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厚土，远行八方
——论张俊彪的生命书写与精神远征
袁竹
一、生命底色：黄土地的馈赠与“根性”意识的萌发
（一）苦难童年与文学启蒙的双重奠基
张俊彪的人生开篇，便是命运的严苛考验。1952年，他出生于甘肃正宁县永和乡王家寺村的农家牛圈，作为陕甘交界的 “外来户”，家庭长期深陷贫困泥沼。父亲日夜劳作，却依旧难以维持一家生计，母亲则因操持家务，在饥寒交迫中早早离世 ，幼年张俊彪便饱尝生活的艰辛。然而，家庭的困境并未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未满 9岁，父亲就将他送至正宁罗川镇的罗川小学住校读书，12岁时，他更是凭借优异成绩，以全县第一名考入正宁县第二中学 ，展现出非凡的学习天赋。
但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刚上初二，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而来，无情地中止了他的学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校园沦为一片混乱，书籍被肆意丢弃。但张俊彪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他悄悄捡起造反派丢在树下的书，带回家中。白天下地干农活，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沉浸在《红岩》《红日》《青春之歌》等作品的世界里 。这些书籍成为他在黑暗岁月中的精神灯塔，在他心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1970年寒冬，17岁的张俊彪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工程兵，在陕西汉中的深山老林里投身三线建设。艰苦的军旅生活没有磨灭他的文学热情，反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夜里执勤后，他即兴写下人生第一首诗《毛主席和咱心连心》，这首饱含深情的诗作意外发表于《勉县文艺》，后又经《陕西日报》《陕西文艺》转载 ，如同一束光照亮了他的文学之路，正式叩启了他的文学之门。此后 5年间，他在部队里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先后写下 14 篇小说及诗歌，从连部一步步调到营部，直至团部，“会写诗的战士”成为他独特的标签 。
然而，命运再次给他泼了一盆冷水。1975年转业前夕，他的档案被提前退回原籍，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但张俊彪骨子里的坚韧让他没有被打倒，在麦收时节的陇东高原，他白天顶着烈日下地收麦，晚上在煤油灯下继续写作 。终于，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小麦割完的那一天，《甘肃日报》整版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丰收》。这篇作品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了重大转折。他接到庆阳地委宣传部的通知，参加为期 3个月的通讯员学习班 ，从此踏上了正式的文学创作之路，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张俊彪早期的生命体验，是苦难与希望交织，贫困与梦想共舞。家庭的贫困、母亲的早逝、学业的中断，这些苦难如同沉重的枷锁，束缚着他的成长；但他在困境中对文学的热爱与坚持，又让他在黑暗中寻找到了一丝曙光。他从偷读被遗弃的书籍，到在部队中发表诗作，再到《丰收》的发表，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却也见证了他对文学的执着追求。这种早期的经历，不仅锻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更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精神源泉，为他的 “根性” 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地域文化与革命记忆的共生塑形
陇东高原，这片广袤而厚重的黄土地，不仅是张俊彪的出生地，更是他精神的故乡。这里独特的黄土文化与革命历史，如同两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在他的生命中交汇融合，共同塑造了他的文学风格与精神世界。
黄土文化，是张俊彪文学创作的底色。在他的笔下，《牛圈娃》《张家沟》等作品描绘出一幅幅质朴的乡景图。那黄土地上的窑洞、农田、蜿蜒的小路，以及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们，构成了他作品中最真实、最生动的画面。他对黄土高原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充满了深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家乡的风土人情，展现出黄土地人民的坚韧、朴实与善良。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对家乡的简单描绘，更是对黄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传承，让读者感受到黄土地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
而陕甘边革命老区的历史，是张俊彪创作的重要源泉。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留下了许多革命先辈的足迹。张俊彪怀着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深入探寻这片土地的红色记忆。他踏遍陕甘边境的山山水水，寻访刘志丹战斗过的每一处遗迹，走访数十位老红军、老乡亲 。在这个过程中，他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感人的革命故事，这些都成为他创作的素材。
在《鏖兵西北》中，他将彭德怀咀嚼糜子馍的细节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体验，“我写的不是战役本身，而是战役中活人的呼吸”，让革命历史摆脱了空洞的口号化书写，变得有血有肉。他通过对革命历史的生动描绘，展现了革命先辈们为了理想和信念，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精神，让读者深刻感受到革命岁月的艰辛与不易。这种将地域文化与革命历史相结合的创作方式，使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内涵，形成了他“根性写作”的双重维度。
张俊彪的创作，扎根于陇东高原这片土地，既汲取了黄土文化的滋养，又融入了革命历史的记忆。他的作品不仅是对家乡的赞美与怀念，更是对地域文化与革命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在他的笔下，黄土地不再是一片普通的土地，而是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精神家园；革命历史也不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与现实紧密相连，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行。这种“根性”意识，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成为他作品的灵魂所在。
二、范式开创：史笔与诗笔交融的传记文学革命
（一）传记文学的理论建构与方法论突破
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传记文学的兴起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学变革，而张俊彪无疑是这场变革的先驱者。20世纪 70年代末，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人们对革命历史的认知需求日益强烈。然而，传统的革命历史叙事陷入了一种困境：一方面，那些为革命奋斗的英雄们的鲜活故事和跌宕起伏的命运，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被遗忘，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另一方面，正统的党史资料虽然具有权威性，但往往过于严肃、刻板，难以抵达普通大众的内心世界 ，无法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张俊彪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写小说，搞文学，走一条比较轻松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之路，写起来省心顺手，然而，这又违背了自己的写作初衷。可否在正传与文学二者当中另辟蹊径？”经过不断的思索与探索，他在脑海中闪现出了“传记文学”的概念 。他主张以西北的革命战斗历史为主要素材，以真实的人物与事件为传记的圭臬，运用文学的语言与手法来记述真实的人物与事件，融文学性与史学性于一体，将真实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 。这一构想的提出，犹如在沉寂的文学湖面投下了一颗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
为了实现这一创作理念，张俊彪开启了一场艰苦卓绝的田野调查之旅。他的足迹遍布陕甘边境的山山水水，为了撰写《刘志丹的故事》，他踏访延安、正宁、旬邑等地，沿着西北陕甘游击大队、红二十六军的战斗足迹，采集写作素材 。陕甘交界地区林密路险，交通极为不便，但他毫不退缩，背着行军壶，带着干粮，穿梭在深山老林里，寻访流落各地的老红军 。那些老红军、老乡亲们的回忆，成为了他创作的宝贵财富。他还沿着河西走廊徒步行进，穿越戈壁沙漠，追溯西路军的悲壮历程 。在残破的古堡、荒芜的战场遗址中，他探寻着历史的真相，感受着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与牺牲。
在创作《鏖兵西北》时，他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为了还原彭德怀在战役中的真实状态，他不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走访了许多当年的亲历者。书中描写彭德怀咀嚼糜子馍的细节，就是他经过多方考证后呈现出来的。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生动地展现了彭德怀在艰苦战争环境中的坚韧与质朴，让读者感受到了革命领袖的真实情感和生活状态。这种“用脚步丈量历史”的实践，使他的作品突破了传统革命历史叙事的宏观政治视角，转而聚焦微观细节，将历史还原为可触摸的生命体验 。他不再仅仅关注战争的胜负和政治的变革，而是更加注重人物的命运、情感和内心世界，让读者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历史的温度和质感。
张俊彪提出的“传记文学”构想，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的创新，更是一种对历史和文学关系的重新审视。他打破了传统史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将二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幅真实而生动的历史画卷。他的田野调查方法，也为后来的传记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让人们认识到，只有深入历史现场，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才能写出具有深度和感染力的作品。
（二）人物塑造的去魅化与立体化实践
在传统的革命历史叙事中，英雄人物往往被塑造为“高大全”的形象，他们完美无缺，没有缺点和弱点，仿佛是从神坛上走下来的神祇。这种塑造方式虽然能够突出英雄人物的崇高和伟大，但也使得他们与普通人之间产生了距离感，让人觉得遥不可及。张俊彪深知这种传统叙事的局限性，他致力于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展现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的凡人特质，让他们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真实。
在《鏖兵西北》中，张俊彪对彭德怀的描写就极具代表性。他没有将彭德怀塑造成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而是通过一些细节描写，展现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比如，书中描写彭德怀在战场上的“骂娘”情节，这个细节看似有损彭德怀的形象，但实际上却让他更加真实可信。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彭德怀的“骂娘”展现了他的直率和豪爽，也反映出他对战争的焦虑和对战士们的关心。又如，书中描写董振堂的家书往来，通过这些家书，读者看到了董振堂作为丈夫和儿子的柔情，他对家人的思念和牵挂跃然纸上。这些描写打破了英雄人物的神性光环，凸显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褶皱，让读者感受到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
张俊彪的这种人物塑造方式，体现了他对“微观史学”理念的深刻理解和运用。他认为，历史不仅仅是由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构成的，普通士兵和民众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他在作品中构建了“领袖—士兵—民众”的三维历史图景，既展现了革命领袖的伟大决策和领导才能，也不回避战争的残酷和普通士兵的牺牲。在《鏖兵西北》中，他对战士们在战场上的心理描写细腻入微，展现了他们在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挣扎和坚定。他描写战士们在雪地里啃冻土豆的场景，“土豆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战士们用牙咬，牙齿都咯得生疼，但他们还是一口一口地咽下去，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吃饱了，才能有力气战斗。”这种感官书写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深刻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战士们的坚韧。
1979年，《血与火》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接稿的第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 ，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标志着张俊彪的创作理念得到了出版界的认可，也为传记文学这一崭新的文体在当代文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将原红旗飘飘编辑室更名为传记文学编辑室 ，随后，解放军出版社也将星火燎原编辑室更名为传记文学编辑室 ，传记文学这一文体正式登上了中国文学的舞台。张俊彪的作品以其独特的人物塑造方式和深刻的历史内涵，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革命历史的新窗口，让人们对革命先辈们的伟大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张俊彪在传记文学创作中，通过对人物的去魅化和立体化塑造，实现了对传统革命历史叙事的突破。他让英雄人物走下神坛，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展现了他们的人性光辉和情感世界。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文化使命：从黄土高原到特区前沿的精神迁徙
（一）深圳“文化沙漠”的破局与文艺生态建构
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正汹涌澎湃，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商业活动一片繁荣。然而，在文化领域，深圳却被贴上了“文化沙漠”的标签。这座新兴城市，缺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相对匮乏，文化人才也较为稀缺，文化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 。
就在这一年，张俊彪奉调南下深圳，担任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 ，肩负起了改变深圳文化现状的重任。他来自黄土高原，那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革命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液。他深知文化对于一座城市的重要性，也明白自己面临的挑战巨大。但他没有退缩，而是以黄土文化赋予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积极投身到深圳的文化建设中。
张俊彪到任后，迅速展开行动。他带领班子开始成立、健全文联下属十多个文学艺术家协会和文艺创作室 ，为文艺工作者搭建起了创作和交流的平台。在全国首创建立文艺评论家协会并纳入体制 ，这一举措具有开创性意义。文艺评论家协会的成立，为深圳的文艺评论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文艺创作与理论研究的互动与发展。他还陆续推动建立各区文联及其协会，建章立制，组建文艺队伍 ，使深圳的文艺界逐渐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为了培养文艺人才，张俊彪积极发现和扶持青年才俊。到深圳任职的第三年，深圳市文联下属各文学艺术家协会换届，他向深圳市作协、市音协、市剧协的主要领导推荐了一批青年接班人 。长篇小说《花季・雨季》的作者郁秀正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这部小说以其清新的风格和对青少年生活的真实描绘，深受读者喜爱，郁秀也因此成为深圳文坛的一颗新星。获国际肖邦钢琴大赛金奖的李云迪担任深圳市音协副主席 ，李云迪在音乐领域的卓越成就，为深圳音乐界带来了新的声誉。作家从容担任深圳市剧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她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才华，为深圳的戏剧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他们的任职不仅为深圳的文艺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投身于文艺创作。
在张俊彪的推动下，深圳的文艺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一大批在国际国内获得常设性大奖的文学艺术作品不断涌现 ，涵盖了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等多个领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在重要位置发表题为《深圳从“文化沙漠”到“文艺绿洲”》的长篇通讯 ，对深圳的文化建设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2005年深圳新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显示，深圳市从1992年获省级以上文学奖的100项左右，跃升到2004年底的2000多项，其中获得国家和国际常设性文艺大奖500多项 ，这一数据的巨大变化，充分展示了深圳文化建设的显著成就。
大芬油画村的崛起，堪称张俊彪在深圳文化建设中的典范之作。大芬油画村原本是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的一个普通城中村，上世纪80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庄，原住民仅有300余人 。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在这里发现了低廉的人力成本和便利的地理位置，开始带领学徒批量临摹油画 ，大芬油画产业的雏形由此逐渐形成。随着越来越多的画家和画商涌入，大芬油画村逐渐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
张俊彪敏锐地察觉到了大芬油画村的发展潜力，他自己开车在大芬村深入调研后，向市委呈报个人方案和建议，力主将大芬村纳入《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重点扶持对象 。在他的努力下，大芬油画村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开始向原创绘画转型，原创作品逐渐增多。大芬美术馆的建立为原创画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举办了数百场展览，推出了一系列品牌活动，促进了国内外艺术家的交流 。如今，大芬油画村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油画生产和交易基地，也是全球油画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2024年，大芬油画村的产值达到30亿元，吸引了超过1200家画廊和相关产业门店，辐射周边超过2万名从业人员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油画产业链。大芬油画村的成功，不仅实现了“艺术惠民、产业富民”的目标，也为深圳的文化产业发展树立了榜样，使深圳在文化产业领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张俊彪在深圳的文化建设实践，是一场从“文化沙漠”到“文艺绿洲”的华丽转身。他以创新的思维、坚韧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打破了深圳文化发展的困境，构建起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文艺生态系统。他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升了深圳的文化软实力，更在于为中国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让人们看到了文化建设在城市发展中的巨大潜力和重要作用。
（二）地域经验的跨时空转化与精神谱系重构
在深圳这片充满活力与机遇的土地上，张俊彪的创作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不再局限于黄土高原的地域叙事，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巧妙地将黄土文化与特区文化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地域经验的跨时空转化，重构了自己的精神谱系。
在《幻化》三部曲中，张俊彪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展现了这种地域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小说中，深圳国贸大厦的玻璃幕墙与延安窑洞的夯土墙形成了鲜明的视觉对峙 。国贸大厦作为深圳现代化的象征，代表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延安窑洞则是黄土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承载着革命历史和红色记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形象并置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也象征着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深交所电子屏的荧光与纺车的烛火构成时空叠印 ，电子屏上跳动的数字代表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节奏和变化，纺车转动的圈数则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农耕生活和艰苦奋斗的岁月。这种时空叠印，将不同时代的元素交织在一起，使 “为人民谋幸福” 的革命初心在市场经济时代获得了新的注脚 。书中描写的人物，在股市操盘间隙浮现的延安记忆 ，并非简单的怀旧点缀，而是将改革实践锚定在革命传统的精神谱系中。他在现代商业竞争的浪潮中，始终坚守着内心的信仰和理想，这种信仰和理想正是源于延安时期的革命精神。通过这种方式，张俊彪将深圳的改革实践与延安的革命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人民谋幸福的不懈努力。
在《曼陀罗》中，张俊彪进一步探索了地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转化。书中描写的人物在股市暴跌后吟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一情节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首具有浓郁黄土文化特色的信天游歌曲，它的旋律高亢激昂，充满了生命力。在
主人公面临人生困境时，这首歌曲的响起，将乡土中国的坚韧注入了现代性困境 。信天游的抒情传统成为人物精神世界的“安全阀”，当商业文明导致价值崩塌时，那些“藏在血液里的老调子”唤醒了抵御异化的内在力量 。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文化嫁接，而是通过情感结构的重构，让传统民歌的精神内核与现代性焦虑产生共振 。书中塑造的人物在吟唱这首歌曲时，他的内心得到了慰藉和鼓舞，重新找回了面对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这表明，黄土高原的精神根系，为特区叙事提供了抵御价值虚无的文化锚点 ，使人们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至于迷失自我。
张俊彪的创作，不仅实现了地域经验的跨时空转化，还重构了自己的精神谱系。他在深圳的生活经历，让他对时代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他的创作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性和社会问题。在他的作品中，黄土文化不再是一种孤立的地域文化，而是与特区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既包含了黄土文化的坚韧、朴实和深厚底蕴，又融入了特区文化的创新、开放和进取精神。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创新，以及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吸纳与融合。
张俊彪通过自己的创作，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让人们看到了地域文化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四、精神闭环：晚年写作的沉淀与文化反哺
（一）眼疾催生的“晶体化”美学与生命哲学
步入21世纪，张俊彪的人生与创作都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命运再次向他发起了挑战，眼疾成为他创作道路上的阻碍。这眼疾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在岁月的磨砺中逐渐加重，如同一片阴霾，慢慢笼罩了他的世界 。写作，曾经是他最为得心应手的事情，如今却变得异常艰难。每一次提笔，每一次凝视纸面，都伴随着剧烈的疼痛与模糊的视线 。那些曾经在脑海中如泉涌般的灵感，此刻也仿佛被这恼人的眼疾所束缚，难以顺畅地流淌到笔下。
但张俊彪并没有被这困境打倒，他骨子里的坚韧再次支撑着他，在黑暗中寻找着光明，在困境中探寻着新的创作方向。他开始转向短章写作，这种转变并非无奈之举，而是他对命运的积极抗争，对创作的执着坚守 。在短章的世界里，他找到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一种能够突破眼疾限制，直抵人心的力量 。
《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便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以极简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了他人生的轨迹与感悟，宛如一幅幅简洁而深刻的素描 。书中“窑洞的灯光比深圳的霓虹更亮”这一隐喻，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窑洞的灯光，代表着他的精神原乡，那片给予他生命滋养与精神启迪的黄土地 。在那里，他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光，经历了生活的苦难与磨砺，也收获了对文学的热爱与追求 。而深圳的霓虹，象征着现代都市的繁华与喧嚣，是他人生的另一个重要舞台 。在深圳，他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经历了人生的起伏与变迁 。在他心中，窑洞的灯光虽然微弱，却充满了温暖与希望，它代表着一种纯粹的精神力量，一种对生命本真的坚守 。而深圳的霓虹，虽然绚丽夺目，却容易让人迷失在物质的世界里 。这一隐喻，是他对人生的深刻反思，也是他对精神家园的深情呼唤 。
书中的33篇散文，每一篇都聚焦于“善心立命”这一主题。他通过对恩人、亲人的细节记忆，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独特的精神图谱 。在《母亲》一文中，他回忆起母亲在艰苦岁月里对他的关爱与呵护，那些琐碎而温暖的细节，如母亲为他缝补衣服时的专注神情，为他准备饭菜时的忙碌身影，都让读者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 。母亲虽然早早离世，但她的善良、坚韧和勤劳，却成为了张俊彪一生的精神支柱 。在《老师》中，他讲述了老师对他的教导与鼓励，老师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可能改变他的一生 。这些老师不仅传授给他知识，更教会了他如何做人，如何在困境中坚守自己的信念 。这些回忆，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怀念与赞美 。
这种“减法写作”，摒弃了复杂的结构与华丽的修辞，却以思想的密度与情感的烈度，实现了对生命本质的哲学追问 。他不再追求形式上的完美与雕琢，而是更加注重内容的深度与内涵的挖掘 。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仿佛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 。这种写作风格，暗合了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美学理想 。海德格尔认为，人应该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通过对自然、对生活的感悟，寻找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张俊彪在他的作品中，正是通过对生活细节的捕捉与描绘，展现了生命的美好与珍贵，让读者感受到了一种诗意的生活态度 。他的作品，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读者内心深处的角落，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寻找那份失落已久的宁静与美好 。
（二）文学艺术馆：地域文化的空间化叙事与生态建构
2019年，张俊彪做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决定，他将毕生珍藏捐赠给故乡原籍陕西旬邑，并在旬邑县城的文化广场附近设立了张俊彪文学艺术馆，这座艺术馆承载着他一生的创作心血与精神追求，成为了他精神世界的具象化呈现 。
走进文学艺术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黄土窑洞”与“深圳窗口”的并置，这一独特的设计，直观地展现了中国文学从乡土叙事到现代转型的轨迹 。“黄土窑洞”，那是他的根，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 。它代表着黄土文化的厚重与深沉，承载着他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窑洞的土坯墙、雕花的窗户，以及那温暖的土炕，都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在这片黄土地上，他度过了童年的时光，经历了生活的苦难与磨砺，也孕育了他对文学的热爱与追求 。而“深圳窗口”，则象征着他人生的另一个重要阶段，是他接触现代文明、实现自我突破的地方 。深圳的高楼大厦、繁华的街道，以及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都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灵感与视角 。这两者的并置，不仅仅是地域的对比，更是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
手稿展示区，陈列着《血与火》的创作笔记与深圳文化规划手稿 。这些手稿，是他创作历程的见证，也是他思想的结晶 。《血与火》的创作笔记，记录了他在创作过程中的思考与探索，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那些反复修改的痕迹，都让人感受到了他对创作的严谨与执着 。而深圳文化规划手稿，则展现了他对深圳文化建设的热情与贡献 。在深圳任职期间，他积极推动文化建设，为深圳从“文化沙漠”到“文艺绿洲”的转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这些手稿，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让人们看到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创作理念与文化追求 。
读者互动空间，通过举办讲座、手稿讲解等活动，构建了“作家—作品—读者—地域文化”的生态闭环 。在这里，读者可以近距离接触到他的创作手稿，聆听他的创作故事，感受他的文学魅力 。张俊彪亲自为青少年讲解创作手稿，他耐心地解答孩子们的问题，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激发了孩子们对文学的兴趣与热爱 。这种互动，不仅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了他的作品，也促进了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它打破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隔阂，让文学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大众 。通过读者的反馈，作家也能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创作，从而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 。
张俊彪将个人创作史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的实践，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不仅是对故乡的深情反哺，更是开创了作家与地域文化共生的新范式 。他的作品，不再是个人的私藏，而是成为了大众共享的文化财富 。通过文学艺术馆，更多的人了解了他的创作历程，感受到了他的文学魅力，也对地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这座艺术馆，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地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它也为其他作家提供了借鉴，让人们认识到，作家不仅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还要积极参与到文化传承与发展中，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
五、创作轨迹：三段式嬗变中的时代镜像
（一）黄土根系奠基期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张俊彪的创作深深扎根于西北大地，这片浸润着黄土文化与革命星火的土地，成为他创作的源泉与根基，此时期可称为“黄土根系奠基期”。在这一阶段，他的作品聚焦于“红色记忆”与“黄土情怀”，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展现了西北革命历史的波澜壮阔与黄土高原人民的坚韧不拔。
《血与火》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堪称中国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张俊彪为了创作《血与火》，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深入陕甘边境，沿着西北陕甘游击大队、红二十六军的战斗足迹，踏访延安、正宁、旬邑等地 。他背着行军壶，带着干粮，穿梭于深山老林之中，寻访那些流落各地的老红军 。这些老红军们的亲身经历和生动讲述，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素材。在创作过程中，他不仅注重历史事件的准确性，更致力于挖掘历史背后的人性光辉。《鏖兵西北》同样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他通过对彭德怀咀嚼糜子馍等细节的描写，将宏大的战争叙事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体验 。这种微观史学的写作手法，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革命领袖在战争岁月中的坚韧与质朴，使革命历史摆脱了空洞的口号化书写，变得鲜活而有温度。张俊彪在创作时，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据，构建起了一个真实而生动的西北解放战争场景。他通过对战争细节的细致描绘，如战场上的硝烟弥漫、战士们的奋勇厮杀，以及对战士们心理活动的深入刻画，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 。同时，他也没有忽视人物的情感世界，通过描写战士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使读者看到了战争中的人性之光。在描写彭德怀“骂娘”这一细节时，他并非为了博眼球，而是通过这一独特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彭德怀直率的性格和对战争局势的焦虑，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革命领袖形象 。
在这一时期，张俊彪还创作了《刘志丹的故事》等作品。为了写好《刘志丹的故事》，他踏遍了刘志丹战斗过的每一处遗迹，走访了数十位老红军、老乡亲 。他对每一个历史细节都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力求还原历史的真相。他笔下的刘志丹，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充满了理想和信念，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惜牺牲一切的普通人。他通过对刘志丹生活细节的描写，如他与乡亲们的亲切交谈、对战士们的关心爱护，展现了刘志丹的人格魅力和伟大精神。
这一时期的创作，形成了张俊彪“史实为骨、情感为脉、文学为魂”的独特风格 。他的作品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框架，以人物的情感世界为线索，运用文学的手法进行创作，使作品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又具有文学的艺术性。他的创作不仅填补了西北革命史在文学叙事上的空白，更为传记文学这一文体确立“真实性与可读性结合”的美学原则 。他的作品让读者看到了西北革命历史的真实面貌，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伟大精神，也为后来的传记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二）特区转型与艺术拓界期
20世纪90年代初，张俊彪南下深圳，这一地域的转变和身份的多重叠加，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的创作进入了“特区转型与艺术拓界期”。此时，他身兼作家、文联主席、大学教授等多重身份 ，这些不同的身份让他接触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也拓宽了他的创作视野。
在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主题不再局限于红色记忆与黄土情怀，而是拓展为“历史回望与现实观照并行”。他开始关注时代的变迁对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背景下人性的复杂变化。《幻化》三部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部长达150万字的鸿篇巨制，以三个家族的百年变迁为主线，展现了中国社会从革命岁月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巨大变革 。小说中，张俊彪巧妙地将深圳的改革实践与延安的革命传统交织在一起，这种时空的交错，不仅展现了主人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精神挣扎与成长，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始终坚守着内心的信仰和理想，这种信仰和理想正是源于延安时期的革命精神，使他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不至于迷失自我。
《省委第一书记》则聚焦于改革者的内心世界和权力伦理问题。小说中的改革者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利益的诱惑和权力的考验 。张俊彪对主人公的心理刻画细腻入微，展现了他从一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改革者，逐渐在权力的漩涡中迷失自我的过程 。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渐变描写，超越了传统反腐文学的简单化、口号化倾向，深入到了权力伦理的核心 。他通过人物的故事，揭示了权力异化的根源和危害，以及在改革过程中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信念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张俊彪在文体上也进行了多元探索，从纪实类作品转向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 。他的创作风格逐渐向“后现实主义”转型，更加注重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和对人性的深入挖掘 。在小说创作中，他不再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和故事的传奇性，而是更加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他通过对人物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和多面性。在散文创作中，他则以细腻的笔触和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
张俊彪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不仅是他个人创作风格的转变，更是对时代变迁的敏锐回应。他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现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巨大变革和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时代画卷。他的创作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文学创作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的创新。
（三）回望沉淀与精神升华期
进入21世纪，张俊彪的创作进入了“回望沉淀与精神升华期”。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主题转向“人生回望与精神传承”，以更加深邃的目光审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时代的发展变迁，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探寻生命的意义和精神的传承。
《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这部散文集以极简白描的手法，展现了张俊彪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寻 。书中的33篇散文，每一篇都聚焦于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和微小事件，但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他通过对母亲、老师等亲人、恩人的回忆，展现了人性的美好和善良 。在《母亲》一文中，他回忆起母亲在艰苦岁月里对他的关爱与呵护，那些琐碎而温暖的细节，如母亲为他缝补衣服时的专注神情，为他准备饭菜时的忙碌身影，都让读者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 。母亲虽然早早离世，但她的善良、坚韧和勤劳，却成为了张俊彪一生的精神支柱 。这些回忆，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怀念与赞美 。
眼疾的困扰并没有成为他创作的阻碍，反而促使他在创作上实现了一次新的突破，成就了“去蔽存真”的写作境界 。由于视力下降，他无法像以前那样进行长篇幅的创作，于是转向了短章写作 。这种写作方式让他更加注重文字的凝练和表达的精准，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他摒弃了华丽的辞藻和复杂的结构，以简洁明了的语言直击事物的本质 。在描写自己的军旅挫折时，他没有过多地渲染痛苦和无奈，而是以一种云淡风轻的方式，讲述了这段经历对自己的磨砺和成长 。这种看似平淡的叙述，实则蕴含着对生命际遇的深刻顿悟，让读者感受到了他内心的坚韧和豁达。
这一时期的作品，成为了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精神桥梁 。张俊彪在作品中，既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也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他认为，文学应该回归到生活的本质，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情感 。他的作品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在喧哗中保持沉静”的启示 ，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找那份失落已久的宁静与美好 。他的创作也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通过对家乡黄土文化的描绘和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黄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
张俊彪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是他对自己人生和文学创作的一次全面总结和升华。他以自己的作品，展现了一个作家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精神世界的不懈追求，为读者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
六、美学突破：地理诗学与空间政治的文学建构
（一）地理空间的诗学赋能与历史隐喻
张俊彪的创作，是一场对地理空间的深度探索与诗意阐释。他拒绝将地域仅仅视为故事发生的静态背景，而是赋予其承载历史记忆与精神隐喻的诗学功能，使其成为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血与火》系列中，陇东窑洞的夯土墙不再是简单的建筑实体，而是革命历史的“物质证人”。那粗糙的夯土质感，仿佛是岁月的痕迹，对应着战争年代的艰苦卓绝。每一道沟壑、每一粒尘土，都诉说着革命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浴血奋战与顽强抗争 。而窑洞的冬暖夏凉，则暗合着红色政权与人民的鱼水深情。在寒冷的冬日，窑洞为人们提供温暖的庇护；在炎热的夏天，它又带来丝丝凉意。这种特性，象征着红色政权始终与人民紧密相连，关心着人民的冷暖，为人民遮风挡雨 。彭德怀咀嚼糜子馍的细节，更是将宏大的军事叙事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体验 。通过这个细节，读者仿佛能够看到彭德怀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一起啃食着粗糙的糜子馍，感受着战争的残酷与生活的艰辛 。这种“地理诗学”的建构，让革命历史摆脱了空洞的口号化书写，获得了黄土高原特有的体温与质感 ，使读者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当创作重心南移深圳，张俊彪的地理诗学实现了跨时空的创造性转化。在《幻化》三部曲中，深圳国贸大厦的玻璃幕墙与延安窑洞的夯土墙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峙 。国贸大厦作为深圳现代化的标志性建筑，其玻璃幕墙的透明与冷峻，代表着现代都市的繁华与冷漠 。而延安窑洞的夯土墙则充满了质朴与温暖，承载着深厚的革命历史与文化底蕴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形象并置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象征着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 。深交所电子屏的荧光与纺车的烛火构成时空叠印 ，电子屏上跳动的数字，代表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节奏和变化；纺车转动的圈数，则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农耕生活和艰苦奋斗的岁月 。这种时空叠印，将不同时代的元素交织在一起，使“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初心在市场经济时代获得了新的注脚 。主人公在股市操盘间隙浮现的延安记忆 ，并非简单的怀旧点缀，而是将改革实践锚定在革命传统的精神谱系中 。他在现代商业竞争的浪潮中，始终坚守着内心的信仰和理想，这种信仰和理想正是源于延安时期的革命精神 。通过这种方式，张俊彪将深圳的改革实践与延安的革命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人民谋幸福的不懈努力 。
这种空间并置的手法，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观，形成了“革命初心—改革实践—未来愿景”的三维结构 。它使改革开放的时代命题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获得了历史纵深感 。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仿佛能够穿越时空，感受到不同时代的精神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传承与发展 。张俊彪通过对地理空间的诗学赋能与历史隐喻，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丰富多彩、层次分明的历史画卷，使作品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 。
（二）空间对峙中的现代性反思
在对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呈现中，张俊彪展现出了独特的辩证思维，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既不神化黄土高原的“精神原乡”，也不美化深圳的“现代乌托邦”，而是通过对不同空间意象的对比与交织，揭示了传统与现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纠缠。
在《曼陀罗》中，主人公在股市暴跌后吟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这一情节极具深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首具有浓郁黄土文化特色的信天游歌曲，它的旋律高亢激昂，充满了生命力 。在他面临人生困境时，这首歌曲的响起，将乡土中国的坚韧注入了现代性困境 。信天游的抒情传统成为人物精神世界的“安全阀”，当商业文明导致价值崩塌时，那些“藏在血液里的老调子”唤醒了抵御异化的内在力量 。这表明，黄土高原的精神根系，为特区叙事提供了抵御价值虚无的文化锚点 。然而，张俊彪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黄土文化的赞美上，他也揭示了乡村伦理在城市文明中的适应性困境 。小说中，主人公在城市中经历了种种挫折和磨难，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他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陷入了精神的困境 。这反映出，传统的乡村伦理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调整 。
在《幻化》中，张俊彪呈现了股市投机带来的价值迷失 。小说中的人物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为了追求财富和利益，不惜放弃自己的道德底线和信仰 。他们在股市中投机取巧，追逐着金钱的幻影，却忽略了生命的真正意义 。这种价值迷失，是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它让人们在物质的追求中，逐渐失去了对精神世界的关注 。张俊彪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 。
相较于余华在《兄弟》中对改革开放的荒诞化书写，张俊彪更倾向于辩证视角 。余华以荒诞夸张的叙事手法，放大了时代的撕裂感，将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极端化的呈现 。而张俊彪则通过对空间对峙的描写，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他认为，传统与现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 。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虽然受到了冲击，但它们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精神支撑 。同时，现代性也为传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促使传统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变革 。
通过窑洞与写字楼、信天游与电子信息的相互映照，张俊彪揭示了传统与现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纠缠 。他的作品为当代中国的城乡叙事提供了新的审美范式，让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到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他的创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时代意义，为读者提供了思考现代性问题的重要视角 。
七、当代启示：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中寻找共生之道
（一）文化双螺旋：传统与现代的动态平衡
张俊彪的作品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复杂图景，其中黄土文化与特区文化的互动交织，构成了一条独特的“文化双螺旋”。黄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和精神传承。它扎根于广袤的黄土地，孕育出坚韧、质朴、勤劳的民族性格，以及深厚的家国情怀和乡土观念。在张俊彪的创作中，黄土文化是他的精神原乡，是他创作的根基与源泉。从《牛圈娃》《张家沟》中对黄土高原乡村生活的细腻描绘，到《血与火》《鏖兵西北》中对西北革命历史的深情回望，黄土文化的印记无处不在。它为作品赋予了厚重的历史感和深沉的情感力量，让读者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和顽强生命力。
而特区文化，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代表着现代性的前沿与创新精神。深圳，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一个小渔村崛起为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特区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创新、务实的特点，它鼓励人们突破传统，勇于探索，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在张俊彪的作品中，特区文化是时代发展的象征，是他关注现实、思考未来的重要视角。在《幻化》三部曲中，他描绘了深圳的繁华与喧嚣，展现了市场经济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特区文化的引入，为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时代气息，使作品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反映出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
在《幻化》的人物谱系中，这种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体现得淋漓尽致。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当他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从黄土高原来到深圳时。在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土地上，他一方面受到特区文化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浪潮，努力追求个人的成功和财富；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又始终坚守着黄土文化赋予他的道德底线和精神信仰。在股市操盘的过程中，他面临着巨大的利益诱惑和道德困境，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凭借着黄土文化中坚韧不拔的精神，抵御住了外界的干扰，保持着内心的纯净与坚定。这种精神挣扎，正是两种文化在他身上相互作用的结果，展现了他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精神家园的坚守。
与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单向度”的城乡突围相比，张俊彪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复杂，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精神世界的多维度复杂性。孙少平从农村走向城市，主要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和个人发展，他的精神世界相对单一，主要围绕着城乡之间的差距和个人的奋斗展开。而张俊彪笔下的人物，不仅面临着城乡之间的矛盾，还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冲突。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情感更加细腻，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这种多维度的描写，使作品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也让读者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和精神困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二）文学传承的人格化实践与生态创新
旬邑的张俊彪文学艺术馆，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文学传承的创新实践。它的建立，源于张俊彪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和对文学传承的高度责任感。这座艺术馆以“黄土窑洞—深圳窗口”的独特并置，构建起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空间。黄土窑洞，那是张俊彪的根，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它代表着黄土文化的厚重与深沉；深圳窗口，则是他走向世界的通道，是他接触现代文明的前沿，它象征着特区文化的开放与创新。这两者的并置，并非简单的空间陈列，而是一种文化符号的对话与交融，是传统与现代的相互映照。
在文学艺术馆内，张俊彪亲自讲解手稿的场景，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他耐心地向青少年读者讲述自己的创作历程，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和感悟。每一份手稿，都承载着他的心血和智慧，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他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他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文学精神传递给下一代，激发他们对文学的兴趣和热爱。这种人格化的传播方式，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与传统的文学教育方式相比，它更加生动、直观，能够让读者近距离感受到作家的魅力和文学的力量。通过与作家的面对面交流，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成为了文学传承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内涵，感受到文学的魅力，从而激发自己的创作欲望和灵感。
这种将个人创作史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本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示范价值。在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的碎片化、娱乐化，使得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方式发生了改变，文学的地位和影响力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而旬邑文学艺术馆的建立，为文学传承提供了一个实体空间，一个能够让人们静下心来，感受文学魅力的地方。它将零散的文学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通过举办各种文学活动，如讲座、研讨会、作品展览等，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们参与其中，促进了文学与社会的互动与交流。
它也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它承载着当地人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旬邑文学艺术馆通过展示张俊彪的作品和创作历程，将旬邑的地域文化与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学潮流相连接，使旬邑的地域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认可。它不仅成为了旬邑的文化名片，也为其他地区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参考。通过挖掘和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能够提升地区的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张俊彪的创作与人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他从黄土地走向特区，从传统走向现代，始终在精神的张力场中探索前行。他的作品，既扎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又积极拥抱现代文明的浪潮；既展现了黄土文化的坚韧与厚重，又体现了特区文化的创新与活力。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着平衡，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故乡是起点，也是归宿”，这句话不仅是张俊彪个人生命轨迹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精神锚点的生动诠释。在全球化和本土化激烈碰撞的今天，张俊彪的“生命书写”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精神远征，必须根植于厚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同时又要勇敢地面对时代的挑战，不断创新，在历史的纵深中寻找未来的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文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
2025年12月9日写于四川
作者简介：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著作《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作品选》（河北美术版）。袁竹创作文学评论、小说、散文、诗歌等1000余万字，发表在“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四川农村报”“少年先锋报”等各大媒体。歌词《石榴红》荣获金奖。 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在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栏目连载。“起点中文网”刋载长篇小说《钍帝》《梦海拾星》《逆袭修道》《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逆天修道不逆天》《穿梭梦境的未来探秘人》等；七猫《纵横中文网》连载长篇小说《灵枢》《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霓虹下的旧手机》《外卖小哥奇遇保时捷女》，“喜马拉雅”发表长篇小说《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文学评论《四秩风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时代华章与未来新程》《从航海罗盘到数字星图：中国文化出海的文明重构与范式革命》《新世纪蜀韵：四川作家笔下的文学版图》《阿来：于藏地书写中构筑文学的宏大宇宙》《〈贾平凹文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棱折射》《于时光褶皱处，探寻人性微光 ——贾平凹长篇小说〈消息〉的深度剖析》等四十多篇论文被中国作家网发表，其中“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2024年度十佳”系列评论引关注。《作家网》发表《数字浪潮下，中国文化出海的星辰征途》《百年笔耕铸魂，八十载文学烽火 ——徐光耀的文学史诗》《时代浪潮下的灵魂镜像与文学回响——叶辛“知识分子心灵三部曲”》《大地与灵魂的叙事诗 ——论刘亮程及其作品的境界》《于文学星河中闪耀的星辰——探秘张俊彪》等数十篇文学评论。“华文月刊”网络平台2025年10月连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雄浑史诗——评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十评张俊彪〉选载之五：探秘张俊彪：于文学星河中闪耀的星辰》《〈十评张俊彪〉选载之六：跨越鸿沟的书写：当陇东遇见桑给巴尔》《〈十评张俊彪〉选载之七：论古尔纳与张俊彪的文学对话及人类精神共振》，“华文月刊”杂志2025年第11期刊发长篇文艺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雄浑史诗——评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