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书写时代的印记
——读闻吾小说集《鹿城叙事》
作者：林汉筠
粤港澳大湾区腹地东莞清溪，有一个诗一般的名字“鹿城”。这座藏在群山里的小城，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间从客家农耕村落，长成了容纳四十多万外来建设者的工业新城。李文武便是逐梦者中的一员。这个带着大西北粗粝气质的汉子，三十年前就来到这里，从中学讲台到镇政府办公室，他既是小城变迁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三十年来，他以笔为犁，深耕这片多情土地，讲述鹿城精彩故事，精品颇出。新近他以闻吾为笔名出版的小说集《鹿城叙事》，通过空间与文化铸就、经济发展与生存保护、个体命运与情感归属的书写，让清溪这个颤变的微观样本，鲜活地展现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全景图。
闻吾用小说讲述清溪地域基因嬗变。一个真正的作家，其脚下的土地都会写成精神地标。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藏着美国南方的沉疴；马尔克斯的马孔多，裹着拉美大陆的魔幻；沈从文以湘为念，莫言更是离不开浸着“土地与人纠缠”的高密东北乡。闻吾笔下的清溪，没有这种宿命般的厚重，却有着中国特有的“生长力”。它从封闭的农耕空间破茧而出，在文化融合中完成基因嬗变，长成了开放多元的工业新城。
闻吾用小说讲述小镇带着鲜明特色的转型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友情》里阿俊家的客家围屋，是农耕时代的活标本：“背靠南山，四水归塘，五米高的围墙圈着‘傅家宗祠’，三道门槛一级高过一级”，围墙划清族群边界，门槛藏着 “耕读传家” 的期许，围屋前的晒谷场既是劳作场所，也是客家山歌擂台赛的舞台。小说还不惜笔墨，着意描写在六七十年代当地歌会的场景。“阿俊的爷爷曾凭着一曲《月光光》夺得头魁，奖品是两斤红糖和一块印着‘劳动光荣’的手帕。”邻镇人踩着田埂来学麒麟舞，山歌调子飘遍山谷，这种封闭空间里的文化活力，像极了哈代笔下威塞克斯乡村的秩序感，土地与人心牢牢绑在一起。
改革开放后，这层秩序被彻底冲破，《阶梯》里的秦汉良南下落脚清溪时，眼前已是另一番景象：“曾经种满水稻的田垄上竖起了红砖厂房，村口的老榕树旁搭起了招工棚，黑板上用粉笔写着‘月薪三百包吃住’的字样”。农田变厂房、泥路改柏油道，稀疏村落聚起密集的外来人口，清溪主动吸纳五湖四海的劳动力与文化，让空间变成了“流动的容器”。
“地域文化是一种‘在场’的体认，也是一种精神的寻根，更是一位作家独特性的根本体现”（刘勇：大文学观视野下的地域文化意义））。闻吾对清溪的文化的理解更体现在细节描写上。《墓志铭》中“鼓手们赤着臂膀，鼓点随着麒麟的腾挪跳跃时快时慢，领头的舞者顶着麒麟头，在晒谷场上踏出整齐的‘梅花步’，围观的乡亲们不时发出阵阵喝彩。”。将麒麟舞具有代表性场景绽放出来：六七十年代的客家山歌擂台赛让邻镇望尘莫及，围屋门楼上的 “傅家宗祠”、阿俊家 “耕读传家” 的家训，把中原礼制与客家生存智慧揉在一起，从而将清溪的客家根脉在开放中完成了融合生长。
何为鹿城？闻吾告诉你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学地理从来都藏着作家对发展的叩问。哈代写威塞克斯乡村被工业文明碾压的悲剧，蕾切尔・卡森用“寂静的春天”警示生态危机，闻吾笔下的清溪，则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平衡之路。在经济浪潮与青山绿水之间，既不回避发展代价，也不放弃生态坚守，成为中国发展理念转型的生动注脚。
闻吾小说的述事，自有其“玄妙的精神形态”：通过人物对话、人物心理描述的形式，传递对环境变化的观察与思考，让地域叙事超越“地方史”局限。《冬至》这篇小说中，袁维汉的经历里清晰可见工业化初期深深的隐忧。他南下开设画室谋生，背后是市场经济对艺术的裹挟，而画室选址时，“原本是一片菜地，开发商平整土地时，周围的几棵老樟树被砍伐，引来不少村民惋惜”。
如《友情》，没有煽情的语气和情节，却能唤醒人们对生态保护的关注与参与，它通过是用季节说话：盛夏时节 “墨绿的树冠盖满山丘，红荔枝从叶缝里钻出来”，阿俊的爷爷常说 “南山是清溪的靠山，荔枝林是清溪的血脉，就算工厂盖得再多，这些也不能丢”。这些无不显现出清溪人不把自然视作发展的代价，反倒将山水奉作小城的灵魂。让人们看到清溪人以生态为笔，在岭南大地上绘就的生动答卷。
《鹿城叙事》写人，写的是人文温度，写的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著名作家余华曾说过：“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字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优秀的地域书写，首先是“人”的书写。他笔下的“人”告诉我们，地域不是个体的“背景板”，个体也不是地域的“旁观者”，他们小城变迁的参与者，小城的地理空间一定会升华为个体的情感家园。
小说主人公秦汉良，从凤鸣公社的广播员到南下寻梦的大学生，他的每一步选择都踩着南方城市崛起的鼓点。1992 年春天，他在清溪招工市场徘徊三天，凭借一手好字被镇政府办公室录用，从抄写文件做起，见证了清溪从镇到市辖区的变迁。和莫言笔下 “土地养育人” 的传统模式不同，他是“外来建设者” 的代表，与清溪的 “移民与新家园” 羁绊，这也恰恰照见了中国城镇化的包容性。
闻吾通过讲述一个个具体故事，书写地域文学。他写清溪明媚的春天，却让主人公来展来。袁维汉的画室里，安徽来的留守儿童在他指导下画出《清溪的春天》，斩获省级少儿绘画奖，为小城文化添了亮色。写小城的教育发展，让作为冲击本科生零突破的希望的阿俊的学习场景来渲染。书里，还有无数个未具名的外来建设者，在厂房里日夜劳作，把清溪的 GDP 从不起眼的数字推到全市前列，当年的“穷乡僻壤”，也迅速长成了“全国文明镇”。
地域叙事的核心魅力，在于沉淀出一片地域的人文底色。文学的作用，不仅仅是在于揭示问题，更是在于重塑价值观。《鹿城叙事》的“鹿城”，已非单纯的地域符号，而是作家与人物的情感寄托。它描摹的是地域图景，却深刻地反映了山水与城、情感与故土的血脉相依，像南山的老榕树的气根一样，深深地扎进了清溪人的日常生活。小说里在鹿城的校园挥霍青春的阿春、阿月，这儿最终都沉淀成了他们的“成长的归宿”；迷茫的秦汉良，“乐把他乡当故乡”，已在这里成家立业，过年时还携子女登南山“寻根问底”，望着孩子们踩着山风的欢愉样子，就禁不住讲起当年在山涧抓“石蛙鱼”的往事来。山风掠过松涛，仿佛在复述这座小城的记忆……不由得让人想起沈从文笔下湿漉漉的湘西，陈忠实黄土飞扬的关中。或许多年以后，人们还会念叨起闻吾笔下的“鹿城”。
这里的“叙事”，叙的不是“风情猎奇”，叙的不是 “宏大叙事”。而是通过小说的切片，让人看到一个真实的小城，看到城发展中藏着无数人的悲欢离合，看到从全球代工到创新集群的跨越。这种跨越之路，不正是中国小城现代化的缩影？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