在名人生前，没有别人进入过八段。”因即便是当代第二强手也是先二的份，秀哉一生下了相当多的让子棋，让子棋功夫被称为天下绝品：“如果没有贴目的棋，黑棋要照秀策的下法，白棋要照秀荣的下法，让子棋则非学秀哉下法不可。”
但这样一来，也就愈能折射出濑越宪作棋力的惊人了。
濑越宪作五岁时由祖父启蒙学弈，此后全凭自修成才，为日本近代屈指可数的围棋大家，在东瀛岛国堪称异类。不仅如此，他还为中日韩分别调教出吴清源、桥本宇太郎、曹薰铉等三名绝世高手。其毕生心愿，便是与秀哉平等对局并且打败他。
然而每次接受挑战，秀哉皆以其“本因坊名人”身份与地位设置障碍，不与濑越平手对弈，而是要求让子或让先。就这样，尽管几乎每次对局秀哉皆输，却因有“让子”或“让先”这一挡箭牌，则秀哉与濑越到底谁高谁低，围棋界不好作出评判。以致濑越宪作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执白去打败秀哉。秀哉也就如此这般维护其“常胜不败”的名人形象，迎来了人生的“告别赛”。
这些，作为终生酷爱围棋，且广交棋士的川端康成来说，自然是熟知的。应该说，现实中的秀哉，与川端理想的国手形象颇有些距离。
三
然而写作《名人》时的川端，“没有打算把《名人》写成秀哉国手的传记”，而是“只想写好在国手引退战上所见到的国手”（《独影自命》第十四章）。更重要的是，饱啜东方传统文化雨露成长起来的川端，战后对日本民族生活方式的依恋与对日本传统文化的追求更加炽烈。他将对美的执念，具体化为主动继承和弘扬传统的日本美、东方美，在作品中一再谈到：
“除了日本的传统美，我连一行字也不想写了。”
“我强烈地自觉做一个日本式作家，希望继承日本美的传统，除了这种自觉和希望以外，别无其他东西。”
“我把战后的生命作为余生，余生不是属于我自己，而是日本美的传统的表现。”
川端进一步指出：“围棋也如同能乐、茶道一样，早已根深蒂固地成为日本不可思议的传统。”在《名人》第二十九节，川端还这样写道：“日本武道和艺道的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同宗教的教义也是息息相通的。围棋是最好的象征。”
毋宁说，川端将围棋看成是日本传统美“最好的象征”。这应该是他历时十余载、数易其稿写作《名人》最根本的动因了。
把围棋视为日本美、东方美“最好的象征”进行小说创作，需要有一个能代表围棋精神的标志性人物，首先浮现在川端脑海里的，当然是秀哉以及他的告别赛。然而川端也清楚，秀哉身为国手却并未看淡名利，其棋力对比历代国手，并非特别耀眼，这与川端心目中“国手”的神圣形象，是颇有差距的，秀哉不能算是日本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围棋精神的最佳象征。那么谁最合适呢？其实，在当时的日本棋坛，这一人物已然出现，而且对于川端来说，是近乎完美的选择。
这个人就是吴清源。
在川端写作《名人》的十数年中，吴清源迅速崛起。在中国举全国之力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那个血与火的年代，吴清源凭一己之力横扫整个东瀛围棋界，在十次十番棋中，战胜日本顶尖的七位超级棋士，开创了围棋史上的“吴清源时代”，被誉为“棋圣”。凭借令人炫目的天才与对围棋的卓越贡献，即便是放眼整个围棋史，吴清源也是神一样的存在。
当年，早在十九岁上与秀哉名人的那场“世纪名局”，吴清源便已表现出超凡的棋力，一人力战本因坊一门，其惊人的天才得以充分展现。开局之后，吴清源一度让秀哉颇为被动，最终逼其下出白106的恶手，白棋的棋势愈加紧迫起来。直到经过两次打挂，秀哉召集门徒悉心研究，才由其弟子前田陈尔五段想出扳回颓势的妙手白160，最终以两目险胜。
捋顺这一段棋坛公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猜测：若论真正的棋力，早在与十九岁的吴清源下那盘“世纪名局”时，秀哉实际上已经不是围棋“第一高手”了，他是靠着“名人”的诸多特权，才勉强维持“不败”的假象那么多年，直到与青年棋手大竹（木谷实）七段下自己棋艺生涯告别赛的现在？
既如此，若真要推举一人作为围棋精神的象征，吴清源自是不二的人选了。
四
事实上，川端康成的文笔，对吴清源极尽赞美之词。比如在《名人》第二十九节，川端详细描写了吴清源的外貌：“他身穿藏青底白碎花纹的筒袖和服，手指修长，脖颈白皙，使人感到他具有高贵少女的睿智和哀愁，如今又加上少僧般的高贵品格。从耳朵到脸型，都是一副高贵相。过去从未有人给我留下过这样天才的鲜明印象。”在写于一九五四年的《吴清源棋谈》开篇第一章“高原”，即对吴清源的面貌由衷地赞叹：“不论是少年时代或是三十九岁的现在，此面貌都是超越年龄的智慧象征。只要见过吴先生，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常保清新的香气。”
反观川端对秀哉名人的相貌描写，画风则截然不同，如在《名人》第八回写名人遗容的时候，这样评价秀哉的相貌：“名人绝不是美男子，也不是富贵相。毋宁说是一副粗野的穷相。不论取其哪个部分，五官都不美。比如说耳朵吧，耳垂像压坏了似的。嘴大眼细。”这对于唯美主义者川端康成来说，自己崇敬的对象长得这般低调，心里大概会暗暗遗憾吧。
不仅是相貌，在围棋的天分方面，川端对吴清源更是赞美有加。在《吴清源棋谈》“命运”一章中，川端如是写道：“现在我知道，中国的棋力在过去和日本比起来，并不是完全无法相比，围棋也不是只有在日本才有辉煌的发展。就像过去其他从中国传入的许多文物，在中国有很好的发展一样，围棋在中国，也有不逊于日本，蓬勃发展的时代。吴清源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许是空前的棋才，但也可能不是如此。因为两百年前，甚至一千年以前，中国围棋的智慧就已经大放过光芒。像吴清源这样的天才，可以说在没有围棋传统的国家，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空前的人物才对。然而，我们可以说，智慧的传统，被埋藏了两百年后，在吴清源身上才再度放射出光采。”这既是对在《名人》写作中表现的不知晓中国围棋曾经辉煌历史的自省，同时也是对吴清源令人炫目的天才发自内心的讴歌。
总之，在川端心目中，吴清源是“空前的天才”，相貌俊朗，“具有高贵少女的睿智和哀愁”，简直是完美的存在。
那既然如此，川端为什么不将吴清源作为日本传统美之一的围棋精神的象征来写呢？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吴清源不是日本人；其次，秀哉是站在日本围棋发展史“新旧时代转折点上的人”，传统棋道的最后一位名人。纵观整部《名人》，明显流露出川端对日本传统棋道的眷恋，而对围棋新规则却多少有些抵触，认为不合符“棋道的风雅”。在《名人》第十二节，川端这样写道：“一切全限制在几条规则之中。棋道的风雅已经衰落，尊敬长辈的传统已经丧失，相互的人格也不受尊重了。名人一生中最后一盘棋，受到了当今合理主义的折磨。就以棋道来说吧，日本和东方自古以来的美德也不复存在了……使作为技艺的围棋的品味和风趣都渐渐丧失殆尽。”
但同时，川端也意识到传统棋道中名人享有的诸多特权不利于围棋的发展，“围棋也是竞技，最后要见胜负，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让川端的心里极为矛盾。出于对传统的眷恋，他将同情都给了秀哉名人，认为名人“出于对旧式偶像的怀念，下了这最后一盘棋”，“在棋盘前一落座，名人就显得很高大”，并指出“这当然是全靠他的地位、修养和艺术的力量”。
然而只是这样还不够，需要有一种抛开名利的纯粹的围棋精神来加持。于是，川端康成借吴清源担任名人“告别赛”解说棋手这一有利事实，让吴清源的面影隐现于小说《名人》的始终，其不世出的围棋天才与精神，也笼罩全书——这是川端康成的高明之处，也是川端文学的魅力所在吧。
由此看来，《名人》漫长的修改历程，本质是川端康成理智与情感持续博弈的创作过程。理智上，依托详实的棋坛见闻，川端看透秀哉囿于名利、盛名掺水的历史真相，认可吴清源才是纯粹棋道精神的现实载体；情感上，战后本土传统文化没落带来的精神乡愁，驱使作家舍弃史实全貌，选取秀哉作为旧式棋道的象征载体，书写日本古典美学的消逝悲歌。
川端巧用明暗双线的叙事策略，以秀哉为显性叙事主线承载怀旧情思，以吴清源为隐性精神主线安放理性审美，在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找到平衡点。正是理智与情感的拉扯、妥协与融合，让《名人》跳出单纯的纪实随笔或人物传记范畴，成为兼具历史厚度、美学意蕴的经典小说——这也应该是川端坚持将其定义为“小说”而非“报告文学”的主要原因。
因此上，我们现在重读《名人》，不可割裂“原型史实”与“文学虚构”。川端写秀哉，从来不是纪实传记，而是借真人造符号，在他的观念里，秀哉等同于逝去的日本古典艺道的化身。《名人》的矛盾恰恰是川端美学的典型，川端终生在现实残缺与唯美理想之间徘徊，《雪国》的驹子、叶子，《名人》的秀哉、吴清源，都是他用现实素材修补心中理想美的产物。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吴清源的隐性在场，暗藏中日围棋文化的渊源：川端通过赞美吴清源，间接承认围棋本源在中国，暗含对战后狭隘本土文化观的自省，也是这部小说容易被忽略的跨文化内涵。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完稿于水村。
作者简介：一鹤，原名曾伟业，笔名雨夜茶香，中国小说学会会员，湖南新化人。文学创作以小说、散文为主，见于《短篇小说》《散文百家》《参花》《南方文学》等刊物，部分作品入选各类文集。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