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黑暗的书写者

林贤治2011-09-08 16:00:41

  七八年前,因为要编一个年度文学选本,我几乎翻遍了所有的文学杂志。文字重重叠叠,气闷中,顿觉有一道霹雳,击破这一大片混沌的水雾。那是署名夏榆的一篇文章:《失踪的生活》。

  原来,这作者在《南方周末》的一次聚会中见过面,不过从来不曾联络过,其实在当时,彼此也没有过什么交谈。论印象,他没有那种文人作派,敦实的个子,木实的模样多少让人感到亲近,只是想不到他能写这样的文章。

  我以集束的形式编发了夏榆的散文,并且置于选本的卷首位置,向读者做了推荐。两年过后,我又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白天遇见黑暗》。在我所编的年度选本里,几乎每年都选入他的文字,为此曾经收到一位读者来信,责备我对他以及其他几位作家的偏爱。我承认,我是一个偏执主义者。对于文学,我始终坚持一个观念论原则,就是:书写黑暗乃最高意义上的写作。

  

  文人喜闲适。上世纪三十年代有过“京派”与“海派”之争,这“京派”,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典型。近些时候又有人标榜“新京派”,走的是同一条传统的路子。可是,夏榆的文字是无法叫人适意的。他的集子是一个打开的洞穴:黑暗,静寂,充满广大无边的虚无。在那里,不时响起瓦斯的爆炸声,救护车的尖锐而疾速的鸣笛,黑衣人震天的哭号,当然还有被淹没的无声的饮泣……夏榆把自己的家庭深深植入矿区的生活,然后无情地撕开,让我们看见暴力、叛卖、暧昧、压抑、惊恐、焦虑和苦痛。他写了自己,从顶班下井的小矿工到京漂一族,那是一部少年的成长史和追寻史。孤独中,因为遭逢一些特异的物件,比如书籍、半导体收音机,他中了外部世界的蛊惑,愈加不满于眼前的黑暗;目睹大面积的伤亡,包括自戕,离奇入狱与神秘失踪的种种,终于使他下定决心逃奔自由——其实那是一种艰难而动荡的前途未卜的生活。

  在夏榆的叙说里,赵松的歌声,L用铅笔小心勾画的政治明星的肖像,张明亮的《大悲咒》,让我过目难忘。前些年,由于接连发生的矿难,我曾经追踪阅读过相关的报道。在新闻记者那里,我看到的是灾难外部的可怕的框架,生命的脆弱和卑贱,而在夏榆这里,才洞见了内心的黑暗,黑暗中人性所作的沉潜的绝望的反抗。

  当夏榆远离矿区,行走在陌生的城市和人群中的时候,所见依然黑暗。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已然习惯于凝视黑暗。黑暗是一种实存,而光明往往是虚幻的。沿着不断向前延伸的铁轨,他到过许多地方,结识了中国大地上的许多流亡者、上访者、拆迁户,各种各样的无权者。场景和故事不断转换,而黑暗是同一的。记者的生涯,让夏榆走得更远,也走得更深。他不但深入到荒瘠的中国腹地,现实中的黑暗地带,还深入文革,深入那些早已沉沦于岁月深渊中的集体记忆,直到域外的奥斯威辛和柏林墙。他寻找不幸的人,也寻找倾心的人物;寻找黑暗,也寻找光明的源头。在他那里,国家,民族,轮廓分明而又没有限界。他以悲悯,以理性,以对自由的渴望和人道主义的热情,从中发现人类血脉的联结。

  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提醒说,值得注意的,不应当只是拉美的文学表现,而是这块孤独的大陆的异乎寻常的现实本身。正是这一现实,每时每刻都决定着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的创作的源泉。他说他这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命运指定的一个数码,因此毫无例外地属于这一源泉。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新进的作家群起模仿《百年孤独》,殊不知那魔幻、那荒诞,并非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段,而是直接来自拉美的现实生活。马尔克斯说过:为命运所决定,作家必须尽少地求助于想像。夏榆的写作多属纪实之作,即使小说,也不像那类凭空臆想以炫示“才华”的作家。他深知,他是被矿工和广大底层的命运指定的数码,因此,宁可受困于现实生活,也不愿委身于无根的想像。他说:“我成了一个被真实生活所裹挟的人”,“也是一个被真实生活所救赎的人”。所谓真实,其实就是黑暗,为黑暗而写作成了他的宿命。

  就是说,夏榆自始至终走不出矿区。矿区是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原型,一个隐喻,一个象征。黑暗、封闭、压抑。要勇于面对,而且看清其中的所有一切,作家的内心必须有光。夏榆曾经称引过俄罗斯天才的黑暗书写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黑暗也是一种真理。”这种真理特别严酷,接受它,首先需要经受道德良知的考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文学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作家害怕黑暗,而极力设法规避。

  读夏榆的作品,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自然、准确、坚实有力。无疑地,他把写作当成了个体生存的一部分。在这里,艺术表现不是什么修辞学、风格学的东西,而是作者的生命质地和生存状态的外铄。所以,我们看到,夏榆是朴素的,不是华美的;是明朗的,不是含蓄的;是掘进式的,不是呈碎片化的。在许多篇章里,我们看到他的用笔散漫无依,甚至离题万里,如《我知道黑夜的悲伤》、《在天之上,地之下》,其实这正是上下求索的自由意志的产物;貌似疏离,却仍然有着同一的方向,同一个场。

  

  我与夏榆之间,谈不上亲密的关系,十年中不过见面三几回,平时也很少书信来往。不过,依靠书报,我可以不断地读到他的书写黑暗的文字,这些文字,会唤起我深切的同感。重复使用“黑暗”一词为自己的文集命名,在中国作家中间,这是我所仅见的。今天,当他的又一部黑暗之书即将问世之际,我愿意写下多年阅读的感受,献与作者,连同众多喜爱光明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