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讲座（六）
作者：范云程
诗的艺术特点（6）
第六讲 诗──语言艺术的尖端
文学是形象艺术中的语言艺术，诗歌又是语言艺术的尖端。在西方，“诗”这个语词导源于一个古老的希腊语词poetes，意即“精致的讲话”；在我们的传统诗论中，把“文”看成“言之精”，“诗”称为“文之精”（见杨慎《升庵诗话》）。今天，人们在形容某一作品语言很好的时候，还说它有“诗一样的语言”就是因为诗有最严格最精美的语言的缘故。
诗的语言最凝炼，要求每一个字都是最富有表现力的。这一点优秀的中国古典诗歌堪称典范。如温庭筠的《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两句话十个字，并列组构了鸡声、茅店、月色、人迹、板桥、霜露等六个意象，点出了时令、地址、路上行人和行路环境，描绘了一幅绝妙的旅人早行图。既写了景，又抒了情。没有其他文艺形式比诗的语言更精练的了。
再从篇幅上讲,诗较之其他文艺形式更短小,反映的生活更集中，它要求把最丰富的想象和最宏伟宽阔的社会生活熔铸在最短的篇幅之中。因此，冗长的句子，松散的结构，都是不符合诗的要求的。试以一首小诗为例：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汉乐府《上山采蘼芜》
短短十六句诗，八十个字，完整地写出了一幕家庭悲剧。悲剧中三个人物的生活、性格，弃妇的怨情，故夫的念旧，一对结发夫妻离异又复见之后的痛悔，以及留给读者去想象的未来结局等等，全都跃然纸上，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如果改用其它文艺形式，我们不是可以写成一部小说，或者编成一幕戏（甚至是多幕多场）吗？不难看出：诗要求比其它文艺形式更凝炼，更精悍。
诗要用精炼的语言创造形象，写景状物都不能“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而是要以少概多。如：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碧如蓝。
──白居易《忆江南》
两句话描绘了万紫千红的江南春景。又如：
露似真珠月似弓。
──白居易《暮江吟》
七个字勾勒了一幅清秋明月夜的画面。再如：
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
幽咽泉流水下滩。
……
银瓶乍破水浆迸，
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
四弦一声如裂帛。
──白居易《琵琶行》
读了这一段状写琵琶音乐的诗，使人如身临其境，耳听其声。如果不是用诗的语言，即使再用十倍于此的篇幅，也不能给人有如此强烈的音乐感。
诗要用最少的文字来抒写情意，却给人以无穷思绪。如：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诗经·关雎》
何等形象地写出了思念之苦？又如：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陈陶《陇西行》
有多少痛切心肺的弦外之音？再如：
帐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无限情思，够你思考多长时间？
诗要用最简洁的笔调来叙事。如：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木兰诗》
只有六句话，却叙述了女英雄木兰十年征战的艰辛、勇武，直至战争的全过程。
诗也可以议论，但议论却要有一字千钧的力量。如：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王之涣《登鹳鹊楼》
不仅描绘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图画，更道出了十分深刻的哲理，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勇气和力量。又如：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过零丁洋》
不仅提出了严肃的人生问题，而且作出了掷地有声的回答。千百年来人们都在用文字更用自己的毕生实践做这十四个字的文章，至今没有做完。
诗无论是写景、状物，也无论是抒情、叙事或议论，它的语言都具有极大的包孕力，每个字都富有最丰富的内含。因此，“你想把一个字安排得停当，就需要几千吨语言的矿藏。”（马雅可夫斯基语）它是“浓缩铀”，是经过四万个大气压、两千度高温炼出来的“金刚石”。真正好的诗句都是千锤百炼炼出来的。宋代诗人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中有“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诗句，历来被赞为佳句，其中犹以一个“绿”字用得最好。这个“绿”字是怎么炼出来的呢？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有一段记载：
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十易其字，才改成这个动词化的形容词“绿”。一个“绿”字，形象地描绘了春风的力量，活画了生机昂然的江南春景。然而这个佳句却是来得如此地不易。
诗既然是“文之精”，这就要求写诗的人认真严肃地对待诗歌语言的运用。但时下一部分新诗的语言文字却十分低劣：有的不讲音韵节奏,念来不合口听来不顺耳；有的不讲语言的锤炼,写得噜苏松散；有的甚至弄不懂词语的意义和文法规则，写出一些文理不通的句子。这除了一部分新诗作者的文化素养不高以外，也与他们对诗歌语言的错误认识和马虎态度有关。有的人鼓吹“不通”、“不懂”就是现代诗歌，甚至给自己含混不清、别人莫名其妙的东西贴上“朦胧诗”的时髦标签。这实在是对朦胧诗的最大羞辱。朦胧诗总是要在含蓄中使人感到“余味无穷”,从而给人以美感的。然而,“含蓄”不同于“含混”，那些“文理不通”的诗歌句子，作者没尝过写诗的辛苦，交给读者的便只能是一杯散发着怪味的污水。
为了说明当前诗歌创作中一部分人忽视诗歌语言的错误倾向，我想给大家转述一个事例。《语言美》第129期第四版载过殷小英一篇题为《过去了，白居易》的文章，作者曾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后来改做了文学刊物编辑。殷老师教过一个每次作文都不及格的学生，出学校几年竟在多家刊物发表作品，戴上了“诗人”的桂冠，于是很有感触地给先生写信说：“写诗不象作文，作文主谓宾定状补搞混了便要扣分，诗呢，可以不讲语法。”他对殷老师特别强调说：“现代诗的最大优点之一便是不需要多少人懂！懂的人越少，就越能说明这诗深奥莫测──这正是可以引为自豪的。”“诗人”还附了一首批判白居易的诗，照录于下：
过去了，白居易
在井台给老妪念诗的时代
连市井老妪都能听懂，那
还叫什么诗呢
诗痛苦，哭泣，泪水
流下脖子，流下肚脐眼
猫头鹰，吃力地蹒跚
在烧焦的岩石，胸脯
有一支箭
我们和殷老师一样，都只能对“诗人”的主张和实践感到哭笑不得。他的主张是“写诗不象作文”，“可以不讲文法”，这就是说诗的语言可以“不通”；“现代诗的最大优点”是“不需要多少人懂”，而且是越不通越不懂越引以为“自豪”。这首诗的最大特点也就是“不通”、“不懂”。诗的第一节虽则语言毫无诗歌语言的特点，但还能读懂他的意思是“白居易的诗不能叫诗”；诗的第二节除了文理不通之外，作者的思想也十分混乱，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说什么，读者自然更“不知所云”。像这样拙劣的东西，“还叫什么诗呢”。
这正是一部分现代诗歌脱离群众的症结所在。一些人从根本上忽视在语言上下功夫，甚至错误地认为写诗连语言运用的基本规律也可以不要,写出文理不通的东西,让读者“不知所云”反倒是现代诗歌的“优点”，这就必然要把现代诗歌推到无人阅读的绝路。我有一个姓“申”的朋友，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做过刊物编辑，是研究语文教学的专家，主编出版过多种著作，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写的几篇作文教学研究论文就曾收录在他主编的书中。这位朋友在读了我的华夏英雄史诗第一部《羿与嫦娥》之后，曾经写信给我表达过对这种“不知所云”的现代诗歌的无奈。申先生在信中说：“您的这本书又唤起了我对诗歌的热情。我已多年不读现代新诗了——虽然从５０年代初开始我都是诗歌的狂热爱好者，但自从中国的一些所谓现代诗歌‘雄踞’诗坛之后，他们的大作着着实实把我吓退了。本人无法领受那些叫人昏头转向的新诗，自那以后我就与新诗‘拜拜’了。”这位学识渊博的语文专家说，读不懂那些“晦涩”、“不通”的诗作，又羞于在人众面前承认自己“不懂”，只好在朋友面前吐露些无奈的真言。不难看出，这种以“不通”和“不懂”为追求目标的诗歌是怎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
文章是“言之精”，诗歌是“文之精”，无论古诗还是现代诗，对语言的运用都有极严格的要求，因此无论在古代或是现代，任何杰出的诗人都是在语言的运用上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著名诗人臧克家谈到写诗推敲语言的情况时说：“下一个字象下一个棋子一样，一个字有一个字用处，决不能粗心的闭着眼睛随便安置。敲好了它的声音，配好了它的颜色，审好了它的意义，给它找一个只有它才能适宜的位置把它安放下，安放好，安放牢，任谁看了只能赞叹却不能给它调换。”那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的“原驰蜡象”，最初的手稿是“原驰腊象”，后来将“腊”改作“蜡”。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修改呢？一次毛泽东约臧克家谈诗，臧克家提出：“腊”不好理解，如果作“蜡”则比较好讲，“蜡象”与上句“银蛇”映对。毛泽东就采纳臧克家的意见做了修改。修改的目的是为了“好讲”，让人“好理解”，而决非有些诗人所主张的要让人“不懂”。
“腊象”改“蜡象”的事例，实际也涉及到诗歌语言提炼的标准问题。诗抒情状物,可以是浓笔,也可以是淡写。“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白居易《长恨歌》），是用浓笔描绘日不思食，夜不成寐的苦想；“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李白《子夜吴歌》）,则用淡笔抒写无限真情。诗的语言可以是含蓄隐晦的,也可以是明白如话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寄深情于比喻之中，却比喊一千遍“我想你，我爱你呀”更有力量；“爱而不见，搔首踟躇”（《诗经·静女》），平如口语，却把人物的感情写得异常炽热。这些都是好的诗句。浓妆淡抹，明白含蓄，总要以能够准确有力地表情达意为准。否则，语言的提炼就要炼到斜路上去。
当然，语言的提炼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生活的观察能力分不开的。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比多少宏篇大论更有说服力。但如果杜甫不是身经安史之乱,长期生活在饥饿冻馁的民众之中,又同时目睹了达官贵人的荒淫无耻生活，怎么能够写出这样深刻的佳句呢？他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被人称赞“十字殆无一字虚假”（见《苕溪鱼隐丛话》），如果不是他对细雨时鱼儿的活动，微风时燕子的飞势观察得细致入微，怎么能状写得如此真切？李商隐只在大巴山区的南江做过短短一段时间的县令，但他的“巴山夜雨涨秋池”（《夜雨寄北》，《南江县志》说该诗是李在南江做县令时所作），就十分准确地概括了大巴山区多秋雨、多夜雨的气候特点，为李诗写出之后一千多年的气象历史所证实，连一些专门在大巴山区从事气象工作的人也不得不叹服诗人的观察概括能力之强。
我们懂得了诗歌语言运用的特点，就要注意把诗写得精练、短小一些，努力使诗中的每一个字都“立”起来，“活”起来，使诗的形象更加鲜明，表达更加有力。任何诗人都不能马马虎虎地对待语言，而要认真地对待诗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炼句必须炼意，诗的语言提炼标准是准确有力地表情达意；要有好的诗句必须有丰富的生活。注意对生活的观察体验才算找到了锤炼语言的根本。诗歌语言除了上述要求之外，还要讲究语言的音乐美，即注意诗句的韵律特征，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将在诗歌的音韵节奏部分专题研究。每一个诗人都要努力学习语言,在语言的运用上狠下功夫,使自己写出的诗无愧是诗。
作者简介：范云程，男，汉族，教师（已退休），当代作家、诗人，已出版的著作有：写作理论《作文思维系列训练》、《诗歌艺术讲座》、杂文集《猴子为什么不能变成人》、诗体小说《羿与嫦娥》、诗体小说《大舜天子》、长篇叙事诗《华夏龙图腾》，长篇小说《姊妹花》、长篇小说《好人碑》、中短篇小说集《截贤岭下》、散文集《草根亲情》。代表作《华夏英雄史诗》（团结出版社出版，含羿与嫦娥、大舜天子、伏羲子孙、鲧禹父子、华夏龙子五部，总计3万多行，在规模上超过荷马史诗，填补了华夏民族无英雄史诗的空白。）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