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新：时代的假设性命题
刘成纪2014-03-21 08:56:41
在中国历史上，思想领域的每一次繁荣，几乎都出现在旧体制松弛而新体制尚未形成的社会动荡时代。如春秋战国、魏晋、明朝中晚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等等。文学艺术更是在其中找到了最适合生长的土壤。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文学艺术作为对世界的感性表达，它总是能对社会律动保持超常的敏感，二是在社会变而未变、发而未发的那个契机，它总是会走在政治前面，承担起思想启蒙的任务。但同样，一旦社会进入新的稳定时期，启蒙的任务也就让位于制度建设。启蒙的终结必然导致文学艺术的相对沉寂。由此来看，文学艺术的繁荣期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繁荣期总是存在错位。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讲的“物质生产与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也是李泽厚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现象。
文学艺术是时代精神的强化象征，它的发展建立于这个时代是否鲜明地显现出新的矛盾和问题，以及主流政治是否对文学书写的独特性保持必要的允许。但是，就中国历史而言，固然文学艺术的黄金时期往往出现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但在国家和平稳定时代，文学艺术也并非喑哑得没有一点声音。如唐诗与宋词的繁荣，均有当时国家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繁荣作为背景。就此而言，仅仅在启蒙层面理解文学艺术的价值显然是有局限性的，仅仅将文学艺术理解为与主流政治对撞的力量也失之偏至。一种更趋理性、也更稳健的说法，也许是有两种艺术，一种是与主流政治争执的艺术，它主要出现于社会的启蒙时期；一种是与主流政治合作的艺术，它主要出现于社会的平稳发展时期。即反制度的艺术和制度性的艺术。但是，这种说法依然失之周延。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中，除了与主流政治建立密切正、反关联的艺术，还有日常生活的艺术，如宋元话本、明清小品文，内容更多涉及市井文人、百姓的日常爱恨悲欢。据此来看，所谓的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问题、启蒙的终结必然导致文学艺术的沉寂问题，其前提并非物质生活的繁荣和社会的稳态发展必然反艺术，而是因为今天的文学艺术史观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将文学艺术的价值界定于解构现实合法性，那么现实的非合理性必然反向助推文学艺术的前进；如果将文学艺术视为人性的表达，或者文学艺术创造源于人性的本然，那么它就不会因为社会政治的变化而表现出所谓的高峰和低谷，而是一代有一代之艺术。同时，艺术需要作为人类心灵的本然需要，人性所在便是艺术所在，具有不受时代特性限制的恒常性。
据此，从本质意义上讲，人们可以谈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甚至文化创新，因为这些范畴都与社会的进步有着直接的因果或相互生成关系，但谈文学艺术创新却必须保持必要的审慎。这就像《诗经·关雎》在数千年前就歌颂爱情，并不见得今人就能在爱情书写上有多少创新一样。在此，文学艺术情感表达跨越时代的永恒价值，使任何所谓的创新都仅限于技术层面。或者说，在古今之间，只有竹帛书写的爱情、印刷术的爱情、机械复制时代的爱情、图像时代的爱情之别，爱情本身却构成了超越一切载体或媒介之上的永恒主题。就文学艺术而言，抓住这个超越于一切时代、技术手段、时代背后的恒常极端重要，它意味着文学艺术史并不总是求新求变的历史，而是一脉相承的历史。唯有它才能保持民族和人类精神的连续性，并在多变世界里为人最后守住一份心灵的宁静。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当代，中国遭遇到了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无论社会政治经济还是科学技术，均呈突飞猛进发展之势，似乎唯有文学艺术却整体体现出强烈的复古主义取向。文化领域的国学热历久不衰，艺术领域中的古典山水写意之作占据主导，文学领域历史小说、戏剧膨胀，连获诺贝尔奖的莫言也是在以小说的形式为已逝的农耕文明大唱挽歌。这种“政治向前，文艺向后”的现象表面看来是匪夷所思的，甚至被视为文学艺术家对他的时代缺乏良知和责任，但事实上，这恰恰体现了文学艺术在新与旧的激烈对峙中所彰显的制衡力量。时代走的太快，文学艺术在此承担起了修复它与传统之间断裂的功能，并使人性在对历史的回溯中获得抚慰和喘息之机。也就是说，对历史的回溯是手段，借此保持对历史积淀的永恒价值的复归是文学艺术家隐而不宣的意图。
那么，文艺创新为什么会在今天成为一个问题？原因无非有以下三点：一是当代社会为文学艺术提供的载体和传播方式极度放大，反向凸显了艺术创造能力的有限。比如，传统意义上，纸质书籍几乎是文学艺术借以传播的唯一媒介，但在当代，电影电视、互联网几乎无处不需要文艺作品的填充和弥漫。由此，艺术家有限的创造能力和它的承载空间之间，就构成了极大的不对称。在此背景下，即便社会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或闲暇使人人成为艺术家，技术进步为文学艺术提供的数据储存和传播空间仍然是永远无法填满的。其次，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使人的审美经验快餐化、碎片化，人们很难挤出大量时间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静观，而是只能进行走马观花式的流动性观赏。这意味着即便对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人们也很难有足够的时间体味它的永恒性，而是注重它在某一瞬间能给人带来的新奇感受。这种新的观赏模式，造成了艺术作品和创作的双重快餐化。所谓的艺术创新，则往往仅凭借一些“击中”人心的智性短语而名噪一时，但瞬息之间，又必然为新的短语或叙事取代。易言之，速成与速朽成了现代艺术的最突出特征，而对新艺术的饥喝则具有永恒性。所谓的艺术史则成为即时创新与即时感受的永无止息的互动。复次，现代传播技术除造就出艺术存在空间的陪量放大和艺术经验的碎片化，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让人叹为观止的复制技术。与传统艺术摹仿生活不同，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取向是对艺术自身的摹仿。同一部经典作品，可以被改编成多种版本的话剧、电影、电视剧，并进而成为戏仿或恶搞的对象。大众选秀节目不仅摹仿经典作品，而且也摹仿经典的创造者（演员）。由此，所谓的创造，基本成为同一经典的不断演绎或变异形式。经典作品因其耳熟能详的性质而让人不断温习，并在其中得到慰藉，相反，艺术创新则要么因接受者审美经验的固化受到阻滞，要么因安于这种经验重复而失去动力。
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艺术创新是这个时代的假设性命题。如上所言，艺术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这意味着当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并不必然带来艺术的繁荣。同时，艺术反映的是人性的恒常，它的价值不但不在创新，反而在为多变的时代提供反向的制约，并因此使人在其中寻到心灵的最后安居。可以相信的是，在当代，虽然科技进步为艺术创新提供了诸种新的媒介或通道，但这都是手段性的，并无法改变人试图从艺术中得到的基本情感满足和心理抚慰的渴望。据此，在一个充满变化并让人产生诸种创新焦虑的时代，为艺术或为人的艺术化生存提供一个不受干扰的区域是重要的。在这个区域，宁静的价值大于骚动，为人提供心灵的安居比总是庸人自扰式地求新求变要更能满足时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