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激烈转型，中国的文学、艺术也在不断求索，与时代保持共振。创新，不仅是社会、时代对于文学的期盼，也是文学的自律性要求，是文学与自身传统的对话。
及时报道当前社会的热点话题，迅速对时代变化做出反应，这固然是创新。但是正如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开篇即谈到的那样“永远历史化” ，所谓创新，不只是一味地求新求变，本质上是应当建立在一种历史意识上的，以一种历史化、语境化的眼光来审视、处理以往的和当前的话题。在这一点上，电影《一九四二》应当受到称赞。作品围绕灾荒，呈现了“救灾”与“抗战”难以两全的历史窘境，并由此打捞、激活了充满疼痛感的民族集体记忆。历史化地看待事物，应当说这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之一，对于文艺创作来说，也是符合中国审美习惯的。而恰是从这一点来看，当前许多饱受关注、甚至是受到不少赞誉的作品就似乎都显得流于快餐化了。比如电影《赤壁》、《王的盛宴》、《白鹿原》以及《中国合伙人》、《小时代》等。这些作品将过去的和正在进行的历史简单化甚至是戏说化了，作为历史剧无力挖掘、展现出历史的精神，作为时装剧又缺乏对于流行的警惕和批判。对于文艺创作来说，“历史”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叙述传统。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认为，文学史秩序是会随着新作品的诞生而改变的，这种改变不是新的累加，而是“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是“新与旧的适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像电影《赛德克•巴莱》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就改变了以往抗日斗争题材创作的传统，它使得以往许多同类题材的作品变得相形见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抗日斗争在内的许多传统题材仍是有极大的创新空间的。
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批评道：“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者禅师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悲剧的境界了。” 这个说法倒也有几分道理。而且，在世界文学的滋养下，中国的文艺作品也日趋细腻、饱满，催生了一个个充满悲悯情怀的灵魂。但同时也应看到，夏志清的论述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他是以英美文学的口味来看待中国文学的，因而忽视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与特色。表面看来，中国的人文传统缺乏宗教信仰，但另一方面，在被夏志清视为信仰真空的这一地带却又被价值信仰、政治信仰、商业利益信仰塞得满满的。在许多文艺作品中，“中国形象”的现实选择会很务实、很世俗。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从“小林家的豆腐馊了”说起；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中，赵丽蓉饰演的老太太对如何培养英雄毫无概念，她焦虑的是“买豆腐还用叫车？”这样的表现，既是戏剧的，但同时也是生活的。《金陵十三钗》之所以看起来别扭，或许可以归咎于作品是以一个西方化的视角和价值立场去讲述中国故事的。所以，尽管时代在变，但中国的文艺创作乃至创新，仍然必须以塑造“中国形象”、体现“民族气派”为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