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女作家蔡伟璇小说作品四人评
◎贺颖 何媛媛 杨秀晖 吕丽娟
淡蓝微光下的灵魂美学
——关于蔡伟璇中篇小说《我的非法父亲》
◎贺 颖
初识提香，源于多年前在一次文艺复兴画展中,看到的一幅关于救赎的画作《圣母升天》,是展出的唯一一幅科技缩印版，而原版油画据说是一幅高6.9米，宽3.6米的巨构。此画早在16世纪就被誉为“近代第一杰作”，不仅可以和文艺复兴的天花板米开朗琪罗媲美，而且为威尼斯画派开拓了全新的领域。因此哪怕是缩印画，其艺术的震撼力丝毫不逊色于展出的其他真迹。至今仍记得自己与一众观众站在《圣母升天》前的默然屏息，久久流连，也因此记住了提香的名字。
再一次感受提香，则是在蔡伟璇的中篇作品《我的非法父亲》里。无独有偶，这同样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有生活的悲欣交织，亦不乏时代的泥沙俱下，作者以化繁为简的畅达心力，悠然洞明的练达笔力，将一个彼此救赎故事叙述得净明舒朗，跳脱跃动，隽永深情。繁复幽深百感交集的生活，哪怕那些晦暗的角落，那些物化的生命，在作者挚爱的独属提香的“极致的蓝净”微光映照之下，都神奇地活转起来，被赋予了灵魄，呈现出有别于生活自身的艺术气质。
作者慷慨地将这“极致明淡的蓝净”微光赋予了文中的主人公——我的“非法父亲”，一个“背后那把以自然弧度垂落的马尾，磊落得毫无心机的瘦高的背影”，一个“熠熠闪光的眼睛，也转出一派类似春天雨后的天空，那样明淡的蓝净。后来我在书房里翻看他收藏的《提香画册》，才惊心动魄地发现，那样淡极的蓝净，只有提香才表现得出来”……
在作者的引领下，我重新找寻着提香，终于在《圣母子与女圣徒》《酒神的狂欢》《忏悔的抹大拉》《圣母的神殿奉献》《在以马忤斯的晚餐》等作品中，见到了那抹被作者在小说中贯穿始终的“淡极的蓝净”，那些蓝，那些微光，在提香画作中的美学指向，也顺理成章地同频于作者的故事：是指引绝境的一抹希冀，是出离琐碎的洒脱超然，是举重若轻的坦荡，是蓬蓬勃勃的深情。一个12岁孩子的视角打开的世界，两个相差16岁的陌生父子，一个六年双向奔赴的彼此救赎，成就了这抹“明淡的蓝净”深处的灵魂美学：关于爱与被爱，关于起死回生，关于念念不忘，关于命运回响。一切都是灵魂的激荡，经久不息。
文学，是以个体独特的心灵体验，探索发现那些迥异于生活表面的美学精神维度，并以文学的语言与技术将之表达，为尘世提供有别于凡俗生活的、具有辨识度的生命与灵魂的普世经验。作者毫不吝啬自己的文学激情：在片段的社会环境描写中呈现时代的背景——“我豁然开朗地回复魏卫：在我需要一个父亲的时候，你来了，不但带来一房好书，富裕了我的人生，还肩负起一个父亲的重要职责”；让生活的简单粗暴与心灵的柔软细腻碰撞——“更深人静，魏卫乞求的声气，如一枚针，落到铁盒子里，细小、尖锐而清晰”；令少年心灵的纯真烦恼与成人世界的遍体鳞伤交接——“魏卫弓身，背和臀顶着四周的书柜转圈，两条长而瘦的胳膊，与我的老拳呈矛与盾的攻守状态，拙笨地挥舞，丑丑的。但鼓荡起来的，却是鸟类和蝴蝶翩飞的欢乐与斑斓”……如此，小说作品就成了一幅提香般的画作，影响人物命运的社会的背景之外，那“明淡的蓝净”，不动声色地点亮了整部作品的每个角落——“水边清郁的翠竹边，穿出一个瘦高如青竹的侧影，重叠在湖光书影之上。这个侧影一手夹着烟吸着，一把马尾辫，在淡白地飘过的烟雾里，本真地垂落”……
这是文学的艺术，亦是艺术的文学，而艺术性与文学性，恰恰是审视文学作品的重要尺度，是任何文学作品无论如何都必须具备的紧要素质。
岁月隆隆奔行的跌宕起伏中，生活从来不缺乏沉渣泛起的尘垢泥沙，供养人灵魂的爱与美好，总就被掩埋，人们不得不在尘嚣甚上的灰尘扬沙中负重前行，在漫长的理想隧道中苦苦挣扎，以使这珍贵的人生，不致沦为提前埋葬的走肉行尸。就是在当下这样的尘世生活底色中，作者以提香的蓝净微光，匠心独运，成就了“我的非法父亲”——非法父亲，比母亲小11岁，比自己仅大16岁，这样的设定，为情节的反转铺垫了足够的张力。没有曲折，没有晦涩，却深蕴足够的深刻与深情。作者无遮无拦跃动妥帖的语感基调，与悠然曼妙醇熟练达的艺术张力，顺理成章生成一派生机盎然的文学质地。这是小说写作值得珍视的沃野，亦是文学种子梦寐以求的生命乐土。
时世向来热衷捉弄人们的命运，而命运也同样有自己沉默奋起的方式，作者的创作意向坦荡鲜明，只要有爱，有灵魂生生不息的理想与追求，每个生命永远有创造奇迹的权利，每种生活永远有起死回生的浩荡转机。
（作者简介：贺颖，女，70后，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21届高研班学员，供职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从事散文、报告文学、文学批评、诗歌等多文体写作，主编《金石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年度精选·散文卷》，曾获首届《十月》散文双年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辽宁文学奖诗歌奖，“纳兰性德”诗歌奖一等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女性意识觉醒与人性可能性书写
——《一株虹之玉锦》的叙事策略与精神内涵探析
◎何媛媛
当“虹之玉锦”这株多肉植物从黄锦的手中移入唐天青的生活，它便不再是普通的绿植——它成了蔡伟璇笔下的精神符号，既缠绕着都市男女的婚恋悲欢，更承载着新时代女性突破桎梏的生命力量。
在这篇发表于《北京文学》并斩获“东丽杯”梁斌小说奖的作品中，蔡伟璇以细腻的现实笔触，将女性意识的觉醒、时代观念的碰撞与人性的复杂肌理编织在一起，让我们在凡人小事里，读懂了当代女性的精神困境与突围之路。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从“身份枷锁”到“自我救赎”
作为始终关注女性精神命运的作家，蔡伟璇在《一株虹之玉锦》中，没有将女性意识简化为口号式的宣言，而是通过黄锦的人生轨迹，写出了觉醒过程中真实的褶皱与力量。这种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爆发，而是在婚恋困境、世俗偏见与自我追问中，逐渐生长的独立意志。
1. 打破年龄与身份的桎梏：敢爱敢恨的“非典型”女性。黄锦的出场，便带着对传统婚恋观的挑战——她是离异带娃的面馆老板娘，比身为“权威专栏编辑”的唐天青大十岁，既非“年轻貌美”的传统择偶对象，也不是“依附男性”的弱势角色。她的爱情观里没有怯懦与妥协：遇到心动的人，便热烈敞开胸怀；为了守护感情，便主动调和家庭矛盾。这种“无所畏惧”，恰恰是新时代女性意识的底色——爱情不该被年龄、身份或世俗眼光定义，个体的心动与真诚，才是情感的核心。
2. 拒绝“忍辱负重”的宿命：对世俗偏见的主动反抗。婚姻的破裂，成为黄锦意识觉醒的关键节点。当唐天青无法包容她的孩子，当周遭的质疑与嘲讽如潮水般涌来，她没有选择传统女性“忍一时风平浪静”的路径，而是果断挣脱枷锁。蔡伟璇在这里的书写极具力量：黄锦的离开，不是被动的逃避，而是主动的反抗——她拒绝用“温柔”“懂事”作为委屈自己的枷锁，拒绝让婚姻成为消耗自我的牢笼。这种反抗，不仅是对一段失败关系的告别，更是对“女大男小不般配”“女性应牺牲自我维系家庭”等世俗偏见的颠覆，是女性对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
3. 跳出“王子公主”的叙事：做自己的“命运主人”。作家最可贵的书写，在于让黄锦跳出了传统爱情故事的“依附性”叙事——她不是等待唐天青“拯救”的公主，也不是需要男性认可才能证明价值的女性。当婚姻陷入困顿，她没有自怨自艾，没有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对方的改变上，而是选择“做自己”：剔除“妻子”“母亲”“媳妇”的身份标签，她首先是黄锦，是渴望独立、自由与尊严的个体。这种“去依附化”的意识，恰恰是当代女性从“独立”走向“完全独立”的关键——真正的独立，始于灵魂的自由，始于“我为自己而活”的坚定。
二、时代人生的叙事：于平凡中见深刻，于荒诞中藏温情
作家叙事，不是孤立的个人故事，而是带着时代温度的观察与思考。《一株虹之玉锦》以小见大，通过唐天青与黄锦的悲欢，折射出新时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与价值追寻，让小说既有“故事性”，更有“思想性”。
1. 平中出奇的叙事节奏：在“断裂”中延续希望。小说的叙事转折极具巧思。当唐天青与黄锦的爱情走向破裂，蔡伟璇没有沉溺于分手的伤感，而是宕开一笔，写唐天青收养酷似黄锦的养女、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建造“锦园”的故事。这种“断裂式”的叙事，看似突兀，实则充满深意——它消解了传统婚恋故事“非黑即白”的结局，在“爱情破碎”的“悲剧”中，埋下“自我重建”的“希望”。唐天青的转变，既是对过去的反思，也是对人性可能性的探索——人不必困于一段失败的感情，生活总有新的出口，人性总有新的生长。
2. 直面现实的洞察：捕捉时代的“观念褶皱”。小说的核心矛盾，本质上是“传统”与“现代”的观念碰撞。唐天青的父母（高级知识分子）对黄锦的偏见，代表着传统伦理对“女大男小”“离异带娃”的排斥；黄锦的反抗，则代表着现代观念对个体尊严与自由的追求。蔡伟璇没有简单地批判传统或歌颂现代，而是客观呈现这种碰撞的复杂性：唐天青的“单纯”与“不谙世事”，黄锦的“勇敢”与“孤独”，都带着时代的印记。这种“不站队”的书写，让小说更具现实质感——新时代的观念变迁，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矛盾与挣扎中，逐渐走向更包容、更尊重个体的方向。
3. 以小见大的隐喻：“虹之玉锦”里的人生哲思。“虹之玉锦”是贯穿小说的核心隐喻，它的生长与蔓延，恰似人物的命运与人性的演变。黄锦带来的第一株“虹之玉锦”，是爱情的起点；黄锦离开后满屋子的“虹之玉锦”，是记忆的残留；唐天青建造“锦园”种下满园的“虹之玉锦”，则是对过去的和解与对美好的追寻。这株植物，既是黄锦的象征，也是人性的象征——它有脆弱的一面（如爱情的易逝），也有坚韧的一面（如人性的成长）；它需要呵护，更需要自由生长的空间。蔡伟璇用这个隐喻，将复杂的人生哲思融入平凡事物，让小说既有温度，又有深度。
三、精神价值的彰显：尊重人性的“可能性”，才是文学的温度
在作家蔡伟璇的笔下，人性从来不是“理想化”的标本，而是充满复杂与矛盾的“可能性”。这种对人性的尊重，正是《一株虹之玉锦》最核心的精神价值，也是文学最本真的力量。
唐天青的“冲动”与“反思”、黄锦的“勇敢”与“孤独”、养女的“出现”与“治愈”，看似戏剧化的情节，实则都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与人性逻辑。蔡伟璇没有将唐天青塑造成“完美男性”，也没有将黄锦塑造成“完美女性”——他们都有弱点，都有困惑，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人物更真实，让人性更立体。比如唐天青最初因“好吃头汤面”而爱上黄锦，这种“简单”的心动，比刻意的“浪漫”更贴近人性；黄锦离开时的“决绝”，背后藏着无数个夜晚的委屈与挣扎，这种“不完美的勇敢”，比“无坚不摧的英雄”更动人。
更重要的是，作家给予了人物“同情式理解”——她没有批判唐天青的“不成熟”，也没有歌颂黄锦的“反抗”，而是站在人性的角度，理解他们的选择与困境。当我们阅读时，会为黄锦的离开而心疼，也会为唐天青的转变而欣慰，这种“共情”，正是作家尊重人性的结果。文学的力量，从来不是提供“标准答案”，而是让我们在他人的故事里，看见人性的复杂与美好，学会理解与包容。
总之，《一株虹之玉锦》是一篇“小而美”的小说，它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激烈的冲突，却在平凡的人生故事里，写出了女性的精神突围，写出了时代的观念变迁，写出了人性的温暖与复杂。作家蔡伟璇用她细腻的笔触、敏锐的观察与深刻的思考，让“虹之玉锦”这株小小的植物，生长成了一片属于当代女性的精神花园。在这里，我们看见黄锦们的勇敢与孤独，也看见新时代女性的困惑与追寻。而这，正是文学最珍贵的价值。
（作者简介：何媛媛，女，现居厦门，供职于厦门文学院，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文艺报》《星星》《书屋》《当代小说》及“中国作家网”等，有作品入选多种年度选本，文学评论《文学的光泽和律动》入选2025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优秀中青年个人文艺项目”，戏剧作品在舞台公演并获得第七届福建省“水仙花”戏剧比赛编剧奖。）
风格与意象
——读蔡伟璇《墙外的朱槿》有感
◎杨秀晖
作家蔡伟璇的小说有自己的风格，看文不看作者，便能感觉似曾相识，具有一定辨识度。她的文字带着散文的美，笔触优雅闲淡，娓娓道来。叙事之前，会极尽渲染，做足前戏，丰饶琦丽间闪躲着细腻的人性。前戏不一定只为抒情，却一定与接下来的事件发展有关。对于小说家而言，把故事讲好看是第一要务。但，仅仅会讲故事似乎也还缺点什么，如果能有扎实的描写，有对细节的独到观察与揣磨，小说也就多了些美学意义上的突破。
若说细节是小说的“骨”，写“人”便是蔡伟璇作品中的“魂”。蔡伟璇擅长写人，这一特点，在她前些年出版的小说集《凤凰花地》中就表现得很尽致，邱红，好人老安、江秋、郑巧巧等，看似凡人小事，却在平实的叙述中不时异军突起，带给读者深深思索或掩卷叹息。
此番，小说集《墙外的朱槿》中，蔡伟璇笔下的人物多是文艺家或高知阶层，有诗人、画家、作家、教师、医生等。斯人通常有高品味，莳花种草，寄情山水，喝不同的茶要搭配不同的杯子，讲究生活的品质，把生活过成了一首诗。不信请看《一幅宋人的画》里的描写。包小容起床时，看到作家老公金熠坐在明晃晃的光线里，“淋在阳光中的，还有紫檀木大茶桌，茶桌上的茶盘，茶盘里大大小小五六只滋养得珠光玉润的紫耗茶壶，和一套分别名为卉红、菱香、月明、雪霁的四季建盏。金熠使用茶器很是讲究，泡红茶、铁观音、绿茶、白茶，每一款茶使一把壶，用一只不同的盏。“实属精致讲究，知识分子的情趣与精神世界，被作者刻划得入木三分。过着小资生活的知识分子，对敏感性建立的角度和深度都与常人不同，她（他）们会更注重自己的内心秩序，在处理人际关系与现实的矛盾时往往会碰上更多的问题。蔡伟璇以极其敏感而精道的剖析揭示了人物内心，以细腻笔触剖开这些矛盾，由此强化故事主旨，让读者看见诗意背后的真实人性。作家有时也像一个握着手术刀的医师，她让文中人物理性处理心中块垒，让文外的读者在酣畅读文间留下一点思索。
蔡伟璇犹擅写女人，《墙外的朱槿》的16个故事中，主人公大多是美女。那种美不是俗常的我们所常见的称之为的美，而是一种清凌凌的女性独特的风姿。《写不尽的诗行》中，蔡伟璇这样描述女主，“江水的美是她动态的身段制造出来的身姿，无所顾忌的肆意挥洒中，藏着一些清新，是嫩绿的草，斑斓的花那样的清新……普通的五官，布局协调地呈现在一张十分光滑的土豆皮肤色的杏子脸上，再加上匀称灵巧的身段，这就有了一股很不一般的魅力。” 作者避开了惊艳美丽等俗词，用清新的描述使得主人公有了重量—这份重量，是扎根生活的韧性。
这样的细节，在小说中俯仰皆是，附带也透露了女性心理之细腻。
《画布上的海》中，丧夫后的梅落，在与前人之子丁未的接触中，因愧疚而滋生了许多爱，也把与亡夫神似的丁未当成了自己寄托的一部分。她卖大房易小房，省出钱让他去还债，这样的做法，出自于对亡夫的想念以及对自己曾经反对丁未来县城读书的愧疚。却在阳台告别时的最后一眼，她发现丁未与丁洋其实有很大差别，心下忽然落空。女人幽微的情绪跃然纸上，上一秒兴高采烈，下一秒涕泪同下，九曲十八弯，善变而易感，十分形象。
“写人”给小说予温度，“意象隐喻”则赋小说予深度。蔡伟璇的每篇小说，几乎都有一个醒目的意象或图腾。
《墙外的朱槿》中，扶桑朱槿明艳秀丽、灼灼其华，娇艳而安详。女主人公积郁许久的心，在这样无声的安抚下慢慢平静，静庐别墅成为一种诗与远方。墙内的庄医生，让她相信人间确有一种干干净净的暖男物种存在，墙外的朱槿则让叫朱槿的中年女主重刷了对婚姻的信心，重新省视自己和女儿的人生。“朱槿” 的隐喻是多层的：一是中年女性的生命力——朱槿曾以为生活褪色，朱槿花却告诉她，中年仍能明艳有韧性；二是婚姻希望——邻居庄医生的温暖让她信 “有干净的暖男”，朱槿则让她重审婚姻：婚姻非围城，而是墙（安稳）与朱槿（惊喜）的结合；三是自我觉醒—— 她不再困于妻子、母亲等身份，报绘画班、与家人坦诚沟通，结尾和家人种朱槿苗时，墙外朱槿正盛，是她内心重生的写照。
意象是隐喻，也是象征，娴熟的小说家通过恰切的意象与自己的故事产生对焦。有时大概只是一种潜意识，但对于读者而言，都是饶有兴致的一件事，每个人千人千面，可以找到自己不同的表达，既新鲜也有趣，形成一种开放式的阅读体验。
《画布上的海》中，海之蓝是梅落隐逸的港湾，那里面也藏着亡夫丁洋的遗愿，“住在蔚蓝的海里，所有的海洋生物，都是老伙计。”身患肺癌的梅落同样认为，自己在此后所剩不多的日子里最好与海相伴相依，她不断画海，并在画海的日子里对前人之子丁未的施予援手，完成对自己救赎。
《柔软的湖水》《鸢尾花的蓝房子》《绿萼》《梦里玫瑰红遍》等多篇小说均是如此，以意象贯穿全文，成为一个多元搭喻的载体，既强化小说主题，又丰富了人物的精神世界，在叙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感手法综合的“色香形触闻”，写出了画面的质感，也从另一侧面表达心境和处境。
有人说，过多华丽的表达会减缓故事的节奏， 其实不然。蔡伟璇以女人的敏感抽丝剥茧，用小说家的坚毅迎难而上，她的小说甚少大起大落，情节跌宕起伏，她描写生活中的点滴，最终指向生命的真谛。她不写狗血纠葛，专注生活 “小瞬间”——一杯茶的温度、一朵花的绽放、一次转身的落空，这些瞬间藏着真实人性与哲思，是两性在婚姻与爱情中的自我坚持。她笔下的高知女性内心丰富，容易曲高和寡，对人性和人生失望，但她们冷静自持，知冷热知进退，善良而有良知。她们追求理想的生活品质，因有一身本领甚少求诸他人，她们是永远的文艺青年，精神洁癖，聪慧大方，知道如何移情转性，要嘛放过别人要嘛放过自己。
读《墙外的朱槿》，常想起亦舒的 “自爱，沉稳，而后爱人”。蔡伟璇传递的智慧是：女性的力量非对抗世界的锋利，而是接纳生活的柔软；非追求拥有一切，而是实现内心丰盈。如墙外朱槿，不与百花争艳，只在角落热烈绽放 —— 这是不慌不忙的生命力。
喧嚣尘世，你不可能什么都有，但内心的自给自足，往往可以让自己拥有更自由自在的丰盛人生。这是书中隐隐潜藏着的女性主义所喜爱的真理。有点师太的哲学，也应该是作者的生活态度。
（作者简介：杨秀晖，厦门市湖里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厦门市作家协会评论专委会委员、厦门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图书“闽系列”之《闽南的味道》《闽戏掠影》《闽南的匠人》《以爱之名》《你曾来过》《书画家白磊》等，作品《献“丑”了》获福建省第39届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
对底层人物的现实主义关怀
——读蔡伟璇《墙上的玫瑰》有感
◎吕丽娟
一口气读完作家蔡伟璇的《墙上的玫瑰》，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仿佛自己还沉浸在那个貌似虚构却又栩栩如生的魔幻世界里，不由自主地要与主角小余同紧张、共祈祷，期待每一个身边人都可以健康、平安。
疫情三年对许多人来说是一段难以置信的经历，甚至可以说它就像是一场噩梦。彼时的生活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无数“非必要”恍如隔世。而如今，当我们的市集恢复了熙熙攘攘的景象，当我们的聚餐、拥抱和旅游又成了“必要”的人生常态，很多人却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疼，似乎忘记了曾经我们在那三年时间里，所有人都共享一个最朴素的愿望：亲爱的你和我，我们只要健康、平安就好。
幸运的是，有作家这一群体的存在。他们不仅是社会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没有选择遗忘，而是选择真实地记录人们在疫情期间所经历的情感起伏——从最初的恐慌和悲伤，到后来的希望与团结。他们以细腻而深远的笔触，用文字的力量悄然治愈着每一位读者在那段非凡时期所承受的心灵创伤。
我经常抱着偏见地认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家，应该首先具备对底层人物的现实主义关怀。因此，《墙上的玫瑰》这篇反映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让我肃然起敬。它通过对疫情下普通人物小余及其周围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也揭露了疫情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包括经济压力、居住问题、人际关系等社会问题。
小说并没有直接描绘疫情带来的社会动荡，但是小余的经济压力、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染生病时的恐慌，都是疫情下一个普通人艰难生活的真实缩影。人们可以想象得到体弱者或贫穷者在瘟疫期间所面临的生存挑战。作为一个空巢青年，当小余赖以生存的小饭馆关闭、爷爷5000元遗产所剩无几的时候，他是焦虑的；当他不幸“中招”发烧，“喉咙刀割一般”，原本善良的租户怕被传染不得不选择逃离时，他是绝望的；往日平凡的感冒药布洛芬和感康，在那个时期不止金贵，还特别珍稀，“有钱也买不到，早被哄抢光了。”那个时候的他也是恐慌的。
这篇小说的语言朴实无华，贴近日常生活，也充满了对大量细节的描写，如食物、居住环境、个人习惯等，这些细节的累积增强了故事的沉浸感。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下，小说中的小余，面临着空巢青年的孤独与迷茫，他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也被作者描绘得淋漓尽致。
疫情前，小余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对生活充满着美好的幻想。他喜欢文学，向往旅游。如果生活没有意外，小余还和亲爱的爷爷一起生活；如果没有意外，小余的理想是等钱攒够了就去学车，然后买房车，跑遍世界；如果没有意外，小余可能根本不想结婚搭伙过日子。然而，人生总是充满了太多的意外，让人猝不及防。例如这场疫情就是始料不及的，它打乱了人们生活的秩序，改变了生活方式、工作模式以及与他人交往的方式。因为失业，小余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学会省吃俭用，他追求稳定安全的被动收入，习惯了“困”在家里的生活状态；因为疫情，小余不仅自我开始觉醒，也在老林一家的互动中体会到人生宝贵的真情而雪晴的出现，从而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未来，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相互扶持，展现了人性中的善良和坚韧。
这篇小说中最大的意外，也是让我最意难平的地方出现在结尾部分。滨海市的疫情已经结束，小余已经“阳康”。他爱上了雪晴，并还主动向其求婚。正当小余一边收拾“新房”,一边畅想着与雪晴扶持过崭新日子的时候，雪晴却不幸遭遇车祸。我不由地感慨，老百姓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呢？无非就是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能够健康平安罢了！
诸如此类的意外和变数，在小说中通过巧妙的结构设计，让情节发展有序，使得每个章节都围绕小余的生活和心理变化展开，逐步推进故事的高潮和转折。除此以外，小说在文学技巧上表现非常出色，还充分地运用了象征和隐喻。比如“墙上的玫瑰”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元素，就多次出现在故事中。
爷爷过世后，两盆玫瑰就由小余接手照管它们成为了小余对爷爷记忆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中的一种慰藉。与这个因为疫情几乎沉寂过去的城市正好相反，它们仿佛因为有了小余目光的滋养而热烈地活着。而小余在孤独和迷茫时，也经常会去阳台看望玫瑰。小说中还提到小余将玫瑰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想象雪晴看到阳台上的玫瑰时的反应，构建了一个温馨的家的形象。
通过这些文学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玫瑰在小说中不仅是一个物理存在，更是情感、记忆、希望和生活的象征，它与小余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是小说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最后，通过“墙上的玫瑰”这个标题，作者蔡伟璇成功地将小说的主题和情感浓缩于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画面当中。
以上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墙上的玫瑰》这篇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其成为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现实主意作品。
（作者简介：吕丽娟，笔名如月，女，1980年出生，福建漳州人，现居厦门，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厦门市作家协会会员、厦门市翔安区作家协会会员，已在各类文学刊物发表上百篇散文、小说、评论及诗歌，获奖若干，著有诗集《我关心》等。）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