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谢松良小说的语言感受力
——以谢松良《下一个转角》为例
作者：林汉筠
近年来，东莞作家谢松良文学创作颇丰。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坚守“为底层立言，以质朴传情”的创作理念，用底层视角聚焦社会现实，创作出了一篇篇情感真挚、深受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本文以他的短篇小说《下一个转角》（刊《辽河》2025年第10期）为例，分析小说文本的感受力，探析其风格与内容。
一、口语化的语言呈现自然质感
语言是一面镜子，通过它不但可以看到时代的身影，还可以看到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文化风格。作为文学作品的载体，语言的感受力更是直接决定了文本与读者的情感联结深度。在《下一个转角》这一万来字的篇幅里，文本具备了“脱口而出”的自然质感，更实现了与人物身份、生活场景的高度适配，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使文本成为打工者身份与生存状态的自然流露。
谢松良写作最大的特点是文本的真实性，用朴实、精准的语言，直击人类情感的共鸣点。车间主任王钢斥责还是新员工的贾洪：“人事部的人瞎了眼，怎么放着那么多好人不招，偏偏把你这个废物招进来，都这么久了，连最基本的下料都把握不准。”“废物”这类直白甚至粗粝的词汇，精准还原了底层管理者的急躁与强势，符合工厂车间的高压语境。后来，贾洪经过刻苦努力，学好了技术，得到了提拔。同事们起哄让贾洪请客时的对话，更是带着直白的情绪表达：“老贾，升了官还不请客？反正人事部都白纸黑字地张贴在公告栏里，你不请客我们跟你没完。”这种对话带着打工者之间纯粹的热闹与亲近，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广东的工厂车间，听见打工者的原声。
口语化叙事，让人看到的是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真实人物。用质朴的语言讲述最真实的故事，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生活的温度、人性的深度与生命的韧性。机修组长谢敬评价大发厂的现状：“都说我们大发厂流行一句话，叫作‘出生入死’。出去的生，进来的死。”短短十二个字，没有抽象的理论分析，却以自嘲式的口语，道尽了打工者“跳槽求生存”的现实。留下的人困在低薪高压的环境里，离开的人反而有机会获得新生。不绕弯子、不唱高调，只用最朴素的语言戳中底层生存的痛点，这种概括没有华丽的修辞，却比长篇大论的社会评论更具冲击力。
这种口语化风格，让谢松良的小说突破了文学与现实的隔阂，使不同身份的读者都能在文本中找到熟悉的生活印记，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二、情感与细节描写深度融合
细节关乎作家的境界，也关乎作家如何处理好“小我”与“大时代”的关系。谢松良善于捕捉人物的动作、神态、环境的细微变化，用极简的笔墨传递深层的情感与人性特质，让读者在细节中感受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命运起伏。
情感的“重量”与“姿态”两个细节，没有煽情的词汇，却让读者感受到打工一族的深情与倔强。贾洪对丁铃的思念从未用“我想你”“我爱你”来表达，却通过两个关键细节深入人心：一是贾洪在建筑工地的艰难时期，“丁铃”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唯一”这两个字，不再是轻飘飘的修饰，是他能抓住的一束光。二是贾洪初到广东时，没有把来广东打工的消息告诉丁铃，因为他是个男人，不想依靠女人的帮助达到某种目的。这份“不想依靠女人”的“硬气”，说到底，是怕自己的狼狈，扫了心上人眼里的光。
文学细节中的精神，不在于提供知识信息，而在于培养对生命的敏感和体恤。在谢松良的小说里，避开对“打工流程”“工厂制度”等知识性内容的堆砌，转而通过底层人物的动作、心念、困境细节，让读者触摸到人物的生命温度。谢敬曾冒死救过触电的贾洪。后来，谢敬因工厂辞职难，要放弃押金离开，贾洪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放到他手里，说：“先从我这里拿吧，以后我直接找老板要。”但谢敬说什么也不肯要。这些细节无关“朋友间该不该谈钱”的道理，而是底层人之间最质朴的情义的体现。谢敬不是“清高”，而是懂贾洪的难处。他知道贾洪要供弟弟妹妹上学，还要还房贷，自己的几千块押金，对贾洪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知道贾洪从老板那里是要不来钱的。老板连出差找的两块钱零头都要收，怎么会为员工的押金让步？谢敬的“拒绝”，是不想让这份“报恩”成为贾洪的新压力。小说聚焦于贾洪、谢敬、小月这些底层人物在生存、爱情中的挣扎与坚守。
三、通过“感官元素”增强生存底色
阿根廷著名小说家博尔赫斯曾说过关于小说的材料储备的话：“我常常是为了一个短篇小说而准备了一个完整的宇宙。”
对于谢松良来说，《下一个转角》的主角是工厂车间的搬运工。其场景设置，具备了“纪录片式”的真实感。以打工者贾洪的人生浮沉为主线，串联起爱情的遗憾、职场的博弈与命运的无常。“车间里机器轰鸣，老员工都不爱说话，你问他们技术上的事，他们说，你自己看、自己悟吧，看多了自己学着做，自然也就会了。”“机器轰鸣”的听觉元素，映射出车间的嘈杂与压抑；“老员工不爱说话”的细节，反映出打工者之间的疏离与竞争。“没有人有义务教新手，每个人都在为生存奔忙。”这些都客观呈现了职场的冰冷与残酷，让读者更能理解贾洪“缠着老员工教技术”的执着，以及“技能大比武夺第一”的不易。
漂泊与孤独的场景描写，则进一步强化了打工者的生存底色。贾洪初到广东时，“当南下的火车慢慢开动时，我猛地产生了一种少有的孤独和凄凉的感觉，一行细细长长的泪顺着清瘦的脸颊滑落。”小说没有刻意渲染“背井离乡的悲壮”，而是用“火车开动”“孤独凄凉”“泪水滑落”这些词语，形象地描绘了底层劳动者为了生计远离家乡的无奈。“走在车来车往的街头，站在高大的楼宇下面，感觉自己就像沙粒和蚂蚁一样渺小。”“车来车往”的热闹与“高大楼宇”的压迫感，与贾洪“沙粒蚂蚁”般的渺小形成强烈对比，没有“我很迷茫”的告白，却让读者清晰地感受到他在城市中的孤独与无力。
谢松良还善于通过“感官元素”增强场景的沉浸感。工厂开工时，“老板没有来，经理给厂里的每个管理人员发了个50元的红包，给员工发了个20元的红包。厂长拿到红包就撕个粉碎，怒气冲冲地吼道：什么玩意，他妈的给不起红包吗？”“撕个粉碎”的动作、“怒气冲冲”的神态、“他妈的”的口语，让读者仿佛看到厂长愤怒的模样，听到他的斥责声，感受到现场紧张的氛围。这种“让场景自己说话”的写实风格，摒弃了“理想化美化”的套路，让《下一个转角》的场景不仅是叙事的背景，更是打工者生存状态的“活化石”。
谢松良用“平视”的目光记录打工者的喜怒哀乐，用“贴近”的文字传递他们的心声。通过谢松良的文字，读者能触摸到工厂机器的温度、出租屋的烟火气、打工者的汗水与泪水，更能真切地理解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压力、情感困境与命运韧性。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