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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与超越
——张俊彪文学世界的风骨与深耕
袁竹
在当代中国文坛的星空中，总有一些作家以生命为炬，以笔墨为犁，在时代的土壤里深耕不辍，用作品为民族精神立传，为人类心灵溯源。张俊彪便是这样一位兼具创作体量与精神厚度的写作者，一位以风骨铸魂、以赤诚践诺的文学坚守者与开拓者。他从陕甘黄土高原的沟壑间走来，牛圈里降生的苦难童年、陇东贫瘠土地的滋养、军旅生涯的淬火磨砺、文艺管理岗位的世事淬炼，都化作他笔下最厚重的底色与最磅礴的力量。一千余万字的创作实绩，横跨传记文学、长篇小说、文学评论、散文等多个领域，如同一条奔腾的江河，既承载着时代的浪潮，也映照出人性的幽微，更镌刻着一位作家对文学信仰至死不渝的坚守。“华文月刊”2026年1月刊登的王祖友与张俊彪的对话，如一把精准的钥匙，轻轻解锁了这位文坛奇人创作背后的精神密码——对文学真实的极致执着，对人格尊严的决绝坚守，对宇宙人生的深邃哲思，以及对故乡大地与苦难众生的滚烫赤诚。这份坚守与深耕，让他的作品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如陇东高原上的白杨树，扎根贫瘠、向阳而生，枝繁叶茂间，成为照亮人心的精神坐标。
一、风骨为笔：拒绝妥协的文学纯粹性
文学的风骨，从来不是刻意标榜的姿态，不是孤高自傲的伪装，而是融入作家血脉与灵魂的精神基因，是在名利诱惑面前不改初心、在规范桎梏之中坚守本心的勇气与担当。它如寒梅傲雪，经霜历雪而愈显清芬；如青松立崖，栉风沐雨而愈发挺拔。在当代文坛功利化渐盛、妥协之风偶现的语境下，张俊彪用一生的践行，诠释了何为文学的风骨，何为作家的纯粹——他以拒绝修改《幻化》三部曲换取茅盾文学奖的决绝，为当代作家立起了一座精神丰碑，那份“干净有骨气”的创作态度，成为穿越浮躁迷雾的一束微光，照亮了文学本真的方向。
1999年，《幻化》三部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磅推出，一经问世便引发文坛震动，当年即再版，迅速风靡大江南北，成为跨越地域与圈层的畅销书。2000年，这部作品的首发式暨研讨会创下了当代文学界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纪录，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出版界人士齐聚一堂，共论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精神内涵，足以印证其在当时文坛的分量与市场的认可度。彼时，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正在进行，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它是对作家创作成就的极致认可，是作品获得更广泛传播、被更深入解读的重要契机，更是无数作家毕生追寻的文学荣光。
作为当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主任，张炯教授对《幻化》三部曲给予了高度认可，同时两次提出修改意见，核心诉求清晰而直接：在作品塑造的三位省委第一书记形象中，着力打造一位“完美高大的光辉典型”，只需删除霍士斌这一人物身上关于决策失误与人格缺失的三万字内容，便可顺利斩获这份殊荣，甚至主动提出协调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为其获奖与传播铺路。这份“捷径”，对于任何一位作家而言，都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它意味着创作生涯的巅峰认可，意味着作品将被纳入主流文学的核心视野，意味着毕生心血能获得更广泛的回响。尤其是对于从苦难中走出、凭借自身奋斗跻身文坛的张俊彪而言，这份荣誉更承载着太多的重量，它可以是对过往艰辛的慰藉，对创作付出的回馈，甚至是改变自身文学地位的重要契机。
但张俊彪毅然选择了拒绝。这份拒绝，不是意气用事的逞强，不是不识抬举的傲慢，而是基于对文学本质的深刻认知，对创作初心的绝对坚守，对作家责任的清醒担当。在他看来，《幻化》三部曲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它突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三突出”的创作桎梏，摆脱了脸谱化、扁平化的人物塑造模式，挣脱了革命文学长期以来的叙事窠臼，真实描摹了高级领导干部的复杂面貌，实现了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高度统一。他深知，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不在于完美；文学的使命在于描摹人性，不在于塑造符号。正如他在与王祖友的访谈中所言，作品中的人物“无一完人，也无一完全的坏人”，即便是省军级高干，在和平年代的权力博弈与生活琐碎中，也有人性的起伏、情感的纠葛与人格的局限；即便是被定义为“坏人”的角色，在特定情境下也会有善的闪光、人性的温度。这种对人性复杂性、多面性的深刻挖掘，是对传统革命文学人物塑造模式的大胆突破，为当代长篇小说的人物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也让作品拥有了触及灵魂的力量。
张俊彪的拒绝，本质上是对文学真实原则的坚守，是对作品完整性的捍卫。他清楚地知道，若为获奖而修改，删除那些描摹人性局限与决策失误的文字，不仅会割裂作品的叙事脉络，破坏人物形象的立体性，更会违背自己的创作初心，让作品沦为迎合规范的产物，丧失最核心的精神价值。那样的获奖，于他而言，不是荣誉，而是妥协；不是认可，而是遗憾——他对不起自己伏案多年的赤诚，对不起笔下那些鲜活而真实的灵魂，更对不起读者与评论界的信任与期待。在他的文学认知里，作家的笔，是记录真实的工具，是启迪人心的载体，而非换取名利的筹码；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是否获得奖项，而在于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是否能在读者心中留下长久的回响。
这份坚守，更源于他对文学责任的深刻体悟与对作家尊严的绝对捍卫。张俊彪出身贫苦，1952年生于陇东高原一个赤贫的外来农户家庭，母亲在牛圈中生下他，童年靠野菜、树皮、观音土度日，十岁时母亲饿死，父亲虽力大无穷却难以摆脱贫困的枷锁，自身又常年遭受宗法势力的挤压与排挤，即便参军后，也遭遇过欺骗与非议，甚至因救人遭遇飞车撞击，九死一生却被抢走荣誉、遭到通报批评。这些极致的苦难与不公，没有磨平他的棱角，反而锻造了他的恤贫意识、抗争意识与爱憎分明的品格，让他深知真实的重量，深知坚守的意义。他始终认为，作家的使命不是迎合规范、讨好市场，而是记录时代的真相、描摹人性的本真，是为苦难立传、为正义发声，是用文字唤醒人心、传递力量。若为名利妥协，为获奖修改作品，便是丧失了作为作家的骨气与尊严，沦为名利的奴隶，那样的创作，便失去了最根本的价值。
这种“不为获奖而创作”的纯粹性，在当下功利化的文坛中更显稀缺与珍贵。如今，不少作家被名利裹挟，为了迎合市场口味、贴合评奖标准，刻意调整创作方向，弱化思想深度、强化形式技巧，放弃对真实的挖掘、对人性的探索，使得作品沦为功利的产物，缺乏灵魂与力量，虽能喧嚣一时，却难以经得起时间的沉淀。而张俊彪用行动证明，真正的文学作品，从来不是迎合的产物，而是坚守的结晶；真正的作家，从来不是名利的追逐者，而是精神的守护者。唯有坚守真实、坚守本心、坚守风骨，才能创作出跨越时代的经典，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文学评论家吴秉杰先生所言，《幻化》的深层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几十年后、一百年后仍会被阅读与研究。这份跨越时间的生命力，正是源于作家对文学纯粹性的坚守，源于那份不向名利妥协、不向规范低头的文学风骨。
张俊彪的风骨，从来不是孤立的坚守，而是贯穿其一生创作的精神主线。他在创作中，始终坚守“为人民而写、为真实而写”的初心，不迎合、不妥协、不媚俗，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传记文学，无论是文学评论还是散文创作，都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我与纯粹的追求。这种风骨，让他的作品拥有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也让他成为当代文坛中不可替代的存在——他如一株扎根大地的青松，不攀附、不张扬，却始终向阳而生，用风骨撑起了自己的文学世界，也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力量。
二、人性为核：“幻化现实主义”的创作突破
文学的终极命题，从来都是对人性的探索与追问。从古希腊悲剧对人性善恶的描摹，到近现代文学对人性复杂的挖掘，无数作家终其一生，都在试图揭开人性的面纱，探寻人性的本质。张俊彪的文学创作，始终以人性为核心，以悲悯为底色，无论是传记文学还是长篇小说，无论是描摹英雄还是书写凡人，都在深耕人性的复杂与多元，挖掘人性的光辉与幽暗。其中，《幻化》三部曲所构建的“幻化现实主义”创作范式，更是将这种对人性的探索推向了极致，实现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突破与超越，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成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审美维度。
“幻化”二字，是张俊彪对宇宙人生的深刻哲学解读，是他文学思想的核心内核，更是“幻化现实主义”的灵魂所在。在他看来，世间万物，无时无处不在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静止，没有绝对的永恒——草木荣枯、四季流转，生命降生与消亡，人性善恶的转化，权力得失的更迭，皆是“幻化”的体现。这种“幻化”，不是虚无缥缈的空想，不是脱离现实的荒诞，而是宇宙运行的基本法则，是生命存在的本质状态：盈则亏、亏则盈，盛则衰、衰则兴，善可向恶转化，恶亦可有善的闪光，一切都在时空的流转中不断变化、不断演进。而“幻化”的核心，终究是人性的变化与生命的流转，是人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蜕变与坚守。
《幻化》三部曲由《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三卷本构成，以全景式的视角，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交织，在政治风云的激荡与人性幽微的描摹中，构建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横跨革命岁月、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既有革命年代的激情燃烧与苦难磨砺，也有和平建设时期的理想坚守与迷茫探索，更有改革开放后的机遇与挑战、欲望与坚守。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绝对的英雄，没有纯粹的恶人，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洪流中身不由己，都在权力、欲望、情感的纠葛中经历着人性的考验与蜕变——霍士斌、黎可夫、何人杰三位省委第一书记，既有作为革命者的理想与担当，有为民服务的赤诚与坚守，也有权力带来的膨胀与迷失，有决策中的失误与人格上的局限；普通的干部、知识分子、农民，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正义的坚守，也有对名利的追逐、对苦难的妥协。张俊彪以细腻的笔触，将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层层剖开，描摹他们的挣扎与坚守、欲望与良知、快乐与痛苦，让每一个人物都摆脱了脸谱化的桎梏，变得立体而鲜活、真实而可信。
这种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彻底打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局限，实现了人物塑造的革命性突破。长期以来，革命文学往往陷入“三突出”的创作窠臼，聚焦于英雄人物的崇高与伟大，刻意弱化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将英雄塑造为“高大全”的符号——他们毫无缺点、无所不能，始终坚守信仰、无私奉献，缺乏普通人的情感与局限，看似崇高，却难以触动人心，缺乏真实的生命力。这种创作模式，虽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了激励人心的作用，却也限制了革命文学的思想深度与艺术生命力，让作品沦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非真正的文学作品。
张俊彪在《幻化》中，彻底挣脱了这种束缚，他以“不回避弱点、不美化崇高”的创作态度，还原了革命者与领导者的真实面貌——他们既是理想的践行者，也是人性的承载者；既有崇高的信仰，也有世俗的欲望；既有坚守的勇气，也有妥协的时刻。霍士斌的决策失误、人格缺失，黎可夫的优柔寡断、左右摇摆，何人杰的野心膨胀、不择手段，与他们的革命理想、为民担当一样，都是人性真实的体现。张俊彪从不刻意美化英雄，也不刻意丑化反派，他始终以平等的视角、悲悯的情怀，看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尊重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这种创作态度，不仅让人物形象变得立体而可信，更让作品的思想深度得到了极大提升——它不再是简单的善恶对立、正邪较量，而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刻追问，对权力与人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对革命理想与世俗生活冲突的细腻描摹。
除了人物塑造的突破，“幻化现实主义”更实现了现实描摹与哲学思辨的深度融合，让作品摆脱了表层叙事的局限，走向了对宇宙人生的深层探索。张俊彪的创作，从未停留在对现实的简单复刻与表层描摹，他始终以深邃的目光，穿透现实的表象，挖掘现实背后的宇宙法则与人性本质，将个人命运的起伏与宇宙人生的哲思融为一体，让作品既有现实的温度，又有哲思的厚度。这种哲思的形成，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他曾在军事训练中遭遇意外假死，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这段九死一生的经历，让他对生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与体悟。在他看来，生死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善恶美丑之别，这是宇宙最公正、最不可违背的法则。这种生死观，贯穿了《幻化》三部曲的始终，也成为他解读人性、描摹人生的重要视角。
在张俊彪的笔下，生死不是生命的终点与起点，而是人性的试金石，是“幻化”的重要载体。既然人人都无法逃避生死，那么人性的善恶、命运的起伏、权力的得失，都只是生命流转中的短暂“幻化”，唯有坚守向善的本心，坚守理想与担当，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实现人性的升华。这种哲思，并非空洞的议论与说教，而是巧妙地融入了具体的叙事与人物塑造之中，与情节的推进、人物的命运紧密结合，做到了润物细无声。当霍士斌在权力的漩涡中迷失自我，最终走向毁灭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领导者的悲剧，更是人性在欲望面前的脆弱与沉沦；当黎可夫在坚守与妥协中反复挣扎，最终重拾初心时，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个革命者的觉醒，更是人性在磨砺中的成长与升华。这些人物的命运流转，无不承载着张俊彪对生死、人性、权力的深邃思考，让作品超越了单纯的现实叙事，拥有了跨越时代的精神价值。
作品中对宗教文化的理性阐释，更让这份哲思多了一层厚度与深度，丰富了“幻化现实主义”的内涵。张俊彪认为，信仰是人类文化的起源，宗教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人类数千年的思想与秩序，文学艺术无法脱离宗教精神而存在。但他所倡导的“宗教情怀”，并非特指某一种宗教信仰，而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对善的坚守、对超越世俗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兼容并蓄、包容多元的精神境界。在《幻化》《曼陀罗》等作品中，他反复阐释文学艺术家的宗教情怀与精神追求，将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向善”理念与西方哲学中的人性思考相结合，让作品的哲思更具包容性与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幻化现实主义”绝非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变体，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简单延伸，而是张俊彪基于中国经验、融汇东西方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质的文学创作范式。如果说传统现实主义侧重对现实的精准描摹，魔幻现实主义侧重对现实的荒诞解构，那么“幻化现实主义”则侧重对现实的深层穿透与对人性的本质挖掘——“幻”是对现实表象的超越，是对宇宙人生的哲思投射，是对人性幽微的极致呈现；“化”是存在本质的显形，是人性在时代洪流中的蜕变，是现实与哲思的融合共生。这种创作范式，既坚守了现实主义的真实原则，又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局限，为当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可能，彰显了张俊彪作为作家的创新勇气与艺术才华。
三、拓荒为任：传记文学的开创与深耕
在张俊彪一千余万的创作版图中，传记文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他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是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的开创者，更是这一领域的深耕者与引领者，以十余部数百万字的传记文学作品，以“理论+实践”的双重探索，打破了传统传记的叙事桎梏，确立了传记文学的独立文体地位，为当代传记文学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文学界公认为“新时期传记文学第一人”。
在张俊彪之前，中国的传记类作品多被归入“人物传记”或“革命回忆录”的范畴，缺乏明确的文体定位与创作规范，更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撑。这些作品要么侧重史料的堆砌，缺乏文学的感染力，沦为枯燥的史料汇编；要么侧重对人物的美化与歌颂，回避人物的局限与不足，陷入“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窠臼，缺乏真实的生命力；要么侧重个人经历的琐碎记录，缺乏思想深度与精神内核，难以承担起传承精神、启迪人心的使命。彼时，传记类作品始终处于文学的边缘地带，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文学文体，也未能获得足够的文坛关注与读者认可。
1977年春，正值中国文坛复苏之际，张俊彪敏锐地察觉到传记类作品的创作困境与发展潜力，在新时期最先提出“传记文学”这一崭新文体概念，打破了传统传记的认知边界，为传记类作品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概念之后，他并未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而是迅速投身创作实践，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第一个提出并系统撰写传记文学的作家，用笔墨践行自己的文学理念，为传记文学的发展铺路搭桥。
1985年，张俊彪在《飞天》杂志发表《我与我的传记文学》一文，这是新时期最先见于报刊的传记文学专题论文，标志着他对传记文学的理论探索走向成熟。在这篇论文中，他系统阐述了传记文学的创作理念、审美特质、价值追求与创作规范，明确界定了传记文学与历史传记、革命回忆录的本质区别——传记文学既要坚守历史真实的底线，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不能虚构历史、歪曲人物，这是传记文学的立身之本；又要运用文学手法，对人物形象进行细腻塑造，对情节进行合理梳理，对氛围进行精心营造，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这是传记文学的文学价值所在。他强调，传记文学的核心是“人”，是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挖掘与呈现，是对人物命运的描摹与反思，而非简单的史料罗列或事迹歌颂。这篇论文的发表，为传记文学的规范化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推动了传记文学从边缘文体向独立文学文体的转型。
同年，《文艺报》头版发表专题文章，明确肯定了张俊彪在传记文学领域的开创地位，高度评价他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认为他的努力“填补了新时期传记文学的空白”，“为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并投身传记文学创作，传记文学逐渐摆脱边缘地位，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蓬勃发展的创作态势——这一切，都离不开张俊彪的开拓性贡献，他以一己之力，开启了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的发展之路，成为传记文学领域的“拓荒者”与“引路人”。
张俊彪的传记文学创作，始终坚守“真实为本、精神为魂”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贯穿了他所有传记作品的创作全过程，成为他传记文学的鲜明特质。他聚焦革命英雄人物，深耕红色历史，先后创作了《刘志丹的故事》《血与火》《最后一枪》《黑河碧血》《红河丹心》等经典作品，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细腻的文学笔触，还原了刘志丹、董振堂等革命英雄的真实人生，既展现了他们作为革命者的崇高信仰、坚定意志与为民担当，也不回避他们的成长经历、性格局限与人生遗憾，让英雄人物走出了“神坛”，摆脱了“高大全”的符号化塑造，变得有血有肉、可感可学。
在《刘志丹的故事》中，张俊彪没有将刘志丹塑造成完美无缺的革命圣人，而是以客观、真实的视角，描摹了他从一个普通青年成长为革命领袖的全过程——他有理想、有担当，为了革命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但他也有迷茫与困惑，有挫折与失败，在革命道路的探索中，也曾遭遇误解与排挤，却始终没有放弃信仰与追求。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挖掘了刘志丹内心的挣扎与坚守、痛苦与喜悦，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鲜活的革命领袖，感受到了英雄精神背后的人性温度。这种创作方式，打破了传统革命传记“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桎梏，实现了历史真实与文学审美、英雄精神与人性温度的完美统一。
为了坚守历史真实的底线，张俊彪在创作每一部传记作品时，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搜集、整理史料，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他遍历陕甘地区的革命旧址，走访革命先烈的亲属、战友与知情者，查阅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拒绝道听途说，不虚构情节、不歪曲人物，哪怕是一个细节、一句话，都力求精准无误。同时，他又不拘泥于史料的堆砌，而是运用文学手法，对史料进行合理的梳理与提炼，通过细节描写、心理刻画、环境渲染等方式，塑造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营造身临其境的叙事氛围，让枯燥的历史变得生动可感，让英雄的精神得以鲜活传承。
这种“真实为本、精神为魂”的创作原则，不仅让张俊彪的传记作品获得了读者的喜爱与认可，更成为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标杆，影响了一代传记文学作家。如今，“尊重历史真实、挖掘精神内核、兼顾文学审美”已成为传记文学创作的共识，而这一切，都源于张俊彪的开拓性实践与坚守。
张俊彪在传记文学领域的贡献，不仅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开拓，更在于他为传记文学赋予了独特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内涵。他的传记作品，从来不是简单的人物生平记录，而是对红色历史的传承与弘扬，是对英雄精神的挖掘与诠释，是对人性的探索与反思。在他的笔下，英雄人物的奋斗历程与时代变迁紧密交织，他们的信仰与坚守、挫折与成长，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通过这些作品，读者不仅能了解革命先烈的生平事迹，更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崇高精神与人性光辉，汲取前行的力量。
更为难得的是，张俊彪的传记文学创作，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他不断探索传记文学的叙事方式与表达手法，打破了传统传记的线性叙事模式，将叙事视角、心理刻画、哲思感悟融为一体，让传记作品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文学的艺术性，更有思想的深度。他的作品，既有对革命英雄的描摹，也有对普通劳动者的书写；既有对历史的回望，也有对当下的关照，始终坚守“为人民立传、为时代立传”的初心，让传记文学成为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桥梁，成为传承民族精神、启迪人心的重要载体。
作为一位从苦难中走出的作家，张俊彪用一千余万字的笔墨，书写了时代的沧桑、人性的复杂、英雄的荣光与大地的赤诚；作为一位文学坚守者，他以风骨为笔，拒绝妥协、坚守纯粹，为当代文学立起了精神丰碑；作为一位文学开拓者，他以人性为核，构建“幻化现实主义”创作范式，以拓荒为任，开创传记文学新领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力量。他的文学世界，既有陇东高原的厚重与苍凉，又有宇宙人生的深邃与辽阔；既有对苦难的悲悯与共情，又有对希望的坚守与追寻。这份坚守与超越，让他的作品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让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中一位值得永远铭记与深入研究的作家。
岁月流转，时光沉淀，那些迎合时代、追逐名利的作品终将被遗忘，而张俊彪那些坚守真实、坚守风骨、深耕人性的作品，终将如陇东高原上的青松，历经岁月磨砺而愈发挺拔，如暗夜中的微光，永远照亮人心，在文学的长河中，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2026年2月2日写于四川德阳
作者简介
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名家―――袁竹》大红袍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破茧逐光》（又名《东升》“中国作家网”2025首发）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逾 1200 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等各大媒体平台。歌词《石榴红》获金奖。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等曾在 “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 栏目连载。《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等三十余部长篇小说在“起点中文网”发布。《问道》《四川》《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在“纵横中文网”连载。《三星堆之缘》《戍光志愿雄赳赳》等三部长篇小说在“晋江文学城”发布。《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长篇有声作品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线。
此外，《阿来：以藏族文学构建宏大文学宇宙》《贾平凹作品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面映照》等四十余篇文学评论被中国作家网收录转载。其中，“中国作家网 2024 年度十大文学好书” 系列评论引发广泛关注。长篇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伟史诗 —— 评张俊彪〈玄幻三部曲〉》发表于《华文月刊》2025 年第 11 期，2026年1月，“搜狐”网发表文学评论专著《贾平凹论》；“搜狐”网发表文学评论专著《铁凝论》；“搜狐”网发表文学评论专著《罗伟章〈谁在敲门〉与当代中国的微观史诗 》。2026年1月，“作家网”发表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2026年2月，“搜狐”网发表文学评论专著《梁晓声论》，“搜狐”网发表文学评论专著《阿来论》。长篇文学评论《穿越现实的梦幻之旅 —— 评张俊彪英文小说〈现实与梦幻〉》发表于《华文月刊》2026 年第 2 期。长篇文学评论《从张俊彪的长篇小说英文版《现实与梦幻》：探寻东方文学的世界共鸣》发表于《华人文学》2026 年第 2 期。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