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彪论 （六）

本文系原创

张俊彪论 （六）

袁竹/著

（接上期）

第五章、诗性流淌：散文、诗歌与跨文体的审美熔铸

作为方法论与本体论的诗性 在张俊彪庞杂而深邃的文学宇宙中，诗性不是一种文体特征，而是一种存在方式；不是装饰性的修辞技艺，而是穿透性的认知模式。如果说他的传记是历史的诗化，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诗化，那么他的散文与诗歌，则是诗性本身最直接、最纯粹的显形。然而，更重要的发现或许是：诗性在张俊彪这里，早已超越了文体分野，成为一种跨文体的审美熔炉——它将历史叙述的严谨、小说叙事的繁复、散文抒情的真挚、诗歌意象的精纯，熔铸成一种独特的文学合金：既有金石般的质感，又有流水般的意蕴。 这种诗性的特质，构成了张俊彪文学世界最内在的光源。它从陇东黄土地最朴素的意象中升起（一朵荞麦花、一道车辙、一声信天游），穿过革命历史的硝烟与特区建设的喧嚣，最终抵达人类存在的普遍境遇。它是具体的，因为它总是指向特定的时空、特定的人物、特定的情感；它又是超越的，因为它总能在具体中开掘出普遍，在有限中暗示出无限。 本章将从三个维度勘探张俊彪的诗性世界：散文中的大地行吟与心灵独语，诗歌中的情感源头与艺术酵母，以及贯穿所有文体的“诗性”作为核心审美特质的熔铸过程。我们将看到，张俊彪如何以诗为眼，以诗为心，以诗为手，建构起一个既扎根于中国经验又通向人类共同精神家园的文学王国。

5.1 散文：大地行吟与心灵独语

5.1.1 行走的诗学：在地理与精神之间

张俊彪的散文，首先是一部行走的诗学。这里的“行走”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身体在空间中的位移——从陇东高原到深圳特区，从革命故地到历史遗址；二是精神在时间中的漫游——从个人记忆到集体历史，从现实感悟到存在之思。这两种行走在他的散文中交织成复调的音乐。 黄土深处的考古学 在那些回望故乡的散文中，张俊彪的笔触具有一种近乎考古学的精确与深情。他不满足于风物描写，而是深入地理的肌理、历史的断层、文化的沉积层： “塬上的土不是一种颜色，而是一本合上的史书。最表层是浅黄色，那是近几十年的耕作层；往下是褐红色，那是明清的兵燹与垦殖；再往下是灰白色，那是宋元的烽烟；最深处的黑垆土，据说藏着周祖不窋教民稼穑时落下的第一粒黍种。我的手插进土里，不是触摸泥土，而是触摸时间压缩成的固体。”（《塬上》） 这种描写超越了“情景交融”的传统范式，达到了物我互渗、时人一体的境界。泥土不仅是客体，更是主体——它有记忆，有呼吸，有生命。人通过触摸泥土，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更宏大的存在建立联系。这种感知方式，深植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又在张俊彪这里获得了现代性的转化：它是对抗现代性疏离感的精神锚点。 南国语境中的北方记忆 在深圳书写的散文中，张俊彪展现了另一种诗性：在异质时空中守护并重构精神原乡的能力。南国的潮湿、繁茂、喧嚣，与记忆中的北方的干旱、简约、寂静，形成强烈的张力。张俊彪没有简单地怀旧或拒斥，而是让这两种经验在他的文字中对话、碰撞、融合： “深南大道两旁的榕树垂下气根，像时间的长须。我忽然想起陇东高原上的白杨，它们向上生长，把根系深扎，仿佛要抓住天空又锚定大地。一个是向下的蔓延，一个是向上的挺拔；一个是热带的丰沛，一个是温带的坚韧。我站在这里，身体在亚热带的季风中，灵魂却在两种树的形态间分裂又统一。”（《南国北望》） 这种空间的辩证诗学——在南方看见北方，在当下激活过去，在他者中辨认自我——是张俊彪散文最动人的特质之一。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真正的故乡，不是地理的坐标，而是精神的结构；不是要返回的地方，而是要携带的风景。

5.1.2 物件的诗学：日常中的永恒

张俊彪擅长在平凡物件中发现诗性，将日常经验提升到存在论的高度。这种“物件的诗学”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咏物”传统（如杜甫的《春夜喜雨》、苏轼的《赤壁赋》），又注入了现代人的复杂体验。 饥饿的物证与救赎 在他的散文中，“食物”这一最普通的物件获得了惊人的象征密度。饥饿记忆中的食物（野菜、麸皮、观音土），不仅是生理需要的对象，更是生命尊严、伦理关系、历史创伤的物证： “母亲藏起来的半块高粱馍，在夜深人静时塞进我手里。那不是食物，是爱的固体形态。我捧着它，感到的不是胃的渴望，而是心的颤抖——我知道，这半块馍是从母亲自己的配额里省下的。我吃下的每一口，都混合着她的饥饿。从此我懂得，真正的给予，是把自己的匮乏分给别人。”（《半块馍》） 更深刻的是，张俊彪写出了食物如何从匮乏的象征，转化为精神的救赎。在另一篇散文中，他描写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吃到的广式早茶：“虾饺的晶莹，烧卖的丰腴，肠粉的柔滑……我忽然流泪了。不是因为美味，而是因为这种丰盛让我想起了所有没能等到丰盛的人。每一口品尝，都是一次祭奠。”在这里，味觉体验成为连接个人记忆与集体历史的通道，成为对苦难的超越而非遗忘。 书籍作为精神的栖居 作为作家，张俊彪对书籍的书写尤其动人。在他眼中，书籍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精神的栖居、时间的胶囊、跨越时空的对话： “一本旧书是有体温的。前一个读者的指纹留在页边，偶然夹进的干花标本，某处划下的线或写下的批注——这些都是时间的驿站。我读着文字，也读着这些无声的旁白，仿佛与陌生的灵魂共用一盏灯。”（《书的呼吸》） 这种对书籍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双重敏感，构成了张俊彪文人气质的核心。最令人动容的是他捐赠藏书的行为（将在第七章详述），在散文中已见端倪：“书在我这里，是借居；回到故乡的图书馆，才是归根。每一本书都像一只候鸟，终要飞回它精神上的北方。”

5.1.3 语言的炼金术：质朴中的绚烂

张俊彪散文的诗性，最终凝结为独特的语言风格：质朴中的绚烂，简约中的繁复，沉默中的轰鸣。这种语言特质，源于他对汉语本质的深刻理解与现代转化。 名词的诗学 张俊彪擅长使用具体的名词，让事物自己言说。他很少用抽象的形容词渲染情绪，而是通过名词的精确并置，产生意象的碰撞与意义的增殖： “窑洞。土坑。煤油灯。纺车。咳嗽声。风声。梦呓。这些名词在黑暗中各就各位，构成一个完整的夜的世界。缺了任何一个，夜就会坍塌。”（《陇东夜》） 这种写法令人想起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但更具汉语的意象性。每一个名词都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具体的物，隐藏在水下的是复杂的情感网络、历史关联、存在隐喻。 动词的舞蹈 在需要动感时，张俊彪的动词使用极具表现力。他常将静态的事物动态化，或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 “时间在塬上不是流逝，而是沉积。历史不是前进，而是折叠。记忆不是消退，而是结晶。”（《时间的形态》） “乡愁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器官——长在胃的旁边，心的下面，每次跳动都牵扯着看不见的根须。”（《乡愁解剖学》） 这种动词的创造性使用，打破了语言的常规，开辟了感知的新通道。它不仅是修辞的创新，更是认知方式的革新——通过语言的陌生化，让熟悉的世界重新显露出其陌生的本质。 节奏的呼吸感 张俊彪散文的节奏感，与他的呼吸、他的步履、他的情感起伏紧密相连。长句如黄土高原的沟壑，蜿蜒而深沉；短句如塬上的白杨，挺拔而决绝。他善于通过句式的长短交替、排比的层层推进、停顿的巧妙安排，营造出独特的音乐性： “走。不停地走。从陇东走到河西，从军营走到文坛，从西北走到南海。脚步丈量的不是距离，而是命运的半径；鞋底磨损的不是皮革，而是时间的厚度。停下来时，发现起点和终点重叠了——所有的远行，都是朝着内心的回归。”（《行走记》） 这种节奏感不是外在的修饰，而是内在生命节奏的文字显形。读者在阅读时，不仅理解意义，更体验节奏——呼吸随之调整，心跳随之共鸣。

5.2 诗歌：情感的源头与艺术的酵母

5.2.1 早期诗歌：乡土抒情的原型建构

张俊彪的诗歌创作，虽然数量不及其传记与小说，却是理解他整个文学世界的密钥与源头。早期诗集《牛圈娃》中的作品，已经包含了他后来所有创作的基因：对土地的深情、对苦难的直面、对底层的认同、对存在的追问。 “牛圈娃”的自我命名与身份建构 《牛圈娃》这一标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在崇尚“英雄”、“才子”的文化语境中，张俊彪选择了最卑微、最边缘的自我命名。这不是自怜，而是自豪；不是自卑的流露，而是身份的宣认： “我是牛圈娃/身上有牛粪的味道/手上有牛缰绳的勒痕/眼里有牛反刍时的宁静//有人说这很土/土就土吧/土的下面是根/根的下面是黄泉/黄泉的下面是地火/地火运行，沉默如牛” 这首诗的意象结构极具张力：从具体的感官经验（味道、勒痕），到精神特质（宁静），再到文化的辩白（“土就土吧”），最后跃升到神话层面（根-黄泉-地火的垂直结构）。牛圈娃不仅是一个社会身份，更是一个文化原型、一种存在姿态——贴近大地、承受苦难、内敛坚韧、蕴含力量。 这种自我命名，为张俊彪一生的创作奠定了基调：他永远是“牛圈娃”，即使后来成为作家、官员，这个底层视角、这种苦难意识、这份土地情怀，从未改变。这是他的精神原点，也是他的道德优势。 饥饿书写的诗学转化 在早期诗歌中，饥饿不是主题，而是感知世界的方式、语言生成的机制。张俊彪将生理的饥饿，转化为存在的饥饿、精神的饥饿、语言的饥饿： “胃是一个空洞的教堂/里面没有神/只有风穿过时的呜咽//我把字典一页页撕下/嚼碎，咽下/最難咽的是‘尊严’/笔画太多，没有营养/但咽下去后/胃里有了光” 这里的“吞咽字典”是一个惊人的隐喻：当物质食物匮乏时，精神食物（词语）成为替代品。但词语不能果腹，却能带来另一种滋养——“尊严”这个词虽难咽，却能产生“光”。这种转化，揭示了张俊彪文学观的核心：写作是对抗饥饿的方式，不仅是生理的饥饿，更是意义、尊严、光明的饥饿。 乡土意象系统的奠基 早期诗歌中已经形成了张俊彪完整的乡土意象系统，这个系统将在后来的所有文体中反复变奏： “塬”：既是地理存在，也是精神高度。“站在塬上，我比山低，比天高”——这句诗简洁地表达了人在自然中的辩证位置。 “窑洞”：既是庇护所，也是子宫与坟墓。“进去是黑夜，出来是白天/窑洞是昼夜的产婆”——生与死、黑暗与光明在此转化。 “老槐树”：既是自然物，也是家族史、村庄史的载体。“每一道裂纹都是一个族谱/每一片叶子都是一页家书”。 “信天游”：既是民间艺术，也是苦难的升华、情感的翅膀。“把眼泪唱成露珠/把叹息唱成风/把绝望唱成种子/埋进土里，等来年发芽”。 这些意象在诗歌中初次亮相时，还带着青涩的直白，但已经包含了他后来反复开掘的丰富矿藏。

5.2.2 诗性作为艺术酵母的辐射机制

张俊彪诗歌的真正重要性，或许不在于诗歌本身的艺术成就（尽管相当可观），而在于它如何作为艺术酵母，渗透、发酵、提升了他的所有其他文体创作。这种辐射机制体现在三个层面： 意象的迁徙与增殖 诗歌中孕育的意象，迁徙到传记、小说、散文中，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增殖、变异、深化。例如，“根”这一核心意象： 在诗歌《根》中：“我的根不在脚下/在千里之外的黄土层里/每次心跳都是一次浇灌”。 在传记《最后一枪》中，描写董振堂：“他的根扎在河西走廊的沙石里，即使头颅被砍下，根还在那里抽搐，向深处扎去。” 在小说《幻化》中：“家族的根像地下的暗河，看不见，但所有的人都饮着它的水，被它的流向决定。” 在散文中：“深圳的楼再高，我的根还在陇东的旱塬上。这不是比喻，是生理事实——我梦里喝的水，还是窖水的味道。” 同一个意象，在不同文体中获得了不同的形态与功能：诗歌中是抒情的、象征的；传记中是历史的、具体的；小说中是家族的、命运的；散文中是存在的、身体的。这种跨文体的意象旅行，构成了张俊彪文学世界的内部回声系统。 语言的淬炼与提纯 诗歌创作对张俊彪的最大馈赠，是语言的淬炼意识。写诗要求每一个词都不可替代，每一个意象都精确如手术刀。这种训练使他即使在最宏大的历史叙述、最复杂的小说结构中，也保持着对语言的敬畏与苛求。 比较他不同文体中对同一场景的描写，可见诗歌训练的影响： 诗歌《塬上落日》：“太阳像一颗熟透的柿子/被塬的刀刃切开/汁液流淌，染红西天”。 传记《鏖兵西北》中的战场落日：“夕阳如血，泼在古战场上。不是渲染，是真的血——白天的厮杀刚停，血还没有渗进土里，在夕阳下反着光。” 小说《日环食》中的象征性落日：“日头落下去了，不是坠落，是被大地吞咽。明天吐出来的将是另一个太阳，但没有人知道，它还是不是今天这一个。” 散文《看日落》中的哲思：“每天看日落，不是看一个天体的运行，而是看一次死亡与复活的教学。今天的死是为了明天的生，个体的死是为了整体的生。” 从诗歌的意象化，到传记的历史化，到小说的象征化，到散文的哲理化，语言始终保持着凝练、精确、富有张力的诗性内核。这种一以贯之的语言品质，源于诗歌这所最严格的学校。 节奏感的内化与转化 诗歌的节奏感（韵律、分行、停顿），内化为张俊彪所有文体的内在呼吸。即使在不用分行、不押韵的散文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诗歌节奏的幽灵： “他走着。在深南大道上。午夜。路灯把影子拉长，缩短，又拉长。像橡皮筋。弹奏着看不见的琴。琴声是寂静。寂静是最大的喧嚣。喧嚣中，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三声。一声给过去。一声给现在。一声给未来。未来是沉默的。”（散文《午夜独行》） 这种通过句号分割、短句排列、重复与变奏营造的节奏感，明显带有诗歌训练的痕迹。它使散文获得了诗的音乐性，使历史叙述获得了诗的韵律，使小说叙事获得了诗的张力。

5.3 “诗性”作为核心审美特质

5.3.1 诗思：对存在本质的形上追问

张俊彪文学世界中最深邃的部分，是他贯穿所有文体的诗性之思——不是哲学的逻辑推演，而是通过意象、叙事、情感进行的本质直观。这种诗思的核心特征，是以具象抵达抽象，以有限开显无限。 苦难的形而上维度 张俊彪对苦难的处理，之所以超越简单的社会批判或道德控诉，正是因为他赋予了苦难以形而上学的重量。在他笔下，苦难不仅是社会不公的产物，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境遇；不仅是需要消除的负面经验，更是理解生命深度、精神高度的必要通道。 在《幻化》三部曲中，主人公的苦难经历被提升到存在论层面：“痛苦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过程。像玉石需要雕琢，像宝剑需要淬火，像种子需要破壳。区别在于，玉石不知道疼，剑不知道怕，种子不知道绝望。人知道，所以人的成形是双重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 这种思考，将苦难从社会学的范畴，提升到美学与哲学的范畴。苦难成为个体精神成长的炼金术，成为人类区别于他物的尊严所在。这种苦难观，既不同于宗教的救赎叙事（苦难是赎罪），也不同于启蒙的进步叙事（苦难将被消除），而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承担叙事：苦难是我成为我的必经之路。 时间的诗性哲学 张俊彪对时间的思考，也充满了诗性的智慧。他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循环时间观、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后现代的碎片时间观，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时间的复调诗学。 在散文《三种时间》中，他写道：“我的身体活在三种时间里。手表显示的是格林威治时间，这是我工作的节奏；胃记得的是陇东时间，到点就饿，不管钟点如何；心遵循的是文学时间，在那里，司马迁和陈忠实可以对话，王维和海德格尔可以同行。” 这种时间的多元共存与冲突，不仅是现代人的普遍体验，在张俊彪这里更成为一种积极的创造资源。他让不同的时间在文本中对话、碰撞、融合，创造出丰富的时间纹理。在传记中，他让历史时间与个人时间交织；在小说中，他让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并存；在散文中，他让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对话。 最深刻的是，张俊彪提出了“时间的伦理维度”：“如何度过时间，就是如何对待生命。浪费时间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道德问题——你谋杀了那些时间本可以承载的可能性。”

5.3.2 诗情：深沉炽烈的情感浓度

张俊彪的诗性，有着惊人的情感浓度与纯度。这种情感不是浪漫主义的滥情，也不是现代主义的冷漠，而是一种经过苦难淬炼、理性节制、最终达到返璞归真的深沉之爱。 对土地的爱：从乡愁到宇宙情怀 张俊彪对土地的情感，经历了三个层次的升华： 第一层是具体的乡愁——对陇东的山川、风物、亲人的思念。这在早期诗歌和散文中表现最为直接。 第二层是文化的认同——将黄土高原视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原乡，将土地伦理（耕耘、等待、收获、休养）视为对抗现代性浮躁的智慧资源。 第三层是宇宙的情怀——土地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存在的根基、生命的本源、精神的归宿。在《大地伦理》一文中，他写道：“爱土地，不是爱这一片或那一片土地，而是爱‘土地性’本身——那种承载、孕育、收纳、转化的根本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爱黄土高原和爱青藏高原、爱江南水乡是一样的，都是对大地母亲的体认。” 这种情感的升华，使张俊彪的乡土书写超越了地域局限，获得了普遍的人类学意义。土地成为人类与自然、个体与整体、有限与无限关系的原型隐喻。 对人的爱：从同情到存在的共在 张俊彪文学中贯穿始终的，是对人——尤其是弱者、受难者、边缘者——的深沉关爱。这种爱经历了从道德同情到存在共在的深化。 在早期作品中，这种爱主要表现为人道主义的同情：为受冤屈的革命者立传，为饥饿的农民发声，为迷茫的知识分子画像。 在成熟期作品中，这种爱升华为存在的共在——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而是“与汝同在”的体认。在描写西路军女战士的苦难时，他写道：“我不是在写她们，我是在成为她们。每一个伤口的疼痛，我都用文字的神经去触摸；每一滴眼泪的咸涩，我都用语言的味蕾去品尝。这不是技巧，是道德——如果文学不能让我们与他人的痛苦建立真实的联系，那文学就是虚伪的技艺。” 这种写作伦理，将文学从个人表达的范畴，提升到存在论与伦理学的范畴。写作不仅是讲故事，更是建立共同体；不仅是表现生活，更是承担责任。

5.3.3 诗意：语言的凝练、意象的营造、意境的追求

最终，所有的诗思与诗情，都要凝结为具体的诗意形式。张俊彪的诗意创造，体现在三个层面的完美融合： 语言的凝练：少即是多的美学 张俊彪的语言有一种青铜器般的美学——经过高温冶炼，去除杂质，留下最精纯的质地。他深得中国古典文学“炼字”传统的精髓，每一个词都经过反复推敲，但读起来却自然如呼吸。 他写沉默：“真正的沉默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声音的沉淀。像黄河水里的泥沙，沉到河底，河面平静了，但河床在增高。”——用具体的自然过程，解释抽象的精神状态。 他写记忆：“记忆不是仓库，是作坊。不是储存过去，而是用过去的材料制作现在。”——用两个比喻的对比，揭示记忆的动态本质。 这种凝练，不是简单，而是丰富性的高度浓缩；不是贫乏，而是“以一当十”的表达效率。 意象的营造：从个人符号到文化原型 张俊彪的意象创造，经历了从个人符号到文化原型的升华过程。早期作品中的意象还带着个人经验的痕迹（如“牛圈”、“半块馍”），成熟期作品中的意象则获得了普遍的文化象征意义。 “窑洞”不仅是西北民居，更是庇护与禁锢、子宫与坟墓、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象征。 “日环食”不仅是天文现象，更是历史遮蔽与显现、真理残缺与完整、光明暂时隐退与必然回归的复杂隐喻。 “曼陀罗”不仅是植物，更是美与毒、诱惑与救赎、幻觉与启蒙的存在论象征。 这些意象的成功，在于它们扎根于具体经验，却开掘出普遍意义；是个人的创造，却唤醒了集体的文化无意识。 意境的追求：有限中的无限 张俊彪所有文体的最高追求，是创造意境——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境生象外”的审美境界。这直接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尤其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意境理论，又在现代语境中给予了新的发展。 在意境的营造上，张俊彪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在动态中捕捉永恒。他不追求静态的画面美，而是在变化的过程中，在张力达到顶点的瞬间，让无限自行显现。如描写深圳建设：“推土机轰鸣着推倒旧村，打桩机怒吼着打下新基。在这一推一打之间，在这一破一立之际，我看见了整个中国的缩影——疼痛的、决绝的、充满希望的蜕变。” 第二，在冲突中达成和谐。他的意境往往包含着对立元素的紧张关系（乡土/城市、传统/现代、集体/个体、苦难/尊严），但他不让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让它们在更高的层面上达成和解。如《南国北望》的结尾：“荔枝红了，枣树还绿着。我站在中间，左手是南国的甜腻，右手是北方的清苦。忽然明白，我的生命就是这双手的合十——不同的味道在掌心里相遇，构成完整的祈祷。” 这种意境创造，使张俊彪的作品超越了题材限制，获得了普遍的艺术感染力与审美升华。读者在他的文字中，不仅看到中国故事，更感受到人类共同的存在体验；不仅理解具体的历史，更领悟普遍的生命智慧。 结语：诗性作为精神坐标 张俊彪的文学世界，是一个以诗性为核心组织原则的审美宇宙。在这个宇宙中： 散文是诗性的漫步——在现实与记忆、地理与精神、物件与意义之间自由穿行，用行走的步履写下存在的注脚。 诗歌是诗性的源头——在最凝练的形式中孕育最丰富的情感与意象，为所有文体提供艺术的酵母与语言的基准。 跨文体的诗性熔铸是最终的成就——诗思的深度、诗情的浓度、诗意的纯度，如盐溶于水般渗透进传记的历史叙述、小说的人物塑造、散文的日常书写，使所有文体都获得了一种统一的审美气质与精神高度。 这种诗性，正是张俊彪作为“文化坐标”最核心的维度。它解释了： 为什么一个写革命历史的作家，能够超越政治叙事，触及人性的永恒？ 为什么一个从黄土地走出的作家，能够在特区前沿保持精神的高度？ 为什么一个多文体创作的作家，能够形成如此统一而独特的风格？ 答案就在于诗性——这种将具体经验提炼为普遍智慧、将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象征、将历史事实转化为存在真理的能力。 张俊彪的诗性，不是风花雪月的装饰，而是生存的勇气、认知的锐度、表达的精准。它是他在黄土地与摩天楼之间架设的精神桥梁，是他连接个人命运与民族历史的文化密码，是他留给中国当代文学最珍贵的遗产——一种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精神深度、在全球化语境中坚守文化根性、在多元价值中追求审美升华的文学范式。 当我们阅读张俊彪，我们不仅是在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更是在体验一种诗性的生存方式：如何在变迁中保持定力，在复杂中保持纯粹，在苦难中保持尊严，在有限中追求无限。 这，或许就是张俊彪对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启示——在一个越来越实用、越来越碎片、越来越表象化的世界里，诗性不是奢侈，而是必需品；不是逃避，而是最勇敢的直面；不是少数人的技艺，而是每个人内心都有的，等待被唤醒的光芒。

（待续）

作者简介

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名家―――袁竹》大红袍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破茧逐光》（又名《东升》“中国作家网”2025首发）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逾 1200 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等各大媒体平台。歌词《石榴红》获金奖。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等曾在 “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 栏目连载。《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等三十余部长篇小说在“起点中文网”发布。《问道》《四川》《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在“纵横中文网”连载。《三星堆之缘》《戍光志愿雄赳赳》等三部长篇小说在“晋江文学城”发布。《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长篇有声作品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线。

此外，《阿来：以藏族文学构建宏大文学宇宙》《贾平凹作品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面映照》等四十余篇文学评论被中国作家网收录转载。其中，“中国作家网 2024 年度十大文学好书” 系列评论引发广泛关注。长篇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伟史诗 —— 评张俊彪〈玄幻三部曲〉》发表于《华文月刊》2025 年第 11 期，2026年1月，“搜狐”网发表文学评论专著《贾平凹论》。长篇文学评论《穿越现实的梦幻之旅 —— 评张俊彪英文小说〈现实与梦幻〉》发表于《华文月刊》2026 年第 2 期。长篇文学评论《从张俊彪的长篇小说英文版《现实与梦幻》：探寻东方文学的世界共鸣》发表于《华人文学》2026 年第 2 期。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