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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竹论(连载二)

李栎2026-04-17 11:35:41

本文系原创

 

《袁竹论》编者荐语

 

在当代文化界,能跨越哲学、美学、文学、绘画四大领域,且在每一领域均成就卓著、自成体系者,实属罕见,袁竹便是这样一位兼具才情与格局的多元文化大家。他以通透的哲思为骨、灵动的笔墨为韵、深邃的文心为魂,在古今文化的交融中深耕不辍,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又开拓当代文化新境,其学术与艺术成就,值得我们深入研读与传承,而知名艺评人李栎耗时数载撰写的四十五万言长篇论著《袁竹论》,便是解读这位文化大家的一把金钥匙。

 

袁竹的成就,首先体现在其贯通古今的哲学思辨与美学建构上。他深耕《易》《儒》《释》《道》经典要义,汲取孔孟老庄哲思的精髓,结合当代社会的精神需求,缔造出恢弘的逍遥哲学体系,为现代人提供了摆脱世俗桎梏、追求心灵自由的精神指引,恰如《庄子》所倡导的“乘物以游心”,实现精神层面的绝对自由。与此同时,他填补了逍遥美学的历史空白,将哲学思辨与美学体验深度融合,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当代逍遥美学体系,让“逍遥”这一古老的精神命题,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中国美学的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作为开创逍遥画派的画家,袁竹先生的艺术成就同样令人瞩目。他跳出传统绘画的桎梏,独创“豹纹斑”“牛毛纹”两大皴法,打破了传统皴法的单一范式,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其中“牛毛纹”皴法虽有古代画家雏形,却被袁竹赋予全新内涵,与“豹纹斑”皴法相辅相成,形成独树一帜的绘画语言。他的画作兼具写意与抽象之美,秉持“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的艺术追求,不刻意追求形似,而重意境与灵魂的表达,笔墨间尽显浑朴大气、洒脱灵动的气质,传递出自然本真与逍遥自在的精神境界,其作品被收录于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袁竹》大红袍精装图书、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美术出版社《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等权威典籍,成为美术教育与艺术鉴赏的典范。

 

在文学与评论领域,袁竹同样成果斐然。他不仅是功底深厚的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破茧逐光》等四十余部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绘时代变迁与人性光辉;更是重构当代批评全新范式的评论家,耗费心血为鲁迅、巴金、茅盾、莫言、贾平凹等数十位近现代文学大家立传著说,其评论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温度,既精准剖析作家作品的艺术价值,又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意义,为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而其长篇论著《张俊彪论》,以英文版、中文繁体字版等五种版本同步全球发行,英文电子版登顶亚马逊世界新书排行榜,其余版本稳居榜单前二,成为风靡国际的畅销书,彰显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国际影响力。

 

袁竹先生的多元成就,源于他对文化的赤诚与坚守,源于他“功夫在画外”的通透认知——他广泛涉猎文学、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以深厚的学养滋养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形成了“道艺合一”的独特气质。而知名艺评人李栎深知袁竹先生的文化价值,耗时数载潜心研究,深入梳理其学术思想、艺术理念与创作历程,撰写成《袁竹论》这部皇皇巨著。该书即将推出英文、中文简体字、中文繁体字三种纸质版本,每种版本均达50万字以上,结构新颖、文笔优美,既兼具诗的灵气与画的意境,又饱含深刻的哲理思辨,将袁竹先生在各领域的成就与思想进行系统阐释,达到了极高的学术与文学水准。

 

读《袁竹论》,不仅能领略袁竹先生“道艺合一”的文化魅力,读懂他对逍遥哲学、逍遥美学的深刻阐释,感受其绘画艺术的独特韵味与文学评论的深刻洞见;更能透过这位文化大家的成长与探索,窥见当代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这部专著既是对袁竹先生文化成就的全面总结,也是当代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对于喜爱文化、研究艺术、追求精神自由的读者而言,无疑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珍藏的经典之作。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在《袁竹论》的字里行间,读懂袁竹,读懂中国当代文化的多元魅力与精神力量。

 

袁竹论(连载二)

 

李栎‌ 

 

作者简介:李栎,女,籍贯中国四川德阳,知名艺评人。她长期以哲学家、美学家、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袁竹为核心研究对象,先后撰写近百篇论文,作品广泛刊发于 “中国作家网”“中国网”“人民日报欧洲网”“国际日报”“搜狐网”“作家网”“四川新闻网麻辣社区”“四川文化网”“今日头条” 及《华人文学》等主流媒体与期刊。

 

袁竹所著长篇论著《张俊彪论》,于 2026 年 3 月由美国乐山乐水出版社与亚马逊联合出版,以英文、中文繁体字两大语种、五种版本同步全球发行,在亚马逊新书排行榜中表现亮眼:英文电子书稳居第一,英文平装版、精装版及中文繁体字电子书、中文繁体字纸质书均稳居第二,成功跻身国际畅销书行列。李栎围绕相关主题撰写的系列评论文章,经 “中国网”“人民日报欧洲网”“国际日报”“搜狐网”“作家网”《华人文学》等平台刊发后,引发业界广泛关注。

 

李栎的首部长篇理论专著《袁竹论》,即将推出英文、中文简体字、中文繁体字三种纸质版本,每种版本计 50 万字以上。

 

(接上期)

 

第一卷 溯源:蜀地灵秀,文脉铸魂——袁竹逍遥哲艺的生成根基

 

卷首语

 

山以载灵,水以传韵,文以铸魂,哲以明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文脉有深韵而不息,每一门穿透岁月的艺术,每一种叩击心灵的哲思,皆有其根脉所系、源起所依。袁竹的逍遥哲艺,如蜀地青山般苍劲,似蜀江流水般绵长,以自然为骨,承山川之灵秀;以文脉为魂,续千年之薪火;以哲思为脉,探天地之大道,其根深深扎进蜀地的沃土,其魂静静栖于天府的千年积淀,其韵缓缓流于笔墨与哲思的共生之间。

 

蜀地之灵,藏于烟岚叠翠、清川流韵之中,非止于形胜,而在于浸润心灵的天地之气。峨眉叠翠,凝千峰之清光,藏万壑之幽玄,云卷云舒间,是自然的从容与通透;青城叠嶂,隐古观之清寂,蕴道家之玄机,松风竹影里,是天地的静谧与圆融。蜀江奔涌,载千年岁月,纳百川灵秀,涛声阵阵中,是时光的沉淀与奔涌;竹影婆娑,沐清风而摇曳,映月色而含章,疏影横斜间,是生命的灵动与坚守。

 

这份自然的馈赠与滋养,不是孤立的风景铺陈,而是刻进袁竹生命的精神底色。它赋予他一双澄澈的慧眼,能于一花一瓣间见天地辽阔,于一泉一石中悟生命本真;能于清风流水中观阴阳相生,于草木枯荣中察大道循环。它塑造他一份逍遥的气度,让他能于喧嚣尘世中守得住本心,不逐浮华、不随波逐流;于万物共生中寻得到平衡,不执一端、不偏一隅。这份山川灵韵,如涓涓细流,穿其成长之途、润其哲艺之心,化作他哲思中“道法自然”的本源,化作他笔墨中“天人合一”的意境,让每一笔勾勒都有山水的灵气,每一句哲思都有天地的回响。

 

蜀地之魂,藏于文脉绵延、贤哲辈出之中,非止于典籍,而在于融入血脉的精神传承。从文同画竹,以笔墨写竹之劲节、喻人之风骨,清韵流转间藏文人的坚守;到苏轼吟哦,以诗文载旷达、抒情怀,字里行间见智者的通透。从陈子庄写意,以简淡笔墨传山水之魂、显生命之真,苍劲留白中含艺术的赤诚;到历代贤士,以初心守文脉、以坚守传薪火,岁月长河中铸精神的脊梁。千年文脉,如蜀江奔涌,从未停歇,滋养着这片土地上每一位追光逐韵者,也浸润着袁竹的成长之路。

 

生于斯、长于斯,袁竹自幼便浸润在先贤典籍的墨香里,临摹于名家墨迹的神韵中,潜移默化间,吸纳着蜀地文人“兼容并蓄、守正创新”的精神特质——不困于传统,不浮于虚妄,既能沉心传承,又能破壁创新。西南师范大学的学术积淀,如春雨润田,让他得以将哲学的深邃、文学的温润与艺术的灵动相融,为哲艺创作筑牢了坚实根基,让他的哲思有了厚度,让他的笔墨有了温度;古今中外艺术大师的滋养,如清风拂面,让他在传承中借鉴,在融合中突破,于传统笔墨中注入时代气息,于东方哲思中吸纳世界视野,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哲艺之路,让蜀地文脉在当代有了新的表达,让逍遥之道在笔墨中有了新的诠释。

 

溯源,是对来路的敬畏,更是对本心的回望;寻根,是对传统的坚守,更是对远方的奔赴。世间万物,唯有知其源、明其根,方能行其远、成其大。本卷以“溯源”为脉络,循着袁竹的成长足迹,踏访蜀地的山水人文,探寻他逍遥哲艺思想的生成密码——看自然之灵如何滋养其心灵,让他于山川间悟大道;看文脉之厚如何塑造其思想,让他于传承中守初心;看匠人之心如何支撑其坚守,让他于笔墨中传哲思。

 

我们将在峨眉的烟岚中,读懂自然与哲思的共生,明白“道法自然”不是一句空谈,而是融入笔墨、刻进心灵的生命自觉;我们将在千年文脉中,读懂传承与创新的平衡,懂得“返本开新”不是一种选择,而是蜀地文人与生俱来的精神特质;我们将在袁竹的成长印记里,读懂初心与坚守的力量,领悟“逍遥”不是超然物外的疏离,而是于喧嚣中守本心、于坚守中得自在的人生境界。

 

这一卷,是整部专著的开篇,是袁竹逍遥哲艺的“源头记”,如江河滥觞,虽涓细却藏奔涌之势,孕育着后续哲思的深邃与艺术的繁茂;如草木根须,虽深埋却含生长之力,滋养着后续笔墨的灵动与思想的厚重。唯有读懂这份根植于蜀地的灵秀与文脉,唯有触摸这份藏于山水间的哲思与坚守,才能真正理解袁竹哲艺思想的深刻内涵,才能读懂他“以艺载道、以哲明心”的初心,读懂他于笔墨间藏哲思、于逍遥中守本心的人生追求,读懂他将自然、文脉、哲思融为一体的大师境界。

 

愿我们循着这份溯源之路,踏蜀地山水,感天地灵韵;触千年文脉,悟传承之道;品逍遥哲艺,赴心灵之约。在山川与文脉的交融中,读懂一份坚守,领悟一种境界,让袁竹的哲艺智慧,如蜀地清风,如千年文脉,滋养每一颗追寻真、善、美的心灵,照亮每一段坚守初心、奔赴远方的征程。

 

第一章 盆地乾坤:自然地理与艺术精神的孕育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巴山叠翠,蜀水汤汤。这片被造物主偏爱的土地,以盆地为骨,以江河为脉,以云雾为魂,在中华大地的西南一隅,铺展成一幅雄奇而温婉、神秘而澄澈的画卷。四川盆地,这座被邛崃山、大巴山、巫山、横断山四重屏障环抱的“天然宝盆”,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独特单元,更是文化意义上的精神秘境——它以封闭为盾,守护着古蜀文明的原生基因;以通达为脉,吸纳着天下文明的精髓养分,这种“藏”与“放”的辩证,恰是蜀地文化最鲜明的底色,也是袁竹逍遥哲艺生根发芽、拔节生长的第一缕精神微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吟哦穿越千年,依旧在盆地的峰峦间回荡。这并非单纯的地理慨叹,更是对一种文化生态的精准描摹。四周的崇山峻岭,在古代交通闭塞的岁月里,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将蜀地与中原大地隔出了一段“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距离。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格局,没有成为文化隔绝的壁垒,反而化作了一座巨大的“文化保温箱”——让古蜀文明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得以自由生长、完整传承,避开了诸多战乱与文化浩劫的冲击。于是,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得以在岁月中静默矗立,金沙遗址的黄金面具得以在地下封存千年,那些诡谲瑰丽的造型、奔放不羁的想象力,那些超越具象、直指天地的艺术表达,不是偶然的灵光闪现,而是封闭环境中文化基因自由生长的必然结晶。它们如同沉睡的火种,为后世蜀地艺术家注入了天马行空的浪漫气质,也为袁竹日后突破传统、独创逍遥画派,埋下了最原始、最鲜活的艺术种子。

 

封闭从来不是蜀地的全部底色,通达才是其文化绵延不绝的密码。长江如一条奔腾的巨龙,穿盆地而过,裹挟着雪山的清冽与峡谷的雄浑,将蜀地与长江中下游的文明紧密相连;岷江、沱江、嘉陵江如脉络般纵横交错,滋养着沃野千里的川西平原,也串联起一座座人文荟萃的城镇。与此同时,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古蜀道,如一条条坚韧的纽带,翻越崇山峻岭,穿越悬崖峭壁,将蜀地与关中平原、荆楚大地紧密衔接。于是,中原的儒家礼乐、荆楚的巫鬼文化、秦陇的雄浑风骨,顺着江河与古道,缓缓流入蜀地,与本土的古蜀文明碰撞、交融、共生。这种“封闭中见开放,内敛中含包容”的地理辩证法,造就了蜀地文化“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叛古”的双重品格——对内,它能沉下心来,沉淀自身的文化根脉,孕育出道家“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逍遥思想;对外,它能敞开胸襟,接纳外来文化的精华,将其转化为自身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袁竹的艺术精神,从本质上而言,就是这种蜀地地理精神的当代化身。他始终坚守“仿中学西,借古开今,洋为中用,道法自然”的创作理念,既不盲从西方艺术的潮流,也不固守传统文人画的程式,而是如蜀地山水般,既有“藏”的定力——扎根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坚守东方美学的精神内核;又有“放”的格局——放眼世界,吸纳多元艺术养分,让逍遥哲艺在古今交融、中西碰撞中焕发新生。这种“守正”与“创新”的辩证,这种“内敛”与“开放”的平衡,正是蜀地地理赋予他的艺术基因,也是他逍遥美学能够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核心密码。

 

蜀地山水,从来不是孤立的自然景观,而是承载着精神密码的审美载体。它以“雄、奇、险、秀、幽、奥”六大特质,铺展成一幅立体的、流动的、充满哲思的画卷,每一种特质,都对应着一种精神境界,每一处风景,都滋养着一种艺术气质,而这些,都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袁竹的血脉,成为他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与精神支撑。

 

“雄”是蜀地山水的脊梁。那是巴山的伟岸挺拔,是夔门的壁立千仞,是剑门的雄关漫道,是贡嘎山的白雪皑皑。站在这样的山水之间,人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自身的渺小,也会油然而生一种俯仰天地、吞吐万象的宇宙意识。这种雄浑壮阔的气象,赋予蜀人一种豪迈的气概、崇高的使命感,也培养了艺术家大气磅礴的审美格局。袁竹的画作中,那些顶天立地的峰峦、奔腾不息的江河,那些墨色厚重、气势磅礴的构图,正是这种“雄”的精神的视觉转化。他笔下的山,不是小巧玲珑的盆景,而是承载着天地正气的脊梁;他笔下的水,不是温婉缠绵的溪流,而是蕴含着生命力量的奔涌。这种雄浑之美,传递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韧性,也彰显出逍遥美学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宏大境界。

 

“奇”是蜀地山水的灵魂。那是九寨的奇幻斑斓,是黄龙的瑰丽多姿,是蜀南竹海的幽深奇幻,是海螺沟的冰川秘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演绎到了极致——五彩池的水,随光影变幻出万千色彩,如天地打翻的调色盘;黄龙的钙化池,层层叠叠,如仙人遗落的玉梯;竹海的晨雾,缭绕其间,如诗如画,如梦如幻。这种“奇”,打破了人们对自然的固有认知,激发了艺术家无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让他们敢于突破常规,追求独特与新颖。袁竹逍遥画派中,那些打破传统构图程式、意象奇幻诡谲的作品,那些看似荒诞却蕴含深意的造型,正是源于对蜀地山水“奇”的深刻体悟。他不追求对自然景物的忠实再现,而是捕捉自然的“奇韵”,将其转化为艺术的“奇境”,让观者在奇幻的画面中,感受到天地自然的神秘与灵动,也感受到逍遥精神中“无拘无束、自由奔放”的内核。

 

“险”是蜀地山水的风骨。那是剑门的绝壁千仞,是三峡的激流险滩,是峨眉山的悬空栈道,是龙门山的悬崖峭壁。险,是动人心魄的刺激,是挑战极限的勇气,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韧。它象征着一种突破束缚、超越自我的精神,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豪情。袁竹在艺术技法上的大胆突破,正是这种“险”的精神的生动体现。他不满足于传统山水皴法的局限,独创“豹纹斑”“牛毛纹”两大皴法,打破了传统笔墨的程式化表达——“豹纹斑”如天地裂变的纹路,刚劲有力,充满张力,似剑门绝壁的苍劲,藏着破局的勇气;“牛毛纹”如时空交织的轨迹,细密灵动,充满韵律,似三峡激流的蜿蜒,藏着坚韧的韧性。这种技法上的“探险”,这种对传统的“突破”,正是蜀地山水之“险”赋予他的艺术勇气,也是他逍遥美学“不拘一格、顺势而为”的生动诠释。

 

“秀”是蜀地山水的温婉。那是峨眉的青翠欲滴,是川西田园的阡陌纵横,是都江堰的碧水环绕,是青城山的草木葱茏。秀,是阴柔之美,是温婉细腻,是润泽灵动,如江南的烟雨,却又多了一份蜀地的温润与灵动。它赋予艺术家敏感的心灵、细腻的情感,让他们能够捕捉到自然中最细微的美好,能够将内心的情感融入笔墨之中。袁竹的画作中,那些水墨淋漓、清新淡雅的韵味,那些温润柔和、灵动飘逸的线条,正是“秀”之美学精神的完美呈现。他笔下的竹,青翠欲滴,亭亭玉立,藏着峨眉的秀色;他笔下的溪,清澈见底,潺潺流淌,藏着川西的温婉。这种秀之美,不是柔弱的纤巧,而是“刚中带柔”的温润,是逍遥美学中“于喧嚣中守得本心”的从容与雅致。

 

“幽”是蜀地山水的深邃。那是青城的幽深静谧,是蜀南竹海的静谧幽深,是九寨沟的幽远空灵,是龙门山的幽秘深邃。幽,是宁静,是沉淀,是向内的探索,是对宇宙人生奥秘的沉思。置身于这样的山水之间,人会不由自主地静下心来,放下尘世的喧嚣,与自然对话,与内心对话。这种“幽”的意境,与道家“逍遥”、佛家“禅定”的思想高度契合,也深刻影响了袁竹的精神世界。他对道家“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思想的深刻领悟,对佛家“禅定”“空灵”境界的执着追求,无不与蜀地山水之“幽”有着深刻的精神共鸣。在他的画作中,常常能看到大面积的留白,能感受到一种宁静悠远的意境,那是“幽”的精神的艺术转化,是他对宇宙人生的沉思,是逍遥美学中“心无挂碍、超然物外”的境界写照。

 

“奥”是蜀地山水的玄妙。那是深谷的隐秘幽深,是溶洞的奇幻玄妙,是三星堆的神秘莫测,是古蜀文明的深邃奥秘。奥,是深奥,是玄妙,是不可穷尽的未知,是“道可道,非常道”的哲思。它引导着人们去探索、去追问,去体悟天地自然的本质与规律。袁竹逍遥美学体系的博大精深、幽微玄妙,正是源于对这种“奥”的精神传承。他的画作,看似简单的笔墨,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辨;看似寻常的构图,却藏着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那些“豹纹斑”“牛毛纹”皴法的运用,那些奇幻意象的营造,都是对“奥”的精神的诠释——他试图通过笔墨,去探寻自然的本质,去解读宇宙的奥秘,去传递逍遥之道的玄妙与深邃。

 

蜀地山水,是立体的画,是无声的诗,是流动的哲思。袁竹自幼生长于斯,朝暮与山水为伴,四季与自然同息。他看晨雾从山间升起,如轻纱般缭绕峰峦,将山水晕染成一幅水墨长卷;他听溪水在石间流淌,如琴弦般叮咚作响,奏响自然的天籁之音;他观春花之烂漫,赏秋叶之静美,感冬雪之纯净,悟夏雨之磅礴。这种长期的、沉浸式的自然熏陶,让他的生命与自然万物建立起一种深刻的、内在的连接——他不是在观察自然,而是在体悟自然;不是在描绘山水,而是在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不是在复制风景,而是在捕捉自然的灵魂与神韵。

 

蜀地山水的灵秀之气,早已化作袁竹的血液与呼吸,成为他艺术直觉与审美判断的本能。他的笔墨,如蜀水般灵动,如巴山般雄浑;他的意境,如青城般幽深,如九寨般奇幻;他的精神,如盆地般内敛包容,如江河般奔腾不息。可以说,没有蜀地山水的滋养,就没有袁竹逍遥哲艺的生成;没有盆地乾坤的孕育,就没有逍遥画派的独树一帜。蜀地山水,是袁竹艺术生命的源头,是他逍遥美学的根基,是他笔墨之间永恒的精神故乡。

 

这种自然的滋养,从来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汲取与升华。袁竹将蜀地山水的“雄、奇、险、秀、幽、奥”六大特质,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与哲学思考,将自然的规律转化为艺术的规律,将山水的精神转化为逍遥的精神。他的画作,既是对蜀地山水的致敬,也是对自然大道的诠释;既是对传统山水的突破,也是对当代美学的创新。在他的笔下,山水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而是承载着哲思、传递着大道的精神载体;笔墨不再是单纯的艺术技法,而是表达情感、诠释逍遥的精神工具。这种“以山水为骨,以哲思为魂”的艺术表达,正是袁竹逍遥哲艺的独特魅力,也是他能够成为当代艺坛领军人物的重要原因。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蜀地山水的大美,在于它的雄奇与温婉,在于它的神秘与澄澈,在于它的包容与开放。这种大美,滋养了袁竹的性灵,铸就了他的艺术精神,也孕育了他博大精深的逍遥哲艺体系。当我们凝视袁竹的画作,总能在笔墨之间感受到蜀地山水的灵秀之气,感受到天地自然的磅礴之力,感受到逍遥精神的自由之境——这,就是盆地乾坤赋予袁竹的艺术馈赠,也是他逍遥哲艺能够跨越时空、打动人心的根本所在。

 

第二章 文墨千秋:文脉传承与人文精神的滋养

 

山水铸骨,文脉铸魂。蜀地的灵秀山水,为袁竹逍遥哲艺提供了自然的根基;而蜀地千年绵延的文脉,則为其注入了人文的灵魂。从三星堆的神秘古蜀文明,到文翁化蜀的礼乐浸润;从魏晋玄学的逍遥之风,到唐宋文艺的鼎盛之境;从近现代大师的承古开新,到当代文化的多元融合,蜀地文脉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跨越千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蜀地艺术家,也为袁竹逍遥哲艺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养分与文化基因。

 

蜀地文脉的源头,深植于上古时期的古蜀文明之中。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蜀文明神秘的大门,也让我们看到了蜀地文脉最原始、最璀璨的模样。这片沉睡了四千多年的文明遗址,以其无与伦比的精美青铜器、金器、玉器,向世人展现了一个高度发达、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蜀王国——青铜神树拔地而起,枝干虬结,枝叶舒展,顶端的神鸟昂首振翅,仿佛要挣脱青铜的束缚,飞向浩瀚苍穹,那是古蜀先民对宇宙天地的敬畏与向往,是“天人合一”思想最原始、最生动的视觉表达;纵目面具眼眸如炬,眼廓外凸,仿佛能穿透千年的时光迷雾,看透天地玄机,洞察生命本源,那是古蜀先民超越世俗的视野,是对未知世界的大胆探寻;黄金权杖流光溢彩,纹饰精美,承载着古蜀先民对权力与神性的双重崇拜;青铜尊、青铜罍造型厚重,纹饰繁复,既有中原文明的礼乐痕迹,又有古蜀文明的独特创意,彰显着古蜀文明兼容并蓄、勇于创新的精神特质。

 

这些出土文物,没有固定的范式,没有僵化的束缚,每一件都充满了想象力与创造力,每一件都承载着古蜀先民对宇宙、神灵、生命的深刻思考。它们传递出一种超越凡俗、追求永恒、与天地神灵沟通的浪漫精神与宏大气魄,这种精神,成为蜀地文脉最原始的基因,深埋于蜀地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蜀地艺术家的精神气质与创作风格。袁竹作品中那种超越具象、直指本心、充满象征意味与哲学思辨的艺术特质,与古蜀艺术的精神内核,有着跨越千年的暗合与传承——他如同古蜀先民一般,不满足于对表象的描摹,而是追求对本质的探寻;不局限于传统的程式,而是追求自由的表达;不执着于世俗的功利,而是追求精神的超越。这种精神的共鸣,让袁竹的逍遥哲艺,从诞生之初,就带着古蜀文明的神秘与浪漫,带着东方美学的深邃与厚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秦灭巴蜀,中原文化大规模入蜀,为蜀地文脉注入了新的活力。至西汉,景帝末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大兴教化,创办“文翁石室”,开地方官学之先河,将中原儒家礼乐文化系统地传入蜀地。“文翁化蜀”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普及教育,更在于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神、“仁者爱人”的道德伦理与“诗言志、歌咏情”的文艺观念,深深植入蜀地文化的血脉。从此,蜀地文化形成了“儒道互补”的基本格局——既有道家的出世逍遥、自然无为,又有儒家的入世担当、仁爱礼义。这种双重文化基因,造就了蜀地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旷达人生态度,也为蜀地文脉的绵延不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袁竹逍遥美学“逍遥而不避世,超然而有担当”的核心品格,正是这种蜀地儒道互补人文精神在当代的最高体现。他的逍遥,不是消极避世的遁隐,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而是“于喧嚣中守得本心的从容”,是“于担当中心无挂碍的通透”;他的艺术,不是为小我抒情,不是为技法炫技,而是以艺术的方式,关注人类的命运,传递大道的智慧,展现时代的担当。这种“出世”与“入世”的辩证,这种“逍遥”与“担当”的统一,正是蜀地儒道互补文化基因的当代传承,也是袁竹逍遥哲艺能够具有深厚人文底蕴与时代价值的重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中原士族大量入蜀,带来了风靡一时的魏晋玄学。玄学以《老子》《庄子》《周易》为核心,崇尚清谈,追求精神自由,向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逍遥境界。这种思潮与蜀地本就浓厚的道家思想一拍即合,迅速生根发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蜀地玄学”。同时,佛教自印度传入,经西域至中原,再入巴蜀,与当地的道教、玄学相互激荡、融合,孕育出影响深远的禅宗文化。青城山,作为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自张道陵在此传道以来,便是道家仙气汇聚之地,山间云雾缭绕,古木参天,溪水流淌,藏着道家“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逍遥之道;峨眉山,亦成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普贤菩萨的道场,梵音袅袅,禅意绵绵,山间古刹林立,香火不断,藏着佛家“禅定、空灵”的精神境界。一佛一道,一山一境,共同构成了蜀地精神世界的两极,也为蜀地文脉注入了新的哲学内涵与精神养分。

 

这种崇尚自由、蔑视礼法、寄情山水、追求心灵解脱的“魏晋风流”与禅意境界,深刻塑造了蜀地文人的精神品格。他们不恋官场的富贵荣华,不慕世俗的功名利禄,而是寄情于山水之间,潜心于文艺创作,在笔墨之间寻找精神的自由与超越。这种精神气质,穿越千年,依然影响着蜀地的艺术家,也深深影响了袁竹。他的艺术创作,始终追求精神的自由与心灵的解脱,始终坚守本心,不迎合市场,不盲从潮流,在笔墨之间实现自我价值的升华;他的逍遥美学,始终蕴含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洒脱,蕴含着“禅定空灵”的澄澈,让观者在画面中感受到心灵的宁静与自由,感受到精神的超脱与升华。

 

唐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更是蜀地文脉的鼎盛时期。这片土地,诞生了李白、苏轼这两位中国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才,也吸引了杜甫、陆游、黄庭坚等一代文宗在此长期旅居,留下了千古绝唱。他们以笔为剑,以诗为歌,以画为魂,用自己的才华与风骨,共同构筑了蜀地文脉的巍峨丰碑,也为袁竹逍遥哲艺的构建,提供了最直接、最丰厚的历史范本与理论源泉。

 

李白,蜀地江油人,被誉为“诗仙”。其诗豪放飘逸,想象瑰丽,气势磅礴,充满了冲破一切束缚、追求绝对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是他对蜀地山水雄奇之美的极致赞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他对自由精神的执着追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是他对人生理想的豪迈抒发。李白的精神,是蜀地山水灵气的极致凝聚,是道家逍遥思想的诗性化身。他的一生,漂泊不定,历经坎坷,却始终保持着洒脱不羁、自由奔放的心态,始终坚守本心,不向命运低头。这种精神,深深影响了袁竹——袁竹的艺术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他没有进入高等艺术院校接受系统的科班训练,却始终坚守自己的艺术追求,不迎合、不盲从,在笔墨之间追求自由与超越,在困境之中坚守本心与理想。李白的逍遥,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洒脱;袁竹的逍遥,是“笔墨随心走,大道自然成”的从容,二者虽跨越千年,却有着深刻的精神共鸣。

 

苏轼,蜀地眉山人,号东坡居士,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其词开豪放一派;其书法、绘画亦自成一家。苏轼一生坎坷,屡遭贬谪,从京城到黄州,从惠州到儋州,辗转半生,历经磨难,却始终以一种豁达、乐观、超然的心态面对人生。他将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佛家的禅意完美融合,形成了“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东坡境界。这种境界,是对人生的深刻体悟,是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是“儒道互补”人文精神的极致体现。

 

在绘画领域,苏轼主张“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强调绘画的精神内涵与意境营造,反对单纯的形似描摹,这种理念,对袁竹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袁竹的画作,从来不是对自然景物的忠实再现,而是通过对自然的深度体悟,将自然的精神与自身的哲思融入笔墨之中,追求“神似”而非“形似”,追求“意境”而非“表象”。苏轼的豁达与超然,苏轼的“诗画同源”理念,苏轼的“兼收并蓄、勇于创新”的精神,都深深烙印在袁竹的艺术创作与美学追求之中,成为他逍遥哲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绘画领域,北宋文同,蜀地盐亭人,以画竹闻名,开创了“湖州竹派”。他主张“胸有成竹”,强调画家对物象的深刻观察与主观情感的熔铸,将墨竹提升为寄托君子品格、表达文人意趣的重要载体。文同的墨竹,笔墨简练,意境悠远,竹竿挺拔,竹叶舒展,既有着自然的灵动,又有着君子的风骨,藏着儒家的气节与道家的自然。这种“以物喻人、以画载情”的艺术表达,深深影响了袁竹。袁竹的画作中,也常常出现竹的意象,他笔下的竹,不仅是自然的景物,更是君子品格的象征,是逍遥精神的载体——竹竿挺拔,象征着坚守本心、不屈不挠的风骨;竹叶舒展,象征着自由洒脱、超然物外的心态。文同的“胸有成竹”,与袁竹的“观天悟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强调对自然的深刻体悟,强调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的融合,强调艺术创作的精神内涵。

 

唐宋蜀地的文艺巨匠们,以其登峰造极的艺术成就与彪炳千秋的人格魅力,共同确立了蜀地文艺“重神韵、重意境、重个性、重学养”的艺术传统。这种“诗、书、画、文、哲”五位一体、相互滋养的文化生态,为袁竹“文—画—哲”三位一体逍遥美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最直接、最丰厚的历史范本与理论源泉。袁竹深入研读唐宋文艺巨匠的作品与思想,汲取其中的精华养分,将李白的洒脱、苏轼的豁达、文同的风骨,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与哲学思考,让逍遥哲艺既有唐宋文脉的深厚底蕴,又有当代艺术的时代气息。

 

历史的车轮驶入近现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传统与现代深度对话的时代背景下,蜀地艺术家再次挺身而出,肩负起“承古开新”的历史使命,用自己的艺术实践,为蜀地文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袁竹的艺术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张大千,蜀地内江人,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师。他早年精研传统,临摹古画几可乱真,深入汲取唐宋以来传统绘画的精华,练就了扎实的笔墨功底;中年远赴敦煌,面壁三年,研习壁画,画风为之一变,将敦煌壁画的雄浑气势、绚丽色彩与传统水墨技法相结合,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表现形式;晚年更是大胆创新,将传统泼墨技法与西方印象派色彩观念相结合,开创了磅礴大气、瑰丽绚烂的“泼墨泼彩”新风格,打破了传统水墨与西方绘画的界限,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张大千的艺术实践,向世人展现了蜀地艺术家“承古开新、兼容并蓄”的精神品格,也让袁竹深刻认识到,传统不是束缚,而是根基;创新不是叛古,而是传承。袁竹独创“豹纹斑”“牛毛纹”皴法,将传统水墨技法与当代审美需求相结合,构建自己的逍遥美学体系,正是对张大千“承古开新”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陈子庄,蜀地荣昌人,号石壶,是一位生前寂寞、死后声名鹊起的艺术大师。他的山水花鸟,看似平淡天真,简约拙朴,实则蕴含深厚学养与无限生机,于极简中见极丰,于平淡中藏奇崛。陈子庄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强调“道法自然”,追求“无心成化”的艺术境界,反对刻意雕琢,反对程式化表达,主张艺术创作要顺应自然、顺应本心。他的画作,笔墨简练,意境悠远,没有繁复的构图,没有华丽的色彩,却能让人感受到自然的本真之美,感受到心灵的宁静与自由。陈子庄的艺术理念与精神品格,与袁竹的逍遥美学高度契合——袁竹也始终坚持“道法自然”,拒绝刻意雕琢的“匠气”,追求自然天成的艺术境界;他的画作,也追求简约而不简单,平淡而有深意,于笔墨之间传递自然的本真与精神的逍遥。更为奇妙的是,袁竹童年时期,父亲用地瓜换回的一幅陈子庄的《芙蓉锦鸡图》,成为他艺术生命中第一件珍贵的收藏,也让他与陈子庄的艺术结下了一份奇妙的缘分。可以说,陈子庄的艺术,是袁竹艺术之路的重要启蒙,是他逍遥哲艺的重要精神源头之一。

 

千年文脉,薪火相传;文墨千秋,精神永续。蜀地文脉从远古的古蜀文明走来,历经秦汉的融合、魏晋的滋养、唐宋的鼎盛、近现代的革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始终坚守着“承古开新、兼容并蓄”的精神品格。这种文脉,滋养着袁竹的性灵,铸就着他的艺术精神,引导着他的艺术探索,让他的逍遥哲艺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蜀地文脉当代传承的典范。袁竹的逍遥哲艺,不仅是对蜀地文脉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弘扬,它以笔墨为媒,以哲思为魂,将千年文脉的精神养分,转化为当代艺术的时代魅力,让古老的蜀地文脉,在当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第三章 古蜀根脉:三星堆的宇宙之思与精神启蒙

 

德阳,这座镶嵌在蜀地腹心的城市,东接成都平原,西连龙门山脉,南邻岷江流域,北靠剑门雄关,是古蜀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三国蜀汉文化的核心区域,是川西北文脉的重要载体。如果说蜀地山水与千年文脉是袁竹逍遥哲艺的宏观根基,那么德阳这片沃土,便是其微观的文化温床——而三星堆,这颗沉睡千年的古蜀明珠,便是这片温床中最璀璨的精神火种,它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诡谲瑰丽的文物造型、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为袁竹的美学世界,埋下了最初的神秘种子与精神伏笔,成为他逍遥哲艺最深远的精神启蒙。

 

三星堆遗址,坐落于德阳广汉市鸭子河畔,是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这片沉睡了四千多年的文明遗址,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打破了人们对古蜀文明的固有认知,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璀璨图景——它既有着鲜明的本土特色,又有着与中原文明的深度交融;既有着神秘诡谲的艺术风格,又有着博大精深的哲学内涵;既承载着古蜀先民的宇宙之思,又传递着东方审美精神的源头密码。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三星堆博物馆时深刻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四千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三星堆文明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它不仅是巴蜀大地的文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是古蜀先民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是东方审美精神的源头之一。

 

漫步三星堆博物馆,仿佛穿越千年时光,走进一个神秘而恢弘的古蜀世界。脚下的青石板,承载着四千多年的岁月沧桑;玻璃展柜中的文物,诉说着古蜀先民的智慧与浪漫。青铜神树拔地而起,高达数米,枝干虬结,枝叶舒展,顶端的神鸟昂首振翅,仿佛要挣脱青铜的束缚,飞向浩瀚苍穹,那是古蜀先民对宇宙天地的敬畏与向往,是“天人合一”思想最原始、最生动的视觉表达——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象征着宇宙的秩序与生命的轮回,藏着古蜀先民对宇宙运行规律的初步探索与深刻体悟。纵目面具眼眸如炬,眼廓外凸,鼻梁高挺,嘴角上扬,仿佛能穿透千年的时光迷雾,看透天地玄机,洞察生命本源,那是古蜀先民超越世俗的视野,是对未知世界的大胆探寻,是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它打破了传统人物造型的程式,以夸张的手法,展现了古蜀先民“超越具象、直抵本质”的审美追求,也传递出一种不受束缚、自由奔放的精神气质。

 

黄金权杖流光溢彩,纹饰精美,杖身刻有鱼、鸟、人像等图案,承载着古蜀先民对权力与神性的双重崇拜,也展现了古蜀文明的精湛工艺;青铜尊、青铜罍造型厚重,纹饰繁复,既有中原文明的礼乐痕迹,又有古蜀文明的独特创意,彰显着古蜀文明兼容并蓄、勇于创新的精神特质;青铜立人像身姿挺拔,衣着华丽,神态庄严,仿佛是古蜀王国的祭司或君主,传递出一种庄重而神秘的气息,展现了古蜀先民的精神风貌与审美情趣。这些出土文物,没有固定的范式,没有僵化的束缚,每一件都充满了想象力与创造力,每一件都承载着古蜀先民对宇宙、神灵、生命的深刻思考,每一件都传递着一种“不拘一格、浑然天成”的审美特质——这种特质,打破了传统审美范式的桎梏,展现了一种“道法自然、自由奔放”的精神内核,而这种精神,与袁竹日后所追求的逍遥美学,有着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

 

袁竹出生并成长于这片神秘的土地,三星堆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他的血脉,成为其艺术世界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底色。他的家乡德阳罗江,距三星堆遗址不远,这片浸润着古蜀文明遗韵的土地,让他从小就潜移默化地受到三星堆文化的滋养——他听长辈讲述三星堆的神秘传说,看考古工作者发掘文物的新闻,在成长的岁月中,一次次走进三星堆博物馆,凝视那些跨越千年的文物,感受古蜀文明的神秘与恢弘。这种长期的浸润,让三星堆的文化基因,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底,成为他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他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

 

三星堆文明的包容性,是其最鲜明的文化特质之一,也是袁竹逍遥美学的重要精神源头。三星堆文明并非孤立发展,而是在与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的交流融合中,不断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它既保留了古蜀文明的本土特质,如夸张的造型、神秘的意象、独特的工艺,又吸收了中原文明的礼乐精华,如青铜尊、青铜罍的造型,体现了古蜀先民“兼容并蓄、勇于创新”的精神品格。这种包容性,与袁竹的艺术追求高度契合——袁竹的逍遥哲艺,既扎根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坚守东方美学的精神内核,又放眼世界,吸纳西方艺术的精华养分,将传统水墨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将东方哲思与西方艺术表达相结合,实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艺术创新。他的“仿中学西,借古开今”的创作理念,正是对三星堆文明包容性精神的当代传承与艺术诠释。

 

三星堆文明的神秘性,是其最具魅力的文化特质,也是袁竹逍遥美学的重要精神滋养。三星堆的文物,造型诡谲,意象神秘,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留给世人无限的想象空间——青铜神树的寓意是什么?纵目面具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古蜀先民为何要创造这些神秘的文物?这些疑问,不仅吸引着考古学家的探索,也激发着袁竹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种神秘性,体现为古蜀先民对宇宙、神灵、生命本源的大胆想象与艺术化表达,体现为一种“超越具象、直抵本质”的哲学思辨,这种思辨,与袁竹逍遥美学的核心内涵高度契合——袁竹的艺术创作,也追求神秘而空灵的意境,追求超越具象的精神表达,他试图通过笔墨,去探寻自然的本质,去解读宇宙的奥秘,去传递逍遥之道的玄妙与深邃。

 

三星堆的神秘意象对袁竹的浸润,最集中地体现在其作品对宇宙观照与时空穿越的审美追求上。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以其超乎寻常的造型语言,打破了传统审美范式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越具象、直抵本质”的审美境界——这种境界,与袁竹独创的“豹纹斑”“牛毛纹”皴法有着精神上的深刻共鸣。豹纹斑如天地裂变的纹路,刚劲有力,充满张力,仿佛是三星堆青铜神树的枝干,承载着天地裂变的力量,藏着宇宙运行的规律;牛毛纹似时空交织的轨迹,细密灵动,充满韵律,仿佛是三星堆纵目面具的眼眸,穿透时空的迷雾,洞察生命的本源。这些纹理,既非西方抽象主义的纯粹形式游戏,亦非传统文人画的拟古摹形,而是袁竹探寻自然本质、表达宇宙哲思的独特艺术语言,是他对三星堆神秘精神的艺术转化与升华。

 

在袁竹的《大月亮》《圣山仙境》等代表性作品中,观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超越具体地理空间的宏大视野与神秘意境。《大月亮》中,一轮巨大的明月高悬于天地之间,月光皎洁,洒在山川大地之上,山川在月光的映照下,显得空灵而神秘,仿佛是宇宙律动中的山水,是天地灵气的凝聚;画面中的月亮,不再是天文学意义上的月亮,而是精神漫游中的意象,是宇宙大道的象征,是古蜀先民对宇宙敬畏与向往的当代表达。那些“豹纹斑”皴法的运用,如同三星堆青铜神树的枝干,纵横交错,承载着天地裂变的力量,传递出宇宙的磅礴之气;那些“牛毛纹”皴法的交织,如同三星堆纵目面具的眼眸,细密灵动,穿透时空的迷雾,引导观者去体悟宇宙的奥秘、生命的本源。

 

《圣山仙境》中,山川巍峨,云雾缭绕,仙气氤氲,仿佛是古蜀先民心中的神山,是连接天地人神的通道。画面中的山川,造型诡谲而雄浑,既有三星堆青铜神树的挺拔与神秘,又有蜀地山水的雄奇与灵秀;画面中的云雾,用“牛毛纹”皴法细细勾勒,轻盈灵动,仿佛是流动的仙气,又仿佛是时空的迷雾,营造出一种空灵而神秘的意境。这幅作品,将三星堆的神秘意象与蜀地山水的灵秀之气完美融合,将古蜀先民的宇宙之思与袁竹的逍遥哲思完美结合,展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也彰显出袁竹逍遥美学的神秘与深邃。

 

三星堆文明所传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袁竹逍遥美学的重要哲学根基。古蜀先民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将自身视为宇宙的一部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思想,与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高度契合,也深深影响了袁竹。袁竹始终坚持“道法自然”的创作准则,将自然视为艺术的源泉,将天地视为精神的故乡,他的画作,始终充满着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始终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他在创作中,不刻意雕琢,不强行造境,而是顺应自然的规律,顺应本心的情感,让笔墨自然流淌,让意境自然生成,这种“自然无为”的创作态度,正是对三星堆“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传承,也是逍遥美学“顺势而为、自由洒脱”的核心内涵。

 

更为深刻的是,三星堆文明所展现的“超越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精神,与袁竹逍遥美学的核心追求高度一致。古蜀先民不满足于世俗的生活,不局限于传统的认知,而是大胆想象,勇于探索,追求与天地神灵的沟通,追求精神的超越与自由——这种精神,正是逍遥精神的原始雏形。袁竹的逍遥美学,正是对这种精神的继承与升华,他试图通过艺术创作,让观者挣脱尘世的束缚,摆脱功利的困扰,进入一种“心游万仞,精骛八极”的逍遥之境,感受精神的自由与心灵的解脱。他的画作,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之所以能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它传递出了这种超越世俗的精神追求,正是因为它承载着三星堆文明跨越千年的精神密码。

 

千年三星堆,万古文明魂。三星堆不仅是古蜀文明的见证,更是东方审美精神的源头,是袁竹逍遥哲艺的精神启蒙。它以其神秘的意象、包容的精神、深邃的哲思,为袁竹的艺术世界注入了无穷的灵感与力量,让他的逍遥哲艺深深扎根于古蜀文明的土壤之中,具有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神秘的艺术魅力。袁竹以笔墨为桥,连接起千年古蜀文明与当代艺术,将三星堆的宇宙之思、精神之魂,融入自己的逍遥美学体系,让古老的古蜀文明,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让三星堆的精神密码,在逍遥画派的笔墨之间,得以传承与弘扬。

 

第四章 蜀汉风骨:金戈铁马中的担当与逍遥

 

如果说三星堆赋予袁竹的是超越时空的神秘视野与宇宙哲思,是“出世”的逍遥与空灵,那么三国蜀汉文化给予他的,则是融入血脉的豪情与豁达,是“入世”的担当与坚守,是“出世”与“入世”的辩证智慧。德阳,地处川西平原腹地,在三国时期属于蜀汉政权的核心区域,是剑南蜀道的咽喉要冲,是金戈铁马的古战场,是忠义精神的传承之地。白马关、庞统祠、诸葛井、张任墓等三国遗迹至今犹存,诸葛亮、庞统、姜维等三国英雄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代代传诵,形成了雄浑壮阔、忠义豁达的蜀汉文化,这份文化,如一股刚健的力量,融入袁竹的精神世界,与三星堆的神秘空灵相互交融,共同铸就了他逍遥美学“逍遥而不避世,超然而有担当”的核心品格。

 

三国时期,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德阳这片土地,成为蜀汉政权的重要屏障,成为金戈铁马的古战场。金牛道穿境而过,白马关雄踞其间,这里曾见证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战争,见证了蜀汉政权的兴衰荣辱,见证了英雄儿女的豪情壮志与忠义赤诚。岁月流转,战火平息,但那些英雄的故事,那些忠义的精神,那些雄浑的风骨,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成为蜀汉文化的精神内核,成为德阳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滋养袁竹精神世界的重要养分。

 

白马关,坐落于德阳罗江区,古称绵竹关,是金牛道上的重要关隘,也是三国时期“庞统殒命落凤坡”的所在地。这里山势险峻,地势险要,群山环抱,易守难攻,是蜀汉政权抵御曹魏进攻的重要屏障。漫步白马关,古驿道的青石板上,仿佛还残留着战马的蹄印,仿佛还回荡着士兵的呐喊;落凤坡的松柏间,仿佛还回荡着英雄的叹息,仿佛还承载着后人对忠义精神的追思与敬仰;庞统祠的香火中,仿佛还飘散着英雄的气息,仿佛还传递着忠义的赤诚。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三国时期的历史记忆,都传递着蜀汉文化的雄浑风骨。

 

庞统,字士元,号凤雏,与诸葛亮齐名,素有“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之说。他辅佐刘备,忠心耿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蜀汉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安十九年,庞统随刘备入蜀,进攻雒城,在落凤坡中箭身亡,年仅三十六岁。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忠义”二字的深刻内涵,用自己的热血,铸就了蜀汉文化的精神丰碑。庞统的一生,短暂而辉煌,他才华横溢,却不骄不躁;忠心耿耿,却不求功名;临危不惧,却从容赴死。这种忠义赤诚、豁达洒脱的精神,深深影响了袁竹——袁竹的艺术之路,也始终坚守本心,忠诚于自己的艺术追求,不迎合市场,不盲从潮流,在困境中坚守,在挫折中前行,用笔墨传递大道,用艺术彰显担当,这份坚守与担当,正是对庞统忠义精神的当代传承。

 

除了庞统,诸葛亮、姜维等三国英雄,也用自己的生命与热血,铸就了蜀汉文化的精神内核。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受遗诏辅佐刘禅,六出祁山,北伐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誓言,用一生诠释了“忠义”与“担当”的深刻内涵。他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却始终谦虚谨慎,廉洁奉公;他一生坎坷,历经磨难,却始终坚守初心,不离不弃。诸葛亮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道家逍遥精神的生动体现;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儒家担当精神的极致表达。这种“出世”与“入世”的辩证智慧,深深影响了袁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取向。

 

姜维,字伯约,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深受诸葛亮器重。诸葛亮去世后,姜维继承其遗志,九伐中原,忠心不二,宁死不屈,最终为蜀汉政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磨难,却始终坚守忠义,坚守初心,始终以“兴复汉室”为己任,这种坚韧不拔、忠诚不二的精神,是蜀汉文化风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深滋养了袁竹的精神品格。袁竹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也并非一帆风顺,他没有科班背景,没有名师指点,却始终坚韧不拔,执着追求,独创皴法,构建逍遥美学体系,这份坚韧与执着,正是对姜维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这些三国英雄,用自己的生命与热血,铸就了蜀汉文化的精神内核——“忠义”的赤诚、“豪情”的气度、“豁达”的胸襟、“担当”的情怀。这种文化精神,不是表面的口号,而是深深融入蜀地人民血脉的精神基因,是德阳这片土地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袁竹的影响,不是表面的题材选择或符号借用,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精神气质的内化,是“入世担当”与“出世逍遥”的辩证智慧的浸润,是对“忠义”“坚守”“豁达”“担当”等精神品质的自觉传承。

 

在袁竹的艺术世界中,我们既能看到道家“逍遥游”的超然境界,又能感受到儒家“厚德载物”“兼济天下”的担当情怀;既能看到三星堆文化的神秘空灵,又能感受到蜀汉文化的雄浑刚健。袁竹的创作,从来不是为小我抒情,不是为技法炫技,而是以艺术的方式,关注人类的命运,传递大道的智慧,展现时代的担当。逍遥画派的艺术主张——“让全世界的人们在逍遥画境里看到宇宙的本质,体察到遵道贵德的真谛,从而生成统一的价值观、世界观,让人类思想在趋同融合的道路上,走向美好和谐的未来世界”,这种以艺术关怀苍生、以笔墨传递大道的抱负,正是三国蜀汉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当代艺术领域的回响,正是袁竹对蜀汉风骨的当代诠释。

 

袁竹的画作中,常常能看到雄浑壮阔的山川、奔腾不息的江河,这些意象,不仅是蜀地山水的真实写照,更是蜀汉风骨的艺术转化。他笔下的山,顶天立地,雄浑厚重,如白马关的雄奇,如剑门的巍峨,藏着蜀汉英雄的豪情与担当;他笔下的水,奔腾不息,气势磅礴,如嘉陵江的汹涌,如长江的壮阔,藏着蜀汉英雄的坚韧与不屈。在《家国天下》这幅作品中,袁竹以雄浑的笔墨、宏大的构图,描绘出山河的壮丽与家国的安宁,画面中的山川,巍峨挺拔,气势磅礴,仿佛是蜀汉英雄的脊梁;画面中的江河,奔腾不息,一往无前,仿佛是蜀汉英雄的豪情。这幅作品,传递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彰显出“家国天下”的博大情怀,正是袁竹对蜀汉忠义精神的深刻体悟与艺术表达。

 

更为深层的是,三国蜀汉文化所蕴含的“豁达”精神,与道家的“逍遥”境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振,也深深影响了袁竹的艺术取向。诸葛亮六出祁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儒家的担当,是“入世”的执着;但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箴言,他“功成身退”的向往,又何尝不是一种道家式的精神超越?庞统才华横溢,却不慕功名,从容赴死,这是忠义的赤诚,是“入世”的坚守;但他“凤雏”的雅号,他洒脱的性情,又何尝不是一种逍遥的境界?这种在担当与超越之间的辩证智慧,这种“入世”与“出世”的完美融合,正是蜀汉文化最深刻的精神内涵,也正是袁竹逍遥美学的核心特质。

 

袁竹的逍遥,不是消极避世的遁隐,而是“于喧嚣中守得本心的从容”;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而是“于担当中心无挂碍的通透”。他的艺术创作,既有着蜀汉文化的刚健有为、担当坚守,又有着道家文化的逍遥洒脱、超然物外;既有着对现实的关注与担当,又有着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与向往。在他的山水画中,我们既能看到山川的壮阔与雄浑,感受到蜀汉文化的豪情与担当;又能看到超然物外的空灵与恬淡,感受到道家逍遥的超然境界。这种“刚柔并济、虚实相生”的艺术表达,正是袁竹对蜀汉风骨与逍遥精神的完美融合,正是他逍遥美学的独特魅力。

 

德阳这片土地,因为三国蜀汉文化的滋养,而变得更加厚重;袁竹的逍遥哲艺,因为蜀汉风骨的浸润,而变得更加深邃。白马关的雄奇,庞统祠的肃穆,诸葛亮的忠诚,姜维的坚韧,这些都已化作一种精神力量,融入袁竹的笔墨之中,成为他艺术创作的精神支撑,成为他逍遥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袁竹以艺术为媒,传承蜀汉风骨,弘扬忠义精神,让三国时期的英雄气概,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让蜀汉文化的精神内核,在逍遥画派的笔墨之间,得以传承与升华。

 

金戈铁马虽已远去,英雄风骨永留人间。蜀汉文化所蕴含的忠义、豪情、豁达、担当,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袁竹逍遥哲艺的重要精神源头。它让袁竹的逍遥美学,既有道家的超然高蹈,又有儒家的人文厚重;既有三星堆的神秘空灵,又有蜀汉的雄浑刚健;既有艺术的自由洒脱,又有时代的责任担当。这种多元融合的精神特质,让袁竹的逍遥哲艺,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界限,成为当代艺术领域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传承的典范。

 

第五章 文庙礼乐:德阳文庙的人文浸润与精神淬炼

 

天地存正气,文苑育灵心。德阳文庙,这座矗立在川西平原腹地的千年殿堂,以朱红为骨、以礼乐为魂、以文脉为脉,在岁月的流转中,静默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蜀地儿女。它始建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历经元、明、清三代的修缮与扩建,如同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柏,深深扎根于德阳的城市心脏,成为川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文庙之一,更成为儒家文化在蜀地传播与传承的重要阵地,为袁竹逍遥美学的生成,注入了温润而厚重的人文底色,完成了其精神世界最初的淬炼与升华。

 

文庙之美,在形,更在神。它坐北朝南,沿中轴线对称布局,依次排列着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崇圣祠等建筑,一砖一瓦皆含古韵,一梁一柱尽藏文脉。棂星门朱红大门巍峨矗立,飞檐翘角如鸾凤展翅,檐下斗拱交错,雕刻精美,每一处纹路都镌刻着对文脉的敬畏,每一片瓦当都承载着对先贤的敬仰。踏过棂星门,便是碧波荡漾的泮池,池水清澈见底,倒映着岸边的古柏与殿宇的剪影,微风拂过,涟漪轻漾,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文韵流转。泮池之上,石桥横跨,名曰“状元桥”,桥面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承载着无数读书人对知识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这池清水,象征着“学海无涯”“文运昌隆”,更象征着儒家文化如清泉般,滋养着每一颗渴望成长的心灵。

 

穿过戟门,便抵达文庙的核心——大成殿。这座殿宇气势恢宏,殿顶琉璃瓦流光溢彩,在阳光下折射出温润的光泽,檐下悬挂着“万世师表”“斯文在兹”“德配天地”等匾额,笔力遒劲,气势磅礴,每一个字都彰显着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每一笔都凝聚着华夏民族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殿内,孔子、孟子、颜回等儒家先贤的牌位庄严肃穆,香烟袅袅,仿佛能听见先贤们穿越千年的谆谆教诲。殿外,古柏参天,枝繁叶茂,苍劲挺拔,历经数百年风雨而不倒,如同一群忠诚的守护者,静默地陪伴着这座文脉殿堂,见证着德阳的变迁,也见证着文脉的传承。

 

德阳文庙从来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群落,它是一座儒家文化的殿堂,是礼乐文明的传承之地,是人文精神的栖息地。在这里,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鼓乐齐鸣,礼炮声声,身着传统服饰的学子们肃立行礼,一举一动都恪守礼仪,一言一行都彰显恭敬。悠扬的礼乐声穿越殿宇,回荡在城市的上空,将儒家“礼义仁智信”的理念,融入每一个参与者的心中;庄重的祭祀仪式,不仅是对孔子的敬仰与缅怀,更是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让千年礼乐文明在当代焕发新生。

 

袁竹的童年与少年,与这座文庙有着不解之缘。那时的他,常趁着闲暇,独自前往文庙,在棂星门下驻足沉思,仰望那朱红的大门与飞檐翘角,感受着那份穿越千年的庄严与神圣;在泮池边漫步,看池水荡漾,观鱼群嬉戏,在清澈的波光中,体悟“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哲思;在大成殿前仰望,凝视着那些匾额与先贤牌位,心中油然而生敬畏之心;在古柏间穿行,听风吹树叶沙沙作响,仿佛能听见先贤们的低语,感受着人文精神的浸润。那些宁静的时光,那些无声的滋养,如同春雨般,润物细无声地融入袁竹的生命之中,成为他精神世界最坚实的底色。

 

文庙的礼乐文明,对袁竹的艺术创作与美学追求,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表面的题材选择或符号借用,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浸润与气质淬炼,贯穿于他艺术生涯的始终,成为其逍遥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浸润,首先体现在对“人文情怀”的滋养上。儒家强调“仁者爱人”,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担当,这种人文情怀,如同一股暖流,深深融入袁竹的血脉之中,塑造了他的艺术品格。袁竹的艺术创作,从来不是单纯的山水描摹,不是为了技法的炫技,更不是为了小我抒情,而是以艺术为载体,传递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他的画笔,始终饱含温度,他的作品,始终充满温情——在《仁山智水》中,山川巍峨而不失温润,流水奔腾而不失灵动,画面中每一座山、每一滴水,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与情感,承载着儒家“仁”的精神,传递着“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厚德载物》中,笔墨雄浑而厚重,意境悠远而深邃,将儒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融入山水之中,展现出一种包容万物、胸怀天下的气度。

 

袁竹曾说:“真正的艺术,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必须扎根于人文的土壤,承载着精神的重量,传递着大道的智慧。”这种感悟,正是文庙礼乐文明长期浸润的结果。在文庙的岁月里,他从儒家先贤的思想中,读懂了“仁”的内涵,明白了“担当”的意义,领悟了“人文”的价值,这些感悟,深刻地融入到他的艺术创作中,让他的逍遥美学,不再是单纯的道家超然,更多了一份儒家的人文厚重与入世担当——他的逍遥,不是消极避世的遁隐,而是“于喧嚣中守得本心的从容”;他的艺术,不是脱离现实的空谈,而是“于笔墨中传递人文的温度”。

 

其次,文庙的礼乐文明,对袁竹的笔墨语言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儒家强调“礼”,强调“秩序”,强调“中庸之道”,这种理念,体现在艺术创作中,便是对“法度”与“自由”的辩证追求,对“刚柔并济”“虚实相生”的审美把握。袁竹的笔墨,既有传统文人画的含蓄内敛、温润典雅,又有自己的独特创新、灵动洒脱;既有“法度”的约束,又有“自由”的舒展;既有雄浑厚重的阳刚之美,又有细腻灵动的阴柔之韵,这种笔墨特质,正是对文庙礼乐文明的艺术回应——“礼”为法度,规范着笔墨的章法与节奏;“乐”为自由,赋予笔墨的灵动与气韵,法度与自由的辩证统一,正是袁竹笔墨语言的核心特质。

 

漫步文庙,品读那些匾额与碑刻,观赏那些建筑与古柏,我们能感受到一种“中庸和谐”的审美意境——建筑的对称与均衡,礼乐的悠扬与庄重,古柏的苍劲与温润,无不体现着儒家“中庸之道”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意境,深深影响了袁竹的画面构图与意境营造。他的画作,构图严谨而不失灵动,对称而不失变化,虚实相生,疏密得当,如文庙的建筑般,既有秩序之美,又有自由之韵;他的笔墨,浓淡相宜,刚柔并济,如礼乐的旋律般,既有雄浑之音,又有温婉之韵,将“中庸和谐”的审美理念,融入每一幅作品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更为深刻的是,文庙的人文浸润,完成了袁竹精神世界的淬炼,让他在早年便树立了“以画载道”的艺术追求。在文庙的耳濡目染中,他明白了“文以载道,艺以传心”的道理,明白了真正的艺术家,不仅要有精湛的笔墨技艺,更要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仅要有逍遥的精神境界,更要有坚定的责任担当。这种精神的淬炼,让他在日后的艺术探索中,始终坚守本心,不随波逐流,不迎合市场,始终以笔墨为媒,传递大道的智慧,弘扬人文的精神,让自己的艺术创作,始终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始终承载着人文的重量与精神的力量。

 

岁月流转,文庙依旧。如今的德阳文庙,依旧庄严肃穆,依旧文韵流淌,它不仅是德阳文脉的重要载体,更是袁竹逍遥美学的精神摇篮。那些童年时期在文庙的时光,那些人文精神的浸润,那些礼乐文明的滋养,如同一颗颗种子,在袁竹的心中生根发芽,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支撑起他博大精深的逍遥美学体系。袁竹的逍遥,是有根的逍遥,这根,便是文庙赋予他的人文底蕴;袁竹的艺术,是有魂的艺术,这魂,便是文庙传递给他的人文精神。

 

正如文庙大成殿内“斯文在兹”的匾额所昭示的那样,斯文不灭,文脉永续。德阳文庙所承载的儒家文化与人文精神,不仅滋养了袁竹,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蜀地艺术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复兴的重要力量。而袁竹,则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将这种人文精神融入逍遥美学之中,实现了儒家人文与道家逍遥的完美融合,为当代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第六章 调元文脉:李调元的风雅传承与美学启示

 

罗江文脉,源远流长;调元风骨,世代相传。在德阳的文脉长河中,李调元是一位不可或缺的标志性人物,是一座不可逾越的精神丰碑。他生于德阳罗江,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藏书家,被誉为“清代蜀中三才子”之一,与彭端淑、张问陶齐名,以其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华、刚正的品格、豁达的情怀,在中华文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一生博览群书,著作等身,不仅在文学、戏曲、藏书等领域取得了不朽的成就,更以其“豁达洒脱、淡泊名利、坚守本心、兼容并蓄”的精神品格,成为德阳文脉的重要传承者,为袁竹的逍遥美学,注入了风雅洒脱的精神气质与深刻的美学启示,成为袁竹艺术探索之路的重要精神指引。

 

李调元(1734年—1803年),字羹堂,号雨村,别号童山蠢翁,德阳罗江人。他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天赋异禀,四岁启蒙,七岁能诗,十岁能文,十五岁便中秀才,二十岁中举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二十九岁的李调元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翰林院编修、广东学政、直隶通永道等职。在仕途上,李调元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不媚权贵,不徇私情,始终坚守本心,坚守正义,敢于弹劾贪官污吏,敢于为民请命,最终因弹劾权贵,遭人诬陷,被革职流放。

 

流放之路,艰辛坎坷,却未曾磨灭李调元的精神意志。被革职流放后,他没有沉沦,没有抱怨,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以一种豁达洒脱的心态,坦然面对人生的挫折与磨难,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之中。他遍历名山大川,搜集整理地方文献,潜心研究文学、戏曲、史学、音韵学等多个领域,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调元的著作颇丰,涵盖文学、戏曲、史学、音韵学等多个领域,共计一百余种,三千余卷,主要有《童山诗集》《童山文集》《雨村曲话》《雨村剧话》《蜀雅》《粤风》《函海》等。

 

其中,《雨村曲话》《雨村剧话》是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著作,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戏曲的发展脉络,点评了历代戏曲作品的优劣,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戏曲美学观点,为中国戏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蜀雅》是一部收录四川历代诗歌的总集,收录了从汉代到清代四川文人的诗作,共二十卷,为研究蜀地文学文脉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粤风》是一部收录广东少数民族民歌的集子,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民歌研究的先河,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空白;而《函海》则是一部大型丛书,收录了历代典籍、地方文献、杂记、杂说等,共计一百六十余种,三千余卷,堪称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承载着厚重的文化重量,彰显了李调元的渊博学识与文化担当。

 

李调元不仅是一位学术巨匠,更是一位具有逍遥精神的文人雅士。他一生仕途坎坷,历经磨难,却始终保持着豁达洒脱、淡泊名利的心态,始终坚守本心,不随波逐流,不迎合世俗。李调元的一生不执着于功名利禄,不纠结于人生得失,顺应本心,随性而为,在山水之间寄情,在学术之中修身,在笔墨之间逍遥,这种豁达洒脱、淡泊名利的精神,正是道家逍遥精神的生动体现,也与袁竹所追求的逍遥美学,有着跨越时空的深刻精神共鸣。

 

袁竹与李调元,虽相隔两百多年,却有着不解的文脉之缘——他们同生于德阳罗江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同受蜀地灵秀与千年文脉的滋养,同有着豁达洒脱的精神气质,同有着坚守本心、追求自由的精神追求。袁竹自幼便听闻李调元的故事,研读李调元的著作,追寻李调元的足迹,李调元的风雅气质与美学思想,如同一束光,照亮了袁竹的艺术探索之路,对他的艺术创作与美学追求,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对“淡泊名利、坚守本心”精神的传承上。李调元一生,为官清廉,不媚权贵,即使遭人诬陷、被革职流放,也始终坚守本心,不向命运低头,不迎合世俗潮流,始终潜心于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与超越。这种精神,深深感染了袁竹,成为他艺术之路的精神指引。袁竹的艺术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他没有进入高等艺术院校接受系统的科班训练,没有走传统画家“拜师学艺—科班深造—成名成家”的常规路径,而是选择了一条“自我修行、坚守本心”的道路。

 

在艺术探索的过程中,袁竹始终坚守自己的艺术追求,不追求名利,不迎合市场,不随波逐流,始终以笔墨为媒,传递逍遥之道,表达对自然、对生命、对宇宙的深刻感悟。他拒绝刻意雕琢的“匠气”,拒绝千篇一律的“俗套”,始终坚守本心,顺应自然,在艺术创作中追求“自然天成”的境界,这种坚守,正是对李调元“坚守本心、淡泊名利”精神的最好传承。袁竹曾说:“艺术的真谛,不在于名利的追逐,而在于本心的坚守;不在于技法的炫技,而在于精神的传递。李调元先生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文人,真正的艺术家,都应该坚守本心,淡泊名利,在自己的领域里,追求精神的自由与超越。”

 

其次,李调元的“兼容并蓄、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为袁竹的艺术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李调元在学术研究中,不局限于单一的领域,不固守传统的观点,而是广泛涉猎,兼容并蓄,勇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的桎梏,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研究文学,不局限于儒家经典,而是广泛吸纳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他研究戏曲,不固守传统的戏曲程式,而是关注民间戏曲的鲜活生命力,吸收民间艺术的精华;他整理文献,不局限于中原文献,而是重视地方文献与少数民族文献,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

 

这种“兼容并蓄、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与袁竹的艺术追求高度契合。袁竹在艺术创作中,始终坚持“仿中学西,借古开今,洋为中用,道法自然”的创作理念,既扎根传统,潜心研习传统文人画的笔墨精髓,吸收道家、儒家、佛家的思想精华,又放眼世界,吸纳西方艺术的优秀成果,敢于突破传统山水画的程式桎梏,独创“豹纹斑”“牛毛纹”两大山水皴法,构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逍遥美学体系。袁竹的这种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对传统的传承与超越,是对李调元“兼容并蓄、勇于创新”学术精神的艺术诠释,是“返本开新”的生动实践。

 

此外,李调元的山水情怀与诗意表达,也对袁竹的艺术意境营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调元一生寄情于山水,热爱自然,他遍历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歌,这些诗歌语言清新自然,意境空灵悠远,充满了诗意与哲思,展现了他豁达洒脱的情怀与对自然的热爱。他在《游山》诗中写道:“游山如读书,一里当一叶。山行数百里,日与异书接。坐令书卷气,充腹复浮头。吐出游山诗,清若风生脅。人言我看山,胡不携卷帖?云烟供染翰,初不借鼓篋。不知读书人,内外同涉躐。山乃外之书,奇文各领愜。书乃内之山,插架仰重叠。内外皆有书,何用书自挟。善读即善游,理不隔眉睫。……”这首诗以朴素自然的笔墨,将游山与读书相融,既描绘了山水之美,又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思,尽显其豁达洒脱的情怀与对自然的赤诚热爱。这首诗是他十五岁时所作,彼时便已彰显出对读书与游历的深刻认知,将山水与学识紧密相连。

 

诗歌开篇以“游山如读书,一里当一叶”为喻,将游山的过程比作品读书籍,每行一里山路,便如翻阅一页书卷,新颖巧妙地点出游山的意趣。他坦言,数百里山行中,每日都能接触到如“异书”般新奇的山水景致,沉浸其中,书卷之气便充盈身心,化作笔下清逸如清风的诗句。面对“看山为何不携书卷”的疑问,诗人给出了洒脱的回应:山间的云烟雾霭,便是天然的笔墨素材,无需携带书箱卷轴。他点明核心哲思——真正的读书人,内心与外物是相通的,山水是外在的“书”,每一处景致都是独特的“奇文”,令人心生愉悦;书籍是内心的“山”,堆叠如峰,引人仰望。

 

诗中没有华丽辞藻,却藏着通透的人生智慧:内外皆有“书”,不必刻意携带书卷,善于品读山水,便是善于游历,其中的道理浅显易懂,近在眼前。整首诗将东山的青翠、江水的灵动等景致暗含于哲思之中,意境空灵悠远,既展现了自然山水的生机与雅致,也流露了诗人超然物外、与自然相融的心境,彰显了其清新自然的诗风与豁达洒脱的胸襟,与袁竹山水画的意境高度契合。

 

袁竹的山水画,注重意境的营造,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审美境界,画面空灵而不空洞,悠远而不晦涩,充满了诗意的灵气与哲思的深邃。他的画作,常常以山水为载体,传递出一种自在洒脱、超然物外的逍遥意境,如《闲云野鹤》《溪山归隐》等作品,画面中山川巍峨,流水潺潺,闲云缭绕,鹤舞林间,笔墨温润,意境悠远,仿佛将观者带入一个空灵洒脱的逍遥之境,这与李调元山水诗歌的意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袁竹曾说:“李调元先生的山水诗歌,是画中的诗,是诗中的画,他用文字描绘山水的灵秀,我用笔墨传递山水的神韵,我们都是在山水之中,追寻精神的自由与逍遥。”

 

李调元的藏书楼“万卷楼”,是当时四川最大的藏书楼之一,藏书达十万卷之多,被誉为“蜀地藏书第一楼”。“万卷楼”坐落于罗江李调元故居,青砖黛瓦,古色古香,楼内藏书浩如烟海,涵盖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等多个领域,是李调元潜心学术、博览群书的地方,更是德阳文脉的重要象征。袁竹曾多次前往罗江李调元故居,在“万卷楼”前驻足,凝视着这座承载着厚重文脉的藏书楼,感受着李调元博览群书、潜心学术的精神,体悟着他“豁达洒脱、淡泊名利”的情怀。

 

在“万卷楼”前,袁竹仿佛能穿越时空,与李调元进行一场精神的对话——他能感受到李调元在灯下研读典籍的执着,能感受到李调元在山水间寄情的洒脱,能感受到李调元在学术上创新的勇气,能感受到李调元在困境中坚守的坚韧。这种精神的对话,让袁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艺术追求,让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文脉传承”的意义,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艺术使命——传承蜀地文脉,弘扬逍遥精神,用笔墨构建属于当代的东方哲艺体系。

 

李调元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坚守本心的一生,是传承文脉、勇于创新的一生,是豁达洒脱、淡泊名利的一生。他的精神,如同一股清泉,滋养着德阳的文脉;他的思想,如同一盏明灯,照亮着后世艺术家的探索之路。袁竹,作为李调元文脉的当代传承者,将李调元的风雅气质与美学思想,融入自己的逍遥美学体系之中,实现了文脉的延续与精神的超越,让李调元的精神,在当代艺术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罗江的山水依旧灵秀,调元的文脉依旧流淌。李调元的风雅传承,不仅为袁竹的逍遥美学注入了深刻的精神内涵与美学启示,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提供了生动的个案支撑。袁竹的艺术实践,证明了文脉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与模仿,而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是“返本开新”的辩证统一,是传统精神与当代语境的完美融合。

 

第七章 烟火灵韵:多元民俗的鲜活滋养与生命力量

 

大道藏于市井,灵韵源于烟火。德阳的地域文化,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而是扎根于民间、浸润于烟火的鲜活存在。它既有三星堆的神秘幽远、蜀汉文化的雄浑厚重、文庙的人文典雅、李调元的风雅洒脱,更有民间民俗的鲜活灵动与烟火温润。绵竹年画的喜庆灵动、万佛寺的空灵禅意、严仙观的自然之道,还有德阳民间的剪纸、刺绣、竹编等民俗艺术,共同构筑了这片土地多元而立体的文化生态,为袁竹的逍遥美学,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量与温润的烟火气息,让他的逍遥,不再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民间、源于生活的精神超越。

 

民俗是一个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岁月沉淀的文化记忆。德阳的民俗文化,历经千年传承,生生不息,既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又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们如同散落的珍珠,点缀在德阳的山水之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蜀地儿女,也滋养着袁竹的艺术世界。袁竹自幼生长在德阳的乡村,长期浸润在民间民俗的氛围之中,那些鲜活的民俗艺术、浓郁的烟火气息,如同春雨般,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他的生命之中,成为他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为他的逍遥美学,注入了独特的生命魅力。

 

绵竹年画,是德阳民间文化的璀璨瑰宝,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苏州桃花坞并称为“中国四大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德阳民俗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绵竹年画肇始于北宋年间,历经千年传承,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吸收民间艺术的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以木版刻印、手工彩绘为特色,以其绘画性强、线条古拙流畅、构图丰富夸张、色彩鲜艳明快而著称,承载着德阳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传递着浓郁的烟火气息与鲜活的生命力量。

 

绵竹年画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也有民间习俗、吉祥寓意,还有田园风光、市井生活,每一幅年画,都充满了生活气息,每一笔色彩,都传递着美好祝福。年画艺人不讲究“六法”教条,不囿于“南北宗”的派别之争,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艺术训练,却有着最纯粹的艺术热爱,有着最鲜活的艺术直觉,他们追求的是直抒胸臆的表达,是对生活的真实描摹,是对美好的真诚向往。他们的画笔,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线条古拙而不失灵动,色彩鲜艳而不失温润,构图夸张而不失和谐,这种自由奔放、质朴鲜活的艺术精神,与袁竹“不拘一格”“道法自然”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深深影响了袁竹的艺术创作。

 

袁竹自幼便喜爱绵竹年画,常常跑到年画作坊,观看艺人制作年画,看他们如何刻板、如何涂色、如何勾勒线条,看他们用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一幅幅鲜活生动的作品。那些鲜艳的色彩、灵动的线条、夸张的构图,深深吸引着袁竹,在他心中埋下了艺术的种子。绵竹年画对袁竹的滋养,首先体现在对艺术“生命力”的理解上——民间艺术最可贵之处,在于它不受学院程式束缚的自由与鲜活,在于它扎根于生活、源于生活的真诚与质朴,在于它传递出的浓郁的生命气息。这种对“生命力”的理解,深深融入袁竹的艺术创作之中,让他的作品,始终充满着鲜活的生命活力,始终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的向往。

 

在袁竹的画作中,我们能看到绵竹年画的影子——那些鲜艳明快的色彩,那些灵动流畅的线条,那些夸张生动的构图,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意象,都能找到绵竹年画的印记。但袁竹并没有简单地复制绵竹年画的风格,而是将绵竹年画的鲜活精神与自己的逍遥美学相结合,将民间艺术的质朴与文人画的典雅相结合,将烟火气息与哲思意境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他的《喜乐图》,以鲜艳的色彩、灵动的线条,描绘出民间喜庆的场景,画面充满了烟火气息与生命活力,既有着绵竹年画的喜庆灵动,又有着逍遥美学的超然意境,将民间的美好与精神的逍遥完美融合。

 

除了绵竹年画,万佛寺的空灵禅意,也为袁竹的逍遥美学注入了一缕澄明通透的精神之光。万佛寺,坐落于德阳市罗江区,是川西名刹,始建于唐代,历经千年沧桑,晨钟暮鼓,梵音不绝,是佛教文化在德阳传播与传承的重要阵地。万佛寺依山而建,古木参天,溪水潺潺,环境清幽,云雾缭绕,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既有山林的静谧,又有禅院的庄严,既有自然的灵秀,又有佛学的空灵,是一个远离喧嚣、滋养心灵的栖息地。

 

袁竹常常前往万佛寺,在古木间漫步,在溪水边沉思,在禅院中专心聆听晨钟暮鼓,在佛像前静心感悟禅意。他喜欢万佛寺的宁静,喜欢万佛寺的空灵,喜欢那种远离喧嚣、回归本心的感觉。佛学思想中的“空性”“禅意”“明心见性”,深深影响了袁竹的艺术创作与美学追求,为他的逍遥美学,注入了澄明通透的精神内涵。

 

佛学强调“空性”,认为万物皆空,无固定形态,无永恒不变之物,唯有放下执念,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解脱。这种“空性”智慧,融入袁竹的艺术创作之中,让他善于运用留白,以虚写实、以无生有,在“无物之物,无象之象”中创造出深远的意境。他的作品《空灵》,没有过多的笔墨,只有淡淡的墨痕与大面积的留白,仿佛天地初开,混沌初显,只有一片澄明与宁静,没有世俗的喧嚣,没有执念的束缚,只有心灵的自由与超脱,这正是佛学“空性”智慧的艺术表达。

 

佛学强调“禅意”,主张“宁静致远”“明心见性”,强调在宁静中感悟生命的本质,在沉思中体悟宇宙的奥秘。这种“禅意”,融入袁竹的艺术创作之中,让他的作品,始终充满着一种澄明通透的禅意,画面空灵而不空洞,悠远而不晦涩,让观者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能够静下心来,感悟生命的美好,体悟宇宙的大道。他的《梵音乐水》,画面中溪水潺潺,云雾缭绕,古木参天,梵音袅袅,笔墨温润,意境悠远,将佛学的禅意与自然的灵秀完美融合,让观者仿佛置身于禅院之中,聆听梵音,感悟禅意,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自由。

 

袁竹曾说:“禅意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喧嚣中守得本心的澄明;空灵不是空洞无物,而是在简约中蕴含无限的哲思。万佛寺的禅意,让我明白了艺术的真谛,让我学会了在创作中放下执念,顺应自然,让笔墨自然流淌,让心灵自由驰骋。”这种感悟,正是万佛寺禅意浸润的结果,也让他的逍遥美学,多了一份澄明通透的禅韵,多了一份心灵的宁静与超脱。

 

严仙观的自然之道,则为袁竹的逍遥美学,注入了自然本真的生命力量。严仙观,是德阳市绵竹市著名的道教圣地,相传为汉代严君平修道之处,有“道教圣地”之称,历经千年传承,始终坚守道教“道法自然”的核心理念,是道教文化在德阳传播与传承的重要阵地。严仙观依山傍水,古木参天,溪水潺潺,古观清幽,与自然融为一体,仿佛是自然的一部分,彰显着“天人合一”的道教理念。

 

道教文化对自然的亲近、对生命的尊重、对“道”的体悟,与庄子哲学一脉相承,却又更为世俗化、生活化。道教强调“道法自然”,主张顺应自然规律,不刻意雕琢,不违背自然,追求“自然天成”的境界,这种理念,与袁竹的创作理念高度契合,成为袁竹艺术创作的核心准则。袁竹将“道法自然”作为自己的创作信条,坚持“师法自然,顺应天道,拒绝刻意雕琢的‘匠气’”,他的山水画,不是对自然景物的忠实再现,而是通过对自然的深度观察与哲学感悟,将自然的本质内化为自己的艺术语言,展现出自然的本真之美。

 

袁竹常常前往严仙观,在观中静坐沉思,在山间漫步体悟,观察自然的四季变化,感受自然的生命律动,体悟道教“道法自然”的真谛。他看晨雾从山间升起,听溪水在石间流淌,观春花之烂漫,赏秋叶之静美,感冬雪之纯净,将自然的灵秀与道教的哲思,深深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他的画作,不追求高古冷峻的孤傲,而呈现出一种温润亲和的生命温度;不追求繁复华丽的笔墨,而呈现出一种自然本真的艺术韵味,这正是对严仙观自然之道的艺术回应,是对道教“道法自然”理念的生动诠释。

 

烟火气,是最动人的气息;民俗情,是最深厚的情怀。德阳的多元民俗,以其鲜活的生命力、温润的烟火气、深厚的文化内涵,滋养着袁竹的艺术世界,为他的逍遥美学注入了独特的生命力量与精神内涵。正是这些来自民间、源于生活的滋养,让袁竹的逍遥美学,不再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民间、源于生活的精神超越;让他的艺术作品,不再是冰冷的笔墨堆砌,而是充满了生命温度与人文情怀的精神载体。

 

袁竹的逍遥,是有烟火气的逍遥;袁竹的艺术,是有生命力的艺术。他从德阳的多元民俗中,汲取了鲜活的养分,体悟了生命的真谛,传承了民间的智慧,将烟火气与哲思意境完美融合,将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完美融合,让自己的逍遥美学,既有道家的超然高蹈,又有民间的质朴鲜活;既有哲学的深邃厚重,又有生活的温润亲切,成为当代艺术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第八章 启蒙之光:文韵润心,艺种萌芽(童年至少年)

 

蜀地之南,德阳之壤,罗江蜿蜒如带,青山层叠如屏,藏着天地馈赠的灵秀,也沉淀着千年文脉的厚重。1966年10月,袁竹生于四川省绵阳地区德阳县大井公社灯塔大队第一生产队——如今的德阳市罗江区金山镇大井村袁家湾。这片被青黛群山环抱、清泉溪水滋养的土地,距德阳文庙不过数十里之遥,离清代文坛巨匠李调元的故里亦近在咫尺,仿佛从生命诞生的那一刻起,便有一缕文脉之气萦绕其身,注定了他与蜀地灵秀、德阳文脉的不解之缘,也埋下了逍遥哲艺的最初火种。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至道而不彰。袁竹的艺术天赋,并非天降奇迹,而是源于家庭烟火气中潜移默化的滋养,源于父母言传身教里无声的浸润。父亲袁兴志,乡邻皆称“袁厨子”,以一手精湛厨艺谋生,烟火人间的琐碎与辛劳,未曾磨灭他骨子里的文人气质。他虽未受过系统的笔墨训练,却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挥毫泼墨间,笔锋流转,墨色浓淡相宜,隐约可见李调元书法“圆融遒劲,外柔内刚”的神韵——不刻意雕琢,不刻意张扬,如春风化雨,如流水穿石,藏着蜀地文人的内敛与风骨。每至岁时节令、邻里婚丧嫁娶,父亲总会被请去书写对联、礼单,案几铺展,墨香弥漫,一笔一划间,皆是对生活的敬畏,对文化的尊崇。年幼的袁竹,便常常守在父亲身旁,看墨汁在宣纸上晕染开来,看汉字在笔端流转成形,那份墨香与书香交织的气息,如同一缕清泉,悄悄浸润他的心田,在他懵懂的心灵里,种下了对笔墨艺术的最初向往。

 

母亲刘光琼,面善目慈,心灵手巧,是典型的蜀地女子,将细腻与灵动藏进了一针一线之中。织衣做鞋、绣花剪纸,样样精通,她的针线篮里,藏着四季的风景,藏着生活的温情,也藏着蜀地民俗文化的精髓。春日里,她绣的芙蓉花,花瓣层层叠叠,色泽温润,似带朝露;秋日里,她剪的菊花,线条流畅,姿态舒展,暗合寒霜。那细密的针脚,是岁月的纹路;那灵动的图案,是自然的回响。母亲做活时,神情专注而从容,指尖翻飞间,将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期许,都缝进了衣物的针脚里,剪进了剪纸的纹路中。父亲的挥毫泼墨,是刚劲的风骨;母亲的飞针走线,是柔婉的灵气,一刚一柔,一墨一线,构成了袁竹童年时期最早的艺术课堂,也塑造了他日后“外柔内刚、刚柔并济”的艺术品格与人生气度。

 

生命的奇遇,往往藏在不经意的瞬间,看似偶然,实则是命运的伏笔。袁竹五岁那年,正是物资匮乏、生活清贫的年代,父亲为了补贴家用,常常坐“飞车”(为了节约票钱,搭乘运载货物的火车),穿梭在成都的大街小巷,贩卖自家种植的地瓜。一日,父亲在街角偶遇一位穷困潦倒的画家,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手中却紧攥着一幅卷轴,眼神中满是无奈与恳求。画家见父亲面善,再三恳求,希望能用地瓜换取一顿温饱,而他唯一能拿出的,便是手中这幅画作。父亲心怀恻隐,看着画家窘迫的模样,便以几个地瓜,换回了这幅落款“南原”的画作。彼时的父子二人,皆不知这幅用地瓜换来的画作,竟藏着一段艺术的传奇,更不知它将成为袁竹艺术生命中最珍贵的启蒙礼物。

 

岁月流转,袁竹长大成人,博览群书、深耕艺道之后,方才知晓,那落款“南原”的画家,便是一代国画大师陈子庄,而这幅画作,正是陈子庄的四尺整张精品《芙蓉锦鸡图》。陈子庄先生的画作,以笔墨简练见长,意境悠远深邃,追求“自然天成”的艺术境界,不刻意雕琢,不迎合世俗,如天地自然般本真,如清风明月般洒脱,这与李调元“文章妙处,俱在虚空”的艺术主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皆是主张回归本真,挣脱桎梏,在自然与空灵中,彰显艺术的本质与灵魂。童年的袁竹,虽不懂画作背后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与哲学意蕴,却被画面中芙蓉的娇艳欲滴、锦鸡的灵动鲜活所深深吸引:那芙蓉花瓣,墨色浓淡相依,似有暗香浮动;那锦鸡姿态,昂首挺立,眼神灵动,似有生命力跃然纸上。那份纯粹的热爱,不掺杂任何功利之心,不带有任何世俗偏见,如同一颗饱满的种子,在他的心田悄然萌芽,也为他日后走上逍遥哲艺之路,埋下了最坚实的伏笔。

 

童年的时光,如罗江的溪水,缓缓流淌,滋养着袁竹的心灵,也孕育着他对文学艺术的无限热爱。步入小学,袁竹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与日俱增,那份藏在心底的艺术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彼时的乡村小学,书籍匮乏,可供阅读的读物寥寥无几,而“小人书”(连环画),便成了他通往艺术与文学世界的钥匙。他常常往返于学校图书室、公社文化站,如饥似渴地借阅各种“小人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累计借阅了几百本之多。每当拿到一本新的“小人书”,他便如获至宝,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沉浸其中,废寝忘食,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与书中的人物、画面。

 

那些“小人书”的画面,线条简洁而生动,构图精巧而灵动,有古典名著的风云变幻,有民间传说的奇幻浪漫,有英雄人物的慷慨激昂,也有山水风光的清丽秀美。袁竹在这些画面中,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线条的魅力——一笔一划,可勾勒出人物的喜怒哀乐,可描绘出山水的雄奇秀丽;第一次感受到构图的神奇——疏密有致,虚实相生,可营造出千变万化的意境,可传递出丰富多样的情感。他常常对着“小人书”的画面发呆,一边看,一边用手指在地上模仿那些线条,模仿那些构图,不知不觉间,便练就了对线条、对构图的敏锐感知力,也培养了他对画面意境的初步理解。这种潜移默化的积累,看似微不足道,却为他日后的绘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艺术的大门。

 

小学五年级,是袁竹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本肖三著的《毛泽东求学的故事》,如同一束光,照亮了他的心灵,也影响了他的一生。那是他第一次自己作主,用积攒已久的零花钱,在公社供销社买下了这本书。翻开书页,毛泽东同志求学路上的坚韧不拔、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深深打动了年幼的袁竹。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一遍又一遍地感悟,从毛泽东同志的求学经历中,他懂得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道理,懂得了坚持与执着的力量,懂得了一个人唯有胸怀理想、脚踏实地,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这本书,不仅让他树立了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更让他养成了勤奋好学、持之以恒的良好习惯,这份影响,贯穿了他的一生,无论是日后的艺术探索,还是哲学研究,他都始终保持着这份勤奋与执着,在追求真理、追求艺术的道路上,永不停歇。

 

时光荏苒,少年初长成,袁竹步入了初中,就读于德阳县大井公社学校,开启了寄宿生活。彼时的乡村中学,条件简陋,食宿简朴,每个周末,他都要回家带上足够的口粮,便即刻返校,不愿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生活相对单调的年代,艺术,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而对绘画的痴迷,也愈发浓烈。学校里的美术老师谢秀泉,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笔墨精湛,画风淳朴,擅长描绘蜀地的山水风光与民俗风情。袁竹得知后,便如找到了明灯一般,常常利用星期天的时间,跑到美术老师的画室,静静地观看老师画画,一呆就是几小时,有时甚至一整天都不离开,默默“偷经学艺”。

 

他看着谢秀泉老师挥毫泼墨,看着墨汁在宣纸上晕染,看着山水、人物在笔端渐渐成形,眼神中满是崇拜与向往。他不敢打扰老师,只是静静地观察,默默地记在心里,从老师的笔法、墨法,到构图、意境,每一个细节,他都细细揣摩,反复思考。看完老师画画,他便避开他人,独自一人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拿出纸笔,模仿老师的笔法,“鬼画桃符”一般,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哪怕画得并不成熟,哪怕遭到他人的嘲笑,他也从未放弃。这段“偷经学艺”的经历,看似笨拙,却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少年对艺术的痴迷与执着,展现了他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正是这份痴迷与执着,让他在艺术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行,一点点成长,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追求艺术的信念。

 

少年时期的袁竹,如同一棵生长在蜀地山水间的竹子,坚韧而挺拔,纯粹而执着。他在家庭的滋养中,汲取了艺术的灵气;在书籍的浸润中,丰富了精神的世界;在对绘画的痴迷中,坚定了人生的方向。蜀地的灵秀山水,德阳的千年文脉,父母的言传身教,老师的潜移默化,还有那些不经意间的奇遇,都如同养分一般,滋养着他心中的艺术种子,让它在岁月的沉淀中,慢慢生根、发芽,等待着日后破土而出、绽放芳华。这段童年至少年的时光,是袁竹逍遥哲艺的启蒙阶段,是他艺术生命的起点,也是他思想灵魂的源头,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热爱与执着,那些浸润在文脉中的灵气与风骨,都将成为他日后艺术探索与哲学思考的不竭动力。

 

此时的袁竹,或许还不懂什么是逍遥,不懂什么是哲艺,不懂什么是道艺合一,但他心中那份对自然的热爱,对艺术的执着,对真理的向往,早已悄然契合了逍遥的本质——不被世俗束缚,不被功利裹挟,坚守本心,顺应自然,在热爱中前行,在执着中成长。正如蜀地的溪水,顺其自然,蜿蜒前行,终能汇入江河;正如山间的竹子,坚韧不拔,默默生长,终能挺拔云霄。少年袁竹的艺术之路,才刚刚起步,前方或许有风雨,或许有坎坷,但那份藏在心底的热爱与执着,那份浸润在文脉中的灵气与风骨,终将指引他,走向更远的远方,走向道艺共生、哲艺双辉的至高境界。

 

第九章 行万里路:文脉寻踪,艺境拓界(青年时期)

 

岁月如歌,少年褪去懵懂,步入青年,袁竹的眼神中,多了一份坚定与执着,多了一份沉稳与从容。他告别了童年的青涩,告别了少年的浮躁,踏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艺术探索之路——没有进入高等艺术院校接受系统的科班训练,没有走传统画家“拜师学艺—科班深造—成名成家”的常规路径,而是以一种更为自由、更为独特、更为通透的方式,追寻艺术的真谛,探寻文脉的根源,拓展艺术的边界。这份选择,看似叛逆,看似艰难,实则是他对艺术本质的深刻认知,是他对逍遥精神的初步践行——不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束缚,不盲从他人的脚步,坚守自己的内心,走自己的路,这便是逍遥的开端。

 

袁竹深知,艺术的高度,从来不是由技法的娴熟程度决定的,而是由文化的底蕴、思想的深度、精神的境界决定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功夫在画外”,这句古老的箴言,始终萦绕在他的耳畔,成为他艺术探索之路的指引。他明白,真正的艺术,从来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单纯的技法模仿,而是源于生活、源于文化、源于思想的沉淀与升华。因此,青年时期的袁竹,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阅读之中,广泛涉猎文学、哲学、史学、美学和艺术类等众多领域的书籍,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分,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为自己的艺术创作与哲学思考,打下坚实的文化根基。

 

在众多的书籍中,袁竹尤为注重对德阳文脉、李调元思想的深入研读,因为他深知,自己的根在德阳,自己的艺术灵魂,与这片土地的文脉紧密相连。李调元,这位清代文坛的巨匠,德阳文化的标杆,以其渊博的学识、坚韧的品格、洒脱的文风,深深影响着袁竹。袁竹读李调元的《函海》,这部涵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民俗风情的宏编巨著,如同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承载着厚重的文化重量,也承载着李调元的治学精神与艺术追求。他在《函海》的字里行间,感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着德阳文脉的源远流长,也感受着李调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坚韧与执着。

 

他研读李调元的诗文,品味其“爽、响、朗”的诗风——不晦涩、不矫揉、不做作,如清风拂面,如流水叮咚,既有蜀地山水的灵秀,又有文人的风骨,既有对生活的热爱,又有对世事的洞察。李调元的诗文,追求自然天成,追求真情实感,这与袁竹心中对艺术的追求,不谋而合。他探寻李调元的治学之路,借鉴其“勤学好问、博览群书、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也学习其“不媚世俗、坚守本心、敢于担当”的人格品格。袁竹曾坦言:“我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研读小说、诗歌、散文、哲学、美学等上面了。尤其在哲学方面花去了更多的时间。”这份对知识的渴求,这份对文化的敬畏,这份“以学养画”的路径,让他的艺术创作,摆脱了单纯的技法层面,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哲学根基,也让他的思想,在不断的学习与思考中,逐渐走向成熟与深邃。

 

艺术的传承,是创新的基础;传统的滋养,是突破的前提。袁竹的绘画之路,始于对传统的潜心研习,始于对先贤的敬畏与传承。青少年时期,他便秉持着“心追手摩传统绘画,心驰神往先贤神韵”的信念,一头扎进传统绘画的海洋,潜心钻研,默默耕耘。他临摹李调元的书法,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在临摹中感受其“圆融遒劲,外柔内刚”的风骨,感受其笔墨间的灵动与沉稳,将李调元书法的神韵,融入自己的笔墨之中,化为自己的艺术素养。

 

他研习石涛的绘画思想,深入领会“笔墨当随时代”与“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新精神。石涛主张,艺术创作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源于自然、源于生活,要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彰显自己的个性与风格。袁竹深受启发,他明白,传统不是枷锁,而是根基,唯有扎根传统,才能实现创新;唯有顺应时代,才能让艺术焕发新生。他折服于徐渭、八大山人的水墨大写意,徐渭的笔墨奔放洒脱,情感真挚浓烈,八大山人的笔墨简练空灵,意境悠远深邃,他们的画作,都摆脱了世俗的束缚,彰显了个性的解放,传递了逍遥的精神,这与袁竹心中的艺术追求,高度契合。他常常临摹他们的画作,在临摹中揣摩其笔墨技巧,感悟其思想内涵,学习其洒脱不羁、坚守本心的艺术品格。

 

他叹服于吴昌硕的金石气与雄浑笔力,吴昌硕的画作,笔墨厚重,气势雄浑,将金石书法的韵味融入绘画之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那份雄浑与厚重,那份大气与洒脱,深深感染着袁竹。他敬仰齐白石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平民美学,齐白石的画作,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将平凡的事物,描绘出不平凡的意境,既保留了事物的本真,又赋予了其艺术的美感,这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成为袁竹日后艺术创作的重要指引。

 

袁竹的视野,从来不是狭隘的,他不局限于中国传统绘画的滋养,更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吸纳西方艺术的精华,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注入新的活力。他研究克洛德·洛兰古典风景画的光影与构图,洛兰的画作,光影柔和,构图精巧,意境悠远,善于捕捉自然的光影变化,将自然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袁竹从中学到了光影的运用技巧,学到了构图的精妙之处,也明白了如何通过光影与构图,营造出丰富的画面意境。他感受梵高作品中燃烧的生命激情,梵高的画作,色彩浓烈,笔触奔放,情感真挚,将内心的热爱与孤独,将对生命的渴望与追求,都融入到画作之中,那份强烈的情感冲击力,深深震撼着袁竹。他探索毕加索的立体解构与抽象表达,毕加索的画作,打破了传统的绘画模式,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构图,展现了事物的多元面貌,这种创新精神,让袁竹深受启发,也让他更加坚定了突破传统、勇于创新的信念。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文人追求的至高境界,也是袁竹艺术探索之路的重要路径。他深知,艺术源于自然,源于生活,唯有走进自然,拥抱生活,才能捕捉到最本真的美,才能汲取到最鲜活的创作灵感。因此,青年时期的袁竹,热衷于游览名山大川,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让自己的身心,在自然的滋养中,得到净化与升华;让自己的笔墨,在自然的感悟中,变得灵动与厚重。

 

他的足迹,从蜀地的青山绿水,延伸到远方的名山大川;从德阳的罗江两岸,蔓延到江南的烟雨朦胧;从塞北的雄浑壮阔,拓展到岭南的温婉秀丽。他踏遍了蜀地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感受着峨眉山的雄奇险峻,青城山的清幽静谧,九寨沟的奇幻秀美,都江堰的千年智慧,这些蜀地山水的灵秀与雄浑,都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化为他绘画创作的灵感源泉。他在罗江两岸漫步,追寻李调元的足迹,感受先贤的心境,仿佛能听到李调元吟诗作赋的声音,能感受到李调元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眷恋。

 

他走进江南的烟雨之中,感受着江南水乡的温婉与灵动,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烟雨朦胧,如诗如画,这份柔美与灵动,丰富了他的笔墨语言,让他的画作,多了一份细腻与温婉。他踏上塞北的土地,感受着塞北的雄浑与壮阔,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骏马奔腾,豪情万丈,这份雄浑与壮阔,震撼着他的心灵,让他的画作,多了一份大气与洒脱。他漫步岭南的街巷,感受着岭南的风情与温润,椰树婆娑,繁花似锦,海风拂面,暖意融融,这份温润与风情,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与韵味。

 

每到一处,袁竹都会拿起画笔,写生创作,将眼前的美景,将心中的感悟,都融入到笔墨之中。他在写生中“观天悟道”,观察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观察山川草木的生长韵律,观察云雾烟雨的变幻莫测,将自然运行的轨迹,提炼为艺术的语言,将自然的大美,定格在宣纸之上。著名评论家曾指出:“他是一位极有写生才华的艺术家,观天悟道,牛毛纹与豹纹斑事实上是妙写天垂相的秘籍!”这份评价,不仅是对袁竹写生才华的肯定,更是对他“以自然为师、以天地为纸”的艺术追求的赞誉。

 

青年时期的袁竹,在“读万卷书”中,汲取了文化的养分,提升了思想的境界;在“行万里路”中,捕捉了自然的美景,汲取了创作的灵感;在对传统的研习中,夯实了艺术的根基,传承了先贤的神韵;在对西方艺术的借鉴中,拓宽了艺术的视野,注入了创新的活力。这段时期,是他艺术探索的积累阶段,是他文脉寻踪的关键时期,也是他艺境拓界的重要阶段。他摆脱了少年时期的懵懂与浮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理念与创作风格,也逐渐领悟到了逍遥精神的真谛——自由而不散漫,执着而不固执,包容而不盲从,在艺术的道路上,坚守本心,顺应自然,不断探索,不断突破。

 

此时的袁竹,已经不再是那个“偷经学艺”的少年,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有思想、有追求、有担当的青年艺术家。他的笔墨,越来越灵动,越来越厚重;他的思想,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深邃;他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宏大。他在艺术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行,一点点积累,一点点突破,为日后的“破茧成蝶”,为道艺合一、美学立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深知,艺术的探索之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的前行;逍遥的精神追求,没有尽头,只有不断的升华。他将带着这份热爱与执着,带着这份文化与底蕴,带着这份自然与灵动,继续前行,在艺境拓界的道路上,书写属于自己的艺术传奇。

 

第十章 破茧成蝶:道艺合一,美学立宗(中年时期)

 

岁月沉淀,时光淬炼,历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探索,袁竹步入了中年,也迎来了自己艺术生涯的黄金时期。2014年,对于袁竹而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他开始了系统的艺术创作与理论探索,他的艺术生涯,正式进入了技法突破与美学体系构建并行的“创造期”。如果说,童年至少年是启蒙萌芽,青年时期是积累拓界,那么中年时期,便是袁竹“破茧成蝶”的蜕变阶段,是他从“画家”到“思想家”的跨越阶段,是他道艺合一、美学立宗的辉煌阶段。

 

人到中年,历经岁月的沧桑,见证了世事的变迁,袁竹的人生阅历愈发丰富,思想境界愈发升华。他褪去了青年时期的浮躁与冲动,多了一份沉稳与通透,多了一份从容与豁达。他不再局限于技法的打磨与形式的追求,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艺术创作与哲学思考的深度融合之中,试图通过绘画,传递自己的哲学思想,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构建自己的美学体系。他潜心著述,笔耕不辍,撰写了《逍遥哲学》三部曲(《易道哲思》《仁源义辩》《无竟之游》)与《缘起与空无》等哲学著作,用文字,阐释逍遥精神的内涵;用笔墨,展现道艺合一的境界,完成了从“技艺精湛的画家”到“思想深邃的思想家”的华丽跨越。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艺术的高度,在于突破。袁竹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突破,莫过于独创“豹纹斑”与“牛毛纹”两大山水皴法,这两大皴法的诞生,不仅打破了传统山水皴法的局限,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笔墨语言,更成为袁竹逍遥美学的重要载体,成为他艺术风格的鲜明标志,被业内誉为“亘古未见的艺术奇观”。

 

“豹纹斑”皴法,如其名,似豹纹般错落有致,以独特的块状肌理,模拟出山岩的光影层次与质感。袁竹在长期的写生与创作中,观察蜀地山岩的特点,感悟自然山水的肌理,将山岩的雄浑、厚重、苍劲,通过块状墨色的叠加与晕染,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皴法,笔墨厚重,气势雄浑,线条刚劲有力,墨色浓淡相依,既有山岩的坚硬质感,又有自然的灵动之气,藏着蜀地山水的雄浑与厚重,藏着李调元“齐名谁侧目,主张须碰硬”的风骨,更藏着袁竹内心的坚定与担当。用“豹纹斑”皴法创作的山水画,画面大气磅礴,意境雄浑壮阔,观者仿佛能感受到山川的巍峨、天地的辽阔,能感受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自然的力量,是文化的力量,也是袁竹精神的力量。

 

与“豹纹斑”的雄浑厚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牛毛纹”皴法的细腻灵动。“牛毛纹”皴法,以细密交错的笔触,如牛毛般纤毫毕现,描绘出草木生长的韵律和云雾氤氲的朦胧之美。袁竹从蜀地的草木、云雾中汲取灵感,将草木的纤细、灵动,云雾的朦胧、缥缈,通过细密的笔触,展现得惟妙惟肖。这种皴法,笔墨细腻,线条流畅,墨色温润柔和,既有草木的生机与活力,又有云雾的空灵与缥缈,如李调元书法“圆融遒劲,外柔内刚”的韵味,更藏着袁竹内心的细腻与通透。用“牛毛纹”皴法创作的山水画,画面清新淡雅,意境空灵悠远,观者仿佛能感受到草木的清香、云雾的湿润,能感受到一种宁静致远的心境,这种心境,是逍遥的心境,是自然的心境,也是袁竹追求的精神境界。

 

“豹纹斑”与“牛毛纹”,一刚一柔,一雄浑一细腻,一厚重一空灵,相辅相成,辩证共生,共同构成了袁竹山水画独特的笔墨语言,也彰显了他“外柔内刚、刚柔并济”的艺术品格与哲学思想。有评论家赞叹道,袁竹“将山水画成了亘古未见的奇观”,这份赞叹,不仅是对他技法创新的肯定,更是对他艺术境界的赞誉。这两大皴法的诞生,是袁竹长期积累、不断探索的结果,是他“观天悟道”的智慧结晶,也是他逍遥美学在技法层面的具体体现——顺应自然,彰显本真,不刻意雕琢,不迎合世俗,在笔墨之间,实现自然与艺术的融合,实现技法与精神的统一。

 

袁竹的艺术创作,从来不是单纯的笔墨游戏,而是“画以载道”的实践与探索。他提出“画以载道”的理念,将艺术创作与哲学思考紧密结合,将自己的哲学思想、精神追求,融入到每一幅画作之中,让绘画成为传递大道、彰显精神的载体。他曾宣称:“逍遥画画以载道,诠释的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可以这么说,古有道德经,今有逍遥画。”这份自信与坚定,源于他对道家思想的深刻理解,源于他对艺术本质的深刻认知,也源于他对逍遥精神的坚定追求。

 

这种自觉的理论建构,使袁竹的美学体系,具有了完整的哲学框架与清晰的价值指向。他的《逍遥哲学》三部曲,便是他逍遥美学的理论基石,每一部著作,都蕴含着深刻的哲思,都传递着逍遥的精神。《易道哲思》以《易经》为根基,探讨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阐释“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将《易经》的智慧,与逍遥精神相结合,揭示自然与人类、艺术与哲学的内在联系;《仁源义辩》扎根德阳文庙的儒韵,探讨“仁”与“义”的内涵,将儒家的人文关怀、责任担当,融入逍遥精神之中,让逍遥不再是消极避世的遁隐,而是积极入世的坚守;《无竟之游》深入诠释老庄“逍遥游”的精神内涵,探讨个体精神自由的实现路径,引导人们挣脱世俗的束缚,回归生命的本真,实现心灵的逍遥;《缘起与空无》融合佛学空灵意境与道家自然理念,探讨万物的起源与本质,阐释“空性”的智慧,让逍遥美学,多了一份空灵与澄明,多了一份通透与豁达。

 

这些哲学著作,与袁竹的绘画作品,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他逍遥美学的完整体系——以道家思想为核心,以儒家思想为支撑,以佛学思想为补充,以易学思想为根基,以“画以载道”为理念,以“道艺合一”为境界,以“返本开新”为方法,形成了博大精深、自成一家的逍遥美学。这种美学体系,既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又立足当代人的精神诉求,既传承了先贤的哲思与艺术精髓,又实现了创新与突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当代价值。

 

人到中年的袁竹,迎来了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他的创作激情,如火山喷发般喷涌而出,灵感源源不断。他“每月少则几副,多则十余副新作问世,不时还有妙不可言的稀世佳作奉献”,每一幅作品,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与智慧,都传递着他的哲思与情怀,都展现着他的艺术水准与精神境界。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意境深远,既有雄浑壮阔的山水画卷,也有细腻灵动的花鸟小品;既有传递大道的哲思之作,也有抒发情怀的抒情之作;既有借鉴传统的经典之作,也有勇于创新的突破之作。

 

随着艺术水准的不断提升,袁竹的作品,开始走出蜀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先后在国内外众多展览中亮相,获奖无数,影响日广。从美国纽约曼哈顿世界艺术博览会的国际优秀奖,到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的个人画展;从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的展出,到全国人大会议中心的献礼联展;从国内各大城市的美术馆、艺术馆,到海外的艺术殿堂,袁竹的艺术足迹,遍布海内外,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与喜爱,被众多收藏家珍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代表。

 

他的作品,不仅在艺术层面,展现了中国山水画的独特魅力,展现了逍遥美学的深刻内涵,更在文化层面,传递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传递了中国文人的精神追求,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了桥梁。有海外艺术评论家曾评价:“袁竹的画作,是东方哲学与东方艺术的完美融合,他用笔墨,诠释了逍遥的精神,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艺术的独特魅力。”这份评价,不仅是对袁竹艺术成就的肯定,更是对中国文化的赞誉。

 

中年时期的袁竹,实现了“破茧成蝶”的蜕变,完成了从“画家”到“思想家”的跨越,实现了道艺合一、美学立宗的目标。他的艺术,不再是单纯的技法展现,而是哲学思想的表达,是精神境界的彰显;他的美学,不再是零散的理念,而是完整的体系,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当代美学范式。他以笔墨为桥,连接传统与当代;以哲思为灯,照亮艺术与人生;以逍遥为魂,彰显精神与自由。

 

此时的袁竹,早已成为中国当代艺坛的领军人物,成为逍遥画派的创始人,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复兴的践行者。他的艺术之路,是一条坚守本心、顺应自然的逍遥之路;他的思想之路,是一条传承经典、创新突破的哲思之路;他的人生之路,是一条道艺共生、哲艺双辉的圆满之路。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传统与创新的辩证共生,证明了艺术与哲学的深度融合,证明了逍遥精神在当代的生命力与价值。

 

但袁竹并未停下脚步,他深知,艺术的探索之路,永无止境;哲学的思考之路,永无止境;逍遥的追求之路,永无止境。他依然保持着勤奋好学、持之以恒的态度,依然坚守着“画以载道”的理念,依然在文学艺术与哲学的世界里,不断探索,不断升华,试图将逍遥美学推向更高的境界,试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贡献更多的力量,试图为人类精神的自由,提供新的范式。

 

袁竹对“道艺合一”的探索,始于对古典逍遥的深刻反思,成于对“道艺合一”的躬身践行,最终实现了“哲艺双辉”的独特定位。他的文学艺术之路,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更是对东方智慧的当代诠释与传播。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真正的艺术,当有逍遥之境、天地之气、人文之魂,当能跨越时空、贯通中西、滋养人心。在花甲之年时,袁竹不仅拥有哲学家、美学家、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的美誉,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英文版中文繁体字版长篇论著《张俊彪论》,2026年3月,由美国乐山乐水出版社与亚马逊公司联合出版,以五种版本同步在全球发行,英文电子版在亚马逊世界新书排行榜中独占鳌头,英文简装版、精装版及中文繁体字版电子书、中文繁体字纸质版稳居榜单前二,成为国际畅销书。

 

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袁竹》大红袍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破茧逐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哲学著作《袁竹逍遥哲学三部曲(《易道哲思》《仁源义辨》《无竟之游》)》《缘起与空无》以及长篇论著《李调元论》《鲁迅论》《巴金论》《茅盾论》《郭沬若论》《李劼人论》《铁凝论》《莫言论》《贾平凹论》《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格非论》《徐则臣论》《马识途论》等。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逾 1200 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等各大媒体平台。歌词《石榴红》获金奖。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等于 “中国作家网” 长篇连载栏目连载;《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等三十余部长篇小说于 “起点中文网” 发布;《问道》《四川》《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于 “纵横中文网” 连载;《三星堆之缘》《戍光志愿雄赳赳》等三部长篇小说于 “晋江文学城” 发布。《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长篇有声作品于 “喜马拉雅” 平台上线。此外,《阿来:以藏族文学构建宏伟文学宇宙》《贾平凹作品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面映照》等四十余篇文学评论被中国作家网收录转载,其中 “中国作家网 2024 年度十大文学好书” 系列评论引发广泛关注。长篇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伟史诗 —— 评张俊彪〈玄幻三部曲〉》发表于《华文月刊》2025 年第 11 期。2026 年 1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铁凝论》《贾平凹论》,以及《罗伟章〈谁在敲门〉与当代中国的微观史诗》;同月,“作家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2026 年 2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徐则臣论》《莫言论》《巴金论》等。长篇文学评论《穿越现实的梦幻之旅 —— 评张俊彪英文小说〈现实与梦幻〉》发表于《华文月刊》2026 年第 2 期;长篇文学评论《从张俊彪的长篇小说英文版〈现实与梦幻〉:探寻东方文学的世界共鸣》发表于《华人文学》2026 年第 2 期。2026 年 3 月,“搜狐网” 发表哲学著作《缘起与空无》《袁竹逍遥哲学三部曲(《易道哲思》《仁源义辨》《无竟之游》)》,《华文月刊》开始连载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

 

第十一章 思想溯源: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升华

 

袁竹逍遥美学的生成,从来不是孤立的艺术灵光闪现,也非单一文化源流的简单复刻,而是一场跨越古今、贯通中西的精神对话,是一次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与升华。它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吸吮着道、儒、释、易等多元思想的养分,借鉴着西方艺术的精华,立足当代人的精神诉求,在传承中创新,在融合中升华,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自成一家的逍遥美学体系。袁竹曾自述:“我充分吸收了道、儒、释各家思想的精华,对易学传统、理学和心学体系,大乘佛教空有二宗、老庄思想,均有程度不等的吸纳。”这份坦诚的自述,道出了他逍遥美学的思想渊源,也展现了他开放包容的文化胸怀。

 

道家思想,是袁竹逍遥美学最核心、最本源的哲学根基,是逍遥精神的灵魂所在。道家思想,以老子《道德经》、庄子《逍遥游》为核心,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道德经》开篇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为中国哲学开辟了一片超越具象、直指本源的思辨天地,也为袁竹的逍遥美学,奠定了最根本的哲学基础。

 

袁竹所追求的“以画载道”,绝非将“道”的概念生硬地植入画面,而是将“道”的精神内化为创作的灵魂,将“道法自然”的理念,融入到每一笔、每一墨之中。他的笔墨,没有刻意的雕琢,没有繁复的堆砌,没有世俗的迎合,而是如“道”一般自然无为,顺势而为,如流水般流畅,如清风般洒脱,如天地般本真。他不刻意追求技法的娴熟,不刻意追求形式的完美,而是追求笔墨与自然的契合,追求心灵与大道的同频,追求艺术与精神的统一。这种创作理念,正是对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生动践行,也是逍遥精神的核心体现——不被世俗束缚,不被功利裹挟,坚守本心,顺应自然,在艺术创作中,实现心灵的自由与升华。

 

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在袁竹的画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庄子主张“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追求一种超越世俗、挣脱桎梏、无己、无功、无名的精神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消极避世的遁隐,而是积极追求心灵的通透与自在,追求人与自然的浑然合一。袁竹的画作,便承载着这种逍遥游的精神,他的《大月亮》,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幅画作,以宏大的视野、空灵的意境,描绘出一轮高悬于天地之间的明月,月光皎洁,洒遍天地,云雾缭绕,意境悠远,没有多余的笔墨,没有繁复的构图,却传递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空灵与辽阔。观者仿佛能跟随画家的笔墨,挣脱尘世的束缚,摆脱功利的困扰,进入一种“心游万仞,精骛八极”的逍遥之境,与天地共生,与大道同行,感受心灵的自由与安宁。

 

袁竹对道家思想的吸纳,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深入的理解与升华。他将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美学理念,融入到自己的绘画创作中,善于运用留白,以虚写实、以无生有,让画面充满空灵之美,让观者在留白中,发挥自己的想象,感悟画面背后的深意,感悟大道的无穷。他将庄子“天人合一”的理念,转化为自己的创作实践,在写生中观天悟道,在创作中融入自然,让自己的笔墨,成为自然的延伸,让自己的心灵,与自然相通,实现艺术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实现心灵与大道的同频共振。

 

儒家思想,为袁竹的逍遥美学,注入了厚重的担当与人文关怀,让逍遥精神,不再是单纯的个体精神自由,而是多了一份对社会、对苍生的责任与担当。儒家思想,以孔子、孟子为核心,主张“仁、义、礼、智、信”,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强调人文关怀,强调责任担当,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这种思想,与道家的逍遥精神,看似相悖,实则相辅相成,辩证共生——道家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儒家强调个体的责任担当,袁竹将二者有机融合,让逍遥,成为“于喧嚣中守得本心的从容”,成为“于担当中心无挂碍的通透”。

 

袁竹的艺术创作,始终充满着浓郁的人文情怀,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而是以艺术关怀苍生、以笔墨传递大道的“载道者”。他的画作,不仅有自然的大美,有哲思的深邃,更有对苍生的悲悯,对家国的热爱,对社会的担当。他的《家国天下》,便是这种人文情怀与责任担当的生动体现。这幅画作,以雄浑的笔墨、宏大的意境,描绘出山河的壮丽与家国的安宁,山川巍峨,江河奔腾,云雾缭绕,气势磅礴,既展现了蜀地山水的雄浑与厚重,又传递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传递出对家国安宁、苍生幸福的美好期许。

 

袁竹扎根德阳这片土地,深受德阳文庙儒韵的滋养,对儒家“仁”与“义”的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与践行。他认为,“仁”是一种包容与关爱,是对他人、对苍生、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义”是一种责任与担当,是对家国、对社会、对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他将这种“仁”与“义”,融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与哲学思考之中,让自己的画作,不仅具有艺术的美感,更具有人文的温度;让自己的逍遥美学,不仅具有精神的高度,更具有责任的厚度。他的逍遥,不是脱离现实的虚妄空想,而是立足现实的从容与通透;不是消极避世的逃避,而是积极入世的坚守与担当。这种融合,让袁竹的逍遥美学,更加丰满,更加深刻,更加具有当代价值。

 

佛学思想,赋予袁竹逍遥美学以神韵的空灵与澄明,让逍遥精神,多了一份通透与豁达,多了一份宁静与致远。佛学思想,以“空性”为核心,主张“缘起性空”,认为万物皆空,唯有本心是真,追求“明心见性”的境界,追求心灵的澄明与宁静。这种思想,与道家的空灵意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与袁竹的艺术追求,高度契合。

 

袁竹将佛学“空性”的智慧,融入水墨艺术之中,善于运用留白,以虚写实、以无生有,让画面充满空灵之美,让观者在留白中,感悟“空性”的智慧,感悟心灵的澄明。他的《空灵》,便是这种佛学智慧与艺术创作的完美融合。这幅画作,没有过多的笔墨,只有淡淡的墨痕与大面积的留白,仿佛天地初开,混沌初显,没有喧嚣,没有浮躁,只有一片澄明与宁静。淡淡的墨痕,如云雾般缥缈,如流水般流畅;大面积的留白,如天空般辽阔,如心灵般纯净。观者在这幅画作前,仿佛能静下心来,摆脱世俗的困扰,忘却功利的追求,进入一种宁静致远的心境,感悟“空性”的智慧,感悟心灵的本真。

 

袁竹曾说:“我的画,一超而直入如来境,一跃而到最高境界。”这种“最高境界”,便是佛学“明心见性”的境界,是心灵与天地自然相通,是笔墨与精神同频共振,是摆脱一切束缚,回归生命本真的逍遥之境。他将佛学的“慈悲”理念,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让自己的画作,多了一份悲悯与关爱,多了一份温暖与包容。他的画作,不仅能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更能给人以心灵的滋养,引导人们摆脱浮躁,回归宁静,实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

 

易学思想,为袁竹的逍遥美学,提供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与宇宙观,让他的哲学思考,更加深邃,更加全面。《易经》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主张“阴阳辩证”“生生不息”,探讨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探讨个体与宇宙的内在联系,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着袁竹的艺术创作与哲学思考。

 

袁竹深入研读《易经》,汲取其“阴阳辩证”的智慧,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笔墨语言与美学理念之中。他的“豹纹斑”与“牛毛纹”两大皴法,便是阴阳辩证思想的生动体现——“豹纹斑”刚劲雄浑,为阳;“牛毛纹”细腻灵动,为阴;一阳一阴,相辅相成,辩证共生,构成了画面的和谐之美,也彰显了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他在创作中,注重虚实相生、疏密有致、浓淡相依,这些都是对易学“阴阳辩证”思想的践行,让他的画作,既有雄浑壮阔的气势,又有细腻灵动的韵味;既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又有空灵的艺术意境;既有现实的质感,又有理想的情怀。

 

除了道、儒、释、易等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滋养,袁竹的逍遥美学,还吸纳了西方艺术与哲学的精华,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深度融合。他研究西方古典艺术的光影与构图,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创新精神与表达形式,将西方艺术的精华,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精神相结合,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语言,拓展了自己的艺术视野。他研究西方哲学的思辨精神,借鉴西方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哲学流派的思想,深入探讨个体的存在价值与精神自由,让自己的逍遥美学,更加具有当代性与普世性。

 

袁竹将这种融合多元文化的方法,概括为“返本开新”——“返本”,是穿越千年尘烟,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对话,扎根文化根脉,汲取先贤哲思的精髓,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不盲从、不迷失,始终保持对传统的敬畏与传承;“开新”,是立足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诉求,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吸纳西方文化的精华,勇于突破传统的束缚,勇于创新,让古老的智慧,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让逍遥美学,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与普世意义。

 

一“返”一“开”,辩证共生,相辅相成,构成了袁竹逍遥美学的文化方法论,也彰显了他开放包容、传承创新的文化胸怀。“返本”是根基,没有“返本”,“开新”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开新”是动力,没有“开新”,“返本”便会成为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袁竹正是在“返本”与“开新”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了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与升华,构建了独树一帜的逍遥美学体系。

 

袁竹的逍遥美学,是一场跨越古今、贯通中西的精神对话,是一次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与升华。它以道家思想为核心,以儒家思想为支撑,以佛学思想为补充,以易学思想为根基,以西方文化为借鉴,立足当代,传承经典,创新突破,形成了博大精深、自成一家的思想体系与艺术风格。它不仅是袁竹个人艺术实践与哲学思考的结晶,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复兴的生动体现,是中国文人精神追求的当代表达,是人类精神自由的新范式。

 

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升华,不是简单的拼凑与叠加,而是有机的融合与内在的统一;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对传统的传承与创新;不是对西方的盲从,而是对西方的借鉴与超越。它让逍遥精神,在当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中国传统艺术,在融合创新中,拓展了新的边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中,彰显了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袁竹的思想溯源,是一场漫长而深刻的精神之旅,是一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虔诚守望,是一次对多元文化的开放包容,是一次对艺术与哲学本质的深刻探索。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升华,让袁竹的逍遥美学,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哲学内涵、鲜明的艺术特色与广泛的当代价值,也让他成为中国当代艺坛与哲坛的领军人物,成为逍遥画派的创始人,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复兴的践行者与推动者。

 

回望袁竹的思想溯源之路,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艺术家、思想家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文化的敬畏与传承,对自由的坚定向往。他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吸纳多元文化的精华;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坚守文化根脉;以勇于创新的精神,突破传统的束缚;以“画以载道”的理念,传递逍遥的精神。他的思想,如明灯一般,照亮了当代艺术与哲学的发展之路;他的美学,如清泉一般,滋润着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他的实践,如旗帜一般,引领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之路。

 

本卷结语

 

墨泼千峰承道韵,笔牵万绪寄逍遥。当蜀地的烟雨漫过宣纸上的留白,当千年的文脉浸润笔墨间的肌理,我们终在溯源的尽头,触摸到袁竹逍遥哲艺的精神内核——那是山水与人文的共生,是哲思与匠心的交融,是传统与当代的共鸣,如一幅水墨长卷,铺展着东方美学的深邃,如一曲天地梵音,流淌着精神自由的真谛。本卷以“溯源”为径,踏蜀地之灵秀,寻文脉之根脉,探哲艺之渊源,循着袁竹四十载躬身前行的足迹,解读一位当代大家如何以自然为基、以文脉为魂、以哲思为骨、以笔墨为媒,熔铸出独树一帜的逍遥美学,缔造出震古烁今的逍遥画派,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出不朽的生命力。

 

蜀地之灵,是逍遥哲艺的自然根魂,是笔墨流淌的生命底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蜀地的山水,从来都是造物主最精妙的馈赠,也是袁竹哲艺思想生长的沃土。岷山横亘,拔地倚天,藏着天地运行的刚健之气;青衣江蜿蜒,穿谷绕峰,载着自然流转的灵秀之韵;德阳平原沃野千里,温润绵长,养着心性谦和的澄澈之境。袁竹生于斯、长于斯,晨听岷江涛声,暮观岷山云卷,春赏平原新绿,秋品烟雨疏寒,蜀地的一峰一石、一泉一溪,都刻进了他的灵魂深处,化作了他笔墨间的魂魄与气韵。

 

他笔下的山水,从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而是“物我两忘”的精神独白,是“道法自然”的视觉化呈现。墨分五色,境生万象,豹纹皴破墨而出,如天地裂变的肌理,藏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玄机;牛毛纹细笔勾勒,似时空交织的脉络,载着“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逍遥真意。云雾氤氲处,是蜀地烟雨的留白,藏着无限哲思;江水潺潺间,是青衣江的余韵,流淌着生命本真;亭台隐现中,是文人风骨的剪影,彰显着精神独立。在这里,山有灵,水有魂,墨有韵,笔有神,袁竹以山水为知己,以笔墨为语言,将自然的灵秀化为艺术的灵动,将天地的自由化为哲思的洒脱,让“自然”不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贯穿于艺、渗透于心的生命状态,为其逍遥哲艺埋下了最本真、最鲜活的种子,也让每一幅作品都透着山水的灵气与天地的大道。

 

文脉之厚,是逍遥哲艺的精神滋养,是哲思升华的不竭源泉。蜀地从来不是文化的孤岛,而是文脉绵延、薪火相传的沃土,数千年的文明积淀,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蜀地儿女,也滋养着袁竹的哲艺之路。从三星堆青铜神树的神秘诡谲,窥见古蜀先民对宇宙天地的敬畏与思考;从司马相如辞赋的雄奇瑰丽,感受巴蜀文人的才情与风骨;从李调元诗文的刚正不阿,体悟文人雅士的家国与担当;从苏轼的豁达旷达,汲取穿越千年的人文情怀与生命智慧,这些文脉基因,如清泉般浸润着袁竹的成长之路,成为他哲艺思想的精神底色。

 

袁竹自幼浸润于先贤典籍,与古人对话,与文脉同行,不只是简单的复刻传承,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返本开新,是将千年人文基因与当代审美需求相结合的智慧创造。他从三星堆的青铜纹路中,读懂了天地共生、阴阳平衡的密码;从《易经》的“变易、不易、简易”中,领悟了艺术发展与生命轮回的辩证之道;从儒家的“仁心济世、修身立人”中,明确了艺术的人文担当;从道禅的“明心见性、随缘自在”中,抵达了哲思的通透与豁达。这份文脉滋养,让袁竹的逍遥哲艺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时代的温度;既有文化的根脉,又有创新的活力,让古老的中华文脉在笔墨间焕发新生,让逍遥美学有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精神支撑。

 

哲艺共生,是逍遥哲艺的核心风骨,是跨越时空的精神高度。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全球化浪潮席卷,技术理性膨胀,物欲主义蔓延,人们陷入了“精神失重”的困境,而袁竹以道禅儒易为精神滋养,打破了哲学与艺术的壁垒,构建起一套贯通宇宙、伦理、心灵的逍遥哲学体系,开创了“以画论道”的全新路径,让深奥的哲学思想通过水墨丹青变得可感可知,让“道”从书斋玄思走向生活践行,实现了哲学与艺术的最高统一。

 

他的哲学,不是书斋里的玄思空谈,而是融入笔墨、渗透生活的生命智慧。《袁竹逍遥哲学三部曲》以“立根—立人—立心”为逻辑脉络,构建起“宇宙—伦理—心灵”的精神闭环,为当代人挣脱物欲桎梏、追寻精神自由,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他的艺术,不是单纯的笔墨技巧,而是承载哲思、传递情怀的精神载体,《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袁竹》大红袍画集,笔墨间藏着哲思的深邃;《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肌理中透着自然的灵秀。他将道家的自由洒脱化为笔墨的空灵意境,将儒家的人文担当化为作品的厚重底蕴,将佛家的明心见性化为哲思的通透豁达,将易学的辩证智慧化为艺术的创新活力,让每一幅作品都做到“画中有诗、诗中有哲、哲中有道”,让观者在审美愉悦中不自觉地进入哲学沉思,在笔墨流转中体悟生命的真谛。

 

如他的代表作《山峰之上》,山峦巍峨与云雾氤氲形成虚实相生的意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既渺小又崇高,暗合“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哲学智慧;又如《烟雨江南》,墨色浓淡交错,烟雨朦胧间,藏着“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逍遥心境,让人心生向往。在这里,哲学是艺术的骨,艺术是哲学的魂,道艺合一,生生不息,构成了袁竹逍遥哲艺的独特魅力,也让他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的艺术表达,成为安顿当代人心的精神家园。

 

匠心坚守,是逍遥哲艺的永恒底色,是成就大师的必经之路。所有的辉煌,皆始于深耕;所有的不朽,皆源于坚守。四十载春秋流转,四十载初心不改,袁竹以“勤奋、坚持、悟性”为座右铭,在哲艺之路上躬身深耕,从未停歇,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也铸就了逍遥哲艺的不朽丰碑。

 

他深耕笔墨,苦心孤诣,独创“豹纹斑”“牛毛纹”两大皴法,打破传统皴法的局限,以抽象肌理替代具象勾勒,既展现了自然万象的无限多样性,又传递出深刻的哲学意蕴——豹纹斑如天地裂变的纹路,藏着宇宙演化的奥秘;牛毛纹似时空交织的轨迹,载着生命流转的真谛,墨色浓淡交错间,演绎着“道法自然”的生命哲学。他深耕哲思,著述颇丰,从《张俊彪论》到《鲁迅论》,从《易道哲思》到《缘起与空无》,每一部著作都是对精神世界的深耕细作,每一篇文章都是对哲艺思想的深刻阐释;他深耕传播,让《张俊彪论》以五种版本全球发行,登顶亚马逊新书榜单,让中华哲艺走向世界舞台;他深耕传承,用作品滋养后人,用哲思启迪人心,让逍遥美学在当代落地生根。

 

这份坚守,是不慕浮华、不逐名利的淡泊,是对艺术的敬畏、对哲思的执着、对根脉的坚守;这份坚守,不是墨守成规的固执,而是“承古人之精粹,撷今人之新法”的创新;不是孤芳自赏的清高,而是“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格局。正是这份坚守与创新,让袁竹的逍遥哲艺在当代艺术界独树一帜,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也让他成为当代哲艺领域的标杆性人物。

 

逍遥无界,是逍遥哲艺的时代价值,是中华文脉的当代回响。袁竹的逍遥美学,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的沃土,深深植根于蜀地德阳的文化基因之中,吸吮着五千年文明的乳汁,故而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它又有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胸怀,突破了地域、民族、时代的界限,真正实现了“逍遥无界”,成为连接中国哲学精神与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桥梁。

 

在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文明交融碰撞,袁竹的逍遥哲艺以其深刻的哲思、优美的笔墨、空灵的意境、厚重的担当,向世界传递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传递着“天人合一”“自由自在”“返本开新”的东方智慧。它所回应的,不仅是当代人对心灵安顿、精神自由的永恒追求,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复兴的时代需求。《张俊彪论》的全球热销,不是偶然,而是东方哲艺魅力的必然彰显;袁竹的作品被各大媒体收录转载,引发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触碰了当代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精神诉求——对自由的向往,对本真的坚守,对美好的追求。

 

这份逍遥,不是消极避世的懈怠,而是积极入世的通透;不是随心所欲的放纵,而是顺应自然的从容;不是孤芳自赏的清高,而是海纳百川的格局。它告诉我们,当代艺术家唯有扎根传统、坚守根脉,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站稳脚跟;唯有勇于创新、开放包容,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唯有心怀担当、滋养人心,才能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墨香未尽,哲思悠远;溯源有终,前行不止。本卷“溯源”,至此便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但这并非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它以“溯源”为经,以“蜀地—德阳”为纬,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袁竹逍遥哲艺的“来龙”——从自然馈赠到人文滋养,从哲学熔铸到匠心坚守,从技法创新到哲思升华,我们看到了一条从自然到人文、从传统到当代、从技法到哲学、从小我到大我的完整成长与超越之路。这条道路,是袁竹个人的成长之路,是逍遥哲艺的生成之路,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复兴的缩影之路。

 

而袁竹逍遥哲艺的“去脉”——那些藏在笔墨背后的核心理念,那些融于哲思之中的精神密码,那些散落在作品里的艺术精髓,以及逍遥美学在当代的深远影响与未来价值,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寻与解读。在《袁竹论》后续各卷中,我们将以本卷为基石,逐层展开、逐一揭秘:我们将深入剖析逍遥美学体系的具体构建,解读“道艺合一”“天人合一”“返本开新”等核心命题的深刻内涵;我们将走进袁竹的艺术世界,深度解读他的绘画作品,品味笔墨之间的诗韵与哲思,感受“画中有诗、诗中有哲、哲中有道”的艺术境界;我们将探讨逍遥美学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价值与意义,分析其对当代艺术创作、传统文化创新、人类精神追求的深远影响,让这份珍贵的哲艺财富,更好地服务于时代、滋养于人心。

 

蜀地烟雨润笔墨,千年文脉育逍遥。袁竹以笔为剑,划破世俗的桎梏;以墨为酒,沉醉哲艺的天地;以心为灯,照亮精神的征程。他是哲学家,以道禅儒易为骨,构建起安顿当代人心的精神家园;是美学家,以笔墨丹青为语,开创出独树一帜的逍遥美学;是艺术家,以匠心坚守为基,缔造了震古烁今的逍遥画派;更是文化的行者,以笔为桥,让中华文脉跨越山海,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东方哲艺的璀璨光芒。

 

我们有理由相信,袁竹的逍遥哲艺,是一座由蜀地灵秀与千年文脉共同孕育的当代艺术与哲学的巍峨大厦。它以自然为基,以文脉为魂,以哲思为骨,以笔墨为韵,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传递着当代艺术家的责任与担当,彰显着人类对美、对自由、对真理的永恒追求。随着对袁竹逍遥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座巍峨大厦必将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照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复兴的道路,也照亮人类追寻精神自由、实现心灵安顿的永恒征程。

 

愿我们以本卷为起点,带着对逍遥哲艺的敬畏与热爱,继续前行,在笔墨丹青中感悟生命的真谛,在哲学思辨中追寻精神的自由,在文化传承中书写时代的华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袁竹的逍遥美学,必将跨越山海、传遍世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墨韵永流,哲思永存,逍遥无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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