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时代转型与文学危机

向云驹2014-03-14 20:22:51
      我们面临的时代转型,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下的经济、政治的变革与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全会作出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以经济改革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全面改革开放的总部署。这次会议及其作出的《决定》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的重要构成。未来的2020年、2050年是中国发展的两个重要节点、标杆和里程碑。逐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的最宏大、最剧烈、最切近的时代转型。这个转型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探索、发展、完善和市场经济的全面细化、深化、强化。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具备更有活力的生命力、更加深刻地体现和实现市场经济的公开、公平、公正并且更加有效地抑止市场经济与生俱来带有的血腥、贪婪、奸诈(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中“社会主义”的作用、目标、意义之重要所在),那么,当今时代转型中的各种转折、转变、转身中,这就是中国的时代转型的主旋律。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艺作品。回望人类历史和人类精神创造史,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每一个创造了新的历史的历史时代,都孕育、催生、造就了文化和文艺的“伟人”。如此看来,在中国当今的时代转型中,由于它的“革命性”及其变革转型的广度和深度,它是能够激发伟大的文艺和文学的创造的。但是,我们也时常听到人们在引用雨果《双城记》中的历史喟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转型时代的矛盾、困惑、焦虑、残酷、破坏、损毁也与转型中的激扬、新生、创造、亢奋、惊奇、向上一样,让我们纠结无比。对一个崭新的历史的到来,我们还不能断然对它作出鲜明的是非和价值判断。如果我们作家艺术家在旧有的分工体制下过于专业化、职业化、写作化,那么我们一方面为“好”“坏”莫辨、“是”“非”不明而犹疑未决,另一方面我们又身为旁观者、外位人,我们的感同身受和“切近”由何而来?没有这种历史的亲历、参与、身在,我们怎样书写和写作?我们能不能胜任这种书写与写作?
      假如让时代来自己作出选择,让文艺的“伟人”在时代中自然生长出来。我们似乎也没有见出这种文学迹象来。我们从传统的“工业题材”、“改革题材”、“农村题材”和工人作家、农民作家、或者各种非职业作家中并没有发现令人欣喜的“天才”;我们从具有现代意味的打工文学、草根作家、网络文学中也没有发现足以超越现有最优秀作家的新人或新秀,或者有望能担当起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与写作使命的“天才”。
      我们的现状是:优秀的专业的作家艺术家是从转型前历史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与最新的时代变革、时代发展有隔膜、隔阂、隔离、隔行;杰出的改革家、企业家、商人、工人、农民或所有一线的实践者,他们又无暇无意于文学,或者并不具备文学的天赋与异禀,所以,其中也未能生长出时代所企盼的文学“伟人”来。更为困难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样一个时代变革,它由资本主义创生和推广,市场经济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制度中,都有它的顽固的本能和天性。它在分工上是追求更加专业、精细、职业,它在行为目的上有天生的逐利性,追求俗世的生活与物欲的满足,并为满足人们的物欲化而尽心竭力。马克思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本质后,指出,资本主义是诗歌的敌人。也就是说基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缺乏诗意、扼杀诗情、窒息诗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可以走出这个诗的“魔咒”,我们还要拭目以待。马克思也说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文学、文艺、文化。那么,我们该如何期待转型时代的文艺和文学呢?为什么我们的纯文学期刊越来越孤芳自赏、发行量寥寥无几?为什么发行量多达几百万份的期刊会是《读者》、《知音》、《故事会》这些所谓的“心灵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