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烽火中的青春与信仰
水乡烽火中的青春与信仰
——评于兆文的长篇小说《车桥 车桥》
作者：周士红
2025年3月，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前夕，著名作家于兆文的长篇历史小说《车桥 车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四十余万字的厚重之作，聚焦1944年发生在苏北水乡的车桥战役，以虚实结合的笔法，展现了普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命运浮沉与精神觉醒。作为作家“英雄史诗三部曲”之后的又一重大题材创作，该书入选江苏省作协第十一批重大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工程项目及淮安市文联第十二届重点文艺作品签约项目，足见其在主题开掘与艺术探索上的分量。
带着这样的期待，我认真反复阅读了这部小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幅描绘水乡古镇的水墨画卷：涧河蜿蜒、五桥横卧、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然而这幅宁静的画卷很快便被战争的阴云撕裂，取而代之的是熊熊大火、滚滚硝烟和血泪交织的抗日壮歌。这部作品以1944年著名的车桥战役为背景，将目光投向苏北水乡这片热土，在近百年的时间跨度中，书写了普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命运浮沉与精神觉醒。以下从五个方面略陈管见。
一、小人物与大历史交织铸就一部以人民为江山的抗战史诗
《车桥 车桥》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没有把笔墨全部倾注在战场上的金戈铁马，而是将镜头对准了那些生活在涧河两岸的普通人——私塾先生、药铺老板、饭店伙计、扎匠艺人、逃难姐妹、开明士绅。正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构成了抗战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小说通过卢剑泓一家的悲惨遭遇，深刻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剑泓的爷爷严淑平宁死不当汉奸，被日军连刺两刀，倒在血泊之中；父亲卢志清在华阳春饭店的大火中丧生，连尸骨都无从辨认；母亲严静雅带着儿子一路逃难，从车桥到镇江，从茅山到江阴，最终病死在异乡，临死前将一对玉佩留给儿子作为念想；姨娘严静娴、姨父戴宗毅在率部起义时双双壮烈牺牲，连尸首也未能完整收殓。一个原本和睦美满、书香传家的家庭，被战争撕成了碎片，只剩下剑泓孤身一人。这样的遭遇并非个例——小说中蔺培元刚满月的儿子被日军飞机炸死，他的妻子从此疯疯癫癫，抱着枕头满街喊“我的乖乖肉”；霞姑的妹妹霞玲被日军小队长羽田残忍摧残后杀害，羽田被霞玲咬掉的小指成了永久的罪证；王玉荣、鲍艳萍这对革命恋人被叛徒出卖，在熊坝口被活埋，行刑前两人穿着婚礼服举行了刑场上的婚礼；周老太爷一家为保护周家大仓，父子、儿媳、护院家丁几乎全部殉难……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血泪斑斑的故事，每一个家庭的破碎，都是那个时代无数悲剧的缩影。
但小说并没有停留在控诉层面，而是着力展现人民在苦难中的觉醒与抗争。严淑平“宁做华丐，不当汉奸”的铮铮傲骨，展现了传统中国文人的气节；他在佐藤的指挥刀下挺立不倒，高喊“老夫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一幕成为全书最令人震撼的场景之一。霞姑从一个只会唱戏的弱女子，在曹甸读书会接受革命启蒙，后来成长为芦家滩的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组织自卫队。卢春萱从广货店的伙计，从偷偷种鸡头米的农民，成长为芦家滩自卫队的大队长，他教霞姑玩花船，把抗日的唱词编进花船曲调中。王玉荣从宥城乡的“角头鸡”——因抗捐抗税而得名的穷苦青年，成长为抗日英雄，他与鲍艳萍的爱情因共同的信仰而升华。这些转变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启蒙和组织下，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一步步完成的。小说中，杨汉章、吴锡昌、俞臻等地下工作者深入敌后，在曹甸、车桥、泾口等地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正是这些“播火者”点燃了水乡大地的革命星火。
尤为感人的是小说中军民鱼水情的描写。当新四军需要修筑船桥时，太仓村的百姓二话不说，拆了自家的门板、锯了房前的大树，100多条木船、200多块门板、100多条牛绳从各家各户汇聚而来，不到一天时间就在绿草荡上架起了一座船桥。当部队需要粮食时，周老太爷宁愿毁家纾难也要保住粮仓支援抗战，他临终前对孙子说“将我埋在周仓”，他与粮仓共存亡的气节令人动容。当伤员需要转运时，白发苍苍的孙桂兰大妈抡肿了膀子舂米，磨破了手掌也不肯停歇，她说“多舂些米，多出点力，让新四军吃饱了有劲打鬼子”。当大军集结需要保密时，方圆十里的百姓主动打狗，为的是不让一声犬吠暴露行军路线。正如叶飞将军在小说中所感叹的：“人民永远是我们的靠山！我们和老百姓就是鱼水之情的一家人！”这个主题贯穿全书始终，成为作品最坚实的思想基石。
二、青春在烈火中淬炼谱写一组感人至深的英雄群像
《车桥 车桥》塑造了一大批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而其中最动人的，无疑是那些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来自书香门第，有的出身贫苦农家，有的曾经沦为难民乞丐，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做出了共同的选择——投身革命，抗日救国。这些年轻人的命运轨迹，构成了小说最富张力的叙事线索。
卢剑泓是小说当之无愧的男一号。这个13岁就失去所有亲人的少年，一路要饭从车桥逃到镇江、茅山、苏州、江阴，吃尽了人间之苦。他在镇江码头做苦力磨破了肩膀，在茅山山洞里为母亲煎药，在宋季镇被兵痞殴打，在史家镇被日军抓去修炮楼。但他没有沉沦，反而在苦难中磨砺出了坚韧的意志——被日军抓去修炮楼时敢于跳进护宅河逃跑；遇到新四军侦察科长林痕后毅然参军。在粟裕身边做侦察员的日子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测绘、情报、战术，很快就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侦察骨干，先后完成了绘制淮宝水网地图、建立宥城自卫队、策反伪军等多项任务。他对霞姑的深情、对战友的赤诚、对家乡的眷恋，都让人感到这个人物有血有肉。小说中多次写到他在夜深人静时取出两块玉佩反复抚摸，那是母亲和姨娘留给他的唯一信物，也是他与霞姑的爱情见证。最后他与霞姑在芦苇荡中与敌人同归于尽，并在牺牲前点燃芦苇火焚敌人，火柴划起的那一刻，两个心爱的人紧紧依偎，完成了从少年到英雄的涅槃。这一“火凤凰”式的结局，极具震撼力，也让剑泓的形象在烈火中得到了永恒的升华。
叶霞姑的命运同样令人唏嘘。她出身梨园世家，父亲败光家产后随母亲逃荒，母亲病死在逃难路上，她带着两个妹妹一路卖唱为生。遇到剑泓母子后，她有了一个“家”，但三丫饿死、霞玲被日军残杀，她再次成为孤身一人。她从曹甸读书会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在鲍艳萍的帮助下进入车桥高小学习，后来到周家大仓做帮工，在卢春萱的引导下学会了玩花船，把抗日的唱词编进花船调里。她从一个只会唱戏的弱女子，成长为芦家滩的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组织自卫队、配合主力打援。她和剑泓之间那种“发乎情，止于礼”的纯真爱情，写得十分动人。她做的那双带血的鞋子——针扎破了手指，血珠渗进针线里——“这一针一线带血的思念，缝进了鞋子里”，她在深夜纳鞋底时哼唱的小曲，她在战场上与剑泓短暂相遇时那“莞尔一笑”，都让这个人物散发出人性的光辉。最后她与剑泓在芦苇荡中共同殉难，临死前把玉佩戴在脖子上，说“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这份生死不渝的爱情成为全书最柔软的泪点。
鲍艳萍和王玉荣的爱情则更加悲壮。一个是车桥维持会会长鲍虎雯的千金，一个是宥城乡卖豆腐的穷小子，他们因为共同的信仰走到了一起。鲍艳萍聪明伶俐、敢作敢当，在曹甸读书会时就加入了党组织，后来以车桥高小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王玉荣耿直刚烈、嫉恶如仇，因抗捐抗税得了“角头鸡”的诨号，在识字班与鲍艳萍相识后，两人互相吸引、互相砥砺。都天庙刺杀、熊坝口活埋、刑场上的婚礼——这一系列情节环环相扣，将两人的形象推向了高潮。尤其是刑场上的那一幕：“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然后在葬坑中手搀着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读来让人热泪盈眶。鲍艳萍在审讯室中对叛徒任如干的痛斥——“你现在就是一个胆小鬼、懦夫、革命队伍的败类！你背叛了你的战友，背叛了你的信仰，背叛了你为之奋斗的事业”——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刑场上，两人一起背诵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慷慨赴死的气概令在场的群众无不落泪。
林痕作为侦察科长和卢剑泓的引路人，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新四军干部的优秀品质：忠诚、果敢、睿智、温情。他14岁参加革命，从上海地下党到皖南教导总队，再到一师侦察科，身经百战。他手把手教剑泓侦察、绘图、分析情报，两人亦师亦友。他和恋人黎楠之间那封寄不出的信，写得如泣如诉：“我亲爱的阿楠……你给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任何时候你都在为我着想，不要让人告诉我你的痛楚、你的伤痛。这是怎样的境界和灵魂啊，事事为他人着想，唯一不为自己考虑，这就是你，一个伟大而孤独的灵魂。”这封信让人感受到战争年代爱情的苦涩与珍贵。黎楠牺牲后，林痕一度消沉，但在战友的开导下重新振作，投入到车桥战役的侦察准备中。此外，老一辈人物中，严淑平这位“大先生”的形象也很有典型意义。他从一个传统的私塾先生，在接受革命思想后成为三师秘密情报点的负责人；他装死逃生、在兜率院中隐居、暗中联络同志、收集情报，充满了传奇色彩。他身上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精神升华的生动写照。他亲手为孙子剑泓和霞姑主持葬礼，白发人送黑发人，一言不发只是烧纸，那种剜心之痛令人不忍卒读。
三、宏大叙事与个人命运交响呈现丰富而精到的艺术手法
《车桥 车桥》艺术上最鲜明的特色，是把地方革命斗争史与车桥战役战史两条脉络相融交织，让宏大时代格局和个体人生际遇彼此呼应映衬。
小说前半部分主要以卢剑泓的个人经历为主线，从他13岁逃难写起，一路颠沛流离：在镇江码头做苦力、在茅山山洞里为母亲煎药、在宋季镇被兵痞殴打、在史家镇被日军抓去修炮楼，直到参军、入党、成长为侦察骨干。这一部分像是一部个人成长史，通过一个人的眼睛，折射出战乱年代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剑泓的遭遇不是孤立的，他的爷爷、父亲、母亲、姨娘、姨父，每一个亲人的离去，都是那个时代无数家庭悲剧的缩影。小说中穿插了大量逃难、饥荒、卖儿鬻女的描写，如逃难路上卖儿鬻女的中年汉子，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姑娘，这些场景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苦难的广阔图景。
小说后半部分逐渐将镜头拉开，从个人命运转向群体命运，从地方斗争转向整个战役。粟裕的战略谋划、叶飞的前线指挥、七团的攻坚克难、一纵的芦家滩打援，这些战争场面写得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粟裕在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打车桥的决策过程，他指着地图说“车桥”两个字时的果断，他对战场选择的缜密思考，他亲自点将叶飞担任前线总指挥，都写得层次分明。七团25分钟突破圩墙的战斗，一营、二营从南北两路同时突袭，信号弹满天飞，叶飞站在石碾子上笑着说“乱七八糟”，这些细节生动传神。但作者始终没有忘记将镜头对准个体，比如“陈傻子”陈福田抡镐砸炮楼的英勇——他爬上三层大炮楼，抡镐砸穿楼顶，手榴弹一个接一个扔下去，被彭德清团长称为“飞将军”；松野觉在喊话时中弹牺牲的悲壮——他本已患病，仍主动请战，在枪洞前弹琴唱《空闺怨》，最后被敌人子弹击中头部；芦家滩阵地上，三排长陈永兴、一排长顾树礼、五班班长朱文生等人在白刃战中壮烈牺牲的场景，这些细节让宏大的战争有了温度，有了情感，有了让人铭记的个体面孔。
悬念的设置和破解，是小说引人入胜的重要手段。严淑平“被杀”后尸首失踪，直到第二十九章才在兜率院中重新出现，这个悬念保持了数十章的篇幅；李春明是真疯还是假疯，直到他和三师情报点的关系揭晓才真相大白；“疯子”口中念念有词的“人间一场”——“你来人间一场，谁知前世模样。背起空空行囊，尽头就是天堂”——后来成为接头暗号，构思巧妙；周家大仓的粮食到底去了哪里，直到周老太爷牺牲后暗道被发现才真相大白——原来樟树林下面还有一个地下周仓，粮食早已秘密转移。伏笔的埋设和照应也做得相当精细。比如开篇提到的玉佩，是严静雅和严静娴姐妹的定情信物，后来成为剑泓和霞姑的定情物，剑泓牺牲前将两块玉佩分别戴在自己和霞姑的脖子上，完成了情感的闭环；赵玉梅送给剑泓的手绢，后来成为王玉荣认母的信物，牵出一段跨越十几年的身世之谜；爷爷严淑平说的“生门在南边”，一路指引着剑泓南下的方向，最终他在南边的芦苇荡中完成了生命的涅槃；粟裕对水网地形的反复勘察，对测绘地图的重视，对军民筑坝的部署，都为后来的车桥战役埋下了伏笔。
多线并行的叙事手法在小说后半部分运用得尤为娴熟。攻坚打援同步进行，车桥圩子里七团在攻城拔寨，芦家滩一纵在阻击援敌，镜头在两处战场之间来回切换，保持着紧张的节奏。同时，民兵、民工、情报人员、地方干部，各条战线上的力量同时发挥作用，展现了一幅人民战争的壮阔图景。开头从涧河写起引出车桥古镇的历史人文，结尾以周小鱼写的《涧水谣》收束——“涧水两岸是我家，我家住在车桥坝。坝上传奇芦家滩，车桥战役名天下”——首尾呼应，余韵悠长。
四、水乡风物与民间情怀相融形成质朴而诗意的语言风格
小说在表现手法上的另一大亮点，是对苏北水乡风物人情的细腻描绘。作家于兆文是淮安本地人，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这使得小说充满了浓郁的地方色彩、文化元素和生活气息。
水的意象贯穿小说的始终。从开篇的涧河——“宋代循邗沟故道开挖，宛如运河的胸襟里飘出的一只衣袖，迎风拂舞，蜿蜒而去”，到车桥的“五桥十三庵一百零八巷”，到湖荡纵横的芦家滩，“出门就是水路，到处是树叶一样的船儿”，到九龙口的传说——九条青龙与黑蟒搏斗留下的痕沟。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环境，更是一种象征。水滋养了车桥这方水土，水也是军民改造地形、打击敌人的天然屏障。小说中多次写到泅水、划船、筑坝、架船桥，这些与水相关的细节，既展现了水乡人民的生活智慧，也暗合了“军民鱼水情”的主题。粟裕要求部队“普遍学会游泳、划船、撑篙及组织船队进行水上行军作战”，地方群众在湖荡里修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这些描写都体现了水网地区作战的特色。
地方美食的描写为小说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软兜长鱼、车桥朝牌、车桥馄饨、阳春面——这些美食不仅是人物生活中的点缀，更成为连接情感、唤起乡愁的媒介。软兜长鱼是卢志清的拿手绝活，“盛入玉盘，盘如满月，鳝脊细长，蜿蜒其中，恰似嫦娥舒广袖”，孟格美每次品尝都大快朵颐。朝牌是车桥的特色烧饼，“样子像过去文武百官上朝时手里捧着的笏板”，剑泓和母亲逃难时带着朝牌充饥，霞姑和霞玲吃朝牌时“芝麻一颗一颗挑着吃”的细节让人心酸。车桥馄饨“皮薄如纸，放在掌上可透见指纹，放在书上字迹清晰可见”，邹蔚瑾品尝后连吃两大碗。阳春面是淮安名吃，传说乾隆皇帝赐名，在三师师部吃到家乡的阳春面，剑泓“大快朵颐”。这些美食描写不是闲笔，而是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
民俗文化的展现让小说更有厚度。都天庙会、东岳庙会、花船表演、鲍二爹的归葬大典、城隍庙祭祀——这些民俗元素不是生硬地堆砌，而是有机地融入情节之中。比如“郝家班”以玩花船为掩护进入车桥圩子侦察，花船唱词从传统的《四季歌》改为自编的《反“扫荡”》——“锣鼓一打响昌昌，花船摇到周家庄，不要钱来不要钞，和你们谈谈反‘扫荡’”——既展示了花船这一民间艺术的魅力，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鲍二爹的归葬大典写得尤为详尽，从灵堂布置到棺木封钉，从八人抬棺到沿途撒纸，从韩德勤亲临吊唁到周老太爷吟诵苏轼的《定风波》，这一大段描写不仅展现了车桥的丧葬习俗，更暗藏了日本特务假扮护灵人员的阴谋，情节与民俗结合得天衣无缝。
方言土语的运用也是小说语言的一大亮色。“嗲嗲”（父亲）、“侉子”（北方人）、“朝牌”（一种烧饼）、“水和饼”（点心）、“包你的”（口头禅）、“角头鸡”（抗捐抗税者的诨号）——这些方言词汇的运用，让小说的人物对话更加鲜活生动，也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苏北水乡的语境之中。作者叙述语言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描写战斗场面时，句子短促有力，节奏明快；描写人物心理时，又显得细腻委婉。比如写剑泓和霞姑分别时的场景：“剑泓走远了，霞姑还在遥遥地招手，看着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都随之飞起来了。”寥寥数语，情意绵绵。小说中还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和象征，如将新四军比作“鱼”、人民群众比作“水”，将革命者比作“火种”、革命形势比作“燎原”，将剑泓和霞姑比作“火凤凰”在烈火中涅槃重生，这些意象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五、以赤子之心完成一次对红色基因的文学传承
作家于兆文是近年来江苏文坛上一位十分活跃的作家，尤其擅长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英雄史诗三部曲”——《天路淮军》《大胡庄·1941》《新安旅行团》，每一部都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从创作轨迹来看，于兆文对苏北地区的革命史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深入的研究。他的作品往往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细腻的笔触还原历史现场，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他善于做“田野调查”，在动笔之前会花费大量时间走访当事人及其后代、查阅史料、实地勘察，这使得他的小说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生活的鲜活感。
《车桥 车桥》的创作历时近两年，于兆文带着团队辗转多地，采访了数十位党史专家、历史见证人和新四军将士的后代，还专程赴北京、上海、南京、盐城等地收集资料。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在当下“快餐文学”盛行的环境中，显得尤为可贵。于兆文的创作风格可以概括为：宏大叙事与个人命运相结合，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相统一，家国情怀与人情人性相交融。他的作品既有史诗的气魄，又有动人的细节，既能让读者了解历史，又能让读者产生情感的共鸣。
当然，如果以更高的标准来审视，这部作品也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例如，部分反面人物的刻画略显类型化——如汉奸任筱先、任如干父子的堕落轨迹固然清晰，但对其心理转变的深层挖掘尚可更为细腻；正面英雄在个别情节中也显得过于从容，如剑泓在芦苇荡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场景固然悲壮，但牺牲前与霞姑的对话稍显理想化，若能再多一些真实的慌乱与不舍，或许更能打动人心。小说为了推进情节，设置了不少巧合，如剑泓在史家镇早茶馆中意外认出姨娘严静娴，又如霞姑在兜率院中与严淑平重逢，这些“偶遇”虽然增强了戏剧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现实主义的质感。此外，四十多万字的篇幅中，某些民俗风物的铺陈稍显繁复，如鲍二爹归葬大典的描写虽然精彩，但与主线情节的关联度可以更加紧密；而车桥战役的高潮部分——七团攻坚和芦家滩打援——虽然写得波澜壮阔，但相对于前期漫长的铺垫，分量上似乎还可以再加一些笔墨。语言风格上也偶有不统一之处，个别场景的抒情议论与整体朴素的叙述略有不协调；真实历史人物（如粟裕、叶飞）与虚构角色的互动有时过于顺畅，难免让人觉得有“刻意为之”的痕迹。这些都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未必妥当，权当与作者和读者朋友们交流探讨。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车桥 车桥》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和现实意义。这部作品让我们记住了那些为了民族解放而献出生命的先烈们——卢剑泓、叶霞姑、鲍艳萍、王玉荣、松野觉、吴子余……这些名字虽然是虚构的，但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青年为了理想信念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是真实而伟大的。正如叶飞在小说中所说：“烈士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心中。”这部作品也让我们明白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道理。车桥战役的胜利，不仅仅是新四军将士英勇作战的结果，更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从架设船桥到运送弹药，从抬担架到送军粮，从破坏公路到平毁工事，处处都有人民群众的身影。正如粟裕所说：“依靠根据地，依靠老百姓”是取胜的法宝。这部作品还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力量。八十年前的战火硝烟已经散去，但那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车桥 车桥》用文学的形式，将那段峥嵘岁月凝固在纸面上，让后人能够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这或许就是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最大的意义所在。
读完《车桥 车桥》，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首童谣：“涧水两岸是我家，我家住在车桥坝。坝上传奇芦家滩，车桥战役名天下。”是的，车桥应该被记住，车桥战役应该被记住，那些为了这片土地英勇献身的人们，更应该被记住。
而作家于兆文的《车桥 车桥》，正是为了这份“记住”而写的。
作者简介：周士红，中国小说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在多家文学刊物发表过文章，已发表和出版作品三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人约天涯》《漂在都市》《新生行业》《潮生》；中短篇小说《燕子归来》《蜕变》《丈夫的小伎俩》《事不过三》《小道曲曲弯弯》《勿忘我》《魔鬼诱惑》；散文随笔《唐奶》《月夜静悄悄》《最爱书田无穷趣》《无座的困惑》；评论《一曲湮灭在闲言碎语中的乡村悲歌》《夜泊诗魂与生命叩问》《灵魂的朝圣者》《小菌菇，大文章》《论《大师外传》的史诗品格与文化情怀》等。作品获过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奖；全国散文大赛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袁鹰文学奖等十余项文学奖项。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