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原创
《张俊彪论》刊发按语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学者袁竹先生，历时十余年，北上陕西甘肃，南下广州深圳，对张俊彪的文学生涯和人生轨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广泛详尽的社会采访，查阅了西北和岭南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相关图书和文档，精读了千万字的张俊彪各类文学作品，审阅了数以三百多万字的张俊彪研究评论文集和论文，写出了将近十万字的文学理论专著《张俊彪论》，明确勘定张俊彪是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创立者和实践者，并第一次概括提出了张俊彪的“幻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论，认为张俊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创新探索与独特风格的重要作家，他的文学实践，必将成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借鉴和图标。
自即日起，将分章连载这部独具学术视野与理论见解的学术专著《张俊彪论》，以飨读者。
张俊彪论
袁竹/著
写在前面的话：寻找失落的星图
当我在文学史的星图上，第一次用铅笔轻轻圈定“张俊彪”这个名字时，我并未预料到，这个在浩瀚星海中看似微不足道的边缘坐标，会引领我踏上一段长达十载、兼具艰辛与丰饶的学术远征。那是在癸巳年的深冬，窗外飘着细碎的冷雨，我埋首于积满尘埃的西北近现代文献丛中，进行一项关于革命历史叙事文献梳理的基础工作。就在那些泛黄纸页的夹缝里，《鏖兵西北》的片段如同一束穿透迷雾的光，猝不及防地撞入我的视野——它并非以文学经典的姿态被浓墨重彩地称引，而仅仅是作为西北解放战争史的旁证资料，被研究者一笔带过。但就是那些带着黄土高原粗粝质地、裹挟着战火硝烟与生命温度的文字，让我匆匆翻动书页的手指骤然停顿，让我在枯燥的文献考据中紧绷的神经，瞬间被一种强烈的文学感应击中。
那不是简单的历史事件复述，而是将考据精准的历史细节，编织进了诗性的韵律之中；那不是冰冷的战争场景陈列，而是在硝烟弥漫的生死场域里，捕捉到了人性最幽微的微光——是战士冲锋前对故乡麦田的最后回望，是指挥员在篝火旁对牺牲战友的无声缅怀，是百姓送别子弟兵时眼角未干的泪痕。我合上书本，在昏黄的台灯下陷入长久的沉思：能够写出这样文字的作家，为何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史叙事中，仅仅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剪影？为何那些被反复言说的文学思潮与流派划分，始终未能给这样独特的创作实践一个恰切的位置？为何当我们谈论新时期文学的多元景观时，会遗漏这样一位兼具历史厚重与人性深度的写作者？
好奇心如同一颗深埋地下的种子，在疑问的浇灌下悄然萌发，驱使我开始了最初的资料搜集工作。而接下来的发现，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一座被遗忘的宝库，让我既惊喜又震撼：这里存在着一片被主流学术话语长期遮蔽的富矿——一个出版了三十余部作品、横跨传记文学、长篇小说、抒情诗歌、哲理散文、文学理论随笔等多个领域的多文体创作大家；一个从陇东黄土高原的牛圈娃起步，一步步走向改革开放前沿深圳特区，亲身经历并见证了中国社会数十年最剧烈转型的文化实践者；一个将革命历史记忆、乡土生命经验、现代性转型反思与知识分子精神求索熔铸于笔端的复杂灵魂。他的创作轨迹，如同一幅浓缩的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变迁图谱，每一笔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每一字都承载着生命的重量。
然而，与这座创作富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惊人的学术寂静。当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相关的研究专著、论文汗牛充栋，甚至形成了专门的研究流派与批评话语时，关于张俊彪的专题研究却寥寥无几，堪称学术研究中的“空谷”。在那些被奉为权威的文学史著作中，他的名字往往只是惊鸿一瞥，要么被归入“革命历史题材作家”的泛化标签下一笔带过，要么被纳入“西部文学”的宽泛范畴中简单处理，从未获得过与其创作体量和思想深度相匹配的系统阐释与精准定位。这种创作的丰饶与研究的贫瘠之间的巨大反差，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学术命题：我们的文学史叙事，究竟遗漏了什么？我们的批评话语体系，又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什么？当我们以既定的框架与标签去筛选和建构文学历史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文学多样性的“筛选者”与“排斥者”？
一、发现“沉默的在场者”
研究的起步阶段，我便遭遇了双重困境的夹击，如同在茫茫戈壁中寻找前行的路标。其一，是原始资料的散佚与整理不足带来的资料困境。张俊彪的许多早期作品早已绝版，在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难觅踪迹，只能辗转于民间藏书者手中，艰难求索；他的大量创作手稿、日记、书信等第一手资料，尚未完全公开，仍处于封存状态，难以窥见其创作的完整轨迹；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创作历程、思想转变的文献资料，更是零散分布于各类地方报刊、内部资料之中，缺乏系统的梳理与整合，如同散落于沙漠中的珍珠，难以串联成完整的项链。其二，是研究范式的局限带来的理论困境。现有的文学史框架与批评范式，似乎从一开始就将张俊彪排除在核心阐释范围之外，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流派划分、风格归类、主题定位，都难以精准安放这个“不合常规”的作家。他就像一个游离于既定轨道之外的“边缘人”，既不属于某个固定的文学流派，也不契合某种主流的创作思潮，让习惯了“对号入座”的批评话语陷入了失语状态。
张俊彪的创作本身，就充满了对简单归类的拒绝与反抗。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传记作家，却不甘心于传统传记的纪实束缚，大胆将小说的叙事技巧与诗性的语言风格注入历史叙述之中，让历史人物在纪实的基座上焕发出鲜活的文学生命力；他是一位深耕细作的小说家，却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表层描摹，在现实主义的坚实基座上建造起哲学沉思的殿堂，让小说超越了故事的表层，抵达了对人性、历史与命运的深度叩问；他是一位植根于陇东黄土的乡土之子，血脉中流淌着黄土地的厚重与淳朴，却又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进行着极具先锋性的文化实验，探索着乡土经验与现代文明的对话与融合；他曾担任重要的文化行政职务，是体制内的文化建设者，却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与批判精神，在体制的框架内坚守着文学的理想与良知。这种多重身份的叠加、多种风格的融合、多个领域的跨界，恰恰是现有研究范式难以把握与阐释的——我们习惯于将作家归入某个清晰的流派、某种固定的风格、某个特定的地域，用既定的理论框架去“套取”作家的创作实践，而张俊彪却始终游走于这些分类的边界地带，甚至刻意模糊这些边界，用创作实践挑战着既定的批评话语。
在反复的资料梳理与文本细读中，我逐渐意识到，研究张俊彪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填补一项学术空白那么简单，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这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挑战那些既定的文学史分类框架与批评范式。他的创作实践不是要证明某个现有流派的正确性，而是要展现文学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不是要迎合某种主流的批评话语，而是要开辟新的文学言说可能。他在文学史中的“沉默”，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不符合我们预设的文学史“剧本”——他不是“伤痕文学”中专注于揭露历史创伤的典型代表，不是“先锋小说”中热衷于形式实验的探索者，不是“寻根文学”中刻意挖掘地域文化寓言的建构者，但他的创作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触及了所有这些思潮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历史创伤的记忆与救赎、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文化根性的坚守与失落、现代性转型的机遇与困境。
于是，我的研究初衷，从最初简单的“填补空白”，逐渐升华为“重绘文学史地图”的学术野心。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为一位被忽视的优秀作家正名，让他在文学史的星空中获得应有的位置；更是希望通过这个个案的深入研究，反思我们叙述文学史的方式本身——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面对那些“不合常规”的创作实践？我们的批评话语体系该如何调整与完善，才能更好地容纳文学的多样性？当我们重新审视那些被遗漏的“边缘坐标”时，是否会发现一幅全新的文学史图景？
二、方法论的重构：走向多维度的文学研究
面对张俊彪这样复杂多元、跨界融合的研究对象，传统单一的研究方法显然已经难以胜任，其局限性在研究的过程中暴露无遗。如果仅仅采用纯粹的文本细读方法，固然能够捕捉到文本内部的语言魅力与艺术技巧，却无法解释他创作背后复杂的历史语境、社会动因与精神轨迹，难以把握文本与时代、作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层关联；如果仅仅进行单纯的社会学分析，将作家的创作简单等同于社会现实的镜像反映，又会忽略他独特的艺术匠心与文学创造力，陷入“社会决定论”的误区，消解文学的审美价值；如果沿用常见的作家论模式，仅仅围绕其生平事迹与作品主题进行线性梳理，又难以容纳他文化实践的多重面向，无法展现其创作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本书尝试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构建一种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方法论，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互补与融合，全面、深入地解读张俊彪的创作实践与精神世界。这一方法论体系包含四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层面，它们如同四盏探照灯，从不同的角度照亮研究对象，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研究图景。
第一，文本考古学的深度挖掘。在研究过程中，我不仅将已出版的作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更将目光投向了作品背后的生成过程，试图通过追溯文本的“前世今生”，把握作家的创作思路与思想变迁。幸运的是，张俊彪先生将其大量的创作手稿、修改稿、创作笔记捐赠给了故乡的文化机构，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档案馆的密闭阅览室里，当我小心翼翼地展开那些泛黄的手稿，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眉批注释时，仿佛穿越了时空，与当年的创作者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通过对这些手稿的细致研读，我发现了一个极具意味的悖论：张俊彪那些最“纪实”的革命历史传记作品，往往有着最复杂的修改轨迹，字里行间充满了纪实与虚构、历史与文学的张力；而那些最“虚构”的长篇小说，反而建立在大量实地调查与史料考据的基础上，每一个情节的设置、每一个人物的塑造，都能找到真实的历史原型与生活依据。这种文本背后的张力，深刻揭示了他独特的创作哲学——在历史的严谨性与文学的自由度之间，寻找一条狭窄而光辉的道路，让历史通过文学的方式获得更鲜活、更持久的生命力。
第二，语境还原术的立体建构。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张俊彪创作的精神内核，我将他的创作实践置于三个逐渐扩大的语境圈层中进行考察，形成了一个从内到外、从个人到社会的立体语境网络。首先是个人生命史语境，聚焦于他从陇东黄土高原的“牛圈娃”到深圳特区文化官员的身份转变与精神轨迹，探寻其生命体验与创作实践之间的深层关联——那些苦难的童年记忆如何塑造了他的悲悯情怀，那些革命年代的经历如何影响了他的历史认知，那些改革开放前沿的见闻如何引发了他的现代性反思。其次是文学制度史语境，深入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的出版机制、文学奖项评价体系、作家组织运作模式等，分析这些制度性因素如何影响他的创作选择与作品传播——他的哪些作品因为契合了时代的需求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哪些作品因为超越了时代的认知而被边缘化，这些制度性因素又如何塑造了他的创作心态。最后是社会文化史语境，将他的创作置于从革命年代到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大背景中，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变迁、价值观念冲突对其创作的影响——从建国初期的革命理想主义，到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再到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价值多元，这些社会文化思潮如何在他的作品中留下印记，他又如何通过创作回应这些时代命题。特别是在对他深圳时期创作与实践的研究中，我专程前往深圳，采访了当年与他共事过的文化工作者、作家朋友，查阅了深圳文化建设的原始档案资料，试图复原一个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如何既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参与社会变革，又坚守精神独立、保持文学理想的具体实践，展现其作为“行动者”的知识分子形象。
第三，跨文体诗学的系统阐释。张俊彪创作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他从未将自己局限于单一的文体边界之内，而是在不同文体之间自由穿梭、大胆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跨文体写作风格。因此，本书特别将跨文体诗学作为核心研究维度之一，系统考察他在不同文体之间的跨界与融合。我重点关注他如何将小说的叙事技巧融入传记写作，让传记人物摆脱了“平面化”的纪实束缚，变得立体而鲜活；如何将诗的意象密度与语言美感融入小说创作，让小说文本充满了诗意的张力与艺术的感染力；如何将理论思考的深度融入散文写作，让散文超越了抒情与叙事的表层，抵达了哲理思辨的高度；又如何将文学的美感融入理论随笔，让枯燥的理论阐释变得生动而富有可读性。通过深入的分析，我发现这种文体跨越并非随意的尝试，而是基于他对文学本质的深刻理解——文学的形式服务于内容的表达，而真正深刻的表达，需要调动一切语言的可能与文体的优势。在他的创作中，文体不再是束缚创作的牢笼，而是可以自由驾驭的工具，通过不同文体的融合与碰撞，产生出全新的文学魅力与思想张力。
第四，文化地理学的空间解读。从陇东黄土高原到深圳特区，张俊彪的人生轨迹跨越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距离，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两种迥异的时间节奏、两种冲突的价值体系。这种空间的跨越，深刻地塑造了他的感知结构与精神世界，也成为理解他创作的关键密码。因此，我借助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将空间作为核心分析维度，考察这两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空间如何影响他的创作实践与精神世界。我重点分析了黄土高原的“垂直时间”与深圳的“水平时间”之间的对话与碰撞——黄土高原的“垂直时间”代表着历史的沉积与延续，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每一个村落都延续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深圳的“水平时间”则代表着当下的扩张与变革，那里的每一栋高楼都彰显着现代的速度与效率，每一种潮流都预示着未来的可能。这两种时间观念在他的作品中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时间辩证法。同时，我也关注乡土伦理的“根性”与移民文化的“流动性”之间的协商与融合——黄土高原的乡土伦理塑造了他的“根性”意识，让他始终坚守着对土地、对故乡、对传统的眷恋；而深圳的移民文化则让他感受到了“流动性”的魅力与困惑，引发了他对现代性、对身份认同、对文化归属的深度思考。这种空间的辩证法，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基本框架，也成为他创作中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
这四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使整个研究过程如同一场多维的测绘工作——既要深入文本的肌理，捕捉语言的微妙之处与艺术的独创之点；又要跳出文本的局限，考察文本生成的外部机制与历史语境；既要充分理解作家的主观创作意图，把握其精神世界的变迁轨迹；又要客观分析客观社会结构对创作的制约与影响；既要欣赏其作品的艺术美感，感受文学的审美价值；又要追问其创作的历史意义，探寻文学与时代、与社会、与人性的深层关联。通过这种多维度的研究，我希望能够打破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全面、深入地展现张俊彪创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为理解这位被忽视的作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三、结构的考量：一部精神地形图的生成
本书的章节安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次调整与重构，如同一位画家在创作前反复勾勒草图，试图找到最能展现对象精髓的构图。最初的构思是采用按时间顺序展开的线性叙述结构，从张俊彪的童年经历写起，按照他创作生涯的时间顺序，依次分析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与创作思想。但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张俊彪的创作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多声部、多层次的复调演进态势——不同时期的创作主题往往相互交织，早期的乡土经验会在后期的现代性反思中重现，革命历史叙事会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求索相互碰撞。线性的叙述结构难以容纳这种复杂性，反而会遮蔽其创作的内在逻辑与精神内核。
经过反复的思考与调整，我最终确定了“总—分—总”的立体结构框架，试图通过这种结构，捕捉张俊彪创作的复调特质与精神全貌。这一结构如同一张立体的精神地形图，既能够展现其创作的整体轮廓，又能够凸显其不同维度的精神向度，实现从整体到局部、再从局部回归整体的认知过程。
上篇（第一、二章）定位为“坐标的定位”，主要解决“为何研究张俊彪”与“从何理解张俊彪”这两个核心问题，为整个研究奠定基础。在第一章中，我系统梳理了张俊彪的创作历程与现有研究现状，深入分析了其创作的丰富性与研究的贫瘠性之间的巨大反差，明确了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二章中，我将“陇东之子：精神原乡的生成”作为核心专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将其置于全书开篇之后的重要位置。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在我看来，陇东黄土高原不仅是张俊彪的地理故乡，更是他的精神原乡，是理解他全部创作的关键密码。他的苦难记忆、历史意识、土地伦理、诗性感知，都深深植根于这片黄土地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都与这片土地的文化传统、生命节律、精神气质紧密相连。不理解这片土地的厚重与苍茫，不理解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坚韧与淳朴，不理解这片土地在革命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为何那样书写革命、那样反思现代、那样眷恋乡土、那样最终选择归根。在这一章中，我结合陇东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革命历史背景与民间文化生态，深入分析了这片土地如何塑造了张俊彪的精神品格与创作底色，为后续的文本分析找到了坚实的逻辑起点。
中篇（第三至六章）是“维度的展开”，构成了全书的主体部分。在这一部分，我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叙述，而是按照创作类型与精神维度进行组织，从不同角度深入解读张俊彪的创作实践与精神世界。这种结构安排，能够更好地展现其创作的多维度与丰富性，避免线性叙述带来的局限。
第三章聚焦于革命历史传记创作，将其作为张俊彪文学事业的起点与基础进行深入分析。他的《刘志丹》《谢子长》等革命历史传记作品，是他最早获得文坛认可的代表作，也奠定了他在革命历史叙事领域的独特地位。但我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历史真实性”与“文学感染力”的表面讨论，而是深入到文本内部，考察他独特的“诗性传记”文体的建构过程。我重点分析了他如何在严格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运用小说的叙事技巧与诗性的语言风格，让历史人物“活”起来；如何在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中，融入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情感表达，实现宏大叙事与个体视角的有机统一；如何在对革命历史的书写中，既保持对历史的忠诚，又坚守对受难者的伦理责任，展现出独特的历史观与伦理观。通过这些分析，我试图揭示张俊彪革命历史传记创作的独特价值，打破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刻板认知。
第四章深入张俊彪的小说世界，将《幻化》三部曲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将其视为张俊彪文学成就的巅峰之作。这部被严重低估的长篇小说，以一个家族的兴衰沉浮为线索，横跨百年历史，展现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转型，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与人性叩问。在这一章中，我系统分析了《幻化》三部曲的宏阔时空架构与复杂叙事结构，深入解读了作品中关于权力异化人性、历史循环与突围、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等核心主题。我提出了“幻化现实主义”这一核心概念，用来描述张俊彪在这部作品中展现的独特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坚实基座，同时融入浪漫主义的想象、现代主义的荒诞与超验主义的思考，在现实与虚幻的交织中，探索人性的深度与历史的本质。我认为，《幻化》三部曲不仅是张俊彪个人创作的巅峰，也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极具独特性与思想深度的重要作品，值得被重新发现与定位。
第五章转向张俊彪的诗性写作，涵盖了他的散文、诗歌、理论随笔等多种文体。在这一章中，我试图打破将诗性仅仅视为诗歌文体特质的传统认知，论证诗性在张俊彪的创作中，已经超越了具体的文体边界，成为一种贯穿所有创作的世界观、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一种对待生命的伦理态度。我通过对他不同文体作品的文本细读，展现了诗性如何在他的散文中体现为对生命本真的追寻，在他的诗歌中体现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在他的理论随笔中体现为对文学本质的诗意阐释。我认为，正是这种贯穿始终的诗性特质，让他的历史书写有了温度，让他的小说创作有了深度，让他的文化思考有了高度，也让他的所有作品都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与精神气质。
第六章考察张俊彪在深圳的文化实践，这是以往研究中最薄弱、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在很多研究者的认知中，“创作”与“工作”是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往往只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而忽略他的文化行政实践。但在我的研究中，我试图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认知，将他的文化行政实践视为其文学精神的延伸与具体化。在这一章中，我结合深圳特区文化建设的历史背景，深入考察了张俊彪在深圳担任文化行政职务期间的具体实践——他如何在被视为“文化沙漠”的特区积极培育“文艺绿洲”，如何扶持青年作家、推动文学创作，如何组织文化活动、构建文化生态，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坚守文化理想、维护文学尊严。我认为，他在深圳的文化实践，展现了一个“行动者”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精神在社会变革中的现实力量，是理解他完整人格与精神世界的重要维度。
下篇（第七、八章）是“意义的聚合”，完成了从具体分析到整体综合的跃升，对张俊彪的创作意义与历史定位进行系统的总结与重估。
第七章以张俊彪向故乡捐赠艺术藏品的事件为核心，解读其文化人格的完型过程。这次捐赠并非简单的“叶落归根”，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化反哺”行动，是他将个人一生的精神积累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的自觉选择。在这一章中，我深入分析了这次捐赠事件的文化内涵——它不仅连接了张俊彪人生的起点与终点，完成了从“出走”到“回归”的精神循环，更体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与乡土情怀。通过这次捐赠，他将个人的精神财富与故乡的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让自己的精神生命在故乡的土地上得以延续，也为后人理解他的创作与精神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第八章则从多重视野出发，对张俊彪的文学成就与历史地位进行系统的定位与重估。我将他置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谱系中，考察他与不同文学思潮、创作流派之间的对话与关联，明确他在文学史中的独特位置；我将他置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价值传承的脉络中，分析他如何继承与发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与理想主义情怀；我还将他置于当代文化发展的语境中，探讨他的创作实践对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这一章既是对前面各章分析的总结与升华，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试图完成对张俊彪作为“多维文化坐标”的完整建构。
四、研究中的困惑与突破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一场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旅程，都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料之外的困难与挑战，而对张俊彪的研究，由于其资料的特殊性与创作的复杂性，所遇到的困难更是远超我的预期。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多次陷入困惑与迷茫，甚至有过放弃的念头，但正是在不断克服困难、突破困惑的过程中，研究才逐渐走向深入，也让我对学术研究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研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材料的“过剩”与“匮乏”之间的矛盾并存。一方面，张俊彪的创作量极为巨大，横跨多个文体、多个领域，仅核心作品就有三十余部，再加上大量的随笔、评论、书信等，需要消化吸收的文本与史料浩如烟海。每一部作品都需要进行细致的文本细读，每一份史料都需要进行严谨的考证辨析，这无疑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在研究的初期，我常常被海量的文本与史料淹没，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如何梳理出清晰的研究脉络。另一方面，关于他创作过程、思想转变的第一手资料又相对匮乏。他的许多创作手稿尚未完全公开，关于他创作思路的直接论述极为稀少，早期创作的心理动机、关键转折点的思想变化，往往只能从他的作品中反向推断，或者从他人的回忆文章中间接获取。这种“间接性”的资料获取方式，让研究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比如，在分析他早期革命历史传记创作的动机时，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资料，我只能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他的个人经历以及作品中的隐性表达，进行合理的推断，这一过程充满了纠结与犹豫，生怕自己的推断偏离了历史的真实。
另一个让我陷入长期困惑的问题，是评价尺度的确定。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这样一个“不合常规”的作家？这是我在研究过程中始终面临的核心问题。如果用纯文学的标准来评价他的传记作品，往往会低估其历史价值与社会意义；如果用历史价值的标准来评价他的小说作品，又会忽视其独特的艺术创新与审美价值；如果用地域文学的标准来评价他的整体创作，又无法容纳他跨地域的创作经验与精神视野。在研究的初期，我尝试用现有的主流文学评价标准来分析他的作品，但很快就发现，这些标准不仅无法准确把握他作品的独特价值，反而会遮蔽其创作的创新性与丰富性。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究竟该如何建立一个合适的评价尺度，才能公正、客观地评价他的创作成就？
经过长期的思考与探索，我最终决定放弃寻找一种“普适性”的外部评价标准，而是选择“以作家自身的尺度衡量作家”——即根据张俊彪自己试图解决的问题、他为自己设定的美学目标、他想要传达的精神理念，来评价他的创作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取得了怎样的成就。这种“内在批评”的方法，让我摆脱了现有评价标准的束缚，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他创作的初衷与追求，也能够更公正地看待他的得失。通过这种方法，我清晰地看到了他在创作中的突破与创新：他在革命历史叙事中实现了纪实与文学的融合，打破了传统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刻板模式；他在小说创作中实现了现实与虚幻的交织，开辟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新可能；他在跨文体写作中实现了不同文体的融合，展现了文学形式的多样性。同时，我也客观地看到了他创作中的时代局限：受特定历史时期思想观念的影响，他的部分作品在主题表达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他的部分后期作品在艺术打磨上略显粗糙。这种“内在批评”的方法，让我的研究摆脱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能够以更辩证、更客观的态度看待研究对象。
研究过程中最珍贵、最令人感动的时刻，往往不是获得重大理论突破的瞬间，而是那些从看似边缘的材料中捕捉到的作家精神底色的片段。这些片段如同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珍珠，虽然微小，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让我得以更真切地触摸到文字背后那个鲜活、复杂的灵魂。比如，在一份早期创作手稿的边白处，我发现了张俊彪抄写的一句王安石的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句话字迹工整，墨迹已经有些褪色，显然是他在创作过程中有感而发写下的。这句话仿佛是他创作哲学的自我注解，道尽了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艰辛与执着——那些看似寻常的文字背后，隐藏着最奇崛的艺术匠心；那些看似轻松完成的作品，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艰辛付出。又比如，在深圳时期的一份会议记录中，我看到了他为一位基层打工作家的作品争取出版机会时写下的话：“文学的天平上，真诚的重量永远大于技巧。”这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充满了力量，展现了他对文学本质的深刻理解，也展现了他对底层写作者的关怀与扶持。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片段，比任何宏大的理论分析都更生动地揭示了张俊彪的精神底色——对文学的虔诚、对生命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正是这些片段，让我更加坚信这项研究的意义，也给了我克服困难、继续前行的力量。
五、未完成的对话
当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落下时，我深知，对张俊彪的研究远未完成。这本书的完成，仅仅是这场学术远征的一个驿站，而不是终点。张俊彪的创作世界太过丰富、太过复杂，他的精神世界太过深邃、太过多元，仅凭一本书的篇幅，难以穷尽所有的研究维度。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的领域，这些领域如同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待着更多的研究者去耕耘、去发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向，值得未来的研究继续深入：
第一，文本的互文性网络研究。在深入研读张俊彪作品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创作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中的许多重要文本存在着隐性的对话关系。他的国民性思考，与鲁迅的批判精神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他的乡土情怀，与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有着跨越地域的精神共鸣；他的革命历史叙事，与柳青、杜鹏程等革命历史小说作家的创作有着既继承又超越的关系；他的现代性反思，与新时期文学的思想解放潮流有着紧密的互动。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梳理这些互文性对话关系，通过细致的文本比对与思想分析，更清晰地将张俊彪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的谱系中定位，展现他与整个时代的思想对话，揭示其创作的思想渊源与独特贡献。
第二，接受史的动态考察。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的阅读与阐释中不断生成的。张俊彪的作品也是如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背景的读者对他的作品有着不同的接受与理解。未来的研究可以聚焦于他作品的接受史，考察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读者如何接受与阐释他的作品：他的革命历史传记在八十年代初的“拨乱反正”语境中，如何被读者解读为对历史真相的还原与对英雄精神的弘扬；他的《幻化》三部曲在市场化、全球化深化的今天，是否因为时代语境的变化而获得了新的解读可能与情感共鸣；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地域的读者，对他作品的接受存在着哪些差异。通过这种动态的接受史研究，能够更清晰地展现一个作家与时代、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能够更全面地把握其作品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第三，跨媒介转化的可能性探索。张俊彪的许多作品，尤其是《鏖兵西北》这样的革命史诗、《幻化》三部曲这样的家族长卷，具有强烈的视觉性与戏剧性。作品中宏大的历史场景、鲜明的人物形象、紧张的情节冲突，都非常适合转化为影视、戏剧、美术等其他艺术形式。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其作品跨媒介转化的可能性：哪些作品最适合进行跨媒介转化？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转化过程中，如何既能保留原作的精神内核与艺术特色，又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艺术优势？跨媒介转化会面临哪些挑战，比如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改编的平衡、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呈现、主题思想的准确传达等？通过跨媒介转化，是否能够激发出原作新的意义，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和接受张俊彪的作品？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能够为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与传承提供新的思路。
第四，比较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将张俊彪置于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中进行比较研究，或许能够发现其创作超越中国语境的普遍意义。未来的研究可以将他与东欧的后社会主义作家进行比较，考察他们在处理革命历史记忆、反思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人性本质等问题上的异同，揭示不同社会语境下作家对相似主题的不同回应；可以将他与后殖民语境下的移民作家进行比较，分析他们在跨地域经验、身份认同困惑、文化冲突与融合等问题上的思考，展现移民作家的共同精神困境与不同的解决路径；还可以将他与其他文化中处理历史创伤与记忆问题的作家进行比较，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作家对历史创伤的书写方式与救赎路径。通过这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能够突破地域与语境的局限，更全面地把握张俊彪创作的独特性与普遍性，也能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化传播与交流提供新的视角。
六、致谢与感怀
回首十年的研究历程，心中充满了感恩与感动。这项研究能够顺利完成，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与支持，他们的身影如同夜空中的星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在此，我愿以最诚挚的心情，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张俊彪先生。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他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与信任，不仅接受了我的多次深度访谈，还毫无保留地向我讲述了他的创作历程、思想转变与人生感悟。他的坦诚与深刻，让我得以穿透文字的表层，触摸到他精神世界的核心；他对文学的虔诚、对生命的热爱、对故乡的眷恋，也深深感染了我。在与他的交流中，我不仅获得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更受到了精神上的洗礼。感谢他用一生的创作，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精神财富；感谢他对学术研究的支持，让这项研究得以顺利推进。
感谢甘肃省庆阳市、深圳市的相关文化机构与档案馆。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为我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馆藏文献与未公开手稿。正是这些第一手资料，为我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要感谢庆阳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为我查阅张俊彪的捐赠资料提供了便利，让我得以看到那些珍贵的手稿、笔记与艺术藏品；感谢深圳市文联的相关负责人，为我联系了当年与张俊彪共事过的老同事，让我获得了许多鲜活的口述史料。
感谢我的学术同仁与导师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多次与我的导师、师兄师姐以及其他学术同仁进行讨论，他们的真知灼见为我打开了新的研究思路，帮助我克服了许多研究中的困惑。在多次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们的激烈争论与真诚批评，促使我不断反思自己的研究观点，修正研究中的偏差。感谢他们的陪伴与支持，让我在学术道路上不再孤独；感谢他们的学术担当与严谨态度，激励我不断追求学术的真理与卓越。
特别要感谢的，是那些普通的读者。在十年的研究历程中，我走过了张俊彪生活与创作过的许多地方，也遇到了许多热爱他作品的普通读者。在陇东的乡村，我遇到过一位白发苍苍的乡村教师，他将张俊彪的《牛圈娃》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当作给学生的课外读物，他说：“这本书写出了我们黄土地上孩子的苦难与希望，值得一代代传下去。”在深圳的图书馆里，我遇到过一位年轻的白领，他在书架前苦苦寻找《幻化》三部曲，他说：“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也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深的思考。”在网络上，我遇到过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网友，他们围绕张俊彪某段历史描写、某个人物形象展开激烈的讨论，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悟。这些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文学史不仅仅是学者书写的，更是无数读者用他们的阅读、记忆、讨论共同编织的；一个作家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学术研究的话语中，更体现在普通读者的心灵共鸣里。正是这些阅读的微光，让我坚信这项研究的意义，也让我更加敬畏文学的力量。
最后，我想用张俊彪在《幻化》后记中的一段话，作为这篇著者的话的结束，也作为我们理解他、理解文学、理解我们自身处境的起点：
“写作是一场孤独的远征，从已知向未知，从表象向本质，从有限向无限。但这场远征的目的，不是要抵达某个终点，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更完整的人——既能深入历史的最黑暗处，又不失去对光的信仰；既能承受个体的全部脆弱，又不放弃对永恒的渴望；既能在时代的洪流中漂泊，又能听见内心深处那不被淹没的旋律。”
这部专著，就是我尝试听见那旋律的一次努力。它或许不够完美，或许存在许多疏漏与不足，但它真诚地记录了一个研究者与一位作家、一个时代的精神对话。如果这本书能够激发更多的读者打开张俊彪的作品，感受他文字中的温度与力量；能够促使更多的学者关注那些被忽视的“沉默坐标”，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学史叙事；能够为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那么，这场长达十年的学术远征就有了意义。
文学史的星图永远在重绘之中，每一次新的发现，每一次新的解读，都会改变整片星空的模样。张俊彪这颗一度暗淡的星，值得我们用更精准的学术仪器、更耐心的学术观测、更开放的学术胸怀，去辨认它的位置，测量它的光芒，理解它与其他星辰构成的隐秘图案。
而这，正是文学研究最动人的使命：在浩瀚的文字宇宙中，寻找那些被遗忘的星光，让它们重新照耀我们的精神夜空，让我们在回望历史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当下、走向未来。
袁竹
2026年1月19日
作者简介：
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名家―――袁竹》大红袍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破茧逐光》（又名《东升》“中国作家网”2025首发）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逾 1200 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等各大媒体平台。歌词《石榴红》获金奖。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等曾在 “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 栏目连载。《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等三十余部长篇小说在“起点中文网”发布。《问道》《四川》《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在“纵横中文网”连载。《三星堆之缘》《戍光志愿雄赳赳》等三部长篇小说在“晋江文学城”发布。《国画大师黄宾虹》《文学巨匠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长篇有声作品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线。
此外，《阿来：以藏族文学构建宏大文学宇宙》《贾平凹作品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面映照》等四十余篇文学评论被中国作家网收录转载。其中，“中国作家网 2024 年度十大文学好书” 系列评论引发广泛关注。长篇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伟史诗 —— 评张俊彪〈玄幻三部曲〉》发表于《华文月刊》2025 年第 11 期，长篇文学评论《穿越现实的梦幻之旅 —— 评张俊彪英文小说〈现实与梦幻〉》发表于《华文月刊》2026 年第 2 期。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