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文学《勇进》创作谈
一部“干”的生存史诗
——从“父辈河渠”到“干活”而“勇进”
作者：姚江平
我的手中仿佛不是一本书的重量，而是整座太行山的厚重，是千里渠水的澎湃，更是父辈目光的嘱托。《勇进》的创作，对我而言，不是一次简单的文学尝试，而是一次精神的返乡，一次生命的重塑，一次与历史、与土地、与父辈灵魂的深度对话。
感谢各位对《勇进》的关注与厚爱。所有的赞誉，都应归于那段峥嵘岁月，归于所有为黎城水利事业奉献过的英雄人民。我，只是一个被历史选中、被故事感召的记录者。今天，我想抛开一切的虚辞，以最坦诚的态度，向大家汇报我的心路历程，分享我关于“为何写、如何写、写了什么”这三问的最真实答案。
一、初心与源起：我为什么要写？—— 对“干与活”的生命叩问
动笔的念头，并非一时兴起。它像地下的潜流，在我心中酝酿、奔涌多年，最终破土而出。我不是在选择题材，而是在回应一种召唤。那就是“为父辈立传，为时代存真”
第一，是“赎债”的情结：一个受益者的历史良心。 我生长于黎城，从小听着父辈们修渠的故事长大。他们的故事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最朴实的两个字——“干活”。
“想好好活，就得好好干。”这句话是黎城人民用生命践行的哲学。干旱的土地上，庄稼枯死，百姓挣扎求生。水，是希望，也是绝望的根源。父辈们用十年时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天河”，不是为了歌颂伟大，而是为了生存。他们的行动背后，是一种最原始的冲动：干，是为了活。
我写《勇进》，是因为我不愿让这些故事随风消散。父辈们用血肉之躯换来的不仅仅是渠水，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在绝境中奋起、在苦难中前行的“勇进”精神。这条精神之渠，从1943年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开凿的“小漳南渠”“小漳北渠”发端，历经1958年“大漳北渠”的建设热潮，最终在1966年年初岁末以“大漳南渠”和“勇进渠”两条大渠的开工达到高潮。这是一部连续的、波澜壮阔的创业史，更是一部共产党人红色水利初心的实践史。
作为黎城的儿子，我有责任用文字为他们立传，让后人知道：今天的甘霖，源自昨日的血汗。我的童年，是听着渠水哗哗的歌声、在渠畔的田埂上奔跑度过的。它滋养了万物，也滋养了我的生命。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享受着渠水的恩泽，却对其来源近乎无知。我们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直到有一天，我偶遇一位修渠老人，听着他那寥寥数语、即将随风消散的故事，一种巨大的愧疚感如雷电般击中了我。我们正在集体遗忘！那些用青春、健康乃至生命为我们换来今日安宁的先辈，正带着他们所有的记忆悄然离去。这是一种文明的失忆，是一种后辈难以偿还的“心债”。写作《勇进》，于我，是一次迟来的“赎罪”。我必须用我的笔，为他们立传，为历史存真，替所有享受红利的后人，说一声：“我们记得，我们永不忘记！”
第二，是“历史”的情结：一个书写者的时代责任。 “一河五渠”的建设史，是一部跨度近三十年的微缩中国现当代史。它发轫于1943年抗战烽火中共产党人领导修建的“小漳南渠”、“小漳北渠”，那是“红色水利初心”最鲜活的体现；历经1958年“大漳北渠”激情燃烧却也折射时代特征的岁月；直至1966年那个特殊年代，黎城人民以惊人的气魄几乎同时上马“大漳南渠”和“三五红旗渠”（勇进渠），将人的意志力和创造力推向极致。这段历史，波澜壮阔，堪称一部人民的史诗，却几乎被掩埋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下。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有责任将这段沉甸甸的地方史，从尘封的档案和即将飘零的记忆中打捞出来，将其锻造成一份属于民族集体的文化记忆。我不能让黎城人民的这份伟业，沉默于历史的沟壑。
第三，是“人民”的情结：一个文学人的悲悯与敬意。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史书常常只留下大人物的名字。《勇进》的主角，必须是人民，是那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名字的民工。是他们，用血肉之躯，对抗着坚硬的岩石与无情的岁月。我的笔，必须对准他们——那些在工地上喊出震天号子的“张步亨”，那些在铁砧前挥汗如雨的“王守其”，那些在悬崖上飞身而下的“李文跃”，那些在后勤线上默默缝补的“铁姑娘”。我要让这些沉默的、泥土般的英雄走到历史的前台，让他们的笑容、泪水、恐惧与无畏，都纤毫毕现。这本书，不是为某个人树碑，而是为一个伟大的群体——黎城人民，立传。我要让世界看到，平凡如尘的个体，如何汇聚成改天换地的伟力。
第四，是“精神”的情结：一个思想者的叩问与追寻。 在采访中，我不断追问自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他们完成这看似不可能的工程？答案绝非简单的“人定胜天”口号。 我看到的，是一种对土地刻入骨髓的、近乎悲壮的爱。干旱折磨着他们，土地因缺水而变得严酷，他们“恨”它的吝啬，但这种恨，源于极致的、无法割舍的爱。修渠引水，不是征服，而是一场向自然祈求共生、与命运谈判的庄重“求和仪式”，其间蕴含着东方“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 这更是一种精神的淬炼与高扬。用奋不顾身的“干”，去换取安居乐业的“活”。这种精神，是愚公的韧劲，是太行的风骨，是共产党人的初心，这就是“勇进精神”。书写它，就是寻找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密码；提炼它，传承它，是我能为这个时代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二、 路径与匠造：我怎么样来写？—— 用“干”的精神，写“干”的故事
如何书写一段“干”的历史？我告诉自己，必须用“干”的精神去完成。我的创作，本身就是一场身体力行的“干”。
第一，用脚“干”：重返现场，让双脚沾满泥土。 我坚信，真正的创作在书斋之外。我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用双脚重新丈量了“一河五渠”的每一寸渠线。 我站在黄崖山断崖下，仰望着近乎垂直的绝壁。山风呼啸，仿佛还能听到当年李文跃们腰系绳索，悬在半空，用钢钎和手锤一点点凿击岩壁的回声。我闭上眼，能感受到他们的恐惧与决绝。 我抚摸着梁庄大渡槽粗糙的桥墩，试图感知刘全鼐的渡槽专业队是如何在没有大型机械的情况下，用无数个肩膀和双手，将一块块巨石垒砌到数十米的高空。那石缝间，似乎还凝结着他们的汗水和智慧。 我钻进隧洞，黑暗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手电筒的光柱打在坑洼的岩壁上，我仿佛看到了曲庆祥们借着煤油灯的光亮，一遍遍校验图纸的专注神情，听到了哑炮过后，党员带头进去排险的坚定脚步声。 这种“在场感”，让我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泥土的重量和岩石的温度。
第二，用耳“干”：倾听心声，打捞沉没的记忆。 我的行囊里，最重要的是一支录音笔和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记满了上百位亲历者的名字和故事。我不仅是记录者，更是倾听者。 在他们家中，在田间地头，我倾听。他们是历史的活化石。我听到了关于李刘炳书记如何力排众议、果断决策的魄力；李才顺书记如何知人善任、大胆启用身处逆境的张仁祥出任总指挥的睿智与担当；李旺先书记如何将修渠列为头等大事、一抓到底的决心。我听王江发讲，张仁祥如何在政治风雨中，力排众议，大胆起用“戴罪之身”的曲庆祥。“让他干！出了问题我负责！”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背后是巨大的担当和对人才的极度信任。 我听上遥的老干部和群众讲，高长春如何像一个永不疲倦的“陀螺”，终年奔波在渠系沿线的工地上，磨破了多少双鞋，解决了多少扯皮纠纷。他的“干”，是具体的、琐碎的，却是整个机器得以运转的润滑油。 我坐在铁匠王守其的身边，静静听他讲述如何守在洪炉边，夜以继日地打造、修复钢钎和镐头。他的“干”，是炉火纯青的技艺，是后方坚实的保障。 我听村民们讲述飞人李文跃的故事，说他如何在一次抢险中，为了排除悬在崖顶的危石，毫不犹豫地纵身跃下，用身体撞开了石头，保住了下面的工友和渠基。他的“干”，是舍生忘死的英勇。 这些带着体温和情感的细节，是《勇进》最宝贵的财富。
第三，用脑“干”：爬梳剔抉，在故纸堆中寻真相。 感动之余，需要冷峻的思考。我扎进档案馆，在浩如烟海的工程简报、会议纪要、工作报告、伤亡名单、工分记录中爬梳剔抉。这些冰冷的文献，与滚烫的口述相互印证，共同构筑了历史的铁证。它让我清晰地看到，这场伟大的“干”，是如何被科学地组织、高效地推进，又是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
第四，用笔“干”：文学再造，赋历史以厚重。 掌握了海量素材后，如何让其升华为一部有灵魂的文学作品？我追求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与显微镜般的细腻刻画相结合。总体构思是“双线并进、群像塑造、细节充盈” 。
在结构上，采用双线并行的复调叙事。主线是“勇进渠”，这是黎城水利史上规模最大、最为艰险的“主动脉”工程，我以其建设全过程为骨架，集中展现其悲壮与豪迈；副线是“大漳南渠”，这条渠同样伟大，但它的故事与人物又与勇进渠交相辉映，形成和声。双线交织，既避免了单一叙事的单调，又全方位地展现了黎城人民同时期在两个战场上的英勇奋战，构成了更为恢弘的历史画卷。
在人物塑造上，我着力构建一个英雄谱系。顶层是“三任李姓书记”的战略接力，他们是事业的掌舵人；中层是张仁祥、高长春这样的组织者与实干家，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基层是刘全鼐、曲庆祥这样的技术精英与能工巧匠；基石则是李文跃、王守其、张步亨、樊乃贤等无数无名英雄。这个谱系，清晰地展现了伟大事业是如何从决策到实施，从蓝图到现实，是集体力量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清晰地回答了“是谁在干”和“如何干”的问题。
在语言上，我力求质朴而深情的、克制而有力的。我大量运用来自土地和民间的语言，让作品充满泥土的芬芳与生活的气息；在抒写精神、反思历史的关节点，则让思想与情感自然迸发，提升作品的格调与哲学深度。 我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学家的严谨、社会学家的洞察、文学家的激情，熔于一炉，淬炼出《勇进》这颗或许还不够完美，但绝对是真诚的结晶。
三、 内核与价值：写了什么？—— 一部“干出来”的生存史诗
《勇进》最终呈现的是什么？它是一部由“干”与“活”辩证关系演绎出的五重交响。
第一重：一部“干”的史诗。 它详尽记录了“勇进渠”与“大漳南渠”这两大工程，是如何从蓝图变为现实的。是一部关于决策、勘探、爆破、砌石、架槽、凿洞的“干活”大全，是一部充满人民智慧的工程技术史，。一部脉络清晰的“黎城水利工程建设史诗，它是一份完整、权威、可资后世借鉴的地方水利史和技术史档案，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一句话，是一部黎城人民征山战水的创业史
第二重：一座“干”的群英谱。 我写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去“干”。李刘炳的“干”是拍板决策，是战略家的魄力；李才顺的“干”是知人善任，是政治家的胸怀；李旺先的“干”是狠抓落实，是实干家的执着。张仁祥的“干”是运筹帷幄，是组织家的才华；高长春的“干”是穿针引线，是协调者的坚韧。刘全鼐的“干”是巧夺天工，是匠人的智慧；曲庆祥的“干”是精雕细琢，是技术员的严谨。李文跃的“干”是向死而生，是勇士的豪情；王守其的“干”是千锤百炼，是后方的坚守；张步亨、樊乃贤们的“干”是咬牙坚持，是基石的力量。正是这无数个“干”的切片，共同拼贴出“人民伟大”的完整图像。
第三重：一种“干”的哲学。 它超越了工程本身，揭示了“干”与“活”最本质的关系。想好好活，是目的；就好好干，是手段和途径。黎城人民用一场持续数十年的艰苦卓绝的“干”，深刻地诠释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一切美好的“活”，都必须用奋勇的“干”来换取。这是一种最朴实也最伟大的生存真理。
第四重：一条“干”的血脉。 从1943年党领导人民修渠开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就通过“干”化为了具体行动。三任书记的接力，无数党员的冲锋，深刻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实干精神。这条红色的血脉，是“干”的灵魂所在，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第五重：一种“干”的精神——勇进精神。 这是全书的灵魂。它是所有“干”的行为提炼出的精气神。它是信念之光（想好好活）、担当之勇（我来干）、智慧之巧（怎么干）、牺牲之志（拼命干）的结晶。它是愚公精神、太行精神在建设年代的集中爆发和最新发展。它响亮地宣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想好好活，就好好干”的真理永不过时，敢于勇进、艰苦奋斗的精神永不褪色！
《勇进》写的是父辈的渠，但指向的，是我们今天的路。这条精神之渠，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它告诉我们：一切的辉煌，都源于实干；一切的梦想，都需要奋斗。 当前，我们正致力于乡村振兴，致力于民族复兴。这项事业，同样是新时代的“征山战水”，同样需要“勇进精神”。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不妨想一想：我们的父辈，当年是如何“干”的？！ 愿《勇进》能像那渠水一样，滋润我们的心田，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想好好活，就好好干，用我们这一代人的“干”，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活”，去谱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勇进”篇章！
这种“勇进精神”，是愚公之韧、太行之风、初心之诚的三位一体。它响亮地宣告：人的精神，一旦被崇高的信念所点燃，其力量足以改天换地，创造任何人间奇迹！
“一河五渠”，流淌的不仅是灌溉田亩的水，更是滋养我们心灵的精神甘泉。它就像一条精神的脐带，将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与这片土地的历史，与我们的根与魂，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我写《勇进》，就是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切断这条脐带。希望每当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感到疲惫、彷徨、畏惧时，能回望一下我们的父辈：他们当年，可是用着最原始的工具，靠着最纯粹的信念，在太行山的绝壁之上，开凿出了这条生命之渠、精神之渠！ 愿“勇进”的精神，像那渠水一样，永远奔流不息，浇灌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在面对任何艰难险阻时，都能保有那份一往无前的勇气，生生不息的豪情，与开创未来的力量！
“勇进”精神，是黎城的文脉，是时代的镜鉴，是愚公精神的再现，是太行精神的张扬。它深刻揭示了“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土地和水的爱与恨”：恨土地的干渴，却爱得深沉；恨水的远离，却渴望得炽烈。最终，通过“干”，恨化为爱，绝望变为希望。
这种精神，在新时代依然熠熠生辉。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源自父辈的艰辛付出；未来的乡村振兴，仍需“勇进”精神的引领。
父辈的河渠，我们的精神之源。《勇进》的创作，于我而言，是一次精神的洗礼。父辈们用“干活”换来了我们今天的“活好”。这条渠，至今仍在流淌，它流经田野，也流经我们的心田。
我希望，《勇进》能成为一座桥，连接过去与未来；成为一泓泉，滋润当代人的心灵。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依然会遇到新的“太行山”，新的“悬崖峭壁”。但只要我们铭记“想好好活，就好好干”的朴素真理，传承“勇进”精神，就没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因为，父辈的河渠，早已为我们标注了精神的坐标和前进的方向。
作者：姚江平
来源：微笑的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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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