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根系与特区枝叶的精神交响
——论张俊彪文学创作的时空哲学与当代启示
袁竹
一、时空坐标中的文化基因解码：从黄土高原到经济特区的精神迁徙
（一）地理诗学的双重建构：革命历史的在地化书写与现代转型的空间隐喻
张俊彪的创作生涯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独特的地理空间为叙事载体，将黄土高原的革命记忆与特区的现代性经验巧妙熔铸，构建起独树一帜的 “地理诗学”。在其早期作品《血与火》系列中，陇东窑洞那坚实的夯土质感、彭德怀咀嚼糜子馍的生动场景，这些看似平凡的细节，却如同一把把钥匙，打开了通往革命历史深处的大门，将宏大的革命叙事转化为读者可切实感知的生命体验。
陇东窑洞，作为黄土高原独特的居住形式，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它不仅是当地人民抵御恶劣自然环境的栖息之所，更是革命时期重要的战略据点和生活空间。张俊彪在描写窑洞时，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其内部陈设、土炕的温度以及墙壁上的斑驳痕迹，让读者仿佛能触摸到那段历史的沧桑。而彭德怀咀嚼糜子馍的画面，则将革命领袖从高高在上的神坛拉回人间，展现出他们在艰苦斗争岁月中与普通民众同甘共苦的真实形象。糜子馍，这种由黄土高原上的糜子制成的粗糙食物，成为了革命艰苦卓绝的象征。它的存在，使革命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味觉、触觉等感官体验，深深烙印在读者的心中。
这种书写方式，将地域生存智慧与红色叙事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它不是简单地罗列地域景观，而是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背后的精神内核，通过饮食、居所等日常生活细节，将宏大的革命史转化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故事。在这个过程中，糜子馍的粗糙质地与革命斗争的艰难困苦相互呼应，窑洞的冬暖夏凉则隐喻着红色政权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拥有坚实的民心根基。张俊彪在《我的创作之路》访谈中曾深情地说道：“陇东的每一寸黄土都埋着故事，我写的不是战役本身，而是战役中活人的呼吸。那些老兵说，彭总打仗时能三天三夜不睡，饿了就啃干硬的糜子馍，骂起娘来震得窑洞嗡嗡响 —— 这些细节比任何赞歌都更能让人相信革命的真实。” 正是这种对细节的执着追求，使得《血与火》系列区别于同时期公式化的革命叙事，以独特的 “地理诗学” 建构，为红色历史赋予了坚实的地域文化支撑。
与贾平凹的 “商州世界” 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相比，张俊彪的地理书写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贾平凹在《秦腔》中，以细腻而深沉的笔触描绘了商州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变迁，通过对传统戏曲秦腔的衰落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式微，表达了对传统文化消逝的无奈与悲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则聚焦于黄土高原上青年的城乡突围，以孙少平和孙少安两兄弟的奋斗历程为主线，展现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追求，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坚守。而张俊彪则将黄土高原视为 “精神根系”，而非封闭的 “文化孤岛”。他的作品不仅仅局限于对地域文化的描绘，更注重挖掘地域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出中国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和精神风貌。
当张俊彪的创作重心南迁深圳后，他的地理诗学实现了一次跨空间的创造性转化。在《幻化》三部曲中，深圳国贸大厦那闪耀着现代光芒的玻璃幕墙与黄土窑洞那朴实无华的夯土墙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峙，深交所电子屏上不断跳动的荧光与延安纺车那微弱的烛火构成了奇妙的时空叠印。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奇妙的组合，不仅展现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更揭示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复杂纠缠。
在小说中，主人公李红河在股市操盘的紧张间隙，脑海中时常浮现出延安的记忆。这些记忆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一种精神的回溯和连接。李红河将改革实践与革命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深知，无论是革命年代的艰苦奋斗，还是改革时期的创新探索，其本质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电子屏上跳动的数字，代表着现代市场经济的活力与机遇；纺车转动的圈数，则象征着革命年代的勤劳与坚韧。它们虽然形式不同，但在李红河的心中，都是 “为人民谋幸福” 的不同时代注脚。
这种空间并置的手法，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观，构建起 “革命初心 — 改革实践 — 未来愿景” 的三维时空结构。通过这种结构，张俊彪将改革开放的时代命题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审视，使其获得了更为深厚的历史纵深和精神厚度。值得注意的是，张俊彪对空间意象的运用始终保持着辩证思维。他既不将黄土高原神化为遥不可及的 “精神原乡”，也不将深圳塑造成完美无缺的 “现代乌托邦”。而是通过窑洞与写字楼、纺车与电子屏等空间意象的相互映照，深入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
这与余华在《兄弟》中对改革开放的 “极端化” 书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余华以荒诞夸张的叙事手法，放大了时代的撕裂感，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价值观的巨大冲突和人性的扭曲。而张俊彪则以辩证的视角，探寻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之道。他相信，传统与现代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价值观和精神力量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现代的理念和技术也为传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文化基因的双向赋能：信天游传统与闯海精神的互文共生
黄土高原的 “信天游” 抒情传统与特区的 “闯海精神”，在张俊彪的笔下宛如两条奔腾的河流，相互交汇、相互激荡，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互文。信天游，这种诞生于黄土高原的民间歌谣，以其高亢激昂的旋律、质朴真挚的歌词，表达了当地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苦难的抗争。它是黄土文化的重要象征，承载着黄土高原人民的情感和记忆。
在《曼陀罗》中，主人公林晓阳在股市暴跌、人生陷入困境之时，独自吟唱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一情节看似突兀，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这个关键时刻，信天游不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歌曲，而是成为了林晓阳内心深处坚韧精神的寄托。它将乡土中国的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注入到现代性困境之中，为林晓阳提供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张俊彪在创作谈中曾解释道：“信天游不是我刻意加进去的‘文化符号’，而是我骨子里的东西。当年在深圳写《曼陀罗》，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总想起陇东的山，想起那些老调子 —— 它们是困境中的精神支撑，是不会被市场经济冲垮的根。”
信天游的高亢旋律，如同一股强劲的力量，冲破了现代社会的喧嚣与浮躁，让人们感受到了来自乡土的质朴与纯真；而 “哭嫁调” 的悲怆底色，则如同一首深沉的挽歌，诉说着生活的苦难与无奈，同时也蕴含着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表达，构成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双重声部。当商业文明的冲击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崩塌时，乡土文化的精神基因便成为了抵御异化的内在力量。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文化嫁接，而是通过对抒情方式的重构，使传统民歌的精神内核与现代性焦虑形成了强烈的共振。正如小说中所写：“那些老调子不是古董，是藏在血液里的勇气。”
与此同时，深圳的 “闯海精神” 也反向激活了红色记忆的当代生命力。在《省委第一书记》中，改革者陈阳 “杀出一条血路” 的果敢魄力，与《鏖兵西北》中彭德怀 “狭路相逢勇者胜” 的豪迈血性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陈阳在推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遭遇了重重阻力，但他始终坚定信念，勇往直前。深夜，当他在办公室里为改革方案而苦苦思索时，阅读《毛泽东选集》的细节，并非是为了迎合政治正确而刻意标榜，而是深刻地揭示了改革精神与革命精神的内在同构。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需要人们具备突破桎梏的勇气、实事求是的智慧以及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
张俊彪刻意强化了这种精神谱系的延续性，他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刻的思考，展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为了实现理想和目标而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革命精神并非只存在于历史的记忆中，而是在当代社会中依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引领作用。同时，特区的 “闯海精神” 也为红色记忆注入了新的时代活力，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种双向赋能的创作方式，使张俊彪的作品摆脱了地域文学的封闭性和先锋文学的无根性。黄土文化为特区叙事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根系，使其在现代性书写中避免了价值虚无的困境；特区经验则为红色记忆注入了鲜活的时代活力，打破了革命叙事的固化模式，使其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这与贾平凹后期作品中 “传统文化自救” 的书写形成了明显的差异。贾平凹在《古炉》中，试图以传统文化的力量来化解现代性危机，强调传统文化的救赎作用；而张俊彪则主张 “双向赋能”，认为传统与现代应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幻化》三部曲的人物谱系中，理想主义者李红河在改革浪潮中的精神挣扎、投机商人王深圳在追逐利益过程中的价值迷失，本质上都是两种文化基因在个体身上的裂变与重构。李红河怀揣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投身于改革的洪流之中，但在面对现实的种种困难和诱惑时，他的内心也时常产生动摇和挣扎。王深圳则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为了追求财富和成功，逐渐迷失了自我，陷入了精神空虚的困境。这些人物的命运轨迹，展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精神世界的复杂图景，比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 “单向度” 的城乡突围更具现实复杂性。在路遥的笔下，城乡冲突最终以孙少平 “坚守理想” 而达成和解；而张俊彪则直面文化碰撞中的价值撕裂与重构，展现了人性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多面性和不确定性。
二、创作方法论的三次突破：从历史解构到精神结晶的美学进阶
（一）80 年代：红色叙事的去魅化与微观史学实践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坛正处于一个风云激荡的变革时期。在那个 “高大全” 创作范式盛行的时代，文学作品往往将革命领袖塑造为完美无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性符号，这种创作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但也不可避免地使人物形象变得抽象、空洞，缺乏真实感和生命力。而张俊彪却以其敏锐的文学洞察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率先打破了这种创作范式的束缚。他的作品《鏖兵西北》宛如一颗璀璨的新星，在当时的文坛上闪耀出独特的光芒，开启了红色叙事的去魅化实验。
张俊彪的这一实验，核心在于将 “微观史学” 的理念巧妙地融入文学创作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革命领袖首先是普通人，他们有着普通人的情感、欲望和弱点。因此，他在创作中拒绝将革命领袖神化，而是通过一系列生动鲜活的生活化细节，努力还原他们作为 “人” 的本质。在《鏖兵西北》中，彭德怀元帅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军事统帅，而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和真实情感的人。他会在青化砭战役前焦急地说出 “娘的，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这样看似粗鄙却充满力量的话语，这一细节不仅精准地捕捉到了军事统帅在面临重大战役时的焦虑与担当，更让读者感受到了彭德怀元帅的真实与亲切。这种 “真实的粗粝”，远比那些华丽空洞的赞歌更能彰显历史的可信度，使读者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们在艰苦岁月中的奋斗与牺牲。
为了确保这些细节的真实性，张俊彪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深知，文学的真实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为了那句 “骂娘”，他不辞辛劳地寻找了三位当年的警卫员进行核实，当得到他们一致的肯定回答 ——“彭总急了真会这么说” 时，他才放心地将这一细节写入作品中。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执着追求，体现了张俊彪作为一名作家的严谨态度和责任感。
不仅如此，为了还原西北野战军的战斗细节，张俊彪还进行了一次艰苦而意义非凡的徒步穿越陇东高原之旅。在这次旅程中，他寻访了百余位老兵，用心倾听他们的讲述，记录下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感官记忆。“子弹穿过棉袄的焦糊味”“雪地里啃冻土豆的咯吱声”，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构成了 “带着体温的历史书写”。它们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战士们的坚韧以及那段历史的厚重。
张俊彪的这种创作方法论，对后来的纪实文学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显惠的 “命运三部曲” 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杨显惠在创作中同样注重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真实呈现，他通过对河西走廊地区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的描写，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苦难与挣扎。这种对历史细节的关注，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更使读者能够从微观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历史。
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张俊彪的 “去魅化” 书写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本质上是对历史真实的重新定义，他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宏大事件的编年体记录，更是无数个体生命体验的集合体。与同期的红色叙事作家相比，张俊彪的独特性不言而喻。他既不像部分作家那样盲目地固守 “高大全” 范式，使作品陷入僵化和刻板；也不像一些先锋派作家那样，以 “解构历史” 为噱头，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他以 “微观细节” 为基石，重构了历史的可信度，使历史变得更加真实、丰满、立体。
在《血与火》系列中，张俊彪通过对普通士兵家书的展示，让读者看到了他们在战场上对家人的思念和牵挂；农家妇女送饭场景的描写，则展现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支持与奉献；伤员的呻吟与欢笑，更是生动地体现了他们在战争中的痛苦与坚强。这些看似平凡的个体生命体验，成为了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俊彪通过这种 “以小见大” 的书写策略，成功地使革命历史从抽象的政治符号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生命史诗。
更重要的是，张俊彪的作品暗含着对 “人民创造历史” 这一伟大命题的深刻诠释。他通过微观细节的精心铺陈，构建了一个 “领袖 — 士兵 — 民众” 的三维历史图景。在这个图景中，革命的胜利不再仅仅是领袖英明决策的结果，更是普通士兵英勇奋战、广大民众无私奉献的共同成就。领袖的智慧与决策引领着革命的方向，士兵的流血牺牲是革命胜利的直接力量，而民众的支持与付出则是革命的坚实基础。张俊彪打破了单一化的历史叙事模式，为红色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充满生机与活力的 “新写实” 路径。
这与余华在 80 年代的 “冷酷叙事” 对历史的解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余华以《十八岁出门远行》为代表的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叙事逻辑，展现出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冷峻审视。而张俊彪则始终坚守历史的温度，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呈现，让读者感受到革命先辈们的热血与情怀，使历史变得更加真实可信、温暖感人。
（二）90 年代：人性光谱的多棱镜建构与权力异化的心理诗学
进入 90 年代，中国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市场经济的蓬勃兴起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给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背景下，张俊彪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变革对人性的深刻影响，他的创作重心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深入勘探人性的复杂性以及社会转型期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幻化》三部曲便是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这部作品犹如一面多棱镜，全方位地折射出人性的光辉与阴暗、美好与丑恶，构建起了当代文学中极为罕见的复杂人物谱系。
在《幻化》三部曲中，张俊彪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形象丰满的人物形象。理想主义者李红河，怀揣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积极投身于改革的浪潮之中。他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然而，现实却充满了重重困难和挑战，他在改革的道路上屡屡碰壁，不断遭受挫折。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初心，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抗争。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一方面是对理想的坚定信念，另一方面是现实的残酷打击，这种内心的冲突使他的形象更加立体、真实。
投机商人王深圳则是另一种典型形象。他善于钻营，凭借着自己的精明和不择手段，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迅速暴富。然而，物质上的富足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反而使他陷入了精神空虚的深渊。他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忘却了生活的真正意义。他的内心充满了贪婪、欲望和恐惧，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和权力，他不惜牺牲自己的道德和良知。王深圳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经济对人性的腐蚀和扭曲，以及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过程中所面临的精神危机。
传统文人张砚秋则固守着清高的姿态，试图在现代社会中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追求。然而，他却难以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痛苦之中。他既不愿意随波逐流，又无法找到与现代社会和谐相处的方式，这种矛盾的处境使他的形象充满了悲剧色彩。
现代女性林晓阳则勇敢地追求独立和自由，她渴望在事业和爱情上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在这个充满诱惑和挑战的社会中，她却在情感与利益的漩涡中苦苦挣扎。她面临着爱情与事业的两难选择，既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又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迷茫，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林晓阳的形象展现了现代女性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以及她们为了追求自我价值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
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对 “权力异化” 的心理诗学书写尤为突出。省委书记赵东方原本是一位充满理想和抱负的改革先锋，他怀揣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积极推动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然而，在权力的诱惑和腐蚀下，他逐渐迷失了自我，陷入了腐败的泥潭。张俊彪将赵东方的蜕变过程处理为一个 “温水煮青蛙” 式的心理渐变过程，而非简单的道德审判。小说详细地描摹了他的心理轨迹：最初，他为了推动改革而不得不 “适度变通”，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尝到了权力带来的便利和诱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欲望越来越膨胀，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陷入了腐败的深渊无法自拔。
这种书写方式超越了同类反腐文学常见的口号化倾向，深入到了权力伦理的核心命题。与当下一些反腐题材作品如《人民的名义》相比，张俊彪的作品更具人性深度。《人民的名义》以鲜明的 “正邪对立” 来推动叙事，通过展现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激烈斗争，弘扬了正能量。而张俊彪则以 “同情的理解” 来描摹权力异化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他深入剖析了赵东方内心的矛盾和挣扎，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原本正直的人是如何在权力的漩涡中逐渐迷失自我的。这种对人性的深入挖掘，使作品更具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
与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对人性的 “零度情感” 书写不同，张俊彪拒绝以一种冷漠、旁观的态度来对待笔下的人物。他以一颗悲悯之心，审视着人性在社会变革中的挣扎与无奈。他理解人物的痛苦和困惑，对他们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和关怀。与贾平凹在《废都》中对权力与欲望的 “颓废式” 书写相比，张俊彪的作品更具现实批判的力度与建设性。《废都》以一种颓废、荒诞的方式展现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精神困境和道德沦丧，而张俊彪则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写，揭示了社会问题的根源，并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张俊彪在访谈中坦言：“我写赵东方，不是要简单地批判他这个人，而是要深刻地批判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很多改革者都是带着理想和信念上路的，但在权力的漩涡中，稍有不慎就会迷失方向。这是转型期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 他的这番话深刻地揭示了他创作的初衷和意图，也使《幻化》三部曲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人性的一次深刻探索，更是对社会现实的一次有力批判和反思。
（三）21 世纪：晚年写作的晶体化表达与生命哲学凝练
21 世纪初，命运的阴霾悄然笼罩了张俊彪。眼疾的困扰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锁，限制了他的创作视野，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以往宏篇巨制的创作方式，转而投身于短章写作。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种创作形式的转变，非但没有阻碍他的文学创作之路，反而成为了他美学风格蜕变的契机，催生出一种独特的 “晶体化” 表达特征。
在这一时期，张俊彪创作了《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生命的对话》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晶体，以其简洁而深邃的语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将他一生的时空体验、生命感悟浓缩其中。“窑洞的灯光比深圳的霓虹更亮”，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却蕴含着深刻的生命哲学。它并非是对过去和现在的简单比较，也不是对传统与现代的片面评判，而是将地域体验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窑洞的灯光，那昏黄而温暖的光芒，象征着精神的坚守与心灵的宁静，它是张俊彪在黄土高原上成长岁月的精神寄托，代表着一种质朴、纯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而深圳的霓虹，那绚丽多彩却又略显浮躁的光芒，代表着时代的机遇与物质的繁华，它是现代社会的象征，展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丰富和生活便利。二者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进程中精神与物质之间永恒的张力。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往往在追求物质享受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张俊彪的这句话，犹如一声警钟，提醒着人们要时刻保持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和追求。
张俊彪在晚年创作谈中曾感慨地说：“眼瞎了，心却更亮了。以前写长篇，总想把所有细节都写进去，现在只能写最核心的东西 —— 那些藏在心底的高山大河，那些支撑我走过一生的精神力量。黑暗让我看清了内心的光。” 这段话深刻地体现了他在创作理念上的转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阅历的丰富，他逐渐认识到，文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形式的华丽和内容的繁杂，而在于能否准确地传达出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因此，他在晚年的创作中，摒弃了复杂的叙事结构和华丽的修辞技巧，以极简白描的笔法直击事物的本质。这种 “减法写作” 的方式，使他的作品更加简洁、凝练，富有感染力，也更加贴近生活的真实。
这种 “晶体化” 的表达风格，暗合了海德格尔 “诗意栖居” 的美学理想。海德格尔认为，人类应该在大地上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存在，与自然、与世界和谐相处。张俊彪的作品正是这种美学理想的生动体现。他通过对生活中细微事物的观察和感悟，挖掘出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和生命意义，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宁静、深远的诗意。同时，这种风格也标志着张俊彪对文学本质的返璞归真。他不再追求外在的宏大叙事和表面的形式创新，而是更加注重内在的精神沉淀和情感表达。他用简洁的文字，描绘出生活的美好与艰辛，展现出人性的光辉与弱点，使读者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不平凡的价值。
与巴金晚年的《随想录》相比，张俊彪的晚年写作更注重地域经验与生命哲学的融合。巴金的《随想录》以深刻的忏悔意识，对历史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表达了对人性的呼唤和对真理的追求。而张俊彪则以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为依托，将黄土高原的精神底蕴与现代社会的生活体验相结合，探讨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与汪曾祺晚年的散淡美学相比，张俊彪的作品更具思想深度。汪曾祺的作品以其散淡、闲适的风格，描绘了生活中的种种美好，展现了一种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而张俊彪则在散淡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他的作品既有对生活的热爱，也有对现实的批判。与贾平凹晚年的《山本》相比，张俊彪的 “减法写作” 更显纯粹与深刻。贾平凹的《山本》依然执着于构建地域史诗，通过宏大的叙事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展现了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而张俊彪则以简洁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将一生的体验浓缩为精神结晶，使作品更具穿透力和感染力。
张俊彪的晚年写作，为中国作家的晚年美学提供了一个 “从绚烂到平淡” 的独特范例。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即使在身体条件受限、创作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作家依然可以通过对文学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生活的敏锐感悟，实现艺术上的自我超越。他的作品不仅是对自己一生创作生涯的总结和升华，更是对后来者的启示和激励，让人们看到了文学创作的无限可能性和作家在不同人生阶段所展现出的独特魅力。
三、文学伦理学的当代启示：在市场浪潮中建构精神坐标系
（一）真实性原则的双重守护：史料考据与情感本真的统一
在当下文学创作的多元格局中，张俊彪对真实性原则的坚守，宛如一座巍峨的灯塔，为文学的海洋指引着正确的航向。在这个流量写作与虚假叙事甚嚣尘上的时代，许多作品为了追求短期的商业利益，不惜牺牲真实性，以夸张、扭曲的情节和人物形象来吸引读者的眼球。然而，张俊彪却始终如一地秉持着对历史和文学的敬畏之心，将 “史料真实” 与 “情感真实” 相统一，为文学创作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标杆。
张俊彪对史料考据的执着追求，达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在创作《鏖兵西北》时，为了考证青化砭战役的具体地形，他不顾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徒步百里穿越陇东高原。在这片曾经洒满革命热血的土地上，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历史的痕迹，用心去感受当年战役的激烈与残酷。每一处山川的走向、每一条河流的分布，他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力求在作品中呈现出最真实的战役场景。
为了还原彭德怀的语言风格，张俊彪不辞辛劳地走访了数十位曾在彭德怀身边工作的老兵。他与这些老兵们促膝长谈，倾听他们讲述与彭总相处的点点滴滴，从他们的回忆中捕捉彭德怀独特的语言习惯和个性特点。这些老兵们的讲述，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使他笔下的彭德怀形象更加生动、鲜活，仿佛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真实可触。
在核实历史细节的过程中，张俊彪展现出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他查阅大量的档案文献，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寻找确凿的证据，以确保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甚至不惜与史学专家争论，只为了追求历史的真相。在他看来，文学不能篡改历史，历史是文学的根，只有根基深厚，文学之树才能枝繁叶茂。他在《文学的真实》一文中深情地写道：“我写《鏖兵西北》，光老兵访谈记录就有十几本，每一场战役的时间、地点、兵力部署，都要反复核实 —— 我不敢辜负历史，更不敢辜负那些牺牲的先烈。” 这种对历史的敬畏之情，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
更难能可贵的是，张俊彪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真实，他还将史料真实与情感真实有机地统一起来，避免了纪实文学常见的 “史料堆砌” 与 “情感空洞” 的弊病。在创作《省委第一书记》时，他深入调研国企改革的政策背景和社会矛盾，不仅了解了改革的宏观层面，还关注到了改革对普通工人生活的具体影响。他花费大量时间与改革者、普通工人交流，用心去捕捉他们的喜怒哀乐、焦虑迷茫。
小说中，工人老王面对下岗时的愤怒与无助，是那个时代无数工人真实情感的缩影。老王为企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却在改革的浪潮中面临下岗的困境，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和对命运的无奈。张俊彪通过细腻的描写，将老王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读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的痛苦与挣扎。而改革者陈阳推动改革时的压力与坚持，也源于真实的情感体验。陈阳深知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他面临着来自各方的阻力和质疑，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他始终坚定信念，为了实现改革的目标而不懈努力。张俊彪通过对陈阳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展现了他作为改革者的担当和勇气。
这种 “情感真实” 让历史叙事获得了温度与生命力，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人性和情感。当被问及为何拒绝修改 “不完美英雄” 以迎合评奖时，张俊彪的回答斩钉截铁：“文学的奖杯应该铸在读者心里，而非评审的表格上。” 他的这番话，体现了他对文学创作的坚定信念和对读者的高度负责。在他看来，文学的价值在于真实地反映生活，触动读者的心灵，而不是为了追求奖项而刻意迎合某些标准。
张俊彪对真实性原则的坚守，为当下文坛提供了对抗浮躁、拒绝媚俗的精神锚点。在当下的 “流量写作” 中，历史被戏说、人性被标签化，部分 “新历史小说” 为了博眼球而篡改革命史，部分 “爽文” 将权力斗争简化为善恶对决，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文学的品质和尊严。而张俊彪的实践证明，文学的生命力在于真实，唯有坚守 “史料真实” 与 “情感真实” 的统一，才能在市场浪潮中站稳脚跟。
这对近年来兴起的 “新国潮” 写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新国潮” 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堆砌，而是基于真实历史与情感的创造性转化。张俊彪对信天游传统的现代性运用，正是 “新国潮” 写作的典范。他将信天游这一古老的民间歌谣与现代社会的生活场景相结合，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在他的作品中，信天游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符号，而是成为了表达人物情感、展现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载体。通过对信天游的巧妙运用，他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 “新国潮” 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价值立场的中道智慧：在纯文学与市场化间开辟第三道路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纯文学” 与 “市场化” 的二元对立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许多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往往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追求文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坚守纯文学的阵地，还是迎合市场需求，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张俊彪以其独特的创作理念和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 “第三道路”，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张俊彪认为，纯文学的虚无与市场化的媚俗，都是对文学的背叛。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既肩负着探索人类精神世界、表达深刻思想的使命，又需要与读者建立紧密的联系，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和传播性。因此，他主张在形式探索与读者接受、艺术追求与市场传播之间寻找平衡点，实现文学的艺术性与市场性的有机统一。
《曼陀罗》便是这种 “中道智慧” 的典型体现。这部小说采用了先锋文学的三界叙事结构，将现实世界、记忆世界、幻想世界巧妙地交织在一起。通过时空交错、视角转换等形式创新，张俊彪成功地展现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使读者能够深入地洞察到人物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在现实世界中，主人公东方慧面临着职场的竞争、情感的纠葛和生活的压力，他在繁华的都市中迷失了自我，陷入了精神的迷茫。在记忆世界中，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成长经历以及与亲人、朋友的点点滴滴，这些回忆成为了他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而在幻想世界中，他与神灵对话，探索生命的奥秘和意义，展现出对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
同时，作品又蕴含着警世劝善的传统主题，通过主人公的命运沉浮，探讨了金钱、权力、情感的价值排序，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可读性。东方慧在追求金钱和权力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陷入了道德的困境。他与几位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脆弱。通过对这些情节的描写，张俊彪引导读者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和精神追求。
这种创作策略使《曼陀罗》既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叙事结构被视为当代文学形式探索的重要案例，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又受到普通读者的广泛喜爱，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情感纠葛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读者们在阅读过程中，不仅被小说的精彩情节所吸引，还能够从中获得深刻的人生启示。
在《幻化》三部曲中，张俊彪同样践行了 “第三道路” 的创作理念。他以史诗般的格局书写时代转型，展现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巨大变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小说中，他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命运起伏，展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同时，他不拒斥通俗文学的叙事张力，巧妙地运用悬念、冲突等叙事手法，使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置身于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和人们的奋斗精神。
在《省委第一书记》中，张俊彪深入探讨权力伦理，揭示了权力的本质、权力的运行机制以及权力对人性的影响。他通过对省委书记赵东方从改革先锋到腐败分子的蜕变过程的描写，深刻地剖析了权力的两面性和人性的脆弱性。然而，他避免了说教式的表达，而是通过生动的情节和细腻的人物刻画，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感悟。这种平衡使其作品在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中获得双重认可，既为学术界提供了研究权力伦理的重要文本，又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的文学作品。
与余华 “先先锋后通俗” 的转型不同，张俊彪始终坚守 “第三道路”。余华以《活着》为转折点，实现了从先锋到通俗的转向，前期作品注重形式探索和实验，后期作品则更侧重于故事性和可读性。而张俊彪则在《曼陀罗》等作品中，同时兼具先锋性与通俗性，他将先锋的叙事技巧与通俗的主题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
与贾平凹 “纯文学为主、兼顾市场” 的策略相比，张俊彪的 “双向平衡” 更显自觉与成熟。贾平凹的作品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域特色著称，他在创作过程中，更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同时也会考虑到市场的需求。而张俊彪则更加明确地追求艺术性与市场性的平衡，他在作品中既注重形式创新和思想表达，又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市场的反馈。
当下文学界仍存在 “纯文学鄙视市场”“市场化文学放弃艺术追求” 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不仅限制了文学的发展，也使许多优秀的作品难以被读者所发现。张俊彪的实践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式，证明文学的艺术性与市场性并非天敌，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近年来部分 “现实题材爆款小说”，如《人世间》的成功，正是印证了 “第三道路” 的可行性。《人世间》以通俗的叙事方式承载深刻的时代命题，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的描写，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们的奋斗历程。它既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与张俊彪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
（三）文化传承的摆渡人角色：从个体创作到生态建构的超越
张俊彪文学馆的建设，是他文学事业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他的创作实践从个体表达向文化生态建构的重大超越。这座位于深圳的文学馆，不仅仅是一个展示个人成就的场所，更是一个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作家与读者的文化枢纽，构建起了一个 “作家 — 作品 — 读者 — 地域文化” 的生态闭环。
走进张俊彪文学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馆内 “黄土窑洞” 与 “深圳窗口” 的并置陈列。这一独特的陈列方式，直观地呈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轨迹。黄土窑洞，作为黄土高原的标志性建筑，承载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和历史记忆。它是张俊彪成长的地方，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在这里，他汲取了黄土文化的养分，孕育出了许多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作品。而深圳窗口，则象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代表着现代性的冲击和变革。深圳的快速发展和多元文化，为张俊彪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时代的气息和全球的视野。
通过这一独特的陈列，张俊彪将自己的创作轨迹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黄土高原的红色叙事到经济特区的现代性书写，他的作品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学缩影。在这个过程中，黄土文化与特区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丰富内涵。
文学馆内的手稿展示区，陈列着张俊彪的大量手稿，这些手稿是他文学创作的珍贵遗产。它们记录了他创作的过程和思考，展现了他的创作思路和风格演变。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手稿，近距离地感受他的创作热情和才华，了解他是如何将生活中的点滴感悟转化为文学作品的。手稿上的修改痕迹，也让读者看到了他对文学的严谨态度和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
创作历程介绍区，则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详细地展示了张俊彪的创作历程。从他早年的诗歌创作，到后来的传记文学、长篇小说等多种文体的尝试，每一个阶段都有详细的介绍和解读。在这里，读者可以了解到他的创作背景、创作动机以及作品的主题和艺术特色。通过对他创作历程的了解，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感受到他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
读者互动空间的设置，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与作家、与其他读者交流的平台。在这里，读者可以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和体会，与他人进行思想的碰撞和交流。张俊彪也经常亲自来到文学馆，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会为青少年讲解创作手稿，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人生感悟；他还会开展文学讲座，介绍文学创作的技巧和方法，引导读者走进文学的世界。通过这些互动活动，张俊彪践行了 “文学香火代代传” 的承诺，让文学的火种在年轻一代中传承下去。
张俊彪深知，文学传承不仅是作品的流传，更是精神的传递。在与青少年读者的交流中，他很少谈论创作技巧，更多的是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与精神追求。从陇东高原的农家少年到著名作家，从红色叙事的探索者到现代性书写的先锋，他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励志的文学教材。他的故事激励着青少年读者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坚持自己的信念，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努力奋斗。
这种 “活态传承” 理念，在数字时代尤具启示意义。当下，碎片化阅读、短视频传播等新兴的阅读方式冲击着深度文学体验，青少年对地域文化、红色传统的认知逐渐淡化。而张俊彪文学馆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精英与大众的精神渡口。它通过丰富多样的展示和互动活动，让青少年读者能够亲身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和力量，增强对地域文化和红色传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张俊彪主导开发的 “黄土 — 特区文学数字馆”，更是将现代科技与文学传承相结合的创新之举。通过 VR 技术，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还原窑洞与深圳写字楼的场景，沉浸式体验张俊彪创作的时空对话。在虚拟的窑洞场景中，读者可以感受到黄土文化的质朴与厚重；在虚拟的深圳写字楼场景中，读者可以领略到特区文化的现代与活力。这种创新形式既符合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又实现了文化传承的现代化转型，为数字时代的文学传播提供了新范式。
这与近年来 “地域文学复兴” 的趋势形成呼应。部分地区通过建设作家纪念馆、举办文学节等方式传承地域文化，但多数仍停留在 “静态展示” 层面。而张俊彪的 “活态传承” 理念，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不仅注重对地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更注重将地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使其在当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通过文学馆的建设和一系列的活动，他让地域文化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本土与全球的精神桥梁，为地域文学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四、未完成的现代性：在历史与未来之间铺设思想拼图
（一）双螺旋结构的文化人类学价值：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密码
张俊彪的作品宛如一部宏大的文化史诗，生动地展现了黄土文化与特区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独特图景，构建起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意义深远的 “文化双螺旋” 结构。这种结构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人类学价值，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现象提供了独特而宝贵的视角。
黄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它以 “土地伦理” 为核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们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依赖，孕育出勤劳、朴实、坚韧的品质。在这片黄土地上，人们世世代代耕耘劳作，与土地建立了血脉相连的关系，土地不仅是他们生存的基础，更是他们精神的寄托。集体主义精神也是黄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应对生活挑战，形成了团结互助、顾全大局的价值观念。革命传统更是黄土文化中熠熠生辉的部分，这里是革命的摇篮，无数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成为黄土文化中永不磨灭的记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而特区文化，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代表着现代性的前沿探索和创新精神。它以 “市场逻辑” 为导向，强调竞争、效率和创新，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特区人民勇于拼搏、敢于冒险，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个体意识在特区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人们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个性自由和发展空间。创新精神是特区文化的灵魂，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管理体制和技术创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在张俊彪的作品中，这两种文化并非孤立存在，也不是简单的对立或融合，而是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动态的 “纠缠 — 碰撞 — 共生 — 转化” 过程。在《幻化》三部曲中，这种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深入剖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文化融合现象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内生逻辑。现代化并非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抛弃，而是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寻找彼此的共生点和契合点，在文化的差异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内核。
与贾平凹 “传统文化自救” 的书写不同，张俊彪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虽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底蕴，但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仅凭自身的力量难以独自应对各种挑战。传统文化需要与现代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与部分 “全盘西化” 的先锋写作相比，张俊彪坚决反对抛弃传统、盲目拥抱纯粹现代性的做法。他坚信，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根，是文化的源泉，抛弃传统就等于失去了根基，现代性的发展也将成为无本之木。
在《曼陀罗》中，信天游这一黄土文化的典型代表，与股市所代表的现代商业文明形成了强烈的碰撞。信天游那高亢激昂、质朴真挚的旋律，承载着黄土高原人民的情感和记忆，而股市的波动则象征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变化和不确定性。当主人公林晓阳在股市暴跌后独自吟唱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时，这种碰撞达到了高潮。在这个关键时刻，信天游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符号，它所蕴含的乡土中国的坚韧精神，与林晓阳在现代商业困境中所面临的焦虑和挣扎相互交织，最终升华为对人性本质的深刻追问。这种碰撞和升华，展现了黄土文化与特区文化在个体内心世界的冲突与融合，也揭示了现代性进程中人们在物质追求与精神坚守之间的艰难抉择。
在《省委第一书记》中，革命传统的牺牲精神与改革时代的创新意识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转型期中国的精神底色。革命传统的牺牲精神，激励着改革者们在面对重重困难和阻力时，勇往直前、无私奉献，为了实现改革的目标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而改革时代的创新意识，则为革命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使它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体现了两种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共生与融合，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这种文化融合不是简单的 “西化” 或 “复古”，而是基于本土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它符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文化理念。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我们应该尊重和欣赏各自文化的独特之处，同时也要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张俊彪的作品有力地证明了，传统文化可以为现代性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使现代社会在追求经济发展和物质进步的同时，不迷失精神家园；现代性则可以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活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二者的 “双螺旋” 结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身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碰撞日益加剧的当下，这种文化融合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新国潮” 的兴起，正是文化双螺旋结构在当代社会的生动实践。年轻人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生活方式相结合，通过创新的方式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现象与张俊彪的文化融合理念一脉相承，都体现了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趋势。
（二）晚年变法的美学启示：作家晚年写作的可能性边界
张俊彪的 “晚年变法”，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上一次极具震撼力和启发性的创作转型。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从早期的宏阔叙事到晚年的极简白描，这一转变犹如一场华丽而深刻的蜕变，不仅为他个人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天地，更为整个文学界带来了关于作家晚年写作可能性的全新思考。
在文学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作家晚年必衰退” 的刻板印象犹如一层厚重的阴霾，笼罩着人们对作家晚年创作的期待。许多作家在晚年时期，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生活阅历的局限以及创作思维的固化，往往陷入创作的困境，作品质量也难以与早期相媲美。然而，张俊彪却以其独特的 “晚年变法”，勇敢地打破了这一魔咒，为我们展现了作家晚年写作的无限可能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俊彪面临着诸多创作上的挑战。眼疾的困扰如同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严重限制了他的创作视野和创作能力。曾经敏锐的视觉感知变得模糊不清，这对于一个依赖观察和描绘世界的作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同时，精力的衰退也使他难以像年轻时那样，长时间投入到复杂而宏大的叙事创作中。长篇巨制的创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他逐渐感到力不从心。
然而，张俊彪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击败，而是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将身体的局限转化为创作的独特优势。眼疾虽然剥夺了他的视觉敏锐度，但却促使他更加深入地探索内心世界。他开始专注于内心体验的表达，用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描绘那些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情感、思想和感悟。在他的晚年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内省意识和对生命的深度思考。他不再依赖外部世界的表象来构建作品，而是从内心的深处汲取创作的灵感，使作品更具思想性和感染力。
精力的衰退让他果断地放弃了长篇叙事的创作方式，转而投身于短章写作。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晶体化表达风格。这种风格以简洁凝练的语言、深刻独到的思想和强烈的情感冲击力为特点，将复杂的人生体验和深刻的生命哲学浓缩在短小精悍的篇章中。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经过精心雕琢，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无尽的韵味。“窑洞的灯光比深圳的霓虹更亮”，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却蕴含着深刻的生命哲理。它将地域体验与生命哲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通过对窑洞灯光和深圳霓虹的对比，表达了对精神坚守与物质追求的深刻思考。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被物质的繁华所迷惑，忽略了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充实。而窑洞的灯光，象征着一种质朴、纯粹的精神追求，它在黑暗中闪耀着温暖的光芒，给予人们心灵的慰藉和力量。
这种从 “加法” 到 “减法” 的创作转向，不仅是风格的调整，更是对文学本质的深刻回归和重新诠释。在早期的创作中，张俊彪可能更注重叙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丰富性，通过大量的细节和复杂的结构来展现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然而，在晚年的创作中，他逐渐认识到，文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形式的华丽和内容的繁杂，而在于能否准确地传达出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因此，他摒弃了那些繁琐的叙事技巧和华丽的修辞手段，以极简白描的笔法直击事物的本质。这种创作方式使他的作品更加简洁明了、富有张力，也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与巴金晚年的《随想录》相比，张俊彪的晚年写作虽然同样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在表现形式和情感表达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巴金的《随想录》以忏悔意识为核心，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自我的剖析，表达了对人性的呼唤和对真理的追求。而张俊彪则以地域经验为根基，将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和特区的现代生活体验融入到作品中，探讨了生命的意义、价值和存在的方式。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家乡的眷恋、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时代的思考，展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个人风格。
与汪曾祺晚年的散淡美学相比，张俊彪的作品更具思想深度和情感张力。汪曾祺的作品以其散淡、闲适的风格著称，他善于描绘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展现出一种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而张俊彪则在散淡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对人生困境的深入思考。他的作品既有对生活的热爱和赞美，也有对现实的忧虑和反思，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还能引发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入思考。
与杨绛晚年的通透智慧相比，张俊彪的晚年写作更具情感的真挚和表达的强烈。杨绛的作品以其通透、智慧的风格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她通过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深刻思考，展现出一种从容、淡定的人生境界。而张俊彪则以其真挚的情感和强烈的表达，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感悟和思考毫无保留地呈现给读者。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的激情和力量，使读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
张俊彪的 “晚年变法”，为解决 “作家晚年失语” 的困境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它让我们认识到，晚年写作不必拘泥于传统的创作模式和思维定式，不必追求宏大叙事和复杂结构。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创作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和题材。晚年写作可以成为作家精神浓缩和艺术升华的契机，通过对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和对生命哲学的深刻思考，创作出具有独特价值和魅力的作品。
在当下的文学界，部分作家在晚年陷入了 “重复自我” 的困境，他们执着于早年的叙事模式和创作风格，无法突破自我，实现创新和超越。而张俊彪的 “晚年变法”，为这些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它告诉我们，晚年不是创作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作家在晚年时期，仍然可以通过不断地学习、思考和创新，实现艺术上的自我超越，为文学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例如，贾平凹晚年仍坚持创作长篇地域史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他的创作风格和主题，但与张俊彪的 “晚年变法” 相比，缺乏一种突破和创新的精神。而张俊彪则以短章实现了 “以小见大” 的突破，他的作品虽然篇幅短小，但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为当代作家的晚年写作提供了多元的参照和启示。
（三）文学在地性的当代诠释：全球化时代的创作坐标重构
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文学创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 “在地性” 与 “全球化” 的激烈张力中，张俊彪 “双脚踏两地，一心通古今” 的创作经验，宛如一座明亮的灯塔，为当代作家重构创作坐标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示。
所谓 “文学在地性”，并非是一种狭隘、封闭的地域书写，将自己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文化和故事中，而是以本土经验为独特切入点，积极回应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多命题。它也不是盲目排外的文化保守主义，拒绝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而是在多元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努力提炼出属于本土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展现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张俊彪的创作历程，宛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始终深深扎根于黄土高原这片广袤而厚重的文化根系之中。信天游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是从黄土高原的深处传来，带着泥土的芬芳和人民的情感，成为他作品中独特的抒情符号。这种古老的民间歌谣，以其质朴的歌词和高亢的曲调，表达了黄土高原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苦难的抗争。在《曼陀罗》中，当主人公林晓阳在股市暴跌后陷入人生低谷，独自徘徊在深圳的街头时，他下意识吟唱的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并非简单的文化怀旧，而是将信天游中 “苦中作乐、绝境求生” 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对抗现代性焦虑的精神武器。张俊彪在创作谈中曾坦言：“信天游的旋律里藏着黄土人的骨头，不管是打仗还是经商，这种骨子里的坚韧不会变。” 这种将地域歌谣转化为精神密码的书写，让 “在地性” 突破了单纯的文化符号层面，成为人物生命肌理的一部分。
黄土的土地伦理，是张俊彪创作的重要基石。在黄土高原上，土地是人们生存的根本，是他们与自然、与祖先、与后代相连的纽带。人们对土地怀着深深的敬畏和热爱之情，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传承着古老的农耕文化。这种土地伦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注重家族的延续和传承，体现了黄土高原人民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理解。在《血与火》系列中，陇东农民为支援西北野战军，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仅存的糜子粮送到前线，这种 “把土地的馈赠献给正义事业” 的选择，正是土地伦理的具象化表达。而当创作视野转向深圳，这种土地伦理被转化为 “对脚下土地的责任”——《省委第一书记》中，改革者陈阳拒绝在生态敏感区盲目开发房地产，坚持 “发展不能断了后人的路”，正是黄土土地伦理在现代都市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证明，“在地性” 并非僵化的传统复刻，而是能够随着时代变迁不断生长的精神根系。
红色革命的精神遗产，更是为张俊彪的创作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黄土高原作为革命老区，见证了无数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他们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些红色革命的精神遗产，如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顽强的斗争意志等，成为张俊彪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在《鏖兵西北》中，彭德怀 “为老百姓打仗” 的誓言，与《幻化》三部曲中李红河 “改革要让工人有饭吃” 的坚守，形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呼应。张俊彪没有将红色遗产简化为政治口号，而是通过具体的生命体验展现其当代价值 —— 当特区的投机者王深圳为逐利不择手段时，李红河始终以 “不辜负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准则，这种源自红色传统的价值坚守，让 “在地性” 拥有了穿越时代的精神力量。
同时，张俊彪又以开放包容的视野，热情地拥抱特区的现代性浪潮。他敏锐地捕捉到市场经济、都市文明和全球化挑战等时代命题，将其巧妙地纳入自己的创作视野。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特区的繁华与喧嚣、机遇与挑战，以及人们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变革的时代中的奋斗与挣扎。他笔下的深圳，不是一个抽象的 “现代化符号”，而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真实场域：国贸大厦的电梯里，穿着西装的白领与背着蛇皮袋的创业者擦肩而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厅里，财富的狂欢与人性的迷失交织上演。《曼陀罗》中，林晓阳从陇东农村来到深圳，在股市的大起大落中经历了 “从坚守本心到迷失自我，再到重拾初心” 的精神旅程，这个过程正是现代性浪潮中个体命运的缩影。张俊彪没有简单批判或歌颂现代性，而是以 “在地性” 为锚点，审视其对人性的塑造与扭曲。
在《幻化》三部曲中，张俊彪将黄土高原的厚重历史与特区的现代文明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构建起 “在地性” 与 “全球化” 对话的叙事空间。小说中，李红河在主持跨国企业并购时，会突然想起父亲在陇东梯田里教他的 “看土施肥” 道理，将农耕文明的 “因地制宜” 智慧运用到商业谈判中；而当他面临道德困境时，母亲哼唱的信天游又会成为他的精神坐标。这种叙事策略，打破了 “本土” 与 “全球” 的二元对立，展现了二者相互渗透、彼此成就的可能。正如小说中所写：“黄土里长出来的根，能扎进水泥地；外面来的风，也能让老树发新芽。” 这种 “双向滋养” 的书写，让张俊彪的 “在地性” 不再是封闭的地域堡垒，而是能够与全球化对话的开放体系。
这种 “在地性” 的当代诠释，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文化同质化趋势日益加剧的当下，许多作家陷入了 “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固守传统” 的二元困境。部分先锋作家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派的叙事技巧，将本土经验削足适履地塞进西方理论框架，导致作品充满晦涩的概念和空洞的形式，丧失了本土文化的温度与质感；而部分地域作家则沉迷于 “文化猎奇”，将方言、民俗、奇人异事作为吸引读者的噱头，作品沦为 “地方性奇观展览”，缺乏对时代命题的回应和对人类共同困境的关怀。前者失去了 “根”，后者失去了 “天”，都难以在全球化语境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而张俊彪的实践有力地证明，文学完全可以既是 “民族的”，又是 “世界的”；既是 “传统的”，又是 “现代的”。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关键在于他以黄土高原的具体经验为基础，深刻地回应了现代性进程中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权力与人性的博弈等问题，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挑战。《曼陀罗》中林晓阳对 “金钱是否能带来幸福” 的追问，《省委第一书记》中陈阳对 “发展与公平如何平衡” 的探索，《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中对 “精神家园何处寻觅” 的沉思，这些命题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界限，触及了人类生存的根本困惑。张俊彪没有用西方理论来解读这些困境，而是以黄土文化的智慧和红色传统的勇气，给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答案 —— 这种 “以本土经验回应普遍命题” 的书写，正是 “在地性” 的核心价值所在。
他的作品以黄土高原为出发点，却不仅仅局限于地域的范畴，而是通过对地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对时代命题的敏锐把握，构建起了一个具有独特精神标识的文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读者可以感受到信天游的高亢、黄土的厚重、革命精神的炽热，也可以体会到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追求 —— 对正义的坚守、对善良的珍视、对理想的执着。这种 “以小见大” 的书写策略，为当代作家重构创作坐标提供了清晰而明确的路径：立足本土经验，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基因和内涵，找到属于自己的 “精神根据地”；积极拥抱时代潮流，敏锐捕捉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问题、新挑战，让作品与时代同频共振；在地域与全球、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精神桥梁，既不脱离本土文化土壤，也不拒绝外来文化的滋养，以开放的姿态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张俊彪的 “文学在地性”，本质上是一种 “有根的全球化”—— 它以本土文化为根，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叶，在全球化的风雨中茁壮成长。这种在地性，不是故步自封的文化保守，而是自信开放的文化立场；不是狭隘的地域主义，而是胸怀天下的本土情怀。在当下这个文化多元激荡的时代，张俊彪的创作实践提醒我们：真正伟大的文学，既要能让本土读者在作品中看到自己的生活与灵魂，也要能让世界读者在其中读懂一个民族的精神密码，感受到人类共通的情感与智慧。
对于当代作家而言，重构创作坐标，就是要像张俊彪那样，既 “扎进” 本土文化的深处，汲取精神养分；又 “跳出” 地域的局限，回应人类共同命题。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自我，在文化同质化趋势中保持独特，创作出既有本土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优秀作品，让文学成为连接本土与全球、传统与现代的精神纽带，为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而张俊彪的文学实践，正是这条道路上最坚实的铺路石与最明亮的指示灯，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结语：文学种子的永恒生命力
张俊彪以其独特的创作视角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构建起一个充满魅力的文学世界，这无疑是一部未完成的现代性寓言。在这个世界里，黄土高原的信天游与特区的电子音交织共鸣，革命历史的夯土与市场经济的玻璃幕墙并立对峙，时刻都在引发人们对一个核心命题的深沉追问：在时代的风云变幻和社会的深刻转型中，一个民族的精神根系如何保持其韧性与活力，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在变革中坚守本真？
这一追问，远远超越了个体创作的狭隘范畴，它如同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探寻文化定位的艰难历程和不懈努力，成为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精神镜像。张俊彪的创作实践，宛如一座丰富的宝藏，为当代文坛提供了多维度、全方位的启示。
在时空坐标的构建上，他以 “黄土 — 特区” 的双重视角，巧妙地搭建起传统与现代对话的桥梁，构建起独特的对话机制。他所创造的 “文化双螺旋” 结构，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融合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文学样本。与贾平凹专注于地域深耕，致力于挖掘商州地区的文化内涵，展现其独特的地域特色；路遥聚焦城乡突围，通过描写普通人在城乡之间的挣扎与奋斗，反映社会变革对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影响；余华采用极端化书写，以荒诞、残酷的情节揭示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现实等创作风格截然不同。张俊彪通过展现黄土文化与特区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多元发展的生动图景。
从创作方法的演进来看，张俊彪经历了从红色叙事的去魅化，打破传统的 “高大全” 创作范式，以微观史学实践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到人性光谱的多棱镜建构，深入挖掘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展现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精神困境；再到晚年的晶体化表达，将一生的感悟和思考浓缩在简洁而深刻的文字中，完成了从历史解构到精神结晶的美学进阶。这一过程犹如一场精彩的蜕变，为文学创新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为后来的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在文学伦理的坚守方面，张俊彪始终如一地坚守 “史料真实与情感真实” 的双重原则。他对史料的严谨考据，对历史的敬畏之心，使他的作品具有坚实的历史根基；而他对人物情感的细腻捕捉和真实表达，又赋予了作品温暖的人性光辉。同时，他以 “第三道路” 的独特理念，成功打破了纯文学与市场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他的作品既注重艺术价值的追求，又兼顾市场的需求，在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为当下流量写作、虚假叙事盛行的文坛提供了稳固的精神锚点，引领着文学创作朝着更加健康、多元的方向发展。
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张俊彪积极主动地从个体创作走向 “活态传承” 的生态建构。他通过建设张俊彪文学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他的创作历程和作品内涵的平台，让文学遗产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他亲自与青少年读者交流，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感悟，激发了青少年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他主导开发的 “黄土 — 特区文学数字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了文化传承的现代化转型，为数字时代的文学传播与地域文化复兴提供了创新的范式和思路。
张俊彪曾在《张俊彪文集》序言中深情地写道：“文学不是墓碑，而是种子，埋进土里，总要发芽。” 他的作品宛如一颗颗饱满的种子，所留下的思想拼图，包括文化双螺旋的融合密码、晚年变法的美学可能、文学在地性的当代诠释等，正等待着当代文坛在持续的阐释和解读中，完成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重构。而那些蕴含在文本中的精神基因，如对历史的敬畏、对人性的关怀、对理想的坚守、对创新的勇气等，将如同深埋在黄土中的种子，在时代的肥沃土壤中不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中国文学的未来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和力量。
当“新国潮” 写作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努力寻找平衡，试图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有机结合，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当地域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积极探索转型，力求突破地域的限制，与世界文学接轨；当晚年作家在身体局限中勇敢地寻求突破，尝试以新的创作方式和风格展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时，张俊彪的创作实践始终如同一面明亮的镜子，清晰地照见中国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坚守与创新的永恒命题。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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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著作《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作品选》（河北美术版）。袁竹创作文学评论、小说、散文、诗歌等400余万字，发表在“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四川农村报”“少年先锋报”等各大媒体。歌词《石榴红》荣获金奖。 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在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栏目连载。“起点中文网”刋载长篇小说《钍帝》《梦海拾星》《逆袭修道》《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逆天修道不逆天》《穿梭梦境的未来探秘人》等；七猫《纵横中文网》连载长篇小说《灵枢》《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霓虹下的旧手机》《外卖小哥奇遇保时捷女》，“喜马拉雅”发表长篇小说《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文学评论《四秩风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时代华章与未来新程》《从航海罗盘到数字星图：中国文化出海的文明重构与范式革命》《新世纪蜀韵：四川作家笔下的文学版图》《阿来：于藏地书写中构筑文学的宏大宇宙》《〈贾平凹文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棱折射》《于时光褶皱处，探寻人性微光 ——贾平凹长篇小说〈消息〉的深度剖析》等四十多篇论文被中国作家网发表，其中“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2024年度十佳”系列评论引关注。《作家网》发表《数字浪潮下，中国文化出海的星辰征途》《百年笔耕铸魂，八十载文学烽火 ——徐光耀的文学史诗》《时代浪潮下的灵魂镜像与文学回响——叶辛“知识分子心灵三部曲”》《大地与灵魂的叙事诗 ——论刘亮程及其作品的境界》《于文学星河中闪耀的星辰——探秘张俊彪》等数十篇文学评论。“华文月刊”网络平台2025年10月连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雄浑史诗——评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十评张俊彪〉选载之五：探秘张俊彪：于文学星河中闪耀的星辰》《〈十评张俊彪〉选载之六：跨越鸿沟的书写：当陇东遇见桑给巴尔》《〈十评张俊彪〉选载之七：论古尔纳与张俊彪的文学对话及人类精神共振》，“华文月刊”杂志2025年第11期刊发长篇文艺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雄浑史诗——评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