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杜甫活在当代，他的诗会被视为“负能量”吗？
作者：王瀚林
一、引子：一个假设的当代杜甫
2020年4月，BBC播出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舆论场上随之泛起涟漪。有人在称颂其伟大，也有人保持警惕，甚至推断杜甫的诗在此刻可能成为“给西方递刀的工具”。几乎同时，中国当代诗人北岛因1993年的旧作《进城》被推上风口浪尖。诗中“日复一日苦难”等词句，让许多人觉得过于沉重、“负能量”，导致其豆瓣诗社被迫关闭。
这引发了一个尖锐的联想：杜甫一生常写社会黑暗与民生疾苦。如果今天有诗人书写苦难与废墟会招致非议，为何我们还要歌颂杜甫？倘若杜甫活在当代，他的诗会被视为“负能量”吗？
答案或许是肯定的，且他面临的处境可能更为严峻。
二、杜甫的“负能量”清单：一种示意性统计
让我们先做一道算术题。杜甫一生存诗约1450首。据学者统计，其中涉及战乱的287首，饥荒的156首，死亡的198首，哭泣与泪水的134首，贫困的176首，疾病的89首。即便采用最保守的统计口径，负面主题占比也远超半数。换言之，杜甫每写三首诗，就有两首在“流露”苦难。
这些内容人们并不陌生：“三吏三别”中有“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恐怖，有“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的悲泣；《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对比，以及“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惨剧；《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则有“床头屋漏无干处”的窘迫与“布衾多年冷似铁”的贫寒。
若将这些诗句置于当代网络语境中，极易被贴上标签——“抹黑基层治理”“传播住房焦虑”或“唱衰时代”。这种修辞虽具冲击力，但其本质揭示了一种话语机制的类比：在排斥苦难书写的认知框架下，杜甫同样会被扣上罪名。他诗中高频出现的哭、泣、悲、哀、痛、苦、死、血、饥、寒，无一不是当下某些单一话语极力规避的符号。
三、“正能量”话语的政治考古
要回答“杜甫会不会被骂”，需厘清“负能量”一词的谱系。“正能量”最初源自伪科学著作《水知道答案》，后被心灵鸡汤类书籍简化为心理学概念，最终被纳入政治话语体系，成为一种规范性的语言。
2018年，中央网信办曾发文指出一个普遍误区：“把‘正面报道’等同于正能量，把‘负面报道’等同于负能量”。文章强调，批评少数问题党员干部不仅不会影响形象，反而能产生满满的正能量。这一理论定义相当开明。但在现实中，“正能量”有时却异化为排他性的话语。正如学者项飙所言：“正能量的反义词不是负能量，而是多元化。”当“正能量”成为唯一合法的情绪表达时，哭泣便成了软弱，批判成了破坏，苦难书写也成了别有用心。这不是能量的正负之分，而是话语的独尊与多元之争。
四、毛泽东对杜甫的矛盾评价：一个历史先例
其实，“杜甫是不是负能量”这一问题，早在七十年前就被回答过，只是答案充满矛盾。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约见作家时直言：“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是哭哭啼啼的现实主义。”1958年，他在南宁会议上更表示：“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这与今日网络上指责诗人“负能量”的口吻何其相似。
但矛盾的是，他在出访苏联时又称赞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同一个杜甫，既是“哭哭啼啼的小地主”，又是“最伟大的人民诗人”。这种矛盾不仅源于政治需求的变化，也折射出审美偏好与意识形态要求之间的真实张力。连拥有最高权力的人都难以在“文学价值”和“政治正确性”之间达成统一，这恰恰印证了我们的核心命题：杜甫的价值本身就包含着与某种政治话语的紧张关系。
五、杜甫的“安全化”：从诗圣到文化符号
当代的杜甫，正在经历一场精心设计的“安全化”改造。在教材中，他是“忧国忧民”的诗圣，但他的“哭声”被过滤了，只剩下一个可供背诵的温暖符号；在成都杜甫草堂，苦难被审美化为文化旅游景点，疼痛感被逐渐稀释；在舞剧舞台上，他的“沉郁顿挫”被转化为视觉奇观。
任何经典进入教育体系和消费领域，都必然经历一定程度的符号化。问题不在于转化本身，而在于是否还存在触及原始疼痛的通道。当“安全化”成为唯一被允许的呈现方式，当任何试图还原杜甫尖锐性的努力都被斥为“负能量”时，杜甫才真正被驯化了。
六、“负能量”的污名化：一种认知暴力
“负能量”话语的深层逻辑，是一种认知暴力。它把“哭”等同于软弱，但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绝非自怜，而是与民同哭；它把“批判”等同于破坏，但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不是颠覆，而是出于改良的诚意；它把“苦难书写”等同于恶意攻击，但杜甫的“诗史”补史之失载，比史书更生动、更有温度。
当“正能量”成为唯一的合法情绪，社会就会失去痛感神经。一个没有疼痛感的民族是麻木的，一个没有哭泣声的文明是虚假的。
七、为杜甫辩护：为什么苦难书写不是负能量
我们需要为杜甫做一次正式的辩护。首先，他的“负能量”是历史的见证，提供了比官方史书更广阔、更具体的生活画面。其次，他的“哭”是共情而非自怜，是从底层传来的声音。第三，他的批判出于儒家仁爱，是为了改良而非颠覆。第四，他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精神，将苦难升华为“沉郁顿挫”的美学境界。第五，这与当代放弃改变的“丧文化”有着本质区别，杜甫的“哭”是以痛苦为起点的行动意识，带着痛感的希望。最后，当代也有写苦难被认可的诗人（如余秀华），这说明问题不在于写苦难本身，而在于苦难书写是否触碰了特定的敏感归因。杜甫之所以“安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苦难被锚定在了遥远的唐代。
闻一多说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光彩不来自虚假的“正能量”，而恰恰来自他敢于直面黑暗的勇气。
八、当代的“杜甫困境”：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负能量
当代社会正陷入一种“杜甫困境”：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杜甫，却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排斥他。情绪的政治经济学重塑了感知结构，在这个市场中，唯有“积极向上”才能变现，杜甫的“哭哭啼啼”被视为劣质资产。
但文学具有免疫学功能。杜甫的“负能量”正是社会的免疫系统，健康的社会需要疼痛感的警报和批评声的清洁。从“诗史”到“史诗”，当代需要的不是粉饰太平的赞歌，而是敢于说真话、面对真问题的“真能量”记录者。冯至说：“杜甫的诗便成为这个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时代的一面镜子。”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镜子，而不是美颜相机。
九、一个更深层的追问：杜甫本人的复杂性
在讨论“如果杜甫活在当代”时，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将他塑造成纯粹的反抗者。但杜甫是一个极度复杂的人——他有艺术上的执念，也有生存的挣扎；既写过落魄，也对权力有过向往。如果活在当代，他或许不是每天发檄文的斗士，而是一个在无数灰色地带中寻找那一句非说不可的话的矛盾体。这种复杂性，恰恰是他超越二元框架的地方。真正的写作从来不是在安全与危险之间做简单选择，而是在挤压中坚守真实。
十、结语：杜甫的当代性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两个层面的回答。在事实层面，以当下的话语机制，杜甫大概率会被误解、被边缘化，他的“朱门酒肉臭”会被指为煽动对立。但在价值层面，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杜甫式的写作。如果杜甫活在今天，我希望他继续“哭哭啼啼”——因为在那哭声里，藏着中华文明最庄严的光彩。
真正的“正能量”不是掩盖黑暗，而是敢于直面黑暗并点燃蜡烛。当年毛泽东说“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时，或许忘了：一个允许哭泣的社会，才是健康的社会；一个敢于面对苦难的文明，才是有希望的文明。
作者简介：王瀚林：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