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废墟上，一位牧羊人的史诗
——论天野《格里拉山》的生命书写与守望哲学
王永健
《格里拉山》，读罢掩卷，那位跛脚的老人和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的“红枣”马，久久盘桓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天野的这部中篇小说，表面上看，写的是一个守山人的一生，一位失去了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的牧羊人，如何在群山之中度过了漫长而孤寂的岁月。但细细品来，这哪里只是一个人的故事，这分明是用文字垒起的一座石碑，碑上刻满了关于时间、苦难、记忆与守望的印记。
天野的创作，向来有一种沉潜到生活底部的力量。她不追求情节的波澜壮阔，也不屑于用廉价的煽情去讨好读者。从她的文字里，我们能读到一种对底层生命状态的深切凝视，这种凝视是温热的，带着西北土地上那股子干冽的风，以及人与牲畜之间那股子相互依存的体温。她的价值取向，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也不是置身事外的怜悯，而是一种“同在此山中”的共情。这种创作特点，在《格里拉山》这篇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山”与“人”的同构：生命经验的具身化
小说的主人公没有具体的姓名，直到后半部分，才从前来寻亲的林方口中得知，他叫杨光明。但在阅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就是一个“他”，一个模糊的、却又无比具体的山里人。这种模糊，恰恰是天野的高明之处——他让这个人物成为一种符号，象征着所有与土地签订了生死契约的人。
小说开篇便极具张力：“坐在半山腰，远望格里拉山，目光几十年托举起的神山，今天怎么就不行了”。一个“托举”的词，用得太险，也太妙了。通常我们说目光所及，是目光看到，但天野用的是“托举”。这意味着，在几十年的岁月里，这山不是自己立在那里的，而是被这个看山的人用目光、用精力、用生命给“举”起来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具身化认知。今天觉得“不行了”，是因为“目光疲乏无力”，还是“神山变年轻了，跑出更远的距离”？这种疑惑，是生命衰老的信号。不是山远了，是人的力气不够了，是生命的热量在消退。
天野在创作中，极其擅长将抽象的情感与时间，通过身体的感受具象化。她写主人公看透了山，“这座山的皮肤、筋骨、眼睛、心跳、高兴、悲戚都看透了，这座山的晨曦、薄雾、晚霞、大风、暴雨、安静的雪都化进血液里。”这是一种极致的生命融合。山不再是客体，人也不再是主体，山与人通过长达一辈子的凝视，达成了某种本体论上的同一。这种书写，没有在深山里待过、没有对自然万物抱有宗教般虔诚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这种同构性，还体现在那个极具象征意味的“铝盒”上。那是装莫合烟的盒子，“裹着一层包浆，锃亮的光芒早与岁月和解”。天野写器物，从不单纯写器物，她写的是人与器物共同经历的时间。那个铝盒“跟了他一辈子，摸熟了它的身子，闻惯了它的味道，每天不摸不闻就不舒坦”。这是一种肌肤之亲，是与岁月达成的和解。烟盒不再是一个容器，它是时间的容器，是记忆的容器，是那个不说话的朋友。
二、创伤的循环与沉默的诉说：西部土地上的苦难史
《格里拉山》最动人心魄的地方，在于它对苦难的处理方式。主人公一生经历了三次巨大的创伤：第一次，新婚的妻子怀着八个月的身孕，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吞噬，十几户人家，一夜之间埋进山谷；第二次，少年时亲眼看见替他带路的解放军战士“林子”被土匪冷枪击中，倒在自己怀里；第三次，特殊年代里被戴红袖标的人打伤右腿，成了跛子。
这些苦难，如果落到一个通俗小说家手里，足以写出一部涕泪横流的苦情戏。但天野没有这样做。她的笔触是克制的，甚至是冷静的。她写主人公从山里回来，看到村庄没了，“傻眼了，回过神就哭起来，扯着嗓子哭，像是给断气的爹妈哭丧，山崩地裂。”这里的哭，是生理性的，是原始的本能反应。但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的，是后面：“哭着哭着，他收起了哭声。”当救援队赶到，挖了一天也没有挖出遗体时，他拉住带头人的胳膊说：“算了，这都是天意，让亡人们安安静静留到这里，我守着他们。”
这是一种极致的隐忍，也是一种极致的担当。“我守着他们”，四个字，轻飘飘的，却重如千钧。这意味着他将自己的余生，与这片埋着亲人的土地绑定在了一起。从此，他的守望有了具体的对象。他的放羊、他的巡山，都有了宗教般的意义。
这种创伤经验的书写，与西部文学的传统一脉相承。西部这片土地，从来就不缺少苦难。天灾、兵祸、动乱，一代代人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劳作、死亡，又被风沙抹去痕迹。天野的价值取向，在于她不把苦难当作奇观来展示，而是将其视为日常生活的底色。她写主人公夜里被哭声惊醒，“那哭声有熟悉妻子的声音，再听有婴儿的啼哭声”。这是一种典型的创伤后应激反应。但天野的处理方式，是让他“揉揉眼睛，漆黑的屋顶一双稚嫩的眼睛看着他。他坐起来，摸出莫合烟，点着，猛地吸一口。”烟头红心里也是一个小人儿，他把烟掐灭，扔到屋角，外面传来羊儿们咩咩的叫声。
这一连串的动作，精准地描绘了一个男人如何独自消化悲伤。没有诉苦，没有对着大山呼喊，只有烟、羊和沉默。天野深谙此道：最深的痛苦，是无法言说的，它只能通过日常的细节，一点一点地渗出来。
三、花儿的旋律：民间话语中的情感宣泄
小说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插曲，那是主人公在放羊时轻轻哼唱的“花儿”：
一石的胡麻两担子油，我和尕妹子手拉手。花花的尕妹，铁匠铺里铁打铁，你把阿哥的心拉斜。花花的尕妹，红扑扑的脸蛋，黑油油的头，白生生的牙齿，嫩嫩的手，一朵红牡丹，耀花我的眼。花花的尕妹，阿哥心头的肉……
这段“花儿”的出现，像是干涸的河床里突然涌出一股清泉。平日里沉默寡言、与羊为伴的老人，此刻却唱出了如此火辣辣的、充满生命欲望的曲子。天野在这里展现了她对民间文艺的深刻理解。这种山野民歌，与主人公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正是这种反差，让我们窥见了他内心深处那块从未被岁月磨平的柔软之地。
“羊儿们都抬头望向他，似乎这曲子是唱给它们听的。马倒没有羊儿们兴奋，自顾自啃食青草，没有被曲子牵动。”这段描写充满了灵性。羊儿的反应，马的冷淡，将生灵的不同性情写得活灵活现。更重要的是，这曲子唤醒了他对自己生命源头的记忆——那是他爹在漆黑的夜里唱过一次的歌，他只听过一遍，就记住了。这歌声，是血脉的延续，也是情感的密码。
唱完曲子，他“脸上泛起红潮，像听到什么不该听到，花儿拨动他的心海，潮汐涌上来了，汹涌威猛，根本挡不住，溢出来了”这段心理描写，将那种生理性的、无法自控的情感波澜刻画得入木三分。平日里被压抑的、被遗忘的、被冰封的情感，借着这几句山歌，找到了一个出口。这是民间话语的力量，也是天野对乡土文化价值的肯定。那些被认为粗俗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山歌，恰恰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真实的情感表达方式。
四、“林子”的隐喻：生命的中断与永恒的守护
“林子”这个人物，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他是解放军战士，十五岁，家在山东聊城，有爹妈和妹子。他在剿匪途中，因为不熟悉地形，暴露了目标，替主人公挡了一枪。
这段经历的书写，充满了细节的真实感。主人公躲在树后，学乌鸦叫，连续三四声，洞里有了响动。林子抢先到了前面，“他一把扯住林子的衣服后襟”，但林子低声道：“不许干扰行动。”就在这一刻，“咝咝咝地声音飞了过来”。他蹲下，林子倒下。
“林子左胸有洞，喷射出的鲜血，吓得他浑身哆嗦。从来没有见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躺在面前，奄奄一息。”这种恐惧的书写，是非常直接的，没有任何修饰。一个在山里长大、见过生死的人，在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暴力死亡时，依然被“吓得浑身哆嗦”。这不是怯懦，这是人性对暴力的本能抗拒。
林子被埋在了山脊的圆疙瘩处。领头的解放军走时说：“我们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林子，你替我们好好陪着他。”这句话，成了主人公一生的嘱托。从此，林子的坟，成了他守望的一个焦点。几十年后，林子的妹妹林方找来，在坟前泣不成声。主人公站在那里，“多年前的那一幕出现了。林子是为他挡了一枪，林子牺牲了，他一直都活着。”
这种幸存者的愧疚，是贯穿他一生的隐形绳索。他替林子活着，也替林子守着这座山。当林业局的人要接他去县里的养老院，他说：“我爹、林子、我女人和娃，村里的人都在山里，我不能走，走了他们会孤单的。”这句话，道出了他所有行为的动机——他不是守山，他是守人。山里有他牵挂的人，山里有欠下的债，山里有许下的诺。
天野在这里的创作，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伦理自觉。她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个背负着记忆和承诺的人。这种背负，不是英雄主义的，而是非常朴素的、农民式的：答应人家的事，就要办到；埋在这里的人，就要陪着。这种朴素的伦理观，构成了小说最坚实的道德地基。
五、“红枣”、裂缝与雪：衰老的诗学
小说后半部分，主人公老了。这种老，不是通过直接的叙述，而是通过他与世界的互动一点点呈现的。
首先是“红枣”，那匹林业局送给他的枣红马。它“是一匹性格温顺的马”，他喜欢它，“路上跟它说过去的事情。它支棱这耳朵，听得专注。”这是孤独到了极致的表现——人只能对马说话。而当他在恍惚中被“红枣”舔醒，从马的眼睛里看到自己“那张布满沟壑的脸”时，他才意识到：“我老么”。马不会说话，但马打了一个喷嚏，像是在说“没老。没老。”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默契，写得温暖而苍凉。
其次是房子的裂缝。“窗户下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一道裂缝，像是一把剑插入墙里，他似乎听到了房子的哭泣”。这道裂缝，是时间的裂纹，也是生命的裂纹。房子和他一样，“都皱巴巴不成样子”。这种物我一体的书写，再次印证了天野的创作特点：她总是能在外物上找到人内心状态的投影。
最动人的，是最后那个雪中的场景。他一个人上山去看女人的衣冠冢，“雪覆盖着坟，白净净，像女人的身子。他扑上去，抱住了那一团白，轻柔地爱抚着。他像刚把女人娶进屋子里的那天晚上一样，用男人滚烫的气息，去温暖女人的身子。”
这一幕，写尽了孤独，也写尽了深情。六十多年的时光，在这一刻被浓缩成一个拥抱。雪是冷的，但怀抱是热的；人是死的，但爱是活的。天野在这里，用一种近乎残酷的美学，完成了对主人公一生的总结。雪一直下着，时间和生命，都在这一场大雪中归于沉寂。
六、结语：作为一种精神姿态的“守望”
纵观天野的《格里拉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作家的创作取向：她关注的是大地上最普通的人，是那些被历史洪流裹挟却从不抱怨的沉默者。她的语言是朴素的，甚至是土气的，但这种朴素中蕴含着惊人的力量。她写羊、写马、写烟盒、写山、写雪，每一个意象都从生活中来，又都指向生命的终极意义。
主人公杨光明，是一个没有走出大山的人。村里的大喇叭喊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哼着歌，却没有去。他留在了山里。这种“留”，在当时看来，或许是一种落后，但在天野的笔下，这种“留”成为一种精神姿态——守望的姿态。他守着死去的人，守着活着的记忆，守着山里的草木和生灵。这种守望，看起来被动，实际上却是一种最为坚韧的主动。
在当代文学日益都市化、内省化的今天，天野的这种书写，具有一种“接地气”的珍贵品质。她让我们看到，在那些遥远的、被遗忘的山谷里，还有人在用一生的时间，执行着一场与时间的谈判。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宏大的叙事，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行走、年复一年的守望。但正是这种沉默的坚守，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厚的生命底色。
《格里拉山》是一座山，也是一部书。天野用她沉静而有力的笔，为我们立起了一座文字的丰碑。碑上刻着的，是一个牧羊人用一生写就的史诗。这史诗没有韵脚，没有夸张的修辞，只有时间流淌过的痕迹，和一颗始终温热的心。
刊发在《西部》2024年4期的这部作品，值得我们用心去读。因为它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一切都在加速奔跑的时代，还有人在用最慢的方式，守护着最值得守护的东西。
2026年3月17日于库尔勒
作者简介：王永健，资深副刊编辑、记者、作家、评论家，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兵团作家协会会员，新疆巴州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兵团第二师作家协会副主席，现居库尔勒！
其小说《最后的青年排》获新疆新闻奖副刊作品二等奖，小说《居家的灯火明了》获兵团新闻奖副刊作品三等奖，四幕诗剧《爱之舞》获全国地市报副刊作品好作品奖等。其作品《解读中国马鹿》获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罗布人村寨：一条河两个世界三种风四类人》《嵌入心灵深处的血性》获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爱之舞》全国农民报好副刊作品奖；《塔里木情素》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三等奖；《可克达拉，一曲悠长而隽永的歌（组诗）》获兵团文艺诗歌三等奖，《兵团恋歌》获“中国梦·劳动美·兵团好——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兵团职工文学诗歌一等奖等，散文专著《向里向外的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被兵团纳入“金戈壁”文学丛书，该书作为向党的十八大、兵团成立六十周年献礼的社科成果。在《人民日报》副刊刊出的散文《库尔勒的桥》，被自治区教委定为中学语文课外必读篇目。诗集《绿色涂染》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为兵团2025年度文艺精品工程项目，诗集《南北疆》兵团出版社出版。
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散见于《人民日报》《中国作家》《青年文学》、《绿洲》《新疆日报》《兵团日报》《绿原报》等！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