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幕时代”，文学真的病了吗？
作者：王瀚林
“荧幕时代”里，谁病了？
答案似乎很清楚：没人。因为“病”的前提，是曾有过一种可被称为“健康”的文学。而如今，我们连这标准都忘了。
古人的眼里是有人的。屈原哭的是民生，杜甫叹的是广厦，曹雪芹写的是落花，哪怕是阿Q，也是在土谷祠里活生生地挣扎过。那时的文字，是照见灵魂的镜子，虽有时映出疮疤，却总归是真实的血肉。
如今却大不同了。镜子里映出的，不再是人，而是“流量”。
这大约便是所谓的“荧幕时代”。
一
算法不必挥刀，它只负责安排饥饿。它不动声色，便将完整的人心切成了碎片，拌上一点廉价的悲欢，喂给那些在短视频里张着嘴的看客。文学若还想着守护什么尊严，便显得不识时务了。于是，有的作家甘愿做了仓鼠，在算法的滚轮里狂奔，囤积的不是粮食，是屏幕上跳动的数字——那数字比黄金更虚幻，却比黄金更令人目眩。有的故事变成了固定的模具，人物不过是升级打怪的傀儡，连痛苦也是标准化的，仿佛只要按下一个按钮，便能生产出成吨的眼泪。
批评家们也大抵失了声，或者索性加入了狂欢。点赞数成了新的律法，谁声音大，谁便是真理。至于书房里孤独的沉思，那是属于旧时代的迂腐，自然要被唾弃的。
有人问：文学病了吗？
我想，病的大概不是文学，而是看文学的人，以及制造文学的机器。
然而，我亦在其中矣。
二
我也曾盯着后台的阅读数据，像守财奴盯着账本；我也曾在标题里偷偷埋下一个惊叹号，明知那是算法的诱饵。我写下“算法不必挥刀”的那个深夜，手指正无意识地划着下一条短视频——那条视频的标题，恰好也用了一个惊叹号。原来我不是镜子，我也是碎片中的一片，只是碎得比较有仪式感罢了。我在信息的茧房里坐井观天，还以为看见了整个世界。我在满屏的繁华里，以为自己是在凝视个体命运，实则不过是在围观一场场被精心编排的热闹。
技术从不中立。印刷术曾催生小说，是因为它延长了思考的线；算法催生短视频，是因为它截断了思考的线。每一种媒介都有其偏倚——它偏袒某种感官，也就偏袒某种灵魂。我们看似被技术奴役，实则是在技术架构内嵌的意识形态里，心甘情愿地校准自己的喜怒。
三
然而，真正的文学，向来是反抗异化的。它不该是削足适履的刀，强行裁剪生命的丰富；它应当是野草，在瓦砾中也要顽强地钻出来。无论时代如何喧嚣，总还要有人愿意慢下来，像普鲁斯特那样去品味一块蛋糕，像司马迁那样为刺客立传。
满屏繁华里，西西弗斯还在推石。只是如今有人在他身旁架了机位，要求他在推到山顶的瞬间，必须露出一个适合截图的微笑。他推他的，我笑我的——笑那机位终有断电的一日，而石头，还是要滚下来。
否则，这满屏的繁华，终究不过是一场盛大的荒诞——而我们，既是观众，也是那个被围观的人。
文学不需要拯救。需要拯救的，是我们这些在滚轮里狂奔的仓鼠，以及我们那颗还愿意在瓦砾中挣扎着搏动的心。
作者简介：王瀚林，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原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