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我们的人
倪章荣
鲁迅的部分小说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高峰，尤其是《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故乡》等几篇，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几个人物形象极具典型意义与民族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最为经典的篇目。尽管他的小说存在着理念大于形象、内容不够丰满的问题，但因其人物形象的代表性以及精准的语言表达，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能够企及的存在。不过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民国学者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一书中，高度赞扬了他小说中《孔乙己》、《风波》、《阿Q正传》、《离婚》、《故乡》、《社戏》、《祝福》、《伤逝》等八篇作品，他认为：“在这八篇作品里，我们找不国任何缺陷与不调和、不满足来，而且每一篇都触到人生的一面的深处，文字又那末从容、简洁、一无瑕疵。”（《鲁迅批判》）同时，李长之又严厉批评了《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端午节》、《在酒楼上》、《肥皂》、《弟兄》、《示众》、《孤独者》等几篇小说，故事简单、内容空洞、语言不美，既不像小说又不像散文。笔者颇有同感。
被很多学者和评论家津津乐道、赞不绝口的《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说到《狂人日记》，本人不得不说几句题外之话。我认为《狂人日记》是被我们所有鲁研、鲁崇者严重夸大的作品，它不过是一篇有一些情节的杂文，最要紧的是，《狂人日记》是地地道道的模仿之作，看过果戈里同名小说的人都应该清楚——从内容到形式几乎没有太大区别，一个救救儿子，一个救救孩子。有人说，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中狂人波布里希钦，喊出了被侮辱、被损害、被摧残的小人物充满心田的不满和愤怒，攻击的矛头指向上层的侍从官、将军。他的反抗重点在昏暗的官场。但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喊出的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彻底否定的心声，攻击的矛头指向整个旧制度，揭示的是中国封建制度和礼教吃人的本质。结论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比果戈里的《狂人日记》更深刻。这个观点有点牵强附会，不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其着重点在于揭露和批判中国文化的弊端以及人性的阴暗（鲁迅整个创作生涯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于此），与制度关系不大，如果说鲁迅的作品指向了整个旧制度，那么，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揭露官场黑暗和荒诞之时，怎么又没有指向制度呢？
鲁迅是反传统的勇士，他公开教导青年人“我以为要少一-或者竟不一-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鲁迅反对中医，他在小说《药》中对吃人血馒头的国人、对中医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在《<呐喊>自述》中，鲁迅这样说：“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是彻底的：“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奶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随感录三十九》）鲁迅对中国人是失望的：“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记谈话》）鲁迅在《华盖集》中这样评价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对于凶兽则显羊相。在《这个和那个》中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对中国的前途是不抱希望的：“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
鲁迅的这些言论自然引来了文化界有名无名的众人的攻击和谩骂，也引起了国民党高层一些人的不满，大约这就是“鲁迅骨头硬”的来源吧，至少是重要来源。
鲁迅有很多的见解是深刻的准确的，引起了那个时代读者的共鸣：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敲触 (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胶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娜拉走后怎样》）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日记》）
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忽然想到·七》）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也不会引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 （《真假堂吉诃德》）
鲁迅对国民的劣根性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便觉得中国的希望在于改造国民性，使人人都成为有道德有文明有担当的国民，方可有好的文化和制度。他对“国民性”的剖析以及批判，受到了严复、梁启超和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影响，他曾经多次向读者推荐明恩溥揭露中国人劣根性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
我觉得，鲁迅最大的贡献是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形象，其“精神胜利法”很好地概括了中国人的特质和秉性。
鲁迅的神圣权威生长于延水河，蓬勃于新中国。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作了点石成金的刻画：“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还对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给予了高度评价，号召全体文艺家向鲁迅学习，做人民“的孺子牛”。因为伟大领袖对鲁迅的推崇，鲁迅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圣人”，鲁迅的语录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我们近一个世纪以来，对鲁迅的无限褒扬，几乎全部来自他的杂文，他的杂文是射向敌人的“投枪和匕首”，至于敌人是谁，因时而论，因需要而论。由于他的小说并不完全符合主流意识与宏大叙事，小说中的那些人物都是普通人即所谓的“人民群众”，可这些“人民群众”却都是卑下的、粗俗的、无知的、昏庸的，即便是受害者，也不值得太多同情，即鲁迅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者。因此，小说受重视的程度相对清淡一些。而鲁迅的杂文尤其杂文中的一些经典句子，因其指向不明或者说可以指向不明，便被我们随意解读，把鲁迅留下的“好钢”都留在“刀刃上”了。随便摘录几条鲁迅的“金句”: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学界三魂》）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
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嗫口，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战士和苍蝇》）
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挺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纪念刘和珍君》）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记念刘和珍君》
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就像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
上面这些语录和金句，无论批判和指导的对象是谁，无论何时使用，它都刚好合适。
当然，鲁迅的确有很多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尽管他的认识和见解常常是在与别人的口水仗中道出的。我曾经说过，鲁迅的文章，有点像用猪食盆装着的一盆饭食，看起来不雅，扒拉几下便发现饭盆里还藏着几块熊掌。
梁实秋先生认为：鲁迅杂文单篇看不错，整体看存在重大缺陷。他没有给人们指出一个方向、一条出路。（梁实秋《我看鲁迅》）这一观点并非恶意贬低鲁迅，而是基于鲁迅全部杂文作品所作的中肯评价。
鲁迅对中国文化、社会、人性的揭露和批判，是相当准确和深刻的，然而，正如梁实秋所涚，他没有给人们指出一个方向、一条出路，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我们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什么？鲁迅的一些观点虽然准确、深刻，但都是夹杂在谩骂中的，基本上都像语录和格言，缺少有力的论据和细致的分析。他几乎没有专门就文化、人性、社会问题进行过细致的探讨和分析，只是在他的口水仗文章里时不时冒出几个金句来。因而，他只是一个杰出作家或者说伟大文学家。“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是没有深遂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恒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方面，所以没有建设。他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这是他不写长篇小说的第二个原故（李长之认为的第一个原故是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笔者注），因为长篇小说得有结构，同时也是他在思想上没有建立的原故，因为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论文，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李长之《鲁迅批判》）有人说：“鲁迅并不是没有文学天才的人，鲁迅一生的创作能力也不应该只有前期产生的那么几篇作品。可是后期的鲁迅，是给政治毒害了，断丧了……”（梅子《鲁迅再评价》）
王化元先生在《鲁迅思想的曲折历程》一文中说：鲁迅从《二心集》开始，他虔诚地接受了党的理论家的瞿秋白的影响，这一时期，他的不少文字，带有特定意义的遵命文学的色彩。例如，他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对文艺自由的论争，对阶级性的分析等等，都留有这样的痕迹。
安立志先生在《鲁迅、徐志摩眼中的苏俄》中，对鲁迅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概括，共有四点：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二、目的证明手段正确，三、革命不须思想自由，四、只要专政不要民主。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以为自民国以来，中国学者和评论家对鲁迅的研究与评价，以李长之先生出版于1936年初的《鲁迅批判》最为客观和公允。李著既肯定了鲁迅作品的价值，认为他的部分小说以及《野草》、《朝花夕拾》等散文是十分杰出的作品，又对他的部分小说以及杂文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认为其多为情绪产品，价值不大；既肯定鲁迅有文学天才，是诗人和战士，又觉得鲁迅不是思想家，他的认识比较偏激，没有系统的思想。据李长之说，《鲁迅批判》一书出版前曾给鲁迅看过，鲁迅是认同其评价的——鲁迅是否真的认同李之观点，笔者不敢肯定。
鲁迅写出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他的白话文小说获得巨大成功（之前，鲁迅曾经写过两篇小说，皆为文言文）；胡适从思想着手，在新文化运动场全面进击；鲁迅从文学入手，创作了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人物形象和金句名言。鲁迅竭尽全力揭露传统文化的症状与固疾，批判人性的丑恶与虚伪，不满中医的欺骗与反科学，遭受了来自上层和下层社会的谩骂围剿，以不屈不饶的精神让新文化运动深入人心。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鲁迅十分反感中医，因为中医耽误了他父亲的治疗。他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父亲的病》）
鲁迅主张“拿来主义”将西方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告诫青年人多读外国书，不读或少读中国书。1936年5月30日，鲁迅在去世前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接受一名叫芬君的记者采访时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芬君《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
鲁迅早年对苏联新政权也是有保留的肯定，到了1927年，他对苏联的态度突然转变，以后便一直是苏联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坚定的捍卫者。1927年5月，鲁迅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写道：“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1932年4月，鲁迅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指出，苏俄是“工农大众的模范”，因为这个模范国家，“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鲁迅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中指出，“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
鲁迅对国民的劣根性深恶痛绝，认为在国民素质没有东西提高之前，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政府都不顶用，“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政府的...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呐喊>自述》、《学界三魂》、《忽然想到·七》、《阿Q正传》等文中，对国人人格缺失痛心疾首，并坚信，在人格健全之前，所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努力都是白搭。
鲁迅一直是暴力革命的拥护者和倡导者。
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校本部礼堂，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他认为：在改造旧社会的过程中，革命的暴力往往比纸上谈兵的文学更为重要，他强调“武器的批判”作用、“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鲁迅晚年在《论秦理斋夫人事》中结论道：“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1933年12月，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写道：“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1932年5月，记者就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和知识阶级生存问题向鲁迅提问，鲁迅这样回答：“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
鲁迅原则性强，坚持“痛打落水狗”、“一个都不宽恕”，鲁迅是战士，周围都是敌人。他几乎骂遍了当时文化界所有名人，而且语言特别刻薄，胡适从来没有说过他一句坏话，他却骂了胡适十几年，在他的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开头，也要揶揄胡适几句。。
1936年9月5日，距离病逝14天前，鲁迅写下《死》一文。他告诫自己的亲属：“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鲁迅主张“报复”，反对“宽容”，赞成暴力抵抗与暴力革命,可以说是至死不渝。
苏雪林在《鲁迅传论》中分析鲁迅的“性情与思想”，说鲁迅这人多疑，而且“出乎常情地多疑”， 在谈及鲁迅的“思想”时，苏雪林认为“阴暗空虚”，是一个“虚无哲学者”。在苏雪林眼中，鲁迅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人家无意得罪他老人家，他可以恨你一辈子。恭维呢，也不行，‘是人家公设的巧计’，‘用精神的枷锁来束缚你的言行的’。”苏雪林在“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
鲁迅对文化和人性的批判很猛烈，可惜，在批判之后，鲁迅却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他提出过改造国民性，除了提防骗子，拒绝中医，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之外，如何改造，如何提高国民素质，鲁迅的似乎没有给出什么像样的办法，就连教育些什么，鲁迅也没有实质性的有用的“药方”，他甚至认为革命年代思想并不重要；1927年11月，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指出：“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的说：或者倒还有害。……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
梁实秋先生在《关于鲁迅》中写道:"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纯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
鲁迅眼光长远，预见了中国的未来，也预见了他自己的未来。
鲁迅一直是我们主义的信徒，至少是同盟军。曾经与我党负责人瞿秋白交往甚密，又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左联”，与我党派去的联络员胡风、冯雪峰关系紧密。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不久，鲁迅起草，鲁迅和茅盾共同署名，委托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的电报，表达了鲁迅心声： 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根据1972年12月25日鲁迅博物馆座谈会的记录，冯雪峰这样回忆：鲁迅曾经给毛主席送过火腿等礼物：“时间在三六年十月初鲁迅逝世前不久，当时鲁迅有一点钱在我身上，我就替鲁迅买了一只相当大的金华火腿送毛主席，他说很好。记得也是差不多这时候，《海上述林》上卷刚装好，鲁迅拿了两本给我，说皮脊的是送M（毛主席）的。另外一本蓝绒面的送周总理。火腿、书等都是由“交通”送到西安交陕北的。1937年2月我去延安，过西安时，当时在西安办事处的刘鼎对我说，东西都送到中央去了。但我到延安，张闻天很生气地对我说：‘书是送到的，火腿给他们（指刘鼎等人）吃了。’因为我送的东西都在密写的报告中写明的，报告是直接给中央的，所以张闻天清楚，关于火腿的事，我见到毛主席提起过，他高兴地笑着说：‘我晓得了’。”
我曾经写过一个小文章《鲁迅的“骨头”》，其观点有四：一、鲁迅一生著述颇丰，其作品达600多万字，除了部分日记，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公开发表和出版过。既然写文章发文章没有麻烦，应该不需要多硬的“骨头”。二、鲁迅一生结怨很多，遭受过很多人的谩骂、围攻甚至诬陷。然而，这些人骂也好，攻也好，诬陷也好，动的都不过是些笔杆子，没有任何确切资料表明，有哪一家警察局和其他政府部门调查鲁迅是否拿过卢布、拿过日元。至于笔杆子之间的战斗，恐怕再多的笔杆子也没有鲁迅的笔杆子锋利、有力、一针见血、效果明显。鲁迅是笔战中的胜利者，对手连他的皮毛也不曾伤及，更不用说骨头了。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也没有事实证明鲁迅的“骨头”是硬还是不硬。三、鲁迅的确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混乱、无序、政治迫害时常发生。庆幸的是鲁迅没有遭遇陈独秀的三进监狱的折磨，也没有受到警察和特务的严刑拷打，甚至连被叫到哪里“喝茶”的经历也没有过。精神迫害是有的，恫吓威逼也可能发生过，但没有形成与鲁迅“骨头”的必然联系。四、鲁迅所处的时代生活水平低下，很多人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的事情随处可见，一些外国政府或出于善意或另有目的，给予中国民众一些食品、物品的援助，于是便时常发生一些“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认为表明了中国人的骨气，也可以看作“骨头硬”的表现。可是，鲁迅没有这样的“机会”，早期鲁迅刚步入文坛时稿费收入还不那么丰厚，可他在教育部任职，一个月有300元现大洋的薪水，维持生活足够了，后来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被免，然每月300元的现大洋还是拿了多年，不存在生活困难的问题。后来，鲁迅的稿费收入越来越多，已经步入富裕阶层，根本不需要哪个国家的面包救济，也就不可能有绝食之类“有骨气”的行为发生。
一些人所谓鲁迅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时刻面临危险其实是夸大之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鲁迅面临过生命危险。鲁迅不被国民党待见倒是事实，像大陆当年禁止胡适著作出版一样，台湾也长时间禁止鲁迅作品出版。其原因应该是意识形态的不同，鲁迅一直亲苏亲我党。鲁迅的杂文只批判文化和人性，很少对制度和时政进行过批评，从未对当时的大人物进行过“非议”，风险其实没有胡适大。我怀疑所谓当局迫害甚至暗杀之类传说可能并非事实。
鲁迅面对的主要“敌人”都是文人，文人手上无枪无炮的，没那么可怕。
鲁迅的见解精彩不精彩？精彩，深刻不深刻，也深刻。可是，我总感觉鲁迅的精彩与深刻带有某种神秘和模糊的元素，这可能是他的见解容易被人利用或者有无数种解读乃至可以无限放大的基础。其实，鲁迅揭露的中国社会的病态现象和中国人的那些劣根性，在《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中国人的性格》等著作，以及黄宗羲、顾炎武、郭嵩焘、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中亦有披露，比如顾炎武就曾批判：“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美国传士明恩溥在其对鲁迅产生深刻影响的《中国人的性格》中，就对某些国人的虚伪、狡诈有过入木三分的揭露。只是鲁迅将其文学化、形象化了，鲁迅概括出来的“精神胜利法”，不就是几千年一以贯之的自欺欺人吗？
网上流传着这样的段子：上世纪50年代有你问大领导，如果鲁迅还活着会怎么样？大人物回答说，要么坐牢，要么闭嘴。我觉得鲁迅既不会坐牢也不会闭嘴。鲁迅还会继续批判封建迷信，批判落后思想，批判改良主义，批判自由化。而这些是我们能够接受的甚至是需要的。
倪章荣，笔名楚梦。男，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中国作家》、《芙蓉》、《芒种》、《作品》、《鹿鸣》、《绿洲》、《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厦门文学》、《南方文学》、《佛山文艺》、《三峡文学》、《西北军事文学》、《同舟共进》、《书屋》、《看世界》、《粤海风》等国内刊物及《领导者》、《阳光》、《二十一世纪评论》、《世界华文文学》、《新中原报》等香港、美国、加拿大、东南亚中英文期刊发表文学和文史作品200余万字。著有《邪雨》、《红色引擎》、《许佳的夜晚》、《去和爸爸过年》、《旧鬼》、《在军营里成长》、《1976年的秋天》、《陪葬》、《温床》、《无毒蛇》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五权”与“三权”》、《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一个伫立在法理之上的国家》、《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