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里的审视与思索
——《老哈河水长又长》读后
文/李富
“老哈河水长又长，岸边的骏马拖着缰。美丽的姑娘诺恩吉雅，出嫁到遥远的地方……”蒙古族思乡曲的苍凉旋律，恰似陆相华文学评论集《老哈河水长又长》的精神注脚。这部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约27万字的著作，绝非普通的文本解读合集，而是一位从蓝色蒙古高原走向上海都市的游子，以乡愁为精神锚点，在文学与影视的文本海洋中完成的一次精神返乡与人文勘探。三年的居家时光，成为他跨界文学评论的契机，以“非科班”的身份打破学院派评论的理论壁垒，用“文本细读+生命体验”的独特路径，构建起一套以故乡河流为原点、以人文共情为纽带的评论体系。当我们以人文地理学、诠释学、文化批评理论为视角重审这部作品，便会发现其不仅承载着个人乡愁的深情抒发，更蕴含着对当代文学评论范式、地域文化书写、民族精神传承的深层思索，为新时代文学批评提供了别样的参照。
在当代文学批评的谱系中，“乡愁”多被视为创作的情感素材，却鲜少成为评论的核心阐释框架。陆相华以老哈河为精神图腾，将乡愁从创作维度转化为评论维度的阐释视角，这一转化暗合了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中提出的“地方感”理论——地方并非单纯的地理坐标，而是“被体验、被赋予意义的空间”，是个体身份认同与精神归属的载体。老哈河作为贯穿整部评论集的核心意象，正是这样一处被赋予生命意义的“地方”，它不仅塑造了陆相华的生命体验，更成为他解读所有文本的隐性阐释框架，使这部评论集呈现出“以故乡观天下，以天下照故乡”的独特格局。
（一）
“我是枕着老哈河的波涛长大的，小的时候，老哈河水在我家屋后狂轰怒吼，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波涛汹涌，什么叫气象万千。”陆相华对老哈河的描摹极具画面感，从人文地理学视角来看，老哈河对他而言，早已超越了自然河流的属性，成为“根性地方”的象征。它承载着草原文化的基因，沉淀着童年记忆的温度，更构建了他认知世界的初始坐标系。这种“根性地方”的情感联结，并非简单的怀旧情结，而是如爱德华·萨义德在《乡关何处》中所言，是“流亡者与故乡的辩证关系”：空间的迁徙让他与故乡产生距离，这种距离反而催生了更清醒的审视，使乡愁从本能的眷恋升华为一种具有批判意识的阐释视角。
老哈河的精神印记，渗透在每一篇评论的肌理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乡愁式阐释框架”。这种框架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源于生命体验的自然投射，其核心在于以故乡草原的文化逻辑，解读不同文本中的人性、土地与精神命题。在解读葛水平的散文时，陆相华敏锐捕捉到作家“倾听隐藏在大地山河中的语言”的细腻笔触，这正是因为葛水平笔下的山水叙事，与他记忆中老哈河两岸的生命图景形成了跨地域的共鸣。葛水平在《河水带走两岸》中以女性视角梳理村庄的历史变迁，那些关于土地、河流、宗族的书写，唤醒了陆相华对草原村落的记忆——老哈河两岸的蒙古包、游牧民族的迁徙轨迹、祖辈与自然共生的生存智慧，都成为他解读葛水平文本的隐性参照。他指出葛水平的散文“让山水有了人性温度”，本质上是用故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基因，叩击出文本中土地叙事的深层内涵，这种解读超越了单纯的文本分析，成为两种地域文化的精神对话。
在分析刘志成《民风中的鄂尔多斯》时，陆相华对“民间苦难”与“真情实感”的强调，更凸显了乡愁阐释框架的文化穿透力。刘志成笔下西部大地的贫瘠与坚韧，与老哈河两岸草原的辽阔与苍凉，虽地域风貌迥异，却共享着“大地叙事”的精神内核——即对土地的敬畏、对苦难的隐忍、对生命本真的坚守。陆相华以自身对草原民间文化的体悟，精准捕捉到刘志成文本中“民间叙事”的价值，指出其作品“不是对苦难的刻意渲染，而是对生命力量的深情礼赞”。这种解读暗合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乡愁作为一种主体性话语，与刘志成的文本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既照亮了文本的深层意蕴，也使故乡文化的精神内核获得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
更为深刻的是，陆相华将个人乡愁升华为对民族文化根脉的思索，使老哈河的意象具备了文化符号的意义。在评论犁夫的诗集《父亲》时，他没有停留在对“父爱”主题的表层解读，而是以老哈河所象征的农耕（游牧）文明为参照，将诗集中的“犁杖、锄头、大地”等意象，视为“民族精神寻根的符号”。他指出，犁夫的诗歌“写出了传统文化所展现的人之生存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并非个体命运的不幸，而是农耕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困境——这一解读，正是源于他对老哈河两岸文化变迁的切身感受。从游牧文明到城镇化的转型，老哈河两岸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剧烈变化，这种变化让他对“文化寻根”有着更真切的体悟，也使他能从文本中读出超越个体经验的民族文化命题。可以说，老哈河不仅是他的精神原乡，更是他解读文本、审视文化的“理论原点”，这种以生命体验为基础的阐释框架，比学院派的纯理论建构更具温度与穿透力。
（二）
陆相华在自序中坦诚自己的“非科班”身份：“我没有学过文学评论的理论知识，只是愿意把一些作家的文学作品及影视作品认真研读，然后把喜欢的段落提炼出来，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其中的故事情节与读者进行分享。”这种自我定位，看似是对学院派评论的妥协，实则蕴含着对当代文学评论范式的解构与重构。在伊格尔顿、威廉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看来，当代文学评论长期被学院派垄断，形成了一套封闭的理论话语体系，其晦涩的术语、僵化的框架不仅割裂了评论与文本的联系，也隔绝了评论与普通读者的沟通，使评论沦为“象牙塔内的自说自话”。而陆相华的“桥梁式评论”，以平民化的阐释方式打破了这种垄断，构建起“作家—评论者—读者”的情感联结，为文学评论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这种“桥梁式评论”的核心特质，是对“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伊瑟尔在《阅读行为》中提出，文本存在“召唤结构”，需要读者通过阅读填补文本空白，完成文本的最终建构。陆相华的评论，正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回应了文本的“召唤”，并为其他读者提供了填补空白的路径。不同于学院派评论对“隐含读者”的理论预设，他以自身的生命体验为媒介，将文本的抽象意蕴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经验，搭建起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共情通道。在《西部大地的裸坦悲歌》中，他不仅摘录刘志成《裸坦的渴意》里“引用大量陕北民歌”的文本细节，更以“交响乐”“大地悲歌”的比喻，将西部散文的雄浑质感传递给读者；同时，他结合老哈河两岸草原民歌的文化特质，解读陕北民歌在文本中的功能——既是对苦难的宣泄，也是对生命的礼赞，这种跨地域的文化对照，让读者得以更深刻地理解文本的精神内涵。
陆相华的评论对学院派范式的解构，还体现在对“评论主体性”的彰显。长期以来，学院派评论追求“客观中立”的学术标准，强调以理论框架规约文本解读，评论者的个人体验往往被刻意遮蔽，沦为理论的“传声筒”。而陆相华的评论，始终带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将乡愁体验、生活细节融入文本解读，使评论成为“有温度的阐释”。他在解读那日娜的电影剧本《诺恩吉雅》时，从“民歌迎接的孩子”的创作自述中，发现那日娜与角色的“多重映射”，这种解读并非源于理论分析，而是源于他对蒙古族民歌的深厚情感——老哈河两岸的蒙古族民歌，是他童年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歌声中蕴含的乡愁、眷恋，让他能精准捕捉到创作者“与歌声相伴终生”的生命情怀。评论中“妻子嘲笑我读书太狠”“和女儿一起看电影”的生活细节，更打破了评论的严肃性壁垒，让读者感受到“评论者也是读者”的平等姿态，这种主体性的彰显，恰是对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隐性反抗——它打破了学院派评论对“阐释权”的垄断，让普通读者也能在评论中找到共鸣，实现了评论话语的“去中心化”。
值得注意的是，“桥梁式评论”并非对理论的否定，而是对理论的“生活化转化”。陆相华虽未系统学习过文学理论，但其评论实践却暗合了诸多理论内核：他对文本细节的重视，契合了新批评“细读文本”的理念；他对情感共鸣的追求，呼应了接受美学的核心观点；他以乡愁为阐释框架，本质上是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理论的实践——即评论者的“前理解”（故乡体验）与文本的“历史视域”相互融合，形成新的阐释意义。这种“无理论之名，有理论之实”的评论方式，恰恰证明了文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而非僵化的术语堆砌。它为当代文学评论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评论不必是冰冷的理论建构，也可以是温暖的情感传递；不必是专业人士的专属，也可以是普通读者的真诚分享。
（三）
《老哈河水长又长》的评论对象涵盖散文、诗歌、电影等多种文本，地域上跨越西部草原、江南水乡、都市空间，文化上贯通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红色文化，构成了一幅跨越时空的人文地图。陆相华以老哈河所象征的地域文化为原点，将个人乡愁体验投射到多元文本中，通过跨地域、跨文化、跨文体的审视，完成了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深层解读，这种多维审视本质上是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文学传统的跨时空对话。
在地域文化的维度上，陆相华的评论聚焦于“大地书写”的精神传承，构建起当代乡土文学的阐释脉络。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指出，乡土书写始终蕴含着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是“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载体。陆相华对葛水平、刘志成等作家的解读，正是抓住了这一核心命题，将其文本置于“乡土中国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中进行审视。葛水平的散文以女性目光梳理山水村庄的历史，陆相华指出其作品“写出了乡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与坚守”，这种解读超越了地域的局限，呼应了贺桂梅对“乡土文学现代性焦虑”的论述——即乡土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乡土书写本质上是对民族文化身份的探寻。刘志成《裸坦的渴意》中西部大地的悲壮与坚韧，与老哈河两岸草原的生存图景形成跨地域共鸣，陆相华以“大地悲歌”定位其文本价值，实则是将西部书写纳入中国乡土文学的精神谱系，从鲁迅的“乡土批判”到沈从文的“人性美礼赞”，再到当代作家的“大地书写”，陆相华以乡愁为纽带，串联起乡土文学的精神传承，揭示出“大地”作为文学意象的永恒价值。
在红色记忆的维度上，陆相华的评论以“历史叙事学”为隐性框架，实现了红色记忆与当代语境的对话。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历史叙事并非对历史的客观还原，而是通过叙事策略建构历史意义。陆相华对《长津湖》《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影视作品的评论，正是聚焦于红色历史的“叙事建构”，解读其在当代语境中的意义重构。在《冰血传奇的生命颂歌》中，他没有停留在对长津湖战役历史事实的复述，而是通过“零下三十度的极寒天气”“冻成冰雕仍保持冲锋姿态”的细节分析，提炼出“保家卫国的史诗力量”。这种解读暗合了保罗·利科的“记忆与身份”理论：红色记忆并非僵化的历史遗存，而是民族身份建构的重要资源，影视作品通过对历史细节的艺术加工，让红色记忆与当代观众的情感需求产生共鸣，从而实现民族精神的当代传承。
在文学传统的维度上，陆相华对诗歌与散文的解读，深入到文化根脉与存在主义的哲学层面，实现了对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提出，诗歌是“对存在的命名”，是人类追寻精神家园的重要路径。陆相华对犁夫诗歌的解读，正是抓住了诗歌与存在的深层关联。在评论《父亲》时，他将“犁杖、锄头、大地”等意象视为“精神寻根的符号”，指出诗歌写出了“人在土地中的存在意义”，这种解读超越了对父爱主题的表层阐释，进入到存在主义的哲学层面——即人如何在与土地的联结中寻找生命的根基。在解读《中国首部旱作农业诗典》时，他将其比作“中国农耕文明的璀璨星河”，从诗歌的韵律中探寻民族文化的深层密码。这种解读呼应了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念，即对文学传统的解读不是复古，而是“视域融合”——将传统文本与当代语境相结合，让文学传统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陆相华以乡愁体验为媒介，将犁夫的诗歌与老哈河两岸的农耕（游牧）文明相联结，使诗歌中的文化意象获得了更鲜活的阐释，实现了对文学传统的创造性传承。
（四）
作为非科班出身的评论者，陆相华在自序中对这部评论集的局限有着清醒的认知：“有人认为我没必要把原著的文字摘录过多，我也表示理解。”这种自我反思，精准指向了作品的核心局限。文本摘录过多导致个人阐释空间被压缩，理论深度略显不足，部分篇章的结构较为松散，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支撑。从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对文学评论的规范来看，优秀的文学评论应实现“文本分析与理论建构的统一”，既要深入文本细节，又要具备超越文本的理论高度。陆相华的评论虽在文本细读与情感共鸣上颇具优势，但在理论提炼与体系建构上仍有提升空间，部分解读停留在情感体验的层面，未能上升到更系统的文化批判与理论总结。
然而，这些局限背后，恰恰隐藏着非科班评论对当代文学评论范式的重要突破，其价值远超局限本身。当学院派评论日益陷入“理论内卷”，追求术语的晦涩与框架的复杂，逐渐与文本、读者脱节时，陆相华以“个人体验+文本分享”的方式，为文学评论注入了本真性与生命力，这种突破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中批判现代文化的异化，指出文化产品日益沦为标准化的商品，失去了本真的情感与批判力量。学院派评论的“理论异化”，正是文化工业在评论领域的体现——评论成为标准化的学术产品，理论框架取代了文本体验，术语堆砌取代了情感共鸣。而陆相华的评论，以其非专业性打破了这种标准化，回归评论的本真意义——即对文本的真诚解读与情感传递。这种本真性，正是当代文学评论所缺失的重要品质。
非科班评论的另一重要突破，是对“民间批评”力量的激活。柄谷行人在《跨越性批判》中提出，真正的批判应来自“边缘视角”，而非中心话语。陆相华的评论，正是一种“边缘视角”的批判——他以非科班的身份，站在学院派评论的边缘，以平民化的话语方式，解构了中心话语的垄断。这种民间批评的力量，不仅体现在话语方式的革新上，更体现在价值立场的回归上。陆相华的评论始终坚守“读者立场”，以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为出发点，拒绝为理论而理论，拒绝为批评而批评，这种立场让评论重新回归“为读者服务”的本质。在当代文学评论日益精英化、小众化的语境中，这种民间批评的崛起，为评论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文学的大众化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来看，《老哈河水长又长》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评论本身，更在于它为当代文学评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一，评论的价值不在于理论的高深，而在于真诚与共情。优秀的评论应既能深入文本肌理，又能贴近读者心灵，实现文本、评论者、读者的情感共鸣；其二，评论的范式不应单一化，而应多元化。学院派评论与民间批评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二者共同构成当代文学评论的生态系统；其三，评论的生命力在于与生命体验、文化语境的深度结合。陆相华以乡愁为阐释框架，本质上是将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文化语境相结合，这种结合让评论既有个人温度，又有时代厚度。（作者系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疆文化专家。）
创作简历：李富，笔名犁夫，文学学士学位，作家、记者、评论家、剧作家、词作家、编导，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特邀评论家，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疆文化专家。
著有《我阅读草原》《父亲》《中国首部旱作农业诗典》《辽都往事》《大辽契丹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瓜川是故乡》等多部作品。
李富先后在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十月》《散文》《草原》等海内外800多家媒体上发表作品，800多万字。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