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诗的秘密

　　钱穆晚年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做《谈诗》，是从《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开始的。香菱喜欢陆游的两句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去问林黛玉，黛玉说：“这种诗千万不能学。学作这样的诗，你就不会作诗了。”学诗，未必一开始就懂得好诗的境界，但至少要明白坏诗是什么样子的。至于香菱喜欢的这两句诗到底坏到什么程度，钱穆有言：“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没有人。若说它完全没有人，也不尽然，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帘子不挂起来，香就出不去了。他在那里写字，或作诗，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但这人却叫什么人来当都可，因此人不见有意境，不见有情趣。无意境，无情趣，就算有此人，也只是个俗人。仅有人买一件古玩，烧一炉香，自己以为很高雅，其实还是俗。因为在这环境中，换另一个人来，不见有什么不同，这就算做俗。”
　　
　　 傅浩最近出了一本《秘密：我怎样作诗》，是他历年的诗歌和诗论合集，书末有一个跋，讲述其学诗历程，里面提到十四五岁时在墙上即兴写过两句题画诗：“袅袅杨柳桃源地，飘飘葛衣荷锄人。”竟得他爱好风雅的祖父大赞，一时好不得意。而这种无知少年的得意，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竟然笼罩了作者随后的成年时代。如果说陆游写过大量的坏诗不假，但至少他也写下了《临安春雨初霁》那样的杰作，而纵观《秘密》一书，从那个刚刚学诗的懵懂少年到如今功成名就的诗歌翻译家兼外文教授，傅浩大半生的所谓诗作，都不曾摆脱当年十四五岁时题画诗的境界，而这境界尚不及陆游的坏诗于万一，竟然都能这么一直得意，竟然都能以行家的姿态，来谈论诗歌的秘密。
　　
　　 傅浩的诗，基本是郭沫若式的新台阁体和民间梨花体的混合，再裹上一层所谓英诗叙事体的奶油，比如他写于2011年初的《仿叶芝三章》，“现在我国正强大起来/绝不是为了称霸/而是让国民更好生活/不再受欺侮威吓。”这样的诗，不仅是对每个有正常判断力的中国读者的侮辱，更是对叶芝的侮辱。作者在书末感叹，“我的诗作在内地较难发表，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一般编辑不能或不敢欣赏我的作品，”我在此要正式向拒绝傅浩诗作的编辑致敬，而这样的拒绝也印证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想法，即无论汉语新诗在今天的状况有多么不理想，放在中国当下整体的文艺范畴内，新诗，都依旧是最得现代性精髓、最一骑绝尘的领域。
　　
　　 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新诗的发展是被诗歌翻译所推动的。从新月派到九叶派乃至新时期，最好的诗人都是一边写诗，一边翻译。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大倒退，很多诗人的创作停顿，但诗歌翻译倒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其中以袁可嘉、穆旦和郑敏为著，可以说，这些诗人的译诗，哺育了日后的几代诗人。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最重要的诗歌译者是北岛，他的《索德格朗诗选》，薄薄一册，却给汉语新诗带来一种全新的语感，深深地影响了后面数十年的女性诗歌写作。然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翻译的工作慢慢从诗人圈子移向学院，成为外文系教师们的重要副业。这一转向的后果之一，就是很多在母语领域缺乏文学才能的人，依靠其外语的专业优势，借翻译西方大诗人的便利，以一种狐假虎威的方式，开始在现代诗领域获得话语权.
　　
　　 关于译诗的标准，有许多技术上的争论和纠缠，但在我看来，均可用剃刀法则减之又减，减至一条标准，即源语言中的好诗，译成目标语言后，依旧还得是一首好诗。李白的《静夜思》，任何一个中国小学生都可以将之翻译成通顺明白的四行白话诗，但这个小学生却不能大言不惭地说他那个白话译诗的境界等同于李白，进而，这个小学生也不可能荒唐地以当代李白自居。而这样的大言不惭和荒唐，在中国当代的诗歌翻译界却是屡见不鲜，傅浩，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叶芝有一首《当你老了》，在中国很有名，这完全得益于袁可嘉的译笔，“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而以叶芝专家自居的傅浩却以为不足，将之改译为：“多少人爱你风韵妩媚的时光/爱你的美丽出自假意或真情/而惟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诚/爱你渐衰的脸上愁苦的风霜。”两相比较，很容易发现，傅浩译作的句式和节奏依旧来自袁可嘉，而他自以为得意的两处更改，“灵魂的至诚”不知所云，“愁苦的风霜”烂俗至极，这是典型的坏诗。典型的坏诗比非诗更为有害，就像黛玉大为反对的那两句诗，它有着格律，有着意境，却把旨在通过诗歌提升生命的个人，暗暗拖至最最庸俗的境地。
　　
　　 某种程度上，傅浩这本诗、论合集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其书名也非常恰当，终于有一个诗歌翻译大家，敢于抛掉身后那些老虎般的西方大诗人，赤裸裸地站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一览他的秘密，如何写坏诗的秘密。这是一次最集中的怯魅，而未来的诗人们，犹如香菱一般，都会从中找到信心和力量。

注：文章观点系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