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原创
张俊彪论 （二）
袁竹/著
第一章导论：张俊彪研究的价值与维度
被低估的“在场者”：重绘文学地图的沉默坐标
在中国当代文学星罗棋布的版图上，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学术现象：某些星体以其炽热光芒占据着话语中心，而另一些星体则在相对沉寂的轨道上持续运行，以不事张扬却异常坚韧的方式，投射着独特的精神光谱。张俊彪，便是这样一颗被学术星座图长期置于边缘、却又以其不可替代的轨迹划破时代夜空的文学星体。 当我们摊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的文学史著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主流叙事框架中，张俊彪的名字往往处于若隐若现的暧昧位置。这种“边缘化”并非偶然，而是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恰如地层中的化石，其埋藏深度本身便构成了一种有待解码的历史文本。
首先，文类地位的微妙性构成第一重遮蔽。张俊彪的文学奠基之作《鏖兵西北》《血与火》《最后一枪》等革命历史传记文学，长期被置于“纪实文学”或“传记文学”这一在纯文学评价体系中相对边缘的范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场域中，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被视为文学成就的皇冠，而传记则往往被视作史料整理与文学创作的中间地带——这种根深蒂固的文体等级观念，使张俊彪的早期创作难以进入以“形式创新”、“叙事实验”为核心标尺的文学史主流视野。然而，我们若穿透文体分类的表象，便会发现他的革命历史书写实则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范式：在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生命经验的裂隙间，他建构起一种既尊重历史真实性、又充满文学张力的“诗性传记”文体，这种文体探索的先锋性，恰恰因其“非虚构”标签而被长期低估。
其次，地理坐标的双重边缘性构成了第二重遮蔽。张俊彪的创作生涯横跨两个在地理文化想象中极具反差的空间：陇东黄土高原与深圳经济特区。前者在文学地理学中常被归入“西部文学”或“乡土文学”范畴，后者则被置于“都市文学”或“特区文学”框架——这两种标签本身便隐含着某种地域等级。更关键的是，当张俊彪从黄土地走向摩天楼，其创作实践所呈现的“跨越性”与“流动性”，恰恰挑战了固化的地域文学研究范式。他不是单纯的“西部作家”或“深圳作家”，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一个携带黄土地精神基因的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最前沿进行着文化与文学实践。这种跨越时空的创作主体位置，使传统的文学史分期与地域分类都显得捉襟见肘。
再者，创作风格的“非潮流性” 构成了第三重遮蔽。在八十年代文学观念急剧变革的浪潮中，张俊彪没有选择当时备受追捧的现代主义技巧实验，也没有完全归附于“寻根文学”的文化寓言书写。他的写作始终保持着一种看似“传统”的现实主义底色，但又在这种底色中渗透着强烈的诗性追求与精神内省。这种不追逐潮流的艺术定力，在强调“创新”与“断裂”的文学史叙事中，容易被简化为“守成”或“滞后”。然而，若我们搁置线性进化论的文学史观，便会发现他的创作实则在“传统”形式中蕴藏着深刻的精神现代性：对革命历史的复杂反思，对个体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异化的警觉——这些主题都以一种沉静而坚韧的方式展开，恰如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地貌，其深刻性需要读者沉入地层般的耐心解读。然而，正是这种多重“遮蔽”，反而凸显了“重新发现”张俊彪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日益陷入同质化话语重复的当下，张俊彪的创作犹如一面棱镜，为我们折射出被主流叙事遗漏的文学光谱。他的写作生涯横跨革命历史记忆书写与改革开放前沿实践，其精神轨迹恰如一条隐秘的线索，串联起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中那些未被充分言说的章节。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与城市化高歌猛进、乡土经验面临消逝危机的今天，张俊彪提供的“黄土地—摩天楼”双重经验，构成了一种珍贵的文化档案：它记录了一个农耕文明之子如何在现代化浪潮中保持精神根基，又如何将乡土中国的伦理资源创造性转化为面对现代性挑战的文化资本。重新定位张俊彪，绝非简单的“翻案”或“补遗”，而是对当代中国文学地图的一次必要重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超越以文体、地域、流派为核心的分类框架，转而关注文学实践与更广阔的历史进程、文化转型之间的复杂互动。张俊彪作为“在场者”的价值，恰恰在于他的“非典型性”：他既深度参与了革命历史的重述工程，又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从事文化组织工作；他既有扎实的乡土生活根基，又有开阔的国际文化视野；他的创作既包含对集体记忆的忠诚，又充盈着个体精神的独立求索——这种多重身份的叠加，使他成为一个极具分析价值的“文化样本”。当我们把张俊彪重新置于文学史视域的中心，我们所做的不仅是恢复一个作家的历史位置，更是打开一扇观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复杂性的新窗口。通过这扇窗口，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叙事如何在个体写作中转化为伦理追问，可以看到乡土经验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转化为精神资源，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如何在体制内外保持文化担当，可以看到文学形式如何在历史压力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张俊彪的“被低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某些盲点的症候；而对他的“重新发现”，则可能成为突破这些盲点、建构更为多元包容的文学史叙事的重要契机。
多维坐标的构建：在张力场域中定位文化摆渡人
若要将张俊彪从简单的“作家”范畴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应有的历史重量与理论深度，我们必须建构一个多维的阐释框架。这个框架不应是封闭的定义体系，而应是一个开放的张力场域，让张俊彪的创作与实践在其中呈现其复杂多面的棱镜效应。本研究的核心方法论正在于此：将张俊彪置于四重相互关联又彼此对话的张力轴线上进行审视，以此揭示他作为“文化坐标”的丰富内涵。第一维度：乡土中国与现代化进程的辩证轴线。这是理解张俊彪精神世界最基础的坐标系。陇东黄土高原不仅是他生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其精神结构的原始地层。那千沟万壑的地貌、干旱少雨的气候、艰辛的农耕生活，塑造了他最初的生命感知与伦理取向——对土地近乎神圣的敬畏、对苦难坚韧的承受力、对底层民众深切的同情。然而，张俊彪的生命轨迹并未固守于此，他先后在西安、北京、深圳等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场域生活工作，尤其是长期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这种空间跨越绝非简单的物理位移，而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迁徙与精神重组。在他的写作中，我们既能看到《没有陨落的太阳》中对乡土人伦的深情回望，也能看到《幻化》三部曲中对现代都市精神困境的深刻洞察。张俊彪的特殊意义在于：他不是一个怀旧的乡土守望者，也不是一个拥抱现代性的狂热信徒，而是一个在两种文明形态间进行艰苦精神协商的“文化摆渡人”。他的创作实践，实质上是试图在农耕文明的伦理资源与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之间，寻找一种可能的精神平衡点。这种寻找充满了张力与矛盾，而这正是其思想价值的所在——他让我们看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绝非简单的线性进步，而是一场涉及文明根基的深层精神博弈。第二维度：革命历史记忆与当代文化反思的交错轴线。 张俊彪的文学起点是革命历史传记写作，这一选择本身就意味深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潮流中，革命历史叙事面临着从“神话建构”到“历史重构”的转型压力。张俊彪的《鏖兵西北》《血与火》等作品，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产生的。与当时流行的两种倾向——要么延续革命浪漫主义的宏大叙事，要么转向解构主义的历史戏仿——不同，张俊彪开创了“诗性传记”的独特路径。他坚持历史考证的严谨性，大量走访革命亲历者，查阅档案文献，同时又将文学想象注入历史空隙，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重构历史现场的心理真实与情感温度。更重要的是，他的革命历史书写暗含着一种从“纪念碑”到“生命史”的视角转换：关注的焦点从革命事件的宏观进程，转向革命者个体在极端境遇下的精神挣扎、道德抉择与人性考验。这种视角隐含着对革命伦理的深层反思：革命不仅是改变历史的宏大工程，也是无数个体用血肉之躯书写的生命史诗。到了《幻化》等后期作品，这种历史反思进一步深化为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的总体观照。张俊彪实际上建立了一条从革命历史到当代现实的精神脉络，在这条脉络中，革命不再是封闭的过去时，而是持续作用于当代人精神结构的“活的历史”。第三维度：文学本体探索与文化实践介入的互动轴线。 张俊彪的独特性还体现在他从未将自己局限于“纯文学”的象牙塔内。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他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职务，参与文化政策制定，组织重大文艺活动，推动深港文化交流。这种“作家—文化组织者”的双重身份，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从消极层面看，这可能被视为对创作时间的挤占；但从积极层面看，这使他的文学思考始终与社会文化实践保持密切互动。他的写作从未沦为封闭的文本游戏，而是始终面对现实问题发言；他的文化实践也因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作为底蕴，而避免了流于庸俗的行政化。这种双重身份间的张力，恰恰造就了张俊彪独特的文化姿态：他既是文学领域的专业创造者，又是公共文化领域的积极建构者。在《精神与精神性》等理论随笔中，他反复强调文学的精神担当与文化建设的伦理维度，这显然与其文化实践的经验密不可分。研究张俊彪，必须将他的文本创作与文化实践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考察文学观念如何影响文化实践，文化实践的经验又如何反哺文学创作——这种互动关系本身，就是研究当代中国文化体制与文学生产机制的珍贵个案。 第四维度：地域经验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对话轴线。 张俊彪的创作生涯始终在两个地域极点之间展开：陇东与深圳。这两个空间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地理学中具有高度象征意义：陇东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深厚传统、革命历史的老区记忆、内陆文化的保守与坚韧；深圳则代表着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场经济的大潮、移民文化的多元与流动。张俊彪的跨地域经验，使他能够超越单一的地方性视角，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思考中国问题。在他的作品中，陇东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更是传统中国伦理价值的精神载体；深圳也不仅是经济特区的代名词，更是现代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选择的实验场。更为深刻的是，张俊彪通过对这两个极点的书写，实际上参与了对“何为中国”这一根本问题的想象与建构。他的创作表明，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不可能建立在单一的地域经验之上，而必须是在多元地域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中生成。这种从地域经验升华为国家想象的思想路径，使张俊彪的研究具备了超越个案的意义，触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核心命题：文学如何在地域性与普遍性、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多重张力中，形塑现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 将这四重维度叠加，我们便得到理解张俊彪的“多维文化坐标”。这个坐标不是静止的定位点，而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场域。张俊彪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他始终处于这些张力关系的交汇处，并以自己的创作与实践，对这些张力做出个性化的回应。他不是这些张力的简单承受者，而是主动的协商者、转化者甚至创造者。通过他，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历史巨变中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支点，可以看到文学如何在复杂的社会文化网络中保持其精神独立性，可以看到个体经验如何通过文学转化升华为时代的精神症候。
研究方法与路径：走向一种总体性的文学研究
面对张俊彪这样具有复杂多维性的研究对象，传统单一的文学研究方法必然显得力不从心。本研究将采取一种跨学科、多方法的综合性研究路径，力求在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文学分析与文化研究、个体创作与时代精神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实现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性”把握。具体而言，主要采用以下四种研究方法，它们相互支撑、彼此印证，构成一个立体的方法论矩阵。其一，深描式文本细读与形式分析。 这是文学研究的根基所在。本研究将首先对张俊彪的全部重要作品进行系统深入的文本细读，但这种细读绝非孤立的审美欣赏，而是始终将文本置于三个维度的关联中进行：一是文本内部的语言、结构、意象、叙事视角等形式要素的精密分析，揭示其独特的艺术匠心；二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考察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作品之间的主题延续、形式演变与思想发展；三是文本与外部历史语境的对话关系，探究文学形式如何回应并塑造特定的历史感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俊彪的创作横跨传记、小说、散文、诗歌、理论随笔等多种文体，本研究将特别关注他的跨文体写作实践，分析他如何根据不同的书写对象与思想诉求，灵活运用并创造性转化不同文体的规范，进而形成其独特的“大文学”观念。例如，他的革命历史传记如何将小说的人物塑造技巧与历史考证结合，他的长篇小说如何融入诗性散文的抒情密度，他的理论随笔如何保持文学化的表达方式——这些形式探索本身，就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历史语境还原与知识考古。 任何文学文本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同时又参与对历史意义的建构。本研究将运用历史社会学与知识考古学的方法，着力还原张俊彪创作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这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社会政治语境的宏观还原，即将作品置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社会转型、思想解放运动、市场经济兴起、文化体制改革等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分析文学创作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复杂互动。其次是文学生产机制的中观考察，即研究张俊彪的创作与出版、评论、奖项、作家组织、文化政策等文学制度因素的关系。例如，革命历史题材在特定时期的出版导向如何影响他的早期创作，深圳特区特殊的文化环境如何塑造他后期的文学观念，他在文艺界的职务身份如何影响其写作姿态——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档案查阅、史料梳理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将尽可能收集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包括出版档案、会议记录、书信手稿、媒体报道等，以此为基础重建文学文本产生的历史现场。其三，跨学科理论视野的创造性应用。 为深入阐释张俊彪作品的多维意义，本研究将选择性吸收并创造性应用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新历史主义理论将帮助我们理解张俊彪的历史书写如何游走于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如何通过对历史碎片的文学重组来建构具有当代意义的历史叙事。文化记忆理论将为我们提供分析框架，探讨他的革命历史写作如何参与塑造社会集体记忆，又如何通过个体记忆的引入对集体记忆进行修正与丰富。空间理论（特别是文化地理学与城市研究理论）将使我们能够更精细地分析张俊彪作品中的空间书写——从黄土高原的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到深圳作为现代化象征的都市空间，再到文本中构建的隐喻性心理空间。文化社会学理论（如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分析张俊彪在文学场与文化权力场中的位置，他的文化资本积累与转换策略，及其双重身份带来的角色张力。需要强调的是，理论在这里不是生硬的套用工具，而是启发性的思考透镜，目的是打开文本中那些被传统批评方法遮蔽的意义层次。理论的应用将始终以文本细读为基础，避免脱离文学本体的概念游戏。 其四，口述史与生命史研究的融合。张俊彪作为仍然健在的作家，其生命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历史。本研究将把口述史方法纳入研究框架，通过深度访谈、非正式交谈等方式，收集他本人对其创作历程、文学观念、文化实践的直接叙述。这些第一手的口述资料，不仅能补充文献档案的不足，更能提供理解其作品的精神密码——那些在文本表层之下涌动的生命体验、情感挣扎、思想转折。然而，口述史方法需要谨慎使用，必须意识到记忆的选择性、重构性与自我塑造性。因此，本研究将采取批判性口述史的立场：既珍视口述资料提供的鲜活个人视角，又将其与文献资料、文本证据进行交叉验证，在对话与辩证中逼近更完整的历史真实。此外，本研究还将尝试将张俊彪的个体生命史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命运的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这一个案，透视一代人在革命、改革、全球化浪潮中的精神轨迹与文化选择。 这四种研究方法并非割裂的模块，而是相互渗透、彼此支撑的研究整体。文本细读为历史语境分析提供具体的文学证据，历史研究为文本阐释提供深厚的背景支撑，理论视野为文本与历史的对话提供思考框架，口述史则为冰冷的史料注入生命的温度。通过这种多维方法的综合运用，本研究力求避免文学研究中常见的两种偏颇：一是脱离历史语境的纯形式分析，使文学沦为封闭的语言游戏；二是忽视文学特殊性的外部研究，使文本沦为历史观念的简单注脚。我们的目标是达到一种内外贯通、文史互证、理论思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总体性文学研究”，使张俊彪的文学世界能够在学术的显微镜与望远镜下，同时呈现其精微的肌理与宏阔的景深。
全书结构导览：一部精神地形图的测绘工程
遵循“生平与精神底色—核心创作成就深度剖析—文化实践与人格构建—文学史定位与多维价值”的递进逻辑，本书将如一场系统的精神地形测绘，逐层深入张俊彪丰富而复杂的文学世界与文化实践。每一章既是相对独立的专题研究，又是整体论证的有机环节，前后呼应，层层推进，最终构成一幅立体多维的“文化坐标图景”。
重点是第二章至第八章。
第二章：陇东之子——生命底色与精神原乡的生成。本章将深入张俊彪的“前文学时期”，探究陇东黄土高原这一地理文化空间如何塑造了他最初的精神结构。我们不仅将追溯他的家族史、童年记忆、教育经历，更将分析黄土高原的自然地貌（沟壑、塬梁、干旱）、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对土地的依赖、与自然的抗争）、地方文化传统（民间信仰、戏曲民俗）如何内化为他感知世界的基本方式。本章将特别注意那些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核心意象与精神母题的早期经验：对苦难的切身体验如何转化为对底层民众的持久关怀，对土地的神圣情感如何升华为一种文化根性意识，闭塞环境中的精神突围渴望如何孕育了后来的文学志向。本章将运用文化地理学与精神分析的方法，将陇东不仅视为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视为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原初场景”，它构成了张俊彪全部创作的情感基调和价值基石。
第三章：历史的诗学——革命传记写作的范式突破。本章将聚焦张俊彪文学成就的奠基之作：革命历史传记。我们将以《鏖兵西北》《血与火》《最后一枪》等代表作为核心文本，深入分析他如何在这一被视为“非主流”的文体领域，实现了一系列重要的范式突破。重点探讨三个层面：一是史料处理与文学想象的新型关系，他如何通过大量实地走访与档案查阅建立历史可信度，又如何通过合理的文学想象填补历史缝隙，复原历史现场的心理真实；二是叙事视角的革命性转换，从传统的全知全能宏大叙事，转向结合历史考证与个体视角的复调叙事，在尊重历史脉络的同时突出革命者的个体生命体验；三是“诗性传记”文体的建构，如何将小说的性格塑造、散文的抒情笔调、诗歌的意象经营融入历史叙述，使传记既具史学的严谨又具文学的感染力。本章将论证，张俊彪的革命历史写作实则是八十年代历史反思思潮在文学领域的重要实践，它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革命历史记忆的重塑工程。
第四章：灵魂的史诗——长篇小说中的精神困境与超越。本章将深入剖析张俊彪文学创作的另一高峰：长篇小说，特别是《幻化》三部曲。如果说革命传记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个体，那么长篇小说则直接探入当代人的精神深渊。本章将分析《幻化》如何通过几个知识分子家庭三代人的命运沉浮，构建了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诗。重点研究：小说如何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与时空结构，展现从革命年代到改革时期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剧烈变迁；如何刻画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身份焦虑、道德困境与精神异化；又如何通过某些人物对精神价值的坚守，探寻超越历史困境的人文主义救赎可能。本章将特别注意张俊彪小说中独特的思辨性叙事风格——大量内心独白、哲学对话、象征意象的运用，使小说超越了具体社会问题的反映，升华为对人性、历史、文明等根本问题的形而上追问。
第五章：诗性的光芒——散文、诗歌与理论随笔的精神维度。本章将关注张俊彪研究中常被忽视的“非虚构”与“短章”写作，揭示其多文体创作的全貌。散文创作方面，将分析其乡土散文如何以诗化语言捕捉黄土高原的灵魂，都市随笔如何以批判性眼光审视现代生活，游记散文如何在异域观察中反观中国文化。诗歌创作方面，将探讨其诗歌如何以凝练的意象表达深沉的生命感悟，如何在古典诗学传统与现代意识之间寻找平衡。特别重要的是理论随笔，如《精神与精神性》《文事杂谈》等，这些文字直接阐述了他的文学观、文化观与精神哲学。本章将论证，这些不同文体的写作并非张俊彪文学事业的边角料，而是其整体精神探索的必要组成部分：散文呈现其感知世界的诗意方式，诗歌凝结其情感体验的强度，理论随笔则系统表达其文化思考的理性结晶。三者与他的传记、小说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表达体系。
第六章：文化的践行——深圳时期的组织工作与理论建构。本章将转向张俊彪研究中另一个独特维度：作为文化组织者的实践与思考。重点考察他调任深圳后，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文化工作：如何参与特区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何推动深港文化交流与粤港澳文化合作，如何组织重大文艺活动促进文化创新。本章将分析他的文化组织工作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双向滋养关系：一方面，文化实践的广阔视野如何丰富了他的文学题材与思想深度；另一方面，深厚的文学修养如何使他的文化工作超越行政事务层面，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与人文关怀。本章还将深入研究他在此期间提出的“新都市文学”、“打工文学”等理论倡导，分析这些倡导如何回应特区特殊的文化现实，又如何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通过本章，张俊彪的形象将更加完整：他不仅是书斋中的作家，更是公共文化领域的积极建设者。
第七章：坐标的定位——文学史意义与当代价值重估。在全景式研究的基础上，本章将进行总结性的理论提升，对张俊彪的文学史位置与文化价值进行系统重估。首先，在文学史维度，将论证他如何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填补了当代文学叙事中的若干空白：在革命历史书写中注入了人性深度与诗性光辉，在知识分子题材中贯穿了历史纵深感与精神哲学高度，在乡土与都市的跨越中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融合视角。其次，在思想史维度，将分析他如何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重要精神类型：既扎根民族文化传统，又面向现代性开放；既保持独立批判精神，又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在历史巨变中始终寻求精神坚守与文化创造。最后，在当代文化维度，将探讨他的创作与实践对当下中国的启示意义：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加速的今天，如何保持文化根性而不陷于保守？如何拥抱现代性而不丧失精神价值？如何在文化多元语境中建构主体性？张俊彪以他一生的探索，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个人答案，而这答案中蕴含的普遍性，正是其当代价值所在。
第八章：黄土地与摩天楼之间的摆渡永恒。本书将以诗性而理性的笔调作结，回到“文化坐标”这一核心隐喻。张俊彪的一生，是在黄土地代表的传统中国与摩天楼象征的现代中国之间，进行的一场永不停歇的精神摆渡。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实践，就是这摆渡的舟楫与航图。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的生命有限，但通过文学创造的精神坐标却可能超越时空，为后来者提供导航的参照。张俊彪的意义，最终也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时代难题，而在于他以自己的全部真诚与才华，在历史的断裂处建立了精神的连续性，在文化的冲突中进行了创造的对话，在个体的有限中探索了无限的可能。而这，正是文学最古老也最永恒的使命。
通过这七章层层递进、由表及里的论述，本书将完成对张俊彪作为“多维文化坐标”的系统阐释。这不仅是对一位作家的深入研究，更是通过这个独特个案，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流变、知识分子心灵史、地域文化互动等重大议题的深入探讨。我们相信，当这部学术测绘工程完成时，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将不仅是一个更立体丰富的张俊彪形象，更是一幅通过这个坐标点透视出的、更加广阔深邃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地形图。
作者简介
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名家―――袁竹》大红袍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破茧逐光》（又名《东升》“中国作家网”2025首发）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逾 1200 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等各大媒体平台。歌词《石榴红》获金奖。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等曾在 “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 栏目连载。《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等三十余部长篇小说在“起点中文网”发布。《问道》《四川》《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在“纵横中文网”连载。《三星堆之缘》《戍光志愿雄赳赳》等三部长篇小说在“晋江文学城”发布。《国画大师黄宾虹》《文学巨匠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长篇有声作品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线。
此外，《阿来：以藏族文学构建宏大文学宇宙》《贾平凹作品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面映照》等四十余篇文学评论被中国作家网收录转载。其中，“中国作家网 2024 年度十大文学好书” 系列评论引发广泛关注。长篇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伟史诗 —— 评张俊彪〈玄幻三部曲〉》发表于《华文月刊》2025 年第 11 期，长篇文学评论《穿越现实的梦幻之旅 —— 评张俊彪英文小说〈现实与梦幻〉》发表于《华文月刊》2026 年第 2 期。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