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染杂色，“新篇”真意何在？
作者：王瀚林
世间的文学，向来如染坊一般，各色俱备。而今人偏要在这“杂色”上做文章，美其名曰“文化多样性”。我观此状，倒想起《庄子》里鲁侯养鸟的寓言——鲁侯以太牢之礼、九韶之乐待海鸟，鸟三日而死。今之作家，以非洲巫术、拉美魔幻、东方禅意待文学，文学虽未死，也病得不轻。非鸟不好也，养之非其道；非文化不好也，用不得其真。
文坛上的“调色师”们，近来颇有些手忙脚乱。他们笔下的文字，不是“东方神秘”，就是“西方浪漫”。这般“五色杂陈”的做派，与古时那些“炫异争奇”的方士何异？坊间写非洲者，不问马赛人之日常，只搜巫毒教之异闻，通篇“巫术”“图腾”，便被奉为“文化多样性”的典范。这般“以异为美”的做法，倒让我想起《韩非子》里“买椟还珠”的故事——重其异而轻其真。我辈读之，亦常为其“椟”之琳琅所惑，待翻完最后一页，掩卷思之，竟不知那非洲部落的人，可也曾为柴米发愁，为情爱辗转？若连“人”都未曾照面，那巫术写得再诡谲，也不过是一张旅游明信片罢了。
至于“魔幻”二字，更不可乱用。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根在拉美的血与土，那是不得不魔幻——独裁者尸身不腐，香蕉工人被机枪扫后连尸首都被火车运进大海，现实已走到魔幻之前，作家不过是忠实记录。今之仿者，只学其“魔幻”之皮，不究其“现实”之骨，正如后人临摹《兰亭》，只摹其笔墨飞舞，不摹其胸中块垒。古人堆砌典故，今人堆砌文化，这般“食古不化”，倒让我想起《文心雕龙》里那句“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古今文病，如出一辙。只不过古人獭祭的是鱼，今人獭祭的是“异域风情”，腥膻之气，更甚一筹。
《追风筝的人》之流，则把“多样性”做成了“异域风情画”。自以为展现阿富汗文化，实则不过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想象”。那“为你，千千万万遍”的兄弟情，固然动人，可阿富汗数十年的战火、部族、地缘、信仰之纠葛，竟被轻轻拂去，只剩一道供人“救赎”的风景线。这般“隔靴搔痒”的做派，痒在何处？痒在复杂的历史被压缩为个人的道德戏剧，一个民族的血泪成了背景布。我无意全盘否定此类作品——它们让远方之人初次进入大众视野，自有其功；但若将这种“有限度的真诚”与“猎奇式的投机”混为一谈，便失了公允。
某评论家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初听觉得有理，细想却不然。若“民族”的只是些猎奇符号，那“世界”的也不过是些猎奇眼光。以偏概全的，原不止评论家一人，我辈作文论道，亦常犯此忌。但更深的病根在于：今文坛之求“多样性”，十之八九是空虚的代偿。我求异域之书，如求远方之友，原是常情。但今之作者与读者，多非求友，乃求标签——书架上摆一本非洲巫术，便觉得自己比读通俗小说的高一等；谈吐间引两句拉美爆炸文学，便自以为胸怀天下。此非求知，乃装饰也。正如暴发户墙上挂梵高的复制品，不为看画，为看“我有画”。内心越空洞，橱窗越琳琅。《论语》里说“乡愿，德之贼也”——那些把“多样性”当道德标签、实则对异域文化毫无敬畏的人，正是乡愿，貌似包容，实则贼德。
文学的功用，本该是直指人心，却成了展示差异的橱窗。作家们把简单的真情复杂化，把共通的人性特殊化。“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不过八个字，写尽离别；《祝福》里祥林嫂问魂灵有无，不过一句问，写尽茫然。今之作者写离别，必牵出某国某族之古礼；写茫然，必缀上某教某派之玄思。殊不知，古人写离别，不过“劝君更尽一杯酒”；写茫然，不过“念天地之悠悠”。大道至简，简在人心。若连“人”这一字都写不透，纵有万卷书，也是废纸。
文学与文化，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读《红楼梦》，见其特殊性——清代贵族、大观园、茄鲞；亦见其普遍性——青春易逝、盛筵必散、痴心错付。若只学其“特殊”，写一本《贾府菜谱考据》，那是民俗学，不是文学。但反过来，若只取其“普遍”，将大观园剥成一个空洞的“青春悲剧”，那也辜负了曹雪芹。特殊性不是壳，而是血肉本身。一个人如何在特定的文化枷锁中挣扎、爱、死——这本身就是普遍人性。今之“多样性文学”，多半做成了“菜谱考据”，专供人猎奇，不供人动心。若能守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四字，写特殊处见普遍，写异域处见人心，何须诸多“多样性”的幌子？
读者也该醒醒了。猎奇与共鸣，原可兼得。托尔斯泰写安娜，独特不独特？共通不共通？大作家笔下，越是特殊，越是普遍。但今之“多样性文学”，只供猎奇，难供共鸣，故是赝品。读者既要“独特”又要“共通”，本不为过；过在作者只给了异壳，没给人心。若真想理解文学，就该先理解人性。这道理，与《大学》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般——本立而道生。只是我这话，说来容易，做来难。我辈读书，何尝不想既开眼界又暖胸怀？有时明知是猎奇之作，也忍不住翻完，翻完又悔。人总是这般矛盾。
至于那些打着“文化多样性”旗号的猎奇之作，不如早些收场。文学若沦为文化标本的陈列馆，与古时那些“奇珍异宝阁”何异？这样的“多样性”，不如不多。老子曰“少则得，多则惑”，信然。
文化之争，终究要见分晓。写非洲巫术，写拉美魔幻，写阿富汗风筝，若最终不能归到“人”字上，便是殊途而不同归，写了也白写。《周易》有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殊途是写法，同归是人心；百虑是文化，一致是人性。唯有守住这个“人”字，同时珍视那些让“人”得以显现的特殊土壤，方能超越差异，见其真谛。
文人的笔尖依旧在动，文化的争论依旧在继续。只是不知这笔尖为谁而动，这争论又为谁而发？我执笔至此，忽忆起鲁迅先生在《作文秘诀》中的话：“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这十二字，比“文化多样性”的万言书更切文学命脉。今之作家，若能去其“非洲巫术”之粉饰，少其“拉美魔幻”之做作，勿其“东方禅意”之卖弄，而留一分对“人”的真意——既见其特殊，亦见其普遍——则纵使不写异域，亦自有异域之读者来就你。否则，纵遍历全球文化，也不过是个文学的杂货铺掌柜：货摆得杂，账算得精，终究没有一件是自己的。
写到这里，我不免自问：我这篇文字，是直指病灶，还是另立一个“批判多样性”的新标签以自炫？这个问题，恐怕要问每一个执笔的人，也要问每一个读书的人——包括我自己。今日之文化多样性文学，若不能“放出眼光”，终究不过是又一场“文化的杂耍”罢了——而我这看客，有时也忍不住拍手叫好，事后又觉索然。这大概就是杂文家的宿命：骂人时痛快，骂完却知自己也在戏中。
作者简介：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职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
历任石河子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石河子商业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石河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党委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兵团党委宣传部理论处长、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