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社会中的精神转型与艺术表现
颜榴2014-03-23 09:06:36
这10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以及对个人的冲击。中国社会的变化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已开始，那时因为刚过去的一场浩劫，文艺的表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80年代延续到90年代初。90年代一直为新世纪这10年的变化做着准备，涉及到个人生活的最大变化有两点：一是电脑、电视及手机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主体；二是消费生活强力进驻中国，人被商业品牌文化所包围。由此形成的以资本为驱动力的娱乐文化，对中国文艺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与西方社会现代性的问题不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甚至某些古典主义是一起涌来的，比如我们同时听到了巴赫和现代主义音乐，这两者其实有着三百年的时间差。我们对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艺术并没有接受充分，就囫囵吞枣地进入了对后现代艺术的模仿，造成了当下纠结的现实。目前中国的影视制作水平，比如摄影用光与镜头，修辞学以及硬件，与世界高端都有接轨，但对历史意识形态、对人的理解却还是非常概念化的（人不说这个角色的话）。创作者见风使舵（如抗日剧、卧底剧一拥而上），模仿、抄袭、投机的心理很重。美术界有人打着前卫的幌子行骗，把西方的概念趸过来冒充先锋，靠资本家在拍卖市场上做局，把价格抬高。严肃文学萎缩，流行文化是青少年感伤文化，而且是以极其浅陋化与商品拜物教的郭敬明为代表。至于戏剧，这些年小剧场在京沪两地风靡，有一些民营剧团经济收益很好，但其中还多是小品化的和爆米花式的娱乐，能够以艺术质量站稳的剧目数量很少。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很早就指出了传媒文化在后现代的重要位置，这直接导致了相对主义对文艺的影响。当电视成为后现代生活的主导时，我们克隆了很多西方的节目，如“快男超女”、群体选秀，“好声音”等等。西方古典主义的所有概念如伟大、崇高、深刻等在相对主义制造的明星前都轰然倒塌，文化相对主义导致美和丑、崇高和低劣的界限都出现了模糊。
中国文艺的这种情状与社会的剧变相关。面临全球化的世界发展趋势，中国的社会形态与西方国家极其不同，却需要在二三十年里走完几百年的现代化的道路，这种裹挟与威压一度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如富士康的跳楼事件），也必然使文艺家产生压迫感，创作者感到更焦灼，文艺成为哈哈镜。早年还有对人的关注，现在阅读变成快阅读，图像取代文字，人的感知越来越弱化了。这里，不妨提出一个概念，我们不仅面临着经济转型，还面临精神转型，要完成这种精神转型，必须从接受美学的层面上进入。
关于现代性的研究，西方这100多年来的成果应该借鉴。西方哲人对现代性的省查鲜有唱赞歌，多充满负面的忧虑，这与西方文化本就是忧患的文化特性有关。说到现代性带来的危机，这几位学者不可忽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霍克海默，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推导出纳粹集中营诞生的基础，提醒人们文化如何成为社会的反作用力。英国人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与《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第三条道路。列奥·斯特劳斯从政治哲学角度，认为现代经过了三次浪潮，我们现在处于第三次浪潮的震荡之中。美国的卡林内斯库专门研究艺术，提出了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这五种类型。这些大师的著作可为我们提供理论平台与营地，国内有一些敏感于此的学者，已经作了介绍。
诚然，现代性存在危机，但它有“危”也有“机”，西方多讲“危”，我们应该寻找“机”。现代性带来资讯的方便，引导我们与世界同步。现在的文艺不是创新与否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随着政府部门已启动多年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不创新的文艺团体将无法活命。
文艺创新如何从媚俗和商业文化中突围？经营者和创作者必须放下短视、投机心理，注重长期的积累，国内外都有成功的例子。笔者在德国访学时，常看到柏林的美术馆外排着长队，文化书店顾客盈门，柏林爱乐音乐厅听众踊跃，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国内而言，据我所知，国家大剧院把在中国群众基础较弱的古典音乐却做得风声水起，在打造歌剧方面成果突出。大剧院着力推出经典剧目，将西方创作阵容与中国混合，并建立自己的乐队，既与电视媒体合作，又获得大企业的赞助，还同时开设音乐教育讲座，培养自己的观众。另外，拥有良好传统的北京人艺也有创新之举，仅有两个演员的话剧《喜剧的忧伤》不仅格调高雅，还刷新了该院历史上的票房纪录。我认为像这样的范例都应该成为我们课题具体剖析的重点。
我们正处于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预言的“第三次浪潮”时期，衡量这个时期社会进步的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总之，既要有中国特色还要有国际视野，既要有底蕴，还要有现代的形式感，这便是变动社会精神转型中艺术表现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