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其它艺术形态一样，文学的创新以转型时代的文化碰撞、流变为底色，是一个时代精神状况的写照。每个文学巅峰的到来，都有文化的创生与繁荣作为铺垫。正是从东汉初年开始的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土儒、道文化的融合与重构，为中华唐、宋文学的高峰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而利马窦则开启了中、西文明的第二季大规模碰撞、裂变与创生，带来了中华文学从明清到现当代的又一个花团锦簇时代。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两种文化的交触是必然也可能完成的，并将会带来文学艺术的创新、繁盛时代。面对“时代转型与文学创新”的议题，坚持这样的文化自信与定力十分重要。
值得担忧的是，身处文化碰撞与文学创新的进行时中，在西方物质、技术文化的裹挟、迷恋中，在制度文化的尝试与游移中，在精神文化的移植、冲击中，我们正在失去这种自信与定力，陷于精神的失重与失速状态，中华传统的东方智慧与灵性正在失传、凋萎，其中，艺术化生存、生活方式的遗忘是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这将直接影响到文学的创生与繁衍力量。
倡导物质、技术时代的艺术化生存，呵护中华文脉的存续基因，是我的一个基本主张。因为种种的因缘际会，促成了我与同道者开始了一场艺术化生存的试验，我们在远离市区的山畔社区结群而居，每逢周末，我们会从城市来到山间，从物质、技术、数字、官僚空间切换到清风、明月、诗酒、性情的艺术世界，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恢复生命中本有的灵性与诗意。我在这里创作、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榆下清风》，并且，我不是一个人在写诗，而是有一个几十个诗友的诗社，是一个群体在写诗，一年会出一本厚厚的诗集，并且排演了诗剧。我们周围还有依据兴趣、爱好，形成了不同的艺术与精神部落，如话剧团、合唱团、油画社、禅修会、戏剧社等。乡民们在这里日常的生活内容主要是种菜、种花、爬山、喝茶、讨论问题，再有就是写诗、唱歌、作画、排演话剧等，很充实，感觉找回了久违的自我。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生活方式：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自己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达到了这种境界，但确实，在艺术化的生活实践中，诗意的栖息正在成为一种现实。专家来到这里进行考察后评价说：“在中国社会面临文明病、工业病的时代，诗意生存、诗意栖居，既是一个延续几千年的古老传统，也是超越现实精神困境的方向，这对于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个实践方式。”
在大时代的喧嚣与变革中，我们的文艺试验正在偏僻的山隅继续进行。试验何以能够在这里展开、又能持续多久？是否可以复制到更广大的人群？在我都是一个未知数。但就“时代转型与文学创新”这样宏大、理论的话题，它也许具有鲜活、实证的标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