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山涝坝的精神守望者
——浅谈李振翔散文创作的地域书写与价值追求
作者：王永健
阅读李振翔的散文集《前面有座山》，我仿佛不是在看一本书，而是在听一个军垦第二代坐在自家小院里，泡上一壶茶，慢悠悠地讲述他的前半生。那些关于地窝子、马灯、坎土曼、爬犁子的故事，像是从戈壁滩的风沙里被淘洗出来的，粗粝却闪着光。这不是一本技巧圆熟、辞藻华美的书，甚至可以说有些地方写得笨拙，但正是这种笨拙，让我觉得真实，觉得亲切，觉得这个人不是在“创作”，而是在“说话”——说他的家乡，说他的父辈，说他的童年，说那片叫前山涝坝的土地上发生的所有悲欢。
“前面有座山”：一个地名的诗意解读
“前山涝坝”这个地名，乍听起来确实带着蛮荒的味道。李振翔在书中专门写了一篇《前山涝坝溯源》，把这个地名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但最打动我的不是地名考证本身，而是他对“前山”二字的重新诠释：他说“前”代表不甘人后、敢为人先，“山”代表坚毅挺拔，“前面有座山”就成了一个诗意的表达。
这个解读很有意思。一个军垦第二代，没有选择抱怨这片土地的贫瘠和荒凉，而是试图从地名中寻找力量。这种价值取向贯穿了整本书：他写父辈的艰辛，但不诉苦；写童年的饥饿，但不卖惨；写团场的落后，但不悲观。他总是能从苦涩中咂摸出一点甜来，从荒凉中发现一点美来。
比如他写沙枣花，不是写它多好看，而是写它的香。“鼻子一齁，我就知道是六月的沙枣花香闹的。”这句话写得真好，一个“齁”字，把沙枣花香浓郁到让人鼻塞的感觉写活了。他说自己的鼻炎可能就是沙枣花香害的，但语气里没有抱怨，反而有一种甜蜜的无奈。这就是李振翔的方式——他把苦难和美好搅在一起写，让你分不清哪些是苦，哪些是甜，最后只觉得这就是生活本身。
从“二小”到作家：一个文学梦的萌发与坚守
李振翔在《大地上的精灵》中坦言：“我至今都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写作。”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但背后的艰辛，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感受到。
他的文学启蒙来自一盏马灯。在《马灯》一文中，他写道：“那盏马灯伴着我，已经不是一种简单实用的照明工具，对我而言更是一种希望。也许就是那时候，一盏马灯，萌发了我的作家梦。”这个场景太有画面感了：在远离连队的配水点，独门独户，四面是茫茫戈壁，一个少年就着马灯微弱的光亮，读《艳阳天》，读《金光大道》，读《毛泽东选集》里的注释。他说他能看懂《毛泽东选集》里的注释，因为“注释好看，故事性很强”。这个细节让我既心酸又感动——一个渴望阅读的孩子，在无书可读的年代，连《毛选》的注释都不放过。
他读书读到眼睛近视，被父亲“藏书”。他把借来的书据为己有，被同学追到家里讨要。他为了看《闪闪的红星》，一枪差点把同伴歪瓜的眼睛打瞎，歪瓜后来因为看电影死在了戈壁滩上。这些故事读来让人唏嘘，但也让人看到：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一个孩子对文学的热爱可以疯狂到什么程度。
李振翔的第一本书叫《二小二小头上长草》，他戏称为“收获的第一捆草”。第二本《青青芦苇》，他感觉“还是收了一捆草”。这种自嘲的语气，透露出他对自己的清醒认知。他不是那种觉得自己写了就是经典的作家，他知道自己的作品“稚嫩”，知道自己“绕来绕去，都没有跳出我的麦地”。但他说：“我那像蚂蚁一样蠕动的文字啊，能给读者挠挠痒就行啦。”
这种谦卑的姿态，在当下这个人人自诩为“作家”的时代，显得尤为可贵。
军垦二代的身份焦虑与精神归属
李振翔的身份很特殊：他是军垦二代，父亲是1956年从河南支边来疆的，母亲也是河南人。他在《半拉河南人》中写到自己对籍贯的纠结：父亲是山东东明人，但东明这个地方一会儿划给河南，一会儿划给山东，所以他填籍贯时一会儿填山东，一会儿填河南。他说自己是“半拉河南人”。
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其实是很多兵团二代、三代的共同体验。他们的父辈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自己出生在兵团，既不是纯粹的内地人，也不是纯粹的本地人。他们在履历表上填的籍贯，可能自己一辈子都没去过。李振翔在《前山涝坝溯源》的开头就抛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兵团人就像一叶飘萍，随波逐流。老一辈军垦人还有一个故乡，那就是山东、河南、四川、湖南、湖北、甘肃等等，我想，他们好歹还有个故乡，那儿有他们祖先的坟茔，有他们的乡里乡亲。而我们呢，虽然履历表上填写的都有籍贯，但是我们和那个叫老家的故乡还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吗？”
这个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但整本书其实都在回答：他的家乡就是兵团，就是前山涝坝，就是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他选择用书写来确认自己的归属，用文字来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
他对“1956年进疆的”这个群体的关注，也体现了这种身份认同的自觉。在《1956年进疆的》一文中，他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1956年从河南山东来的支边青年却没有一个符号可以代替？为什么河南山东的支边青年就没有知识俩字？”他为这个群体“出了大力，得到的回报却是少之又少”而鸣不平，说自己“一定要为‘1956年进疆的’书写一些文字”。
这种为无名者立传的意识，贯穿了整本书。他写父亲，写母亲，写老赖子，写周叔，写沙忠德老人——这些都是普通的军垦战士，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他们用一生的辛劳，在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座农场。李振翔认为他们应该被记住。
物资匮乏时代的精神富足
读《前面有座山》，最让我感慨的是：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些军垦战士的精神世界并不匮乏。
他们自己吃不饱，却把粮食一车车拉进城里；他们住在地窝子里，却唱着歌开荒造田；他们没有娱乐，就自己组织宣传队，演样板戏，说快板，剪窗花。李振翔写了很多这样的细节：
在《打土块》中，他写舅舅齐林和汪翠花的恋爱，汪翠花坐在齐林腿上，齐林用嘴喂她嗑瓜子。这个细节太生动了，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在荒凉的戈壁滩上，两个年轻人用这种方式表达爱情，既朴素又浪漫。
在《看电影》中，他写自己和伙伴们为了看电影不惜挨打，“打不死的吴琼花”，同样的电影看一遍不过瘾，还要看两遍三遍。《三打白骨精》看了八遍。这种对精神食粮的渴望，今天的孩子可能很难理解——他们想看什么随时可以在网上看，但反而不那么珍惜了。
在《抓骨头子》中，他写自己为了凑齐四个羊拐，在堆满羊皮的院子里翻找，被绿头苍蝇围着也不在乎。他想要的不是羊拐本身，而是那个能和李战士的妹妹一起玩的资格——虽然他是个男孩子。
这些故事让我想起一个词：匮乏中的丰饶。物质越匮乏，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就越强烈，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就越敏锐。李振翔的散文之所以动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保留了对这种“匮乏中的丰饶”的记忆，而且写得那么鲜活，那么有感染力。
语言风格：朴素中的力量
李振翔的语言不华丽，甚至有些粗糙，但这种粗糙恰恰是他的特色。他用的都是日常口语，河南话的味道很浓。“弄啥咧”“咋的”“中不中”，这些方言词汇在书中随处可见。他不是在刻意追求“乡土气息”，而是这就是他的语言，他说话就是这样，写出来自然也就是这样。
这种语言风格有一个好处：真实。他写人，写事，都像是面对面在跟你讲，没有隔阂。比如他写小罗圈：“小罗圈生下来就有点罗圈，说是遗传，大罗圈说：这叫继承革命传统！”这句话读来让人忍俊不禁，但笑过之后又觉得心酸——“罗圈腿”这种生理缺陷，被他们用“继承革命传统”来解释，这种黑色幽默，正是军垦人在艰苦环境中保持乐观的方式。
他写自己的饥饿：“我上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叫荣华的同学，他的上面有好几个哥哥，而且都参加了工作，大哥在放羊，是羊倌，二哥在机务排开‘铁牛’，是牛倌，三哥赶大车（马车），是马倌，个个都牛皮得很。有了哥哥的资助，荣华的小日子过得就比我们滋润多了。他不但能吃饱，而且还能吃好。为了他的一块白面饼子，我曾经爬到一棵沙枣树的树尖上为他够沙枣吃，从树上掉下来。”这段话写得很平淡，没有煽情，但你能感受到那个孩子的委屈和无奈。为了一个白面饼子，他可以去爬树，可以摔下来，可以“无所谓啦”。
这种举重若轻的写法，比直接抒情更有力量。
对兵团精神的书写与反思
作为兵团签约作家，李振翔对兵团精神的书写是有意识的。他在书中写了大量兵团创业的故事：开荒造田、修渠引水、打土块盖房子、搞技术革新……这些故事展现了第一代军垦人的艰苦奋斗精神。
但他不是简单地歌颂，而是有自己的思考。在《唤醒》一文中，他写了1958年车四场开荒造田的壮举，写了“头可断、血可流，完不成三万五千亩冬麦不罢休”的口号，写了张鸿儒连长的手表长埋在渠道里的故事。这些都是真实的、感人的。但他接着写了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的话：
“但是，最后我不得不说：当年的一群小男孩，望着成车成车装满麦粒的麻袋被运进城里，作为商品粮进了城里人的肚子。而他们，伸着小手，饥肠辘辘地撵着汽车跑，嘴里发出‘嗷嗷’的声音，是欢呼吗？是欢送吗？他们的父母亲，吃着每月黄黄的玉米面，脸上少有红润之色。他们勒紧腰带，依然不停地生产粮食，拉进城里。”
这段话写得太好了。它不是对兵团精神的否定，而是对兵团精神更深刻的理解。军垦人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能吃苦，更在于他们吃苦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他们把最好的粮食交出去，自己吃粗粮；他们把青春和生命献给边疆，自己默默无闻。这种奉献，不是口号式的，而是具体的、切身的，甚至带着疼痛的。
李振翔没有回避这种疼痛。他写自己偷吃家里的糖果和苹果，写自己和哥哥去挖老鼠洞找粮食，写妈妈因为粮食不够吃而流泪。这些细节让这本书有了重量——它不是一本轻飘飘的赞美诗，而是一部带着体温的个人史、家族史。
人物塑造：让普通人成为主角
《前面有座山》中出现了大量人物：父亲、母亲、奶奶、舅舅齐林、老赖子、周叔、韩凤山、史骥……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普通人，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惊人的成就，但李振翔把他们写得有血有肉，让人过目不忘。
比如他写舅舅齐林：“舅舅长个喜庆脸，待人又热心。舅舅把积攒的白面票递到食堂大师傅刘大耳朵的手上，叫一声‘刘叔’，启齿一笑，真是光彩照人。”短短几句话，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的形象就出来了。
他写老赖子（大赖子的爸爸）：赶马车技术好，对马有感情，但因为和寡妇有染，被老婆一铁锹拍掉了马鞭子。后来他“整个儿换了个人”，变得萎靡不振。李振翔没有简单地谴责他，而是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老赖子不是一个完人，他是一个做出了贡献的人，也是一个有瑕疵的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老赖子啊。”这种对人物的宽容理解，体现了作者成熟的人生观。
他写韩凤山：一个演“坏人”的好人。在宣传队里，韩凤山演座山雕、演鸠山、演毒蛇胆，都是反派角色，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李振翔小时候去礼堂看排练，被其他孩子欺负，是韩凤山这个“坏人”给他解了围。这个故事很有意味：舞台上的“坏人”，现实中可能是好人；舞台上的“好人”，现实中可能“纯纯的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李振翔通过这个对比，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好人坏人不是写在脸上的。”
历史记忆的保存者
李振翔在团场担任过多种职务，包括筹建团史陈列馆。这项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历史资料和实物，也让他的写作有了更自觉的历史意识。
他在书中写了车五场的历史，写了那些被遗忘的创业者。他说车五场“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但“广大干部、职工经历了艰苦创业，使农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兵团军垦发展史写下辉煌的一页”。他专门列出了车五场领导的名字：“场长韩泽泉，政委韩长第、李文定、王英华。”这种为历史留名的做法，体现了他作为史志工作者的责任感。
他寻找史骥的《前山一枝花》的过程，也很有意思。为了找到这篇文章，他四处打电话，托朋友翻箱倒柜，最后在韩新的地下室找到了《雁声集》。他说：“谁不希望有名人来过自己的家乡？哪怕是再小的地方，像我的家乡前山涝坝，我也渴盼有名人在此驻足，留下墨宝甚至文章。”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一个小地方，如果没有人书写它，它就可能永远默默无闻。李振翔的书写，本身就是让前山涝坝被更多人知道的一种方式。
一只“小狗”的叫声
李振翔在《大地上的精灵》中引用了“大狗叫，小狗也要叫”这句话，然后说：“哦，现在谁是那条‘大狗’呢？谁敢担当啊？又想，如果一帮小狗在叫，集体的力量是不是振聋发聩呢？也不尽然；又想起兵团文联主席李光武先生关于兵团文艺现状的说法：‘遍地蛙鸣，不见龙吟’哦，也很悲哀啊。但是遍地蛙鸣有什么不好吗？龙吟又何时一见呢？”
这段话很有意思。李振翔知道自己的声音不大，知道自己的作品可能“稚嫩”，但他还是坚持写，坚持叫。他不想当“大狗”，也不奢望成为“龙”，他只想做一只“小狗”，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本《前面有座山》，就是他的声音。这个声音不高亢，不嘹亮，甚至有些沙哑，但它是真实的，是从戈壁滩的风沙里长出来的，是从地窝子的煤油灯下熬出来的，是从麦田的麦穗间摇曳出来的。它让我听到了一个军垦二代对土地的热爱、对父辈的敬意、对文学的虔诚。
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评论。在《坝上花》中，李振翔写道：“我是舞者，思想的舞者，文字的舞者，在前山的舞台上，我绝不是独舞者，这里有太多的舞伴，他们与我一同披着文字的黑金，在夜幕里用生命一路狂舞，迎接那盛开的坝上花。”
愿前山涝坝的“坝上花”越开越多，越开越盛。愿李振翔这只“小狗”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