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精神的双螺旋中重构先驱肖像
——评史飞翔《刘半农年谱新编》
袁竹
一、史料的考古：在文献褶皱里打捞精神密码
年谱的价值，首在史料。史飞翔深諳此道，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展现出考古学家般的审慎与执着。面对浩如烟海的民国期刊，他如同破译密码的专家，在《北京大学日刊》的油墨残迹里捕捉刘半农参与国语运动的思想轨迹，从《国语月刊》的栏目设置中还原语音实验学的萌芽现场。那些泛黄的手稿上，修改的墨迹不仅是文字的迭代，更是思想演进的年轮。比如刘半农在《四声实验录》初稿中反复圈点的江阴方言标注，暴露出他从文学青年向科学先驱转型的认知阵痛。彼时，白话文运动虽已风起云涌，但在语音学领域，传统音韵学根深蒂固，刘半农引入西方实验方法，无疑是一场艰难的突围。手稿中，他对江阴方言声调的标注一改再改，反映出他在探索汉语声调科学规律时的迷茫与坚定。他试图打破传统音韵学的模糊表述，用精确的实验数据为汉语声调正名，这一过程充满了荆棘与挑战。
实地考察则为史料注入了生命的温度。2023 年春，江阴刘氏故居的青砖黛瓦间，史飞翔触摸到少年刘半农的成长肌理：故居书桌抽屉内侧的 "辨声记" 残页，将文献中冰冷的学术名词转化为具象的童年志趣。那泛黄的纸张上，歪歪扭扭的字迹记录着刘半农年少时对家乡方言独特声调的好奇与探索，这一发现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他日后投身语音研究的大门。博物馆里陈列的乡贤书信，揭示出江南文化传统对其 "文以载道" 观念的潜在塑造。这些书信中，既有对家族文化传承的殷切期望，也有对社会民生的关注与思考，让我们看到刘半农成长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家国情怀的环境中，为他日后以笔为剑、以学术救国的人生选择埋下了伏笔。
当史飞翔在北大红楼旧址重走刘半农当年的通勤路线时，突然顿悟：这条从实验室到编辑部的短短路程，正是一代学人 "白天搞科学实验，夜晚写战斗檄文" 的精神抛物线，而红楼的窗棂上，仿佛还映照着 1917 年那个冬夜，刘半农与陈独秀、胡适激烈讨论白话文时的身影。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北大红楼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思想交锋的战场。刘半农白天在实验室里专注于语音实验，用精密的仪器测量、分析汉语的声韵调，试图为国语统一奠定科学基础；夜晚则在编辑部里奋笔疾书，以犀利的文字批判旧文化、旧礼教，为白话文运动摇旗呐喊。他的身影在实验室与编辑部之间穿梭，象征着他在学术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双重担当。
考据的功力更体现在对历史疑云的廓清上。针对徐瑞岳旧谱中关于刘半农翻译王尔德《狱中记》首发刊物的争议，史飞翔展现出侦探般的缜密：他比对了《新青年》与《小说月报》的原始目录，查阅了北大学术档案，甚至从周作人日记的边角注中找到关键证据。在那个没有电子数据库的时代，史飞翔如同大海捞针般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寻线索。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反复比对不同版本的刊物、档案，从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最终，他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刘半农翻译《狱中记》的首发刊物，为这一学术争议画上了句号。
这种 "为一字而穷经" 的治学态度，在考证 1931 年 "中法学术考察团事件" 时达到顶峰。通过梳理外交部档案、考察团成员通信集，他不仅还原了事件全貌，更揭示出刘半农在学术独立与民族大义之间的艰难抉择，让历史人物从平面的符号变成立体的存在。中法学术考察团事件是民国时期中外合作考察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中涉及到学术、政治、民族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在考察途中，中法团员之间在汽车挂旗、待遇及拍照等方面产生诸多纠纷，至中国团员被殴之后，双方矛盾激化。史飞翔通过深入研究外交部档案，了解到国民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态度与决策过程；通过分析考察团成员通信集，还原了团员之间矛盾产生的具体场景和原因。他发现，刘半农在这一事件中，始终坚持学术独立和民族尊严，坚决反对法方的不合理要求和侵犯行为。但同时，他也面临着来自国内舆论、政府压力以及考察团内部复杂关系的多重困境。他的每一个决策都充满了艰难与挣扎，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刘半农作为一个学者和爱国志士的担当与情怀。
二、方法的革命：在双轨叙事中构建精神谱系
史飞翔的创新，在于打破了传统年谱 "以事系年" 的线性框架，开创了 "文献考据 + 田野调查" 的双轨叙事模式。这种方法论的突破，本质上是历史文献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联姻，让学术研究既保持了文献的严谨性，又获得了现场的鲜活性。在江阴考察时，他不仅关注官方史料，更注重 "非文本记忆"：老人口中关于刘半农少年时辨识乡音的传说，看似琐碎，却与《江阴方言声调实验录》形成互文，揭示出其学术兴趣的民间渊源；宗祠碑刻上的刘氏家训，默默注解着 "耕读传家" 传统对其人格的塑造。空间叙事成为解读精神世界的新维度。当史飞翔站在巴黎大学语音实验室旧址，遥想 1920 年代刘半农在此学习现代声学技术的情景，突然发现：这位曾在《新青年》上倡导 "文学改良" 的斗士，为何会醉心于看似冰冷的语音实验？答案藏在时代的裂缝里 —— 当列强以语言文化为侵略工具时，"国语统一" 不再是单纯的学术命题，而是重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战略。这种将个体选择置于时代坐标系中的解读，让刘半农的每一次学术转向都成为思想史的注脚：从提倡 "俗文学" 到研究民歌民谣，从创作《卖萝卜的诗人》到翻译《茶花女》，看似分散的文化实践，实则是围绕 "人的文学" 与 "科学精神" 展开的系统工程。更值得称道的是，史飞翔善于在细节中发现历史的深层逻辑。比如，他注意到刘半农在不同时期的书信中，对 "实验" 一词的使用频率与内涵变化：1918 年给钱玄同的信中，"实验" 还带着文学改良的试探性；而 1925 年致赵元任的信函里，这个词已充满科学实证的自信。这种语言符号的演变轨迹，暗合着中国现代学术从传统考据向科学研究的范式转型。通过将刘半农的学术生涯分解为 "文学启蒙 — 科学转向 — 文化整合" 三个阶段，史飞翔构建起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裂变中自我重构的精神模型。
在这个精神模型中，文学启蒙是刘半农踏上新文化运动征程的起点。1917 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刘半农迅速响应，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从形式到内容对文学革命提出深刻见解。他主张文学应表现自我的真情实感，打破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以今语作曲，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等。这些观点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他还与钱玄同上演了著名的 "双簧戏"，钱玄同化名 "王敬轩"，模仿旧文人的口吻，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百般挑剔和攻击，刘半农则以犀利的言辞予以回击。这场 "双簧戏" 巧妙地将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与旧文化的弊端进行了鲜明对比，吸引了更多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关注，推动了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刘半农逐渐意识到，仅仅在文学领域进行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更根本的语言层面入手。于是，他踏上了科学转向的道路。1920 年，他远渡重洋，前往英国伦敦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后又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在欧洲的求学经历，让他接触到了先进的语音学理论和实验方法，也让他深刻认识到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时，中国的语音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传统的音韵学方法难以满足现代语言学的需求。刘半农决心引入西方的实验方法，为汉语语音研究开辟新的道路。他在法国期间，克服了重重困难，不仅要学习复杂的语音学知识，还要旁听理工科院系的课程，以便自己设计和制造实验设备。他首次发现了汉语声调的本质是语音基频的变化，并发明了测量仪器 "音高推断尺"。他的《四声实验录》用实验方法测定了 12 处的声调，解决了中国声韵学上 1500 年来一直琢磨不清的四声问题，成为中国语音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学成回国后，刘半农进入了文化整合阶段。他将自己在文学和语音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融合，致力于推动国语统一和文化传承。他在北京大学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为语音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他还积极参与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倡导新诗创作向歌谣学习，首倡歌谣征集与研究，使民间文学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并为之在学术界争取了合法地位。他校点出版了唐韩偓的《香奁集》、清董若雨的《西游补》、张南庄的《何典》等古典文学作品，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这个阶段，刘半农的学术研究不再局限于某个单一的领域，而是呈现出一种多元融合的态势。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构建一个更加完整的文化体系，以应对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困境。
史飞翔通过对刘半农学术生涯的细致梳理，不仅展现了刘半农个人的精神成长历程，也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的思考与探索。刘半农从一个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位跨学科的学术大师，他的每一次转变都与时代的需求紧密相连。他在文学启蒙阶段，以笔为武器，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唤醒民众的思想觉悟；在科学转向阶段，他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为中国语音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文化整合阶段，他立足本土，融合中西，致力于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他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矛盾与统一，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又有对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既有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又有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史飞翔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刘半农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代表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机和文化转型时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三、视角的超越：在个体与时代的共振中解码精神基因
这部年谱的真正价值，在于超越了个体生平的记录，成为解读五四精神的密码本。史飞翔以思想史的视角，将刘半农的生命轨迹置于多重历史语境中：在 "语言革命" 的维度，他揭示出 "白话文运动" 背后的深层动因 —— 当文言文沦为士大夫的文化特权，刘半农等人倡导的白话文不仅是表达工具的革新，更是打破文化垄断、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在 "科学救国" 的维度，他通过刘半农与蔡元培、陈独秀的交往细节，展现出北大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精神如何孕育出跨学科的学术创新；在 "中西文化碰撞" 的维度，他剖析刘半农既翻译惠特曼诗歌又整理《敦煌掇琐》的文化立场，揭示出五四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理性平衡。
人物交往史成为透视时代精神的棱镜。书中对刘半农与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关系梳理，堪称经典：1918 年，刘半农与钱玄同合演 "双簧信"，鲁迅在旁击节叫好，展现出新文化阵营的协同作战；1920 年代，刘半农专注于语音研究，鲁迅则在文学领域深耕，看似分道扬镳，实则是新文化运动的不同方面军；而 1930 年代，面对民族危机，两人又在 "大众语" 运动中殊途同归。这种既合作又竞争、既分岔又汇合的关系，正是五四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缩影。史飞翔特别注意到，刘半农与赵元任在语音实验中的合作细节 —— 一个擅长理论建构，一个精于技术操作，这种学科交叉的典范，恰是中国现代学术起步阶段的珍贵遗产。
在史飞翔笔下，刘半农的精神世界充满了张力：他既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曾在《新青年》上痛斥旧礼教；又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晚年致力于《切韵》研究；他推崇西方科学方法，却在民间文学整理中发现本土文化的现代价值。这种看似矛盾的特质，恰恰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 —— 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的裂缝中寻找平衡点，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建构新的文化认同。史飞翔没有回避刘半农的时代局限，而是客观分析其 "保守" 面背后的文化自觉，比如对 "大众语" 运动的反思，实则是对语言大众化与文化精英化的辩证思考，这种复杂性让历史人物更具真实感。
刘半农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其独特的思想和行动，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思想和行为，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也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思想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从刘半农对白话文运动的推动来看，他深刻认识到文言文在传播知识和思想方面的局限性，积极倡导白话文，使文学能够更广泛地普及到大众中。他的这一主张，打破了文言文对文化的垄断，为新文化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在当时，文言文是士大夫阶层的专属，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和理解高深的文言文作品。刘半农认为，只有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表达思想和情感，才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来，从而实现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如《我之文学改良观》等，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白话文运动的见解，从理论上为白话文的推广提供了支持。他还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用白话文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和散文，如《教我如何不想她》等，这些作品以其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和真挚深沉的情感表达，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也为白话文的普及起到了示范作用。
刘半农对科学方法的引入和运用，为中国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在语音学研究中，借鉴西方先进的实验方法，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通过科学实验来研究汉语的声韵调等语音现象。这种科学方法的运用，使中国的语音学研究摆脱了传统音韵学的主观臆断和模糊表述，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他的《四声实验录》用实验方法测定了 12 处的声调，解决了中国声韵学上 1500 年来一直琢磨不清的四声问题，为汉语语音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将中国的语音学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提高了中国学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刘半农始终保持着理性和开放的态度。他既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又注重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他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如惠特曼的诗歌等，将西方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引入中国，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他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如校点出版古典文学作品《香奁集》《西游补》《何典》等，参与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倡导新诗创作向歌谣学习等。他的这些努力，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刘半农与同时代学人的交往和思想碰撞，也为我们展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思想生态。他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赵元任等众多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争论，不仅丰富了他个人的思想内涵，也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与钱玄同的 "双簧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吸引了更多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关注；他与鲁迅在文学创作和思想观念上的相互影响，体现了五四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和共同追求；他与赵元任在语音实验中的合作，展示了学科交叉的优势和创新精神。这些交往和互动，不仅促进了学术的进步，也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学术的温度：在史家情怀中照见精神传承
一部真正优秀的学术著作，必然深深浸润着作者的精神体温，史飞翔对刘半农的研究正是如此。他的研究始于学术责任，却终于一场深刻的精神共鸣。在江阴考察时，史飞翔站在刘半农少年时用过的砚台前，思绪万千。这方小小的砚台，承载着刘半农年少时的梦想与追求，也勾起了史飞翔自己多年前在图书馆初见《半农杂文》时的震撼。那一刻，他仿佛穿越时空，与刘半农进行了一次心灵的对话，那种对 "真学问、真性情" 的向往，从此成为贯穿他研究的情感主线。
在整理刘半农书信的过程中，史飞翔常常被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赤子之心所打动。写给妻子的家书里，刘半农倾诉着自己对学术的痴迷，同时也表达了对家庭的愧疚。他常年奔波于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无法给予家人更多的陪伴，但他对家人的爱却丝毫未减。在致友人的信函中，既有对学术问题的严谨探讨，又有对生活琐事的温情分享。这些书信，让史飞翔看到了一个立体的刘半农，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更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情感的普通人。这种 "沉浸式" 的研究，让史飞翔的文字跳出了冰冷的学术语言的束缚，充满了浓浓的人文关怀。他不再是简单地记录历史，而是在与历史人物对话，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传递他们的精神力量。
史飞翔的学术素养在《刘半农年谱新编》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位深耕中国现当代文学多年的学者，他对五四时期的文化语境有着精准的把握，对相关人物的研究成果更是如数家珍。在分析刘半农的翻译思想时，他不仅详细梳理了其译著的版本流变，还将其巧妙地置于中国翻译史上的 "直译" 与 "意译" 之争中进行探讨。他指出，刘半农的翻译实践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汉语的丰富性。刘半农在翻译过程中，不拘泥于传统的翻译方法，而是大胆创新，尝试将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引入中国，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译著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探讨刘半农的诗歌创作时，史飞翔结合当时的诗学论争，深入揭示出《扬鞭集》对中国新诗形式建设的重要贡献。《扬鞭集》是刘半农的重要诗集之一，其中的诗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史飞翔通过对《扬鞭集》的研究，发现刘半农在诗歌创作中积极探索新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他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束缚，采用自由诗的形式，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他还注重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将方言、民谣等元素融入诗歌创作中，使诗歌更具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这些创新的尝试，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对中国新诗形式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种既有微观考证又有宏观视野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新一代学者的学术格局。史飞翔在研究过程中，既注重对细节的挖掘和考证，又能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历史的发展脉络。他不仅关注刘半农个人的思想和成就，还将其置于整个五四时期的文化背景中进行分析，探讨他与同时代学人的互动和影响。他通过对刘半农的研究，揭示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变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更难能可贵的是，史飞翔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的敬畏与反思。他在书中多次提及研究过程中的困惑与修正，这种坦诚的态度使这部年谱不仅是研究成果的呈现，更是学术方法的示范。比如，最初他对刘半农 "保守" 面的误解，通过不断发现新的史料而得以澄清。在研究初期，史飞翔可能受到一些传统观点的影响，对刘半农的某些思想和行为产生了误解。但他并没有固执己见，而是积极主动地寻找更多的史料，不断深入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渐发现了刘半农思想中的复杂性，认识到刘半农的 "保守" 并非是对旧传统的盲目坚守，而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反思的基础上，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他对旧谱中某些史实的盲从，也通过实地考察而得以纠正。在研究过程中，史飞翔发现旧谱中存在一些不准确的记载，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他亲自前往刘半农的故里和工作地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他与当地的居民交流，了解他们对刘半农的记忆和传说；他参观刘半农的故居和相关遗址，感受他曾经生活和工作的环境。通过实地考察，他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为他纠正旧谱中的错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当史飞翔在北大红楼前感悟 "思想自由" 的真义时，实际上完成了一次跨时空的精神对接。他以刘半农为代表的五四学人所坚守的学术独立与文化担当，在自己的研究中得到了传承与发扬。他从刘半农的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将这种精神融入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向五四学人致敬，也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树立了榜样。
结语：在当代语境中重燃精神火炬
合上《刘半农年谱新编》，眼前浮现的不仅是刘半农的个人肖像，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群像。史飞翔以扎实的考据功夫、创新的研究方法和深沉的人文情怀，完成了对历史人物的精神招魂。这部著作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年谱编纂的范畴：它让我们看到，历史研究不仅是对过去的梳理，更是对当下的观照 —— 在学术功利化、文化快餐化的今天，刘半农 “板凳要坐十年冷” 的治学态度，“以学术报国” 的家国情怀，“兼容并包” 的文化胸襟，恰似一汪清泉，洗涤着浮躁的世风。
从更深远的角度看，史飞翔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历史人物的范式：不是将其奉为神明，而是作为平等的对话者，在历史细节中发现人性的光芒；不是孤立地看待个体，而是置于时代的坐标系中，揭示其精神的来龙去脉；不是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理解其思想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必然性。这种研究范式，让历史人物真正活起来，成为我们理解过去、思考现在、展望未来的精神参照。
五四精神的火炬，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当我们沿着史飞翔搭建的学术桥梁，走进刘半农的世界，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学者的生命轨迹，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链条 —— 从五四到当代，从刘半农到史飞翔，变的是时代语境，不变的是对真理的追求、对文化的担当、对精神的坚守。《刘半农年谱新编》的出版，标志着刘半农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更启示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 “精神年谱”，而这，正是学术研究的终极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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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著作《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作品选》（河北美术版）。袁竹创作文学评论、小说、散文、诗歌等400余万字，发表在“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四川农村报”“少年先锋报”等各大媒体。歌词《石榴红》荣获金奖。 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在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栏目连载。“起点中文网”刋载长篇小说《钍帝》《梦海拾星》《逆袭修道》《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逆天修道不逆天》《穿梭梦境的未来探秘人》等；七猫《纵横中文网》连载长篇小说《灵枢》《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霓虹下的旧手机》《外卖小哥奇遇保时捷女》，“喜马拉雅”发表长篇小说《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文学评论《四秩风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时代华章与未来新程》《从航海罗盘到数字星图：中国文化出海的文明重构与范式革命》《新世纪蜀韵：四川作家笔下的文学版图》《阿来：于藏地书写中构筑文学的宏大宇宙》《〈贾平凹文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棱折射》《于时光褶皱处，探寻人性微光 ——贾平凹长篇小说〈消息〉的深度剖析》等三十多篇论文被中国作家网发表，其中“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2024年度十佳”系列评论引关注。《作家网》发表《数字浪潮下，中国文化出海的星辰征途》《百年笔耕铸魂，八十载文学烽火 ——徐光耀的文学史诗》《时代浪潮下的灵魂镜像与文学回响——叶辛“知识分子心灵三部曲”》《大地与灵魂的叙事诗 ——论刘亮程及其作品的境界》《于文学星河中闪耀的星辰——探秘张俊彪》等文学评论。“华文月刊”网络平台2025年10月连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雄浑史诗——评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十评张俊彪〉选载之五：探秘张俊彪：于文学星河中闪耀的星辰》《〈十评张俊彪〉选载之六：跨越鸿沟的书写：当陇东遇见桑给巴尔》《〈十评张俊彪〉选载之七：论古尔纳与张俊彪的文学对话及人类精神共振》，“华文月刊”杂志2025年第11期刊发长篇文艺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雄浑史诗——评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