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诗，人间新疆
——评李晓散文集《明月天山下》
王永健
当散文遇见新疆。
在中国当代散文的版图上，地域书写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从沈从文的湘西到贾平凹的商州，从迟子建的北国到阿来的川藏，作家们以文字为故乡立传，为山水造影。而新疆——这片占中国六分之一国土的辽阔大地，却因其遥远与神秘，在文学书写中往往被简化为“边疆”“异域”的符号。李晓的散文集《明月天山下》恰如一轮升起于天山之巅的明月，以温润而坚定的光芒，照亮了一个真实、丰饶、深情的新疆。
这部近二十万字的散文集，以“风华”“风景”“风貌”“风情”“风物”“风雅”“风云”七个篇章为经纬，编织出一幅色彩斑斓的新疆人文地理画卷。它不是走马观花的游记，也不是浮光掠影的采风，而是一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写作者，用脚步丈量、用心灵感悟、用文字凝固的“大地之诗”。阅读这部作品，我们不仅是在欣赏文字之美，更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文化寻根与精神还乡。
七重奏中的新疆交响
《明月天山下》的结构设计颇具匠心。七个“风”字开头的章节，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一部多声部的新疆交响曲。
第一章“风华新疆”如序曲，以花事为线索，勾勒出新疆的春日风华。杏花、桃花、天山红花……这些寻常花卉在作者笔下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品格。特别是《有一种春天叫杏花》中，作者将帕米尔高原的杏花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相勾连，在时空交错中构建了一个“西域版的桃花源”。这种书写策略令人想起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将沅水流域的风土人情与古典意境相融合的笔法——地域特色因文化共鸣而获得超越性意义。
第二章“风景新疆”是这部交响曲的华彩乐章。从新源到伊犁河，从天鹅泉到白石峰，作者以摄影家般的眼睛捕捉光影，以诗人般的心灵感受自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描写风景时始终保持着“人在景中”的视角。无论是《伊犁河畔的新娘》中黄昏婚礼的喜庆场景，还是《冬寒水暖天鹅泉》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温馨画面，风景从来不是孤立的客体，而是承载着人类情感与记忆的容器。这种“风景的人文性”正是人文地理学所强调的核心——地方的意义由人与环境的互动共同创造。
第三至五章则延续了作者对新疆大地的深情凝视，以“风貌”“风情”“风物”为脉络，展开了更为立体、多元、深入的新疆叙事。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行走记录，更是一次心灵与土地的对话，是一部融合了个人记忆、历史沉思与时代观照的散文诗篇。作者以“乌鲁木齐”为情感原点和观察支点，在《蓝海之城》《春夜的祝福》等篇中，赋予这座内陆都市以海洋般的意象与胸怀。乌鲁木齐的“蓝”，既是天空与灯火的颜色，也是城市在时代浪潮中开放、包容、奋进的精神底色。作者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诗意瞬间——无论是雨夜西大桥的朦胧，还是BRT、地铁迭代中的人间烟火，或是白鸟湖从开发到保护的生态转折——都在细微处见证了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区域的成长脉搏与文明自觉。
例如：第五章“风物·新疆”。这一章如一部光影交织的风景纪录片与人文沉思录。《油彩画中的天山天池》将神话传说与实景游览巧妙编织，让自然奇观承载千年文脉。《悠游江布拉克》《风吹麦浪》《木垒农家小院》等篇，则深情描绘了北疆田园的四季画卷。作者不止于赞叹麦田的“大地油画”，更关注画卷背后的人——如木垒农家小院中返乡创业的青年。他们的故事，让静态的风景有了动态的灵魂，揭示了在旅游开发与乡村振兴背景下，个体命运与乡土变迁之间的深刻联动。统观这部分的散文，其魅力源于几个层面的交融：一是宏观视野与微观体验的结合，既能勾勒天山南北的壮阔版图，又能聚焦于一盏茶、一朵花、一个笑容；二是风景描写与人文思考的并重，自然风物始终与人的活动、历史的情感和时代的精神紧密相连；三是优美诗化的语言与纪实诚恳的笔调的统一，使得文章既有浓厚的文学感染力，又不失真切的社会观察价值。
《明月天山下》中的第三至七章则从不同维度深化主题：“风貌”聚焦城市变迁，“风情”呈现民俗画卷，“风物”记录物产丰饶，“风雅”探寻文化根脉，“风云”回望历史沧桑。这种由表及里、由自然到人文的推进，使散文集获得了史诗般的厚重感。正如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说：“长篇小说的空间不是背景，而是积极的参与因素。”《明月天山下》中的新疆空间同样如此——它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所，更是推动叙事、塑造人物、孕育思想的主体。
作者以其深情的笔触告诉我们：新疆之美，不仅在雪山草原、沙漠绿洲的视觉震撼，更在日新月异的城市韵律、古老街巷的人间烟火、田园乡愁的坚守与变奏，以及生活于此的每一个平凡个体的坚韧与乐观。《明月天山下》不仅仅是在描绘风景，更是在挖掘一片土地的灵魂，聆听它古老的心跳与年轻的脉搏，并以此呼唤我们共同凝视、理解并珍爱这片多元、深厚而充满希望的西北大地。
在细腻与豪放之间辅以新疆言说
李晓的散文语言独具特色，兼具女性的细腻柔美与西域的雄浑豪放。这种语言风格的双重性，恰如新疆大地本身——既有杏花春雨的婉约，又有大漠孤烟的苍凉。
在描写自然景观时，她的文字常常充满画面感与色彩感：
“三月下旬，塔县山乡的杏花开了，密密匝匝的杏花林掩映大山深处，在峡谷里，在小河旁，在村落里，古老粗壮且高大的杏花树开得层层叠叠，如同一道道水晶帘，为春天的昆仑山系上飘逸柔美的云纱。”
这段文字中，“密密匝匝”“层层叠叠”叠词的运用营造出繁复之美，“水晶帘”“云纱”的比喻则赋予景物梦幻色彩。这种细腻描写让人想起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对北方园子的书写——以孩童般的纯真眼光捕捉自然的神韵。
而当笔触转向历史与人文时，语言又变得凝重深邃：
“交河故城沉淀着大唐在西域遗留的文明之海的浪花。穿越时空历史的尘埃，这里遗留太多历史长河的如烟往事。”
简练的句式、克制的抒情，反而让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这种语言节奏的变化，使散文集在审美体验上避免了单调，形成了张弛有度的阅读韵律。
尤为可贵的是，李晓在创作中自觉融入了古典文学资源。《唐诗里的新疆》一章堪称全书的文化枢纽，她不是简单引用诗句，而是让唐诗与当下新疆的风景形成“对话”。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意境，在今日天山月夜中依然鲜活；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比喻，在新疆冬雪中找到了最贴切的印证。这种古今互文不仅丰富了文本的文化内涵，更在历史长河中确立了新疆与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
如果说此前的篇章是以乌鲁木齐为圆心，描摹一座城市的呼吸与成长，第三至五章，则是作者以脚步为半径，以心灵为笔墨，在新疆辽阔的画卷上进行的深度跋涉与深情书写。这部分以“风物·新疆”为核心，兼及“风情”的生动描摹，超越了单纯的风景游记，升华为一场融合地理发现、历史叩问、文化体悟与生命哲思的精神远征。
当笔触从北疆延伸至南疆，作者的叙事语言也为之一变。《春暖喀什“香城”醉》《喀什百年老茶馆》《寻访徕宁城》等篇章，将读者带入一个时间流速仿佛不同的空间。在这里，现代夜市的热闹喧嚣与百年茶馆的宁静悠远并存；寻常百姓的笑容与古老城墙的残垣对话。作者不仅呈现了喀什作为“活着的古城”的丰富肌理，更通过“徕宁城”等历史遗存的寻访，钩沉民族交融、守卫家园的深沉记忆，赋予风情描写以历史的重量与反思的深度。在《帕米尔春天的故事》《马背上的英姿传奇》中，作者将目光投向高原与它的子民。帕米尔的杏花、孩子、老人、骑手，构成了一个纯净而坚韧的生命世界。作者以摄影家般的敏锐与仁者般的温情，记录下那些“原生态的乡村电影大片”。这里没有刻意的浪漫化，而是在极端自然环境中，展现人与土地之间最本真、最动人的依存关系与精神风貌——塔吉克人的“鹰”之精神，在马背叼羊的竞技中，在护边守土的职责里，得到了具象而崇高的诠释。
以地理性书写的普遍关怀映照新疆之美
好的地域散文从来不止于地域。《明月天山下》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通过对新疆具体景物、人事的描写，触及了人类共同关心的永恒主题。
其一，对生态文明的深切关注贯穿全书。无论是乌伦古湖冬捕节中“祭湖醒网”的古老仪式，还是天鹅泉边人与天鹅和谐共处的温馨场景，都体现出作者对生态伦理的思考。在《冬寒水暖天鹅泉》中，作者写道：
“我们这群远道而来的红尘客，打着‘赏美’与‘摄美’的幌子，或许无形中已惊扰了他们的清静。”
这种自我反思的姿态，使作品超越了简单的“田园牧歌”式赞美，进入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层面。它呼应了美国生态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提出的理念：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这种生态意识在当今全球环境危机背景下尤显珍贵。
其二，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颂扬。新疆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其文化丰富性在散文中得到充分展现。维吾尔族的婚礼、哈萨克族的转场、锡伯族的传说……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作者笔下都获得平等而深情地呈现。特别在《伊犁河畔的新娘》中，作者没有以猎奇的眼光看待少数民族婚俗，而是将其置于“母亲河见证幸福”的人类共通情感中理解。这种书写姿态，正是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观的文学实践。
其三，对历史记忆的守护与传承。散文集中有多篇涉及历史遗迹：交河故城、石头城、铁门关……作者在凭吊这些遗址时，没有陷入怀古伤今的感伤，而是努力挖掘历史对当下的启示。《唐诗里的新疆》中特别强调：“唐诗中的新疆，自古就是各民族人民共有的家园，是伟大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历史书写，既是对新疆历史文化地位的确认，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建构。
故乡的温度与深度铭刻的赤子之心
一切优秀的散文最终都指向心灵。《明月天山下》之所以感人，在于字里行间流淌的真挚情感。这种情感不是浮泛的赞美，而是建立在长期生活体验基础上的深沉爱恋。
作者在《新源在人间》中坦言：
“如果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果说‘天堂在左，新源在右’，那么，媲美天堂的新源，就是在人间。因为新源，就是咱新疆的‘苏杭’，就是如天堂一样美的地方。”
这种将故乡与“天堂”相比的表述，容易流于俗套，但在上下文中却显得真切动人——因为它来自与当地友人围炉夜话的具体情境，来自对“小城故事”火锅店老板娘创业经历的聆听，来自与摄影家们踏雪寻景的共同记忆。情感因细节而真实，因具体而深刻。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表达乡情时保持着清醒的理性。她既写新疆的“花开树美”，也不回避发展中的困惑。《春暖天山》中，面对库尔勒郊外可能消失的梨园，她感叹：
“城市的快速发展，华丽的楼群淹没了街巷的梨树，慢慢涌向城郊，楼群在梨园边圈地开发，或许数年后，这片梨园已不复存在，梨香满园只能在史册里追忆拾痕。”
这种复杂的感情——既为故乡的现代化欣喜，又为传统景观的消逝怅惘——使散文集获得了情感上的丰富性与思想上的辩证性。它让我们想起鲁迅在《故乡》中对故乡变迁的复杂心境：记忆中的美好与现实的变迁形成的张力，恰恰是最动人的文学瞬间。
文化之思夯实新疆书写的存在意义
放在更大的文学史脉络中看，《明月天山下》的新疆书写具有特殊意义。
作者笔下的新疆，绝非风景明信片的简单合集。他善于将自然奇观置于文明的脉络中审视。写天池，不仅写其“如天镜浮空”的澄澈，更追溯西王母与周穆王的瑶池神话，让一池碧水承载起千年的浪漫想象与人神对话。写巴楚的胡杨林，不仅叹服其“生而千年不死”的顽强，更将其视为“丝路古驿”的见证者，在“秋水长天”的意境中，叠映出张骞、玄奘穿越历史烟尘的身影，以及今日“一带一路”下绿洲的新生。这种写法，使自然景观获得了时间的纵深与文化的魂魄，新疆的“大美”因而厚重起来。
首先，它突破了“边疆文学”的刻板印象。长久以来，新疆题材作品往往被归入“边疆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分类本身隐含了“中心—边缘”的二元思维。李晓的散文则以平等、自信的姿态，将新疆呈现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且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她笔下的新疆不是奇观化的“他者”，而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这种书写立场，与当代学者提出的“重写中国文学地图”主张不谋而合——只有打破中原中心主义的视角，才能真正认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其次，它创造了“散文地理学”的新范式。这部作品将个人行走、历史考据、文化思考、生态关切熔于一炉，形成了一种综合性极强的散文样式。它既有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那种对土地哲学的深入思考，又有王族《兽部落》那种对边疆生态的细致观察，还有李娟《阿勒泰的角落》那种对日常生活的诗意捕捉。这种跨文体、跨学科的写作尝试，拓展了当代散文的疆域。
再者，它提供了文化认同建构的文学样本。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双重冲击下，地方文化认同面临危机。李晓通过对新疆自然与人文的深情书写，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文化修复工作——让被遗忘的记忆重新鲜活，让被忽视的价值重获认可。这种工作的重要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早有论述：“文化是普通的，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形态、目的和意义，通过这种形态、目的和意义，社会机构、艺术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得以表达。”《明月天山下》正是通过文学方式，表达着新疆社会的“形态、目的和意义”。
由风貌到风情的浸润式书写触发体验
相较于客观记录，作者更追求主观的“浸润”与“共情”。在喀什的章节中，这种特质尤为鲜明。无论是百年老茶馆里维族老人静默的茶盏与年轻游客好奇的目光交织，还是夜市上烤包子金黄的光泽、面肺子摊主热忱的笑脸，作者都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与感受者。他通过嗅觉（“香城”）、味觉（特色小吃）、听觉（民间器乐）和触觉（老茶馆的木榻），带领读者全方位地“进入”喀什的生活现场，感受其“温暖的、活着的”古城灵魂。对帕米尔高原塔吉克人的描绘，更是充满了摄影家般的瞬间捕捉与人类学式的细致观察，从杏花树下刺绣的妇女到马背上叼羊的骑手，一幅幅“高原春天的故事”展现了在极端环境中，人类如何与自然达成庄严而诗意的和谐。
从物象观察到心灵对话提炼风物哲思
本书最动人的篇章，往往源于作者与特定“风物”之间建立起的深刻精神联结。他将乌鲁木齐河滩路上的座座“桥”，喻为城市的脊梁与动脉，其演变史即城市的发展史，桥便是阅读一座城的成长年轮。他凝视白鸟湖从开发喧嚣到生态保护的变迁，其忧思与欣慰，折射的是现代人对发展与守护的普遍反思。而在《风吹麦浪》《木垒农家小院》中，木垒的旱田麦浪不仅是视觉的“大地油画”，更是一种乡土中国的情感符号，寄托着对农耕文明、家园守望的深切眷恋。作者看胡杨，看到的是“《诗经》里走出的西域美人”般的风姿与“守护绿洲的将士”般的风骨；看冰雪天池，感悟的是“素简归一”的天地禅意。风物于此，不再是客体，而是能与作者进行生命对话的灵性存在。
个人史与地方志呈露真挚深沉的情感底色
贯穿所有篇章的，是作者三十年扎根新疆的“个人史”。无论是记录乌鲁木齐交通从“2路汽车”到地铁BRT的变化，还是追忆女儿成长与城市发展的“错位”趣事，或是多次登临雅玛里克山、红山，用镜头丈量城市的天际线，这些个人化的生命体验，为宏大的地域叙事注入了温热的生活气息与真挚的情感。这份情感，不是浮光掠影的赞美，而是如同胡杨扎根大地般，是一种深知其艰辛与壮丽后的“归属之爱”。正是这份深沉的爱，驱动他以笔为镜，既记录下新疆日新月异的“变”，也深情守护着其文化精神中永恒坚韧的“不变”。
《明月天山下》它规避了猎奇与浮浅，以文学的诗意、纪实的真诚与思考的深度，绘制了一幅 “形神兼备”的新疆人文地理长卷。在这里，壮丽的“天地大美”与生动的“人间烟火”共振，古老的“丝路遗韵”与昂扬的“时代脉搏”共鸣。作者最终奉献给读者的，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新疆，更是一个文化想象的共同体，一个情感寄托的精神家园——它如明月般高悬于天山之上，清辉普照，召唤着所有向往纯粹、坚韧与辽阔的心灵。
诗集的不足之处与未来期待
当然，任何作品都难以尽善尽美。《明月天山下》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
一是部分篇章的抒情稍显直露。散文贵在含蓄，当情感表达过于饱满时，反而可能削弱艺术感染力。如某些段落中连续使用感叹句、排比句，虽增强了气势，但也略失散文应有的从容韵味。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提倡“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这种节制之美值得借鉴。
二是对当代新疆社会变迁的书写还可深入。散文集虽然涉及城市发展、生态保护等现实议题，但整体上仍偏重自然景观与传统文化。对于新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面貌——比如城镇化带来的文化适应、市场经济下的生计转型、全球化时代的地域身份重构等——还可以有更深入的开掘。这方面，社会学家项飙提出的“把自己作为方法”，即将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分析相结合的思路，或许能为未来写作提供启示。
三是各民族文化的内部视角尚可加强。作者虽然尊重并呈现了多民族文化，但主要仍是从“观察者”角度描写。如果未来能更多吸纳各民族同胞的自我叙述，让不同声音在文本中形成真正的对话，作品的文化包容性将更加丰厚。俄罗斯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在这里依然有效：真正的多元文化书写，应该是多种独立声音的和谐共存。
结语：明月照天山，清辉满人间
读完《明月天山下》，掩卷长思，那轮高悬于天山之上的明月，似乎也照进了每一位读者的心中。这轮明月，是自然之美，是文化之光，更是人类对故土永恒的爱恋。
李晓以七年时间行走书写，完成了这部厚重的散文集。在这个过程中，她不仅是在记录新疆，更是在寻找自我与世界的连接方式。这种寻找，让我们想起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在《 sense of wonder 》中的话：“那些居住于大地之美与神秘之中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孤独或厌倦。” 《明月天山下》正是要引领我们进入这种“大地之美与神秘”，在那里，我们与自然重逢，与文化对话，与更广阔的人类经验相通。
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上，新疆书写正在迎来新的繁荣期。从李娟到刘亮程，从董立勃到沈苇，一代代作家用各自的方式诠释着这片土地的神奇。李晓的《明月天山下》以其系统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为这一写作传统增添了重要篇章。它告诉我们：新疆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远方，更是精神意义上的故乡；不仅是需要被“发现”的边疆，更是能够滋养心灵的源泉。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愿这轮文学的明月永远照耀，愿新疆的故事被更多人以真诚之心继续讲述。因为，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最美的风景，不在天堂，而是在人间。”而人间最美的风景，永远在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凝视与虔敬书写中。
2026年1月4日于库尔勒完稿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