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开拓
——一位翻译学者的诗学溯源与思想之旅
孙淑女 桂清扬
受访者简介：桂清扬（1960-），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学名师、校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翻译协会副会长，杭州市翻译协会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文学译介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翻译学研究。
访谈者简介：孙淑女，浙江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传播。
本次访谈于2025年10月25日及11月8日在西湖文化广场博库书城咖啡屋进行。本次访谈旨在通过与桂清扬教授的深度对话，探寻其跨越学术研究、翻译实践与教学育人的丰富历程，挖掘其深刻的人生体悟与学术思想，展现一位成熟翻译学者如何在岁月沉淀中淬炼风骨，以翻译为志业，书写充盈的学术与人生，从而为后来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和翻译工作者，提供宝贵的精神启迪与前行力量。
一、源起——家学、诗心与学术志趣
孙淑女：桂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您出身于文学家庭，父亲桂向明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在2009年荣获中国文联授予的“新中国六十周年文学艺术奖”，还与“七月派”的不少诗人有着长期的联系。这种家庭的文学氛围和与“七月派”的天然联系，是否直接影响了您日后的学术选择，特别是将“七月派翻译群体”作为学术研究主阵地的选择？
桂清扬：感谢孙博士的邀请。有意思的是，我的名字源自《诗经》“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您的名字也源于《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们都是从《诗经》里走出来的外语人。您说得对，家庭环境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家父桂向明先生不仅是诗人，更是精神引路人。童年时，家中书房总有诗友聚谈，谈论诗歌，谈论那个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坚守。父亲说过，此生值得庆幸的是，有机会蒙受“七月派”余泽。他对“七月派”精神与命运有着极深的体悟，这也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精神底色，自然也成为我精神基因的一部分。当我后来接触“七月派”翻译家的作品时，感受到的不仅是文字转换的技巧，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我希望通过“七月派”翻译群体特征研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翻译群体的贡献与价值。
孙淑女：绿原是您最早研究的“七月派”翻译家，您在评价绿原《浮士德》译本时曾指出：“只有集诗人、文学家、翻译家于一身的译者才能在翻译过程中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传播。”您本人也进行诗歌创作，英译了多位当代诗人的短诗选，如《桂向明短诗选》、《黄元元短诗选》。诗人身份对您的翻译工作，尤其是诗歌英译，产生了哪些独特影响？您如何看待"诗人译诗"的优势？在您看来，写诗与译诗，在创造性上有何异同？
桂清扬：我从事双语诗创作和文学翻译，都深受父亲的影响。父子俩的汉英对照短诗选，跻身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的“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系列。诗人身份让我对语言的诗性特质更为敏感。写诗是“从无到有”的创造，需要将情感与哲思凝练为意象与节奏。记得我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访学期间，一个深秋的黄昏，我独自漫步在特伦特河畔，看着夕阳西下，河水如血，突然涌起一股思乡之情，我立刻掏出笔记本，用英汉双语写下了一首短诗："The Trent whispers goodnight/ As the Chinese moon rises/ A bridge between two worlds/ Made of words and sighs."（“特伦特水夜色柔，故国明月照乡愁。文心铺就通天路，叹逝声声诉别忧。”）这种瞬间的灵感捕捉和艺术表达，是诗人的本能。译诗则是“从有到有”的再创造，需要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在目标语言中重构诗意。两者都需要对语言的精准把控与审美直觉，但译诗还多了一层“跨越”的挑战——跨越语言、文化与时代的隔阂。“诗人译诗”的优势在于，诗人更善于捕捉原诗的“气息”与“神韵”，而不仅仅是字面意义的对应。写诗是向内挖掘，将个人体验升华为普遍情感；译诗是向外沟通，将一种文化中的诗意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中的共鸣。两者都是对语言可能性的探索，对美的执着追求。
孙淑女：您在五十三岁那年选择赴港攻读博士学位，这像是一位译者对半身学术生涯的一次系统性的学术“溯源”与“淬炼”。在此期间，您不仅大量写诗、译诗，还完成了关于“七月派”翻译群体的系列研究。这段“迟来”的系统性学术训练，为您梳理自身知识体系提供了哪些关键性的帮助？
桂清扬：五十三岁读博，对我而言是“恰逢其时”。多年的翻译实践让我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和沉静的心态。香港岭南大学的博士学习，是一次自觉的“学术溯源”。在导师孙艺风教授的指导下，我系统学习了翻译研究的理论流派，从传统语文学方法到当代文化研究视角特别是全球本土化视角。这种理论训练帮助我将感性认知转化为理性分析，将零散思考整合为系统观点。特别是对“启蒙现实主义”这一核心特征的提炼，就是在大量史料阅读与理论反思中逐步清晰的。这段训练让我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学会了文献考据、理论构建、跨学科对话。它让我完成了从“译者”到“翻译研究者”的转变，将个人经验与家族记忆，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成果。
二、深耕——史学钩沉与理论构建
孙淑女：“七月派”一般被界定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流派，却较少有学者涉足“七月派”翻译家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您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七月派翻译群体特征研究》可谓是一项“抢救性”工程，不仅指出启蒙现实主义是“七月派”翻译家的群体特征，也揭示了他们“为时代而翻译、为人生而翻译、为启蒙大众而翻译、为促进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而翻译、为发展民族文学而翻译为基本内容的译介主张”[1]。您对“启蒙现实主义”这一群体特征的理论概括是如何平衡群体特征与具体翻译家的个体实践的？您的研究历程对我们研究其他翻译家群体，在方法论上有哪些重要的启示？
桂清扬：“启蒙现实主义”的概括，源于对“七月派”文艺宗旨及其翻译家群体译介主张的反复比对与提炼，既关注他们的共性——对启蒙精神的推崇、对现实关怀的坚持，又充分尊重个体差异。绿原翻译《浮士德》注重哲理思辨与诗意表达的平衡；满涛翻译果戈理作品强调讽刺艺术与现实批判的结合；贾植芳翻译《人的状况》突出存在主义哲学对人性的探索；吕荧翻译《欧根 · 奥涅金》则在诗歌形式与韵律上追求极致。我的方法是“从史料中来，到理论中去”：首先进行细致的个案研究，梳理每位翻译家的翻译观、选材倾向与语言风格；然后通过跨个案比较，寻找重叠的信念与共享的使命；最后在历史语境中验证这些共性的形成逻辑。这一过程对研究其他翻译家群体的方法论启示有三点：第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将翻译家群体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第二，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第三，注重理论建构与史料实证的统一。
孙淑女：“七月派”翻译家主张“为发展民族文学而翻译”。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我们应如何借鉴他们处理“世界文学养分”与“民族文学主体性”之间关系的智慧？“七月派”翻译家的群体实践和主张对今天构建中国自身的翻译话语体系有何价值？
桂清扬：“七月派”翻译家的智慧在于，他们引入外来文学从来不是简单的模仿或移植，而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旨在激发民族文学的活力与反思。首先，他们信奉鲁迅的“拿来主义”是有选择的，根据中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译介能够启迪民智、推动进步的作品。其次，他们在翻译中保持了文化自信与主体意识。绿原曾说：“我不是在翻译一部德国作品，而是在用中文重新创造一部世界文学名著。”面对当前中国文化外译的挑战，我们要善于运用世界能够理解的语言与叙事方式，讲述具有中国精神的故事。这不是迎合西方，而是寻找人类的共同价值与情感共鸣点。“七月派”翻译家对构建中国自身翻译话语体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们的实践证明了中国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第二，他们提出的“启蒙现实主义”译介观，为我们提供了基于中国语境的翻译理论视角；第三，他们的翻译实践与理论思考，为中国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本土资源。
孙淑女：除了普遍的学术价值，这项研究对您个人而言，是否也包含了一份承父辈之交、续写文学史的记忆的特殊情感？对这段翻译史的挖掘和梳理对您译者的身份、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桂清扬：对我而言，它既是学术探索，又是精神的寻根之旅。父亲常跟我谈起与七月派诗人的交往，那些温暖的回忆成为我研究的重要精神资源和不竭动力。在绿原女儿刘若琴处查阅绿原翻译手稿时，看到他的批注：“翻译是第二次创作，译者要有诗人的敏感和哲学家的深度。”这让我想起父亲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这些跨越时空的呼应，让我深感自己不仅是在做学术研究，更是在传承一种精神传统。“七月派”翻译家大多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尊严。贾植芳一生四次入狱却始终不向强权低头；绿原在监狱自学德语，用诗歌对抗黑暗。这些震撼人心的故事让我坚信，翻译不仅是语言活动，更是文化实践；译者不仅是语言转换者，更是文化传播者。
三、转化——从心源到译笔的旅程
孙淑女：绿原曾将重译《浮士德》称为参加了一场“接力赛”，因为在他之前已有郭沫若、周学普、钱春琦、董问樵、梁宗岱、樊修章等六个译本。您在重译《呼啸山庄》时，面对已有的优秀译本，您如何寻找突破口来完成这场名著重译“接力赛”？与“七月派”翻译家的“启蒙”使命相比，您觉得您的“当代使命”是什么？
桂清扬：重译经典如同与前辈大师对话，既需敬畏，也需勇气。我的突破口在于回归文本细读，努力捕捉艾米莉 · 勃朗特原作中那种野性、哥特式激情与自然力量的独特融合。我两度亲临“呼啸山庄”，在英格兰北部的哈沃斯山区，顶着风雨，感受原作者笔下的原始与野性。这种亲身体验让我对原著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特别关注了几个方面：第一，人物对话的口语化与张力，力求让人物语言符合其身份和性格；第二，景物描写的情感投射，约克郡荒原不仅是故事背景，更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第三，叙事节奏的把控，原著的时空交错和多重叙述视角，需要在中文里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与“七月派”的“启蒙”使命相比，我的“当代使命”在于“沟通”与“活化”。正如潘文国教授在来信中所说：“《呼啸山庄》是最好的英国小说，能做重译者，也是一种幸福。不过珠玉在前，难度很大啊。”我始终牢记这个嘱托，努力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让这部经典在中文世界里持续焕发生命力，引发当代读者关于爱情、复仇、人性与自然的跨时空共鸣。
孙淑女：您曾提到单德兴的“双重脉络化”对您的重译产生了积极影响。能否结合一个具体译例谈谈您如何在实践中进行“双重脉络化”操作？
桂清扬：单德兴教授提出的“双重脉络化”要求译者同时关照源语文本的历史文化脉络与译入语当下的接受语境，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譬如，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学中，"moor"一词不仅指地理上的荒原，更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象——荒凉、野性、自由、危险，在中文里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我的处理策略是：在首次出现时译为“荒原”并保留一定的异域感，在后续出现时根据语境灵活处理，译为“旷野”、“荒野”等，但始终保持其作为故事重要象征的地位。这种操作需要译者对两种文化都有较深入的理解，更需要译者的创造性。我在《萨义德主译单德兴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指出，翻译需兼顾作者与译者的文化、时空背景，这是一个不断协商和调整的过程。通过这种方法，我的译本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接近原著真谛的译本”。南京大学曹建新教授评价道：“与旧译相比，重新翻译的世界名著，理解更深刻，译文语言更精辟。其中，王光林教授译的《瓦尔登湖》，桂清扬教授译的《呼啸山庄》，则是重译的杰出代表。”
孙淑女：除了小说翻译之外，您还有很多当代诗歌英译作品。翻译界对诗歌翻译一直存在“诗可译”与“诗不可译”的争论，您持何种观点？
桂清扬：我曾为《香江文坛》撰写《译可译，非常译——译诗之我见》一文，详细阐述了我的译诗观点。我倾向于“诗可译，但难译”的观点。诗歌的“不可译”在于其音韵、节奏等形式要素与特定语言的紧密绑定；但其核心的“诗意”——意象、情感、思想——是可以通过创造性转换进行传递的。提及翻译，总忍不住想起断臂的维纳斯——前者是语言世界的“不圆满”，后者是艺术领域的“未完成”，却在缺憾中照见了各自的本质。再好的译文，也难逃脱“断臂”的命运。但正是这种“不圆满”，让翻译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它不是原作的替代品，而是通往原作的桥梁，让诗歌的精神内核能够触动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让不同文化得以相遇、对话和融合。
四、回响——薪火相传与未来展望
孙淑女：您教授过《名著翻译与欣赏》《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与文化》等多门翻译课程。在您看来，一个优秀的翻译人才，除了语言能力，最应具备哪些素养？对那些正在或即将踏上翻译之路的年轻人，您最想分享什么经验？
桂清扬：2019年曾应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中华译学馆、外语学院之邀做题为《译路诗雨——桂博士与您同行》的学术讲座，对青年译者以及学生提出过以下建议，“一个人的成长史，应该是他的阅读史”，多读书，多读经典、与之对话，开拓自己的视野。从1980年代开始，我在《上海译报》《世界博览》《环球》《英语世界》《秋水诗刊》《星星》等报刊杂志发表翻译作品，内容涵盖文史哲、科技、文学、娱乐等多个领域，累计达二十余万字。每种文体都有其独特的语言特征和翻译要求。通过处理不同类型的文本，我逐渐形成了“因文而异”的翻译策略观。早年我还写了不少翻译评论文章，评尤金 ·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赏朱生豪的莎剧翻译，写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怀刘重德的翻译人生，为林纾译文“拂袖而去”正名等。后来我还为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安徒生童话》《呼啸山庄》、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的《牛津惨案》《孤岛柳林》《宿醉广场》等译著撰写了“名家导读”。这些翻译实践与写作经历让我从实践走向理论，又从理论回归实践，形成了“实践-理论-实践”的良性循环。
孙淑女：展望未来，您在翻译研究、实践或教学方面，还有哪些特别感兴趣、希望进一步探索的领域或课题？
桂清扬：我曾出席在美国夏威夷、日本北海道等地举办的国际翻译学术会议，深切感受到中国翻译研究在国际学界话语权的提升。但我们仍需继续努力，不仅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走进去”，让世界听到中国翻译研究的声音。未来我最想探索的有两个方向。一是“翻译与文明互鉴”的深层机制研究，翻译不只是语言转换，更是不同文明对话、融合的载体。希望通过梳理中外经典翻译案例，挖掘翻译在推动思想传播、文化创新中的核心作用。二是翻译教学的“守正与创新”——面对AI时代的挑战，翻译教学既要守住“语言基础、文化素养、伦理底线”的核心，又要创新培养模式。翻译的本质是人的交流，是心灵的对话，AI只能给予你“肉体”，只有HI（人类智能）才能赋予你“灵魂”。
孙淑女：非常感谢桂教授的精彩分享。您的人生轨迹——从文学家庭的熏陶，到广泛的翻译实践，再到系统的学术研究，最后到薪火相传的教学育人——展现了一位当代翻译学者的完整图景。
桂清扬：感谢孙博士的智慧提问和深入对话。这次访谈让我有机会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梳理自己的翻译观、语言观和文化观。对我而言更是一次ego-trip——满足自我心灵的旅行！
[1] 桂清扬. 启蒙现实主义: 七月派翻译家群体的根本特征[J]. 译苑新谭, 2017(9): 8-15.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