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兼具学术性与时代性的文学批评范本
——论郑秉多《思想艺术论》之特色
作者：鲁崇民
郑秉多，笔名澄天，陕西旬邑县人。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咸阳市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市诗词学会会员，旬邑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先后从事过宣传、财经、企业管理和行政工作。常有文学作品见诸《陕西日报》《咸阳日报》《栓察文学》《华文月刊》《旬邑文艺》和各大文学文艺网络，出版有诗词、楹联和自传体散文集《流水心声》《心路余音》《应俗例隅》《郑秉多墨迹选》和文艺理论专著《思想艺术论--文学作品评论集》等，作品和事迹入选《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华卷第二卷)等。
郑秉多《思想艺术论》第一部分“张俊彪思想艺术论”为核心板块，以16篇评论深入剖析其创作脉络与精神世界；第二部分“高小莉思想艺术论”聚焦高小莉创作研究，对其8篇作品展开深度评论；第三部分为“思想艺术散论”23篇，另有附录。这部著作以严谨的理论架构与详实的文本分析，在重点围绕张俊彪与高小莉的创作研究中构建了立体的批评体系。不仅是对两位作家创作世界的深度解析，更以“理论融合的开放性”“批评方法的创新性”“现实观照的敏锐性”，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兼具学术深度与时代关怀的范例。以下从思想理论、写作艺术、文学史价值等方面，对其特色展开细致论述。
一、思想理论特色：多元理论的创造性融合与体系构建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运用与方法论创新
在张俊彪研究中，郑秉多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构建了“存在—异化—超越”的分析框架。以《幻化》三部曲为例，他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深入剖析霍士斌从农民革命者转变为官僚主义者的过程——霍士斌早期作为基层革命者，其行为受朴素的阶级意识驱动，但随着权力地位的上升，小农意识中的保守性与官僚体制的科层化逻辑相互作用，使其逐渐将公共权力异化为个人资本积累的工具，例如，霍士斌利用职权侵占集体财产，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在权力领域的变形体现，这种分析跳出了传统道德批判的局限，将个体命运与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紧密结合。在《对社会人性“病灶”的深沉“呐喊”》中，他进一步将“上官休”等“新贵族”形象置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中，指出其通过权钱交易实现阶层跃升的路径，本质是利用旧体制特权完成新体制下的资本扩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对社会转型期复杂现象的解释力。
在高小莉《永远的飘泊》的解读中，他创新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与女性主义研究相结合。主人公叶小舟作为知识女性，其“摆书摊—当编辑—辞职漂泊”的生存轨迹，折射出资本逻辑下的双重剥削：作为劳动力，面临薪资压榨与职业发展瓶颈；作为性别主体，职场中的“容貌焦虑”与“年龄歧视”构成隐形的“身体政治”，例如，叶小舟被迫在“女性气质”与“职业竞争力”之间艰难抉择。他进一步将叶小舟被迫向城管“微笑示弱”的细节，解读为资本逻辑下女性劳动者的“情感劳动”异化，通过表演性的性别气质换取生存空间，实质是资本对女性劳动力的双重剥削（经济压榨和性别规训），为女性文学批评注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深度。
（二）宗教哲学与存在主义的本土化阐释
面对张俊彪作品中贯穿的“幻化哲学”与宗教叙事，郑秉多创造性地融合佛教轮回思想与萨特存在主义理论。在《曼陀罗》研究中，主人公东方慧的三次灵魂转世被他解构为存在主义自由的三重境界：第一世拒绝包办婚姻选择写作，对应萨特“选择即本质”；第二世以乞丐身份批判社会不公，暗合佛教“众生皆苦”的慈悲；第三世化身教师传播真理，完成“存在先于本质”的价值建构。这种跨文化的理论融合，使“幻化”这一概念从神秘的叙事层面，上升为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展现了在存在的虚无中，人如何通过选择创造意义。
在高小莉《有感于“不写评论”的感想》研究中，针对其“拒绝评论”的创作姿态，郑秉多援引《金刚经》“无所住心”与萨特自由理论，展开存在论层面的阐释。他指出，作家拒绝被既有批评框架“本质化”，恰似佛教徒破除“名相执着”，其核心是对创作主体性的坚守，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决断”——通过拒绝外界赋予的标签，作家得以在空白中重新定义自我与作品的关系。这种姿态既是对东方哲学智慧的践行，也是对西方存在主义自由精神的呼应，共同指向对人为规训的反抗，使文学现象成为探讨人类自由与主体性的生动案例。
（三）美学理论的体系化创新与跨文体实践
郑秉多在文学审美层面提出“圆形叙事学”理论，系统阐释张俊彪作品的结构美学。以《曼陀罗》为例，其“紫荆花五瓣结构”暗合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球形最美”的形式美学，章节之间的对称循环形成视觉与心理的双重和谐；“日环食”意象则与《周易》“复”卦“周而复始”的辩证思维相呼应，暗示历史进程中进步与倒退的螺旋式上升；东方慧的灵魂转世叙事更与普洛丁“神性流溢”理论相通，构建了“人间—灵界—人间”的精神轮回，使作品在形式美之上兼具哲学深度与神性维度。这种将西方形式美学、中国传统哲学与宗教神秘主义融合的理论，为解读张俊彪作品的“史诗性”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
在散文批评领域，郑秉多提出“思想密度公式”，以高小莉《关中行》中“窑洞前的杨树”意象为例展开三重解析：作为“家族记忆载体”，杨树串联起主人公张俊彪的童年苦难（饥荒年代啃食树皮）与乡土变迁（城市化进程中老树被砍伐），形成历史纵深感；“杨树—奶奶—父亲”的情感链条，浓缩了饥饿岁月中长辈以树皮充饥却省下口粮的亲情，以及父亲离世时杨树被雷劈断的悲情，情感浓度通过细节层层叠加；“杨树参天”与“人生漂泊”的对照，则升华为对“根与路”“有限与永恒”的存在主义思考，使自然意象成为哲学思辨的载体，这种分析将具体的意象升华到哲学的高度，展现了散文批评的深度。此外，他首次界定“逸野文体”，指出高小莉通过“时空蒙太奇”（如《回望马栏》中1930年代革命场景与2000年代乡村现状的交叉剪辑）、“感官通感”（如《站在渭北高原上》将黄土的质感、西北风的声音、小米粥的味道并置）、“虚实叠合”（如《朝圣》中徒步五台山的实景与佛经感悟的虚境交融）等技法，打破了散文“小摆设”的传统认知，创造了“以灵秀笔触写雄浑客体”的新美学范式。
（四）跨学科理论的交叉与整合
郑秉多在分析张俊彪《最后一枪》时，他引入创伤理论，构建“集体创伤—个体叙事—历史反思”的分析维度。作品中红五军团被错误肃反的情节，不仅是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文学再现，更是对革命队伍内部矛盾的创伤性书写。通过幸存战士的噩梦、遗物中的血迹等细节，文本将集体性的历史创伤转化为可感知的个体体验，促使读者反思“胜利叙事”中被遮蔽的牺牲者命运。这种跨学科视角突破了传统革命历史题材的颂歌模式，拓展了文学对历史记忆的表现范围。
在解读高小莉《时代与梦想》时，他运用管理学“SWOT分析”框架，将官金仙的创业历程拆解为优势（商业洞察力、政策敏感度）、劣势（文化程度低、女性身份限制）、机会（改革开放政策、农村教育需求）、威胁（同行竞争、资金链风险）模型。通过这种分析，将文学文本与现实的商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使文学作品成为解读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学样本。这种“文学+社会学+管理学”的跨学科路径，展现了批评家整合多领域知识的能力。
二、写作艺术特色：批评方法论的革新与实践
（一）选题策略：核心母题与争议议题的双重聚焦
郑秉多的选题始终围绕“人”的命题展开，在张俊彪研究中深耕“苦难—抗争—信仰”的精神脉络。《牛圈娃》通过饥饿美学的书写，展现生存极限对人性的考验；《幻化》以权力异化为切入点，揭示现代化进程中人性的堕落与救赎；《曼陀罗》则通过宗教叙事，探索信仰在精神危机中的重建路径，形成了“肉体苦难—精神异化—灵界超越”的递进式观照，使分散的评论篇章有机凝聚成一部“作家精神成长史”。
面对文坛争议议题，他展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针对《曼陀罗》“宗教情怀是否消解现实批判”的争议，他通过“天堂（信仰）—现实（权力）—地狱（人性）”三重空间的互文分析，指出东方慧的“灵魂救赎”并非逃避现实，而是以超验视角强化对现实腐败的批判——正如但丁通过《神曲》揭露教会黑暗，张俊彪借助宗教意象实现对官僚主义的寓言式批判。这种从争议点出发的选题方式，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分类框架，将作品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中审视。在高小莉《永远的飘泊》的“打工文学”标签争议中，他拒绝将作品简化为特定题材的代表，而是聚焦叶小舟“资本压迫下的精神突围”，指出其涉及的“技术异化”“流动社会身份认同”等议题，具有全球化时代的普遍意义，激活了对文学分类标准的深层思辨。
（二）结构范式：多维切入与逻辑递进的有机统一
单篇评论采用“现象—理论—文本—升华”的四层结构，以《惊世骇俗 奇光异彩》为例：开篇以《曼陀罗》出版后“读者抢购、评论界哗然”的文化现象引发关注，形成阅读悬念；继而引入恩格斯“爱情是阶级的爱情”理论与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搭建分析框架；随后通过东方慧与五位女性的情感纠葛，揭示爱欲关系中的权力博弈；最终升华为“现代性爱情的存在主义困境”，链接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情感异化”理论，完成从具体文本到抽象理论的升华，使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刻。
整体评论集呈现“金字塔式”逻辑链条：底层是作家论（如《一颗永难埋没的红星》考证张俊彪童年经历对创作的影响），中层是作品论（如《美轮美奂说人生》分析创作技法），顶层是文学史论（如《一座经受住时间检验的文学丰碑》定位历史价值）。这种由下而上的建构方式，既保证了研究的实证基础，又实现了理论的登高望远，使读者能从作家生平、作品细节、文学史脉络三个层面理解其创作的整体性。
（三）论证方法：文本细读与理论思辨的辩证结合
郑秉多的论证始终坚持“文本第一”原则，在张俊彪《血与火》研究中，他精准捕捉“刘志丹被错误肃反时戴的镣铐重12斤”“平反大会召开于1942年12月”等史料细节，构建“革命队伍内部矛盾”的微观叙事，有力地证明了作品“以文学笔法抢救历史记忆”的史学价值。同时，他将这些细节与鲁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文学主张对照，提出张俊彪的传记文学是“革命历史的创伤书写”，实现了从历史考据到理论升华的跨越。
在高小莉研究中，他既以“官金仙为办学校盖29个印章”“摆书摊时被城管没收3次书籍”等文本细节，构建“改革开放民间奋斗史”的血肉；又将其与路遥“劳动人民的道德坚守”、陈忠实“宗法制度的现代性困境”进行文学史对照，提出“道德阶段—精神阶段”的创作分期理论，从宏观的文学史脉络中，赋予个体创作更深远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显微镜”与“望远镜”的结合，使评论既有文本说服力，又具思想穿透力。
（四）语言风格：学术严谨与文学质感的和谐统一
郑秉多的批评语言巧妙融合理论精确性与文学感染力。在理论阐释中，他独创兼具学术精准性与文学意象性的批评概念，如“圆形叙事学”“思想密度公式”“逸野文体”等。以“圆形叙事学”概括叙事结构的循环逻辑，用“思想密度公式”将抽象审美转化为可感知的物理量度，使理论话语摆脱晦涩；“逸野文体”以“逸”喻精神自由、“野”指题材广阔，文字简练而张力十足。
在解读作品时，他擅长将美学特征转化为具象化视觉意象。分析高小莉《关中行》时，以“用南方灵秀笔触给北方山河系上诗意丝带”形容南北文化交融；论及张俊彪《血与火》的历史书写，用“让子弹穿透历史迷雾照亮遗忘角落”比喻批判力度，使学术分析如文学描写般鲜活可感，拉近与读者的情感距离。
面对文学批评不良现象，他的批判兼具理论深度与通俗表达。以“鲁迅式匕首投枪”类比真正的批评精神，直指“人情化、标签化、学术泡沫化”问题；用“学术泡沫如速溶咖啡，看似浓郁却无本味”等比喻，将抽象学风批判转化为日常可感的意象，既保持思想锋芒，又通过文学性增强说服力，实现学术严肃与阅读亲和力的平衡。
三、文学史价值：在解构与建构中激活文学记忆
（一）文学史叙事的“去蔽”与重构
郑秉多以“打捞被遗忘的文学存在”为使命，重新定位张俊彪的文学史坐标。他突破“陕西作家”的地域标签，将其与司马迁、鲁迅并置：《刘志丹传》等传记文学如《史记》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过为革命先烈正名实现“史学突围”；小说创作则延续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传统，以《幻化》批判权力异化，其长篇巨制《幻化》三部曲，以百万字的宏大篇幅构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百科全书’，其史诗性可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这种“去地域化”的视角，为重新评估那些处于“非京沪中心”的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式。在《文学的拓荒者》中，他首次提出“传记文学的史学突围”概念，强调其“以文学笔法抢救历史记忆”的价值，为当代文学补充了“重写革命历史”的新视角。
在高小莉研究中，他拒绝以“女性文学”“打工文学”等旧标签框定《永远的飘泊》，而是将其纳入“现代化转型文学”范畴，指出作品中叶小舟的“漂泊”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换，更是对传统性别角色、城乡二元结构、资本逻辑的多重超越，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期的个体精神困境，为文学史补充了‘转型期女性精神史’的重要维度。
（二）现实批判的介入与超越
郑秉多的评论始终以文学为镜映照现实。在《历史的警钟长鸣了什么》中，他通过《最后一枪》中红五军团的悲壮结局，揭示“英雄叙事”中潜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当胜利被简化为数字与口号，个体的牺牲便成为可被忽略的细节。他呼吁社会重新审视“胜利叙事”中的个体生命价值，体现了文学批评对历史书写的伦理反思。
针对当下文学批评的“人情化”“标签化”困境，他在《一座经受住时间检验的文学丰碑》中坚持“不溢美、不隐恶”的批评伦理，既肯定张俊彪作品的历史价值，也客观指出其宗教叙事存在“乌托邦化”倾向。同时，他提出批评家应是“思想的翻译者、文本的解读者、时代的对话者”，强调批评需在理论、文本、现实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为当代批评伦理建构提供了新参照。
（三）批评伦理的坚守与创新
面对学术泡沫化趋势，郑秉多以“文本中心主义”为批评基石。在《有感于“不写评论”的感想》中，他批评当下批评界“用理论泡沫代替文本分析”的乱象，主张以胡塞尔现象学“悬置判断”的态度直面作品。这种坚守在《风起岭南》等评论中体现为：抛开“访谈体”的形式偏见，专注挖掘作家自述中的精神史线索，回归批评“阐释作品、引导阅读”的本质。
四、局限与反思：在探索中寻求进一步突破
郑秉多的评论体系虽具开创性，仍存在可深化之处：其一，部分篇章存在“理论先行”倾向，如《为信仰划出了闪亮的“北斗柄”》中“泛神论”与“智能上师”形象的勾连稍显牵强，可增加对具体叙事细节的分析；其二，性别视角的批判深度不足，对《曼陀罗》中女性角色作为男性精神成长“他者”的现象，未能深入揭示性别权力结构；其三，比较研究的广度有限，可将张俊彪的“幻化哲学”与贾平凹“商州神话”、高小莉的“禅宗美学”与迟子建“萨满文化”进行更深入对照，以凸显其独特性；其四，“如有一些文章的题目似乎过大，而全文文字不足，文与题之间显得不太协调”（于有训评语）。
结语
郑秉多的《思想艺术论》以“文本为根，理论为翼，现实为魂”的批评实践，展现了文学批评的多元可能性。郑秉多通过对张俊彪、高小莉创作的系统阐释，不仅构建了个性化的批评范式，更以“多元理论融合的开放性”“批评方法创新的示范性”“现实问题介入的尖锐性”，为当代文学批评树立了兼具学术深度与时代温度的范本。这部著作启示我们：真正的文学批评应在现实的土壤中扎根，从文本出发深入挖掘作品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在理论的天空中飞翔，运用多元理论资源实现对文本的创造性阐释；最终抵达对人性、历史与时代的深度理解，实现文学批评“阐释作品、引导阅读、介入现实”的终极目标。
这种“有思想的学术，有温度的批评”，摒弃了空洞的理论堆砌与肤浅的文本解读，以扎实的文本细读、深刻的理论思辨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为当代文学评论突破“人情化、标签化、泡沫化”的困境指明了重要路径。当我们透过这部著作审视张俊彪笔下人物的命运沉浮、高小莉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突围时，实则是在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那些关于权力、资本、性别、信仰的文学书写，本质上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生存困境的持续追问。
在多元理论的激荡与文本现实的张力中，郑秉多以不懈的探索为文学批评找到了一条“接地气、有锐度、具超越性”的前行路径。尽管其研究存在理论与文本偶有割裂、性别视角待深化等局限，但瑕不掩瑜，《思想艺术论》依然以其鲜明的问题意识、立体的批评维度和充满张力的阐释空间，成为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兼具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重要成果。对于后来者而言，这部著作不仅是解读张俊彪、高小莉创作的途径，更是一把打开文学批评多元可能性的钥匙，引领我们在文学的世界里不断追寻真理、探索人性、思考时代。
本文系原创
作者简介：鲁崇民，网名晨光如水，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会员，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社协文委会副主任，张俊彪文学艺术研究会顾问，文学爱好者，常有诗文、评论散见报刊、网络。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